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铆接机专家:“文革”风雨中的罗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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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雨中的罗哲文 
stephenwu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0-9-17 02:33
来源：纵横 2010年第7期 作者：窦忠如
*《纵横》杂志：创刊于1983年6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史读物。全国第一份集中发表回忆录的期刊，也是全国政协唯一一份综合性文史期刊。以刊登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从多种角度介绍近现代历史知识，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教、民族、宗教、华侨以及社会各个方面。
“文革”十年,创痛弥深。那么,这对于罗哲文及其挚爱的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来说,到底是怎样一场影响至今的梦魇呢?
上书周总理,力保古观象台、炳灵寺石窟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的北京建国门观象台,因使用年代最长久并完整保留着大量造型精美的古代天文仪器而著称,保存有一批极为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例如,这里保存的1724至1902年近180年间每天的气象记录,就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因此,当罗哲文与文物局几位专业人员得知古代遗迹将被拆毁的消息时,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针对当时国家文物局和中共北京市委等有关主管部门早已不能正常履行管理职能的现实情况,决定自带相机和一些测绘仪器前往古观象台进行实地勘察、测绘和摄影。勘察测绘完毕,罗哲文又与北京天文馆业务人员查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共同起草了《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一文,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千方百计地转送给了周恩来总理。果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不仅注意到了罗哲文等人的这封“群众来信”,而且还在极端混乱的环境下亲自找到地铁施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在地铁施工中实施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最佳方案,也就是说地铁基础工程不仅要绕开古观象台遗址,而且还由有关部门特别追加经费用以加固古观象台遗址的基础。今天,当人们有幸看到高耸于建国门立交桥一侧的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遗址——北京古观象台时,也许没有谁会想到其间还有罗哲文等人在那非常时期竭力保护它的一段历史往事呢。
与成功保护北京古观象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罗哲文等人采取同样方式保护甘肃炳灵寺石窟一事。原来,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炳灵寺石窟,早在“文革”以前兴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刘家峡水库时,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就曾专门讨论过如何保护这一著名石窟的问题。当时,罗哲文和余鸣谦先生及水利部有关专家受命前往当地勘察,并与当地有关部门及专家共同商定了筑坝拦水的保护方案。不料,当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开始后,罗哲文竟然接到了当地造反派从刘家峡水库工地发来的一张传单,意思是说炳灵寺石窟内塑有“牛鬼蛇神”的塑像,应该立即拆除砸毁捣烂这典型的封建迷信实体。接到这张传单后,罗哲文是心急如焚,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效法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做法,随即与几名同事联名上书周恩来总理,详细阐述了保护炳灵寺石窟的重要意义。没想到,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一定保护好炳灵寺石窟。
为北京西直门城楼留下“遗照”
在那个大破“四旧”的疯狂年代里,罗哲文总是想竭尽所能地多保护一些这类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哪怕是留存一些可供后人参考借鉴的资料。比如,当年拆除西直门城楼时罗哲文只能拍摄几张现场照片一事,就是他难以阻挡文物古迹毁灭的一次遗憾。对此,当时虽然供职于文物局却“无班可上”的罗哲文,后来撰文这样回忆说:
1969年夏,西直门的厄运临头了。为了修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拆除。西直门本来已经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只是由于拆除非常费力,所以在“文革”初期还没有人来顾及它。文化部门已经瘫痪,无人来管,就只好任它去了。我当时已无班可上,但也还在以个人的力量,有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关注着文物保护的事情,并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北京古观象台的保护、甘肃炳灵寺的保护等等。有一天我从西直门经过时,看见城楼和箭楼都搭上了脚手架,看起来不是维修,向在场的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要拆。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因为它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科学的价值,能向周总理反映。于是我只好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先是拍了城楼搭上架子的照片,过些日子,又去拍了拆到一半只余立柱的照片,又过了一些日子,再去拍了拆除闸楼、闸门的照片,最后还拍了拆除出元代和义门城楼遗址的好些照片。
罗哲文在回忆中所提到的那座元代和义门,就是恩师梁思成先生曾经特别关注过的元代小城门。那么,这个元代小城门到底有着怎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呢?
