新中国制定土改法背后的阶级和斗争(图)(4)

　　因为形势如此严峻，所以我们必须稳步前进，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认真、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少数民族，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有从“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出发点考虑的因素。

　　4、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土改法(草案)》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委员会委员149人，及不兼全国委员会委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25人，列席会议的有特邀人士、地方政协委员会推选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接着，他就新区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土地改革法》(草案)中有关政策提出依据和酝酿起草经过，以及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应该注意的若干事项，作了说明。

　　在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相关方针政策后，刘少奇指出：“明确地说明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而现在各种反对与怀疑土地改革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因为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尤其是要打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所以他特别强调，在城市各界人民中，“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朋戚友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5、民主人士要过好土改关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中走出来的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等。有的甚至说，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把持”，等等。不少人以“江南无封建”等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出席会议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言论也表现附和和共鸣。

　　“江南无封建”的说法，是民主人士、著名学者董时进提出的。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他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所以，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土改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针对上述对土改的各种怀疑、幻想和抵制的言论，中共在会议过程中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复的说服和教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小组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力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统一认识。结果，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中央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分别表态，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

　　比如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恳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毛泽东也很清楚，民主人士还有思想问题。他在6月23日作题为《做一个完全革命派》的闭幕讲话，着重点就在于要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并强调如何对待土改是关系到是否革命的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求民主人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他说：“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祝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上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同时，毛泽东又鼓励民主人士，“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的话显然是有分量的，许多民主人士已经清楚地看到，进行大土改，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任何阻拦都是螳臂当车，是唐·吉克德似的幻想。他们中间有些人，前些年曾经坚持过“第三条道路”，实践证明，那是一条不可能存在的道路。这样一种情势下，与会者的思想自然会更容易统一。

　　会议经过审议，同意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后，同意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

　　6、毛泽东签署主席令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八次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分为总则、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附则等6章40条。至此，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有了新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