原来,西直门最初是元大都时期西城墙中间的“和义门”,到了明朝永乐年间修缮时被包裹其中并更名为西直门。之所以更名为西直门,据新华社记者王军先生在其成名作《城记》一书中曾这样解释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其实,西直门并未充当什么“师直为壮,壮则胜”的作用,在明清时它只不过是夜晚时分由北京西郊玉泉山向皇宫大内运送泉水的一个通道而已。直到公元1969年拆除西直门城楼时,这个被包裹其中的和义门才得以重见天日,并从其粗劣建造中获悉当年的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和建筑构造特点,而这正是恩师梁思成先生及其弟子罗哲文较为关注的理由。然而,和义门重见天日不久就由于当时“文革”风雨正浓,文物考古部门陷于瘫痪,无力顾及,只好任由拆除工人毁坏无余了。好在罗哲文当年有先见之明,紧急赶往施工工地拍摄了几张照片,否则人们今天永远也无从知道当年西直门的雄壮风姿了。
“文革”中被打成“双枪老太婆”的儿子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紧紧地盯上了罗哲文这个“顽固不化”的“保”字派,几顶在今天听来让人感到更加咂舌的荒唐高帽随后也扣在了他的头上。其实,如果罗哲文只是单纯地上书周恩来总理保护了几处文物古迹,也许还不足以激怒造反派对他展开围攻,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不识时务”地力“保”了文物局里的最大“走资派”王冶秋局长。
“文革”风暴中,随着运动的迅速深入和急剧变奏,他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文物局长王冶秋被造反派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遭到残酷批斗时,罗哲文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源自1963年的那一次“麦积山夜话”。对此,罗哲文曾在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生动的记述:
1963年6月间,我和冶秋同志及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同志等四人住在麦积山石窟……大家只好聊天,武伯纶同志知道冶秋同志的一些经历,于是我们就请他讲故事。从他的母亲如何逃荒被卖当丫环,被他父亲收房开始,到他如何参加革命,在安徽搞阜阳暴动;1930年在北平参加“飞行集会”,被捕入狱,受酷刑,坚持斗争,出狱后失去组织关系;向鲁迅先生学习,帮助鲁迅先生工作;还讲他在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教书宣传革命,直到抗战期间在冯玉祥军队中做我党的地下军政情报工作,与周总理、董老(注:指董必武同志)直接联系,保护了我党长江局的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联系张克侠起义;在北平搞地下电台,被叛徒出卖后跑到解放区等等。他讲得生动详细,惊险奇绝,有根有据。我们听得很有劲,三个漫漫长夜,我们受到了教育,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王冶秋局长的革命经历促使罗哲文在“文革”风暴中竭力保护这位“从小参加革命,多次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也正因如此,造反派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平日里为人谦虚、态度温和的罗哲文,希望能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彻底打倒文物系统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王冶秋,继而攻击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是,造反派先是将罗哲文与“文革”以前所谓的“十七年黑线”联系起来,然后开始到处搜集材料以便罗织罪名。真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造反派终于从罗哲文的档案中找到了“证据”,随即将其打成了罪不容诛的“土匪”。那么,造反派到底找到了什么确凿的“证据”呢?
原来,罗哲文的父亲罗树培在靖国军里是一名能手持双枪“隔山打香火”的营长,造反派也探知了这一情节,随即还“敏锐”地将此与罗哲文在北平解放前曾“拥有”双枪一事联系起来,继而再将其籍贯四川且姓“罗”等客观事实,与著名小说《红岩》紧密相连,诬蔑罗哲文就是小说中那位“双枪老太婆”的儿子,而当时“勇敢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潮头的旗手江青曾有“双枪老太婆是土匪”的论断,所以罗哲文便成为不折不扣的“土匪的儿子”。如此荒诞不经的逻辑推理,让人感到哭笑不得。这似乎还应该将罗哲文在北平解放前曾“拥有”双枪一事向读者作一说明。原来,1947年2月中共驻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因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彻底破裂而不得不撤往延安。当时,清华大学校医务室工作人员杨静华的舅舅,是该执行部的一名人民解放军营级军官、中**员,他在撤离时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取走埋藏在城内住宅地下的两把手枪,便将这一信息告知了也是中**员的外甥女,而这时杨静华与同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罗哲文已然是一对相互爱慕的恋人。于是,担心这两把手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从杨静华舅舅家中搜查出来的罗哲文,竟然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独自前往当时已经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内,在将那两把手枪从杨静华的舅舅家中挖出来后,又坦然自若地把双枪藏在自己身上,并骑着单车机智地通过国民党军队严格盘查的城门,最终安全地返回了清华校园。全国解放后,杨静华的舅舅回到北京工作,罗哲文便将自己妥善保存的双枪送还给了他。对此,罗哲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肃反”运动中,曾专门写有一纸详细的情况说明,并得到有关部门出具给他的交枪证明材料。不料,罗哲文这一甘冒风险保存革命武器的行为,却在“文革”时因那一纸交枪证明材料不慎丢失而成为造反派无端构陷他的一大罪名。
既然你罗哲文是“土匪的儿子”,被儿子接到北京的“双枪老太婆”母亲自然不能居留在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于是,在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武装押送下,罗哲文年迈的老母亲随即被押解回了四川宜宾老家。当这位地地道道的乡下老太婆被武装押送回到家乡,并由押解人员郑重地向当地人民政府交代应以“双枪老太婆”的名义严加管制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都感到十分荒唐可笑,因为他们对这位足不出户且没有文化的乡间老太婆的生活经历实在是太了解了。因此,北京方面兴师动众或者说草木皆兵地武装押送罗哲文母亲返乡之事,在四川宜宾柳家镇就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对此,罗哲文于1981年前往四川考察途经华蓥山时,曾感慨万千地赋诗两首:
车过华蓥感慨多,十年岁月叹蹉跎。
我娘从未川东过,何来双枪老太婆。
华蓥山色郁青青,北去渝州路几程。
神驰老母除奸逆,似听双枪响二声。
在“五七”干校的“美好时光”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大庆之日,在举行盛大庆典之前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必须离开首都北京,放逐到由中央指定的一些地方进行劳动改造。比如,罗哲文所在文化部文物局等文化宣传系统多达6000多名的“牛鬼蛇神”们,就是遵照各所属单位“军宣队”的命令,分期分批被遣送到湖北省一个叫做咸宁的小城接受劳动改造。
湖北咸宁这个地方原本只是一处极为偏僻荒凉之地。至于所谓“五七干校”的所在地甘棠乡,实际上就是供罗哲文等这些被放逐来此的知识分子们,进行劳动改造的荒蛮田野。当然,罗哲文等人的放逐并非古时屈原和苏武那种被扔在蛮荒之地不闻不问,他们还必须接受“军宣队”一次次严格的审查,乃至同类“牛鬼蛇神”们的无情揭发和批斗。不过,文化人向来是最善于在各种环境下制造快乐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在此蛮荒之地不仅以战天斗地的精神围湖造田和建造房屋,在全国诸多“五七干校”中创造了多项纪录,比如人数最多、劳动场地最大和专家学者文化人最多等等,而且也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种极为有效的斗争方法。比如,罗哲文被放逐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不久,便被打成了“五一六”(注:口语中又称之为“五幺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干校里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很多,其中文物局系统就有谢辰生、金枫、杜克和罗哲文等人,干校“军宣队”原本以为罗哲文一贯表现得比较忠厚老实,便决定首先拿他这个软柿子“开刀”,不料罗哲文竟变成了一座难以攻克的坚强“堡垒”。对此,2008年11月14日罗哲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有过坦然而风趣的大段回忆,而笔者听了却有一种莫名的心酸感觉。
据说,“军宣队”当时对“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进行审查时,往往采取轮番轰炸的疲劳战术,也就是说连续多日不让被审查者睡觉,以此逼迫被审查者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或者“揭发”别人的“罪行”,而取得“证据”后“军宣队”便会召开“全校”数百甚至上千人的批斗大会,直至将“老实交代”自己或揭发别人“罪行”者批倒斗臭。而在审查罗哲文的“反革命罪行”时,一开始顽强抵抗的他总是坚决不予“老实交代”,直到两三个星期不让他睡觉的猛烈轰炸后,他才“老老实实”地按照“军宣队”所“指控”的“罪行”一一“交代”了。随后,终于得到睡觉机会的罗哲文倒头便睡,而“大获全胜”的“军宣队”则忙着张罗起第二天的批斗大会去了。不料,第二天在“军宣队”大动干戈组织起数千人参加的批斗会上,罗哲文却全盘推翻了自己先前“交代”的所有“罪行”,表示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不由使参加批斗大会的“五七干校”的“战士”们哄堂大笑,也使组织如此盛大批斗会的“军宣队”人员大为恼火。随即,“军宣队”只好宣布散会后再次对罗哲文展开更加猛烈的轰炸,而罗哲文则同样采取先前的办法予以应对,也就是实在困乏扛不住时就全盘“交代”,等到第二天则再全盘“翻供”。如此三番五次之后,“军宣队”见罗哲文如此“顽固不化”,便决定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外调”方式,希望抓住罗哲文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后,再直接打倒批臭他这个“极端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军宣队”特地派遣人员专程前往罗哲文的家乡四川宜宾,以及他原先学习、工作和授过课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地方进行调查。而待“军宣队”自认为找到“确凿证据”并有“揭发”人员一同返回咸宁,对罗哲文进行面对面的“指证控诉”时,罗哲文便只好“老实交代”了,而他“老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介绍人,却不是负责“外调”他的“军宣队”成员,就是不远千里赶来对他进行“指证控诉”者,从而使这些企图以莫须有罪名彻底打倒批臭罗哲文的人竟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记得还有一次,罗哲文针对“外调”人员的无端指控,他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宝书”(注:指“文革”期间印制发放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予以反驳时,那位“外调”人员见状则随口斥责他说:“你拿的是什么玩意?”这使反应敏捷的罗哲文当即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高声反击说:“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敢说‘红宝书’是什么玩意,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于是,那位口不择言的“外调”人员当即就被抓了个“现行反革命”。面对如此“顽固不化”且“狡猾多端”的罗哲文,干校“军宣队”感到如果再这样对他审查下去,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只好把罗哲文“发配”到咸宁向阳湖中心的那座孤岛上放牛耕田去了。没想到,罗哲文在这个与干校“连队”相隔离的孤岛上,竟然生活得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
责任编辑: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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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0-9-17 02:33
来源：纵横 2010年第7期 作者：窦忠如
*《纵横》杂志：创刊于1983年6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史读物。全国第一份集中发表回忆录的期刊，也是全国政协唯一一份综合性文史期刊。以刊登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从多种角度介绍近现代历史知识，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教、民族、宗教、华侨以及社会各个方面。
“文革”十年,创痛弥深。那么,这对于罗哲文及其挚爱的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来说,到底是怎样一场影响至今的梦魇呢?
上书周总理,力保古观象台、炳灵寺石窟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的北京建国门观象台,因使用年代最长久并完整保留着大量造型精美的古代天文仪器而著称,保存有一批极为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例如,这里保存的1724至1902年近180年间每天的气象记录,就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因此,当罗哲文与文物局几位专业人员得知古代遗迹将被拆毁的消息时,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针对当时国家文物局和中共北京市委等有关主管部门早已不能正常履行管理职能的现实情况,决定自带相机和一些测绘仪器前往古观象台进行实地勘察、测绘和摄影。勘察测绘完毕,罗哲文又与北京天文馆业务人员查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共同起草了《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一文,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千方百计地转送给了周恩来总理。果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不仅注意到了罗哲文等人的这封“群众来信”,而且还在极端混乱的环境下亲自找到地铁施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在地铁施工中实施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最佳方案,也就是说地铁基础工程不仅要绕开古观象台遗址,而且还由有关部门特别追加经费用以加固古观象台遗址的基础。今天,当人们有幸看到高耸于建国门立交桥一侧的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遗址——北京古观象台时,也许没有谁会想到其间还有罗哲文等人在那非常时期竭力保护它的一段历史往事呢。
与成功保护北京古观象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罗哲文等人采取同样方式保护甘肃炳灵寺石窟一事。原来,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炳灵寺石窟,早在“文革”以前兴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刘家峡水库时,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就曾专门讨论过如何保护这一著名石窟的问题。当时,罗哲文和余鸣谦先生及水利部有关专家受命前往当地勘察,并与当地有关部门及专家共同商定了筑坝拦水的保护方案。不料,当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开始后,罗哲文竟然接到了当地造反派从刘家峡水库工地发来的一张传单,意思是说炳灵寺石窟内塑有“牛鬼蛇神”的塑像,应该立即拆除砸毁捣烂这典型的封建迷信实体。接到这张传单后,罗哲文是心急如焚,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效法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做法,随即与几名同事联名上书周恩来总理,详细阐述了保护炳灵寺石窟的重要意义。没想到,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一定保护好炳灵寺石窟。
为北京西直门城楼留下“遗照”
在那个大破“四旧”的疯狂年代里,罗哲文总是想竭尽所能地多保护一些这类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哪怕是留存一些可供后人参考借鉴的资料。比如,当年拆除西直门城楼时罗哲文只能拍摄几张现场照片一事,就是他难以阻挡文物古迹毁灭的一次遗憾。对此,当时虽然供职于文物局却“无班可上”的罗哲文,后来撰文这样回忆说:
1969年夏,西直门的厄运临头了。为了修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拆除。西直门本来已经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只是由于拆除非常费力,所以在“文革”初期还没有人来顾及它。文化部门已经瘫痪,无人来管,就只好任它去了。我当时已无班可上,但也还在以个人的力量,有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关注着文物保护的事情,并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北京古观象台的保护、甘肃炳灵寺的保护等等。有一天我从西直门经过时,看见城楼和箭楼都搭上了脚手架,看起来不是维修,向在场的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要拆。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因为它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科学的价值,能向周总理反映。于是我只好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先是拍了城楼搭上架子的照片,过些日子,又去拍了拆到一半只余立柱的照片,又过了一些日子,再去拍了拆除闸楼、闸门的照片,最后还拍了拆除出元代和义门城楼遗址的好些照片。
罗哲文在回忆中所提到的那座元代和义门,就是恩师梁思成先生曾经特别关注过的元代小城门。那么,这个元代小城门到底有着怎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呢?
原来,西直门最初是元大都时期西城墙中间的“和义门”,到了明朝永乐年间修缮时被包裹其中并更名为西直门。之所以更名为西直门,据新华社记者王军先生在其成名作《城记》一书中曾这样解释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其实,西直门并未充当什么“师直为壮,壮则胜”的作用,在明清时它只不过是夜晚时分由北京西郊玉泉山向皇宫大内运送泉水的一个通道而已。直到公元1969年拆除西直门城楼时,这个被包裹其中的和义门才得以重见天日,并从其粗劣建造中获悉当年的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和建筑构造特点,而这正是恩师梁思成先生及其弟子罗哲文较为关注的理由。然而,和义门重见天日不久就由于当时“文革”风雨正浓,文物考古部门陷于瘫痪,无力顾及,只好任由拆除工人毁坏无余了。好在罗哲文当年有先见之明,紧急赶往施工工地拍摄了几张照片,否则人们今天永远也无从知道当年西直门的雄壮风姿了。
“文革”中被打成“双枪老太婆”的儿子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紧紧地盯上了罗哲文这个“顽固不化”的“保”字派,几顶在今天听来让人感到更加咂舌的荒唐高帽随后也扣在了他的头上。其实,如果罗哲文只是单纯地上书周恩来总理保护了几处文物古迹,也许还不足以激怒造反派对他展开围攻,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不识时务”地力“保”了文物局里的最大“走资派”王冶秋局长。
“文革”风暴中,随着运动的迅速深入和急剧变奏,他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文物局长王冶秋被造反派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遭到残酷批斗时,罗哲文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源自1963年的那一次“麦积山夜话”。对此,罗哲文曾在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生动的记述:
1963年6月间,我和冶秋同志及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同志等四人住在麦积山石窟……大家只好聊天,武伯纶同志知道冶秋同志的一些经历,于是我们就请他讲故事。从他的母亲如何逃荒被卖当丫环,被他父亲收房开始,到他如何参加革命,在安徽搞阜阳暴动;1930年在北平参加“飞行集会”,被捕入狱,受酷刑,坚持斗争,出狱后失去组织关系;向鲁迅先生学习,帮助鲁迅先生工作;还讲他在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教书宣传革命,直到抗战期间在冯玉祥军队中做我党的地下军政情报工作,与周总理、董老(注:指董必武同志)直接联系,保护了我党长江局的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联系张克侠起义;在北平搞地下电台,被叛徒出卖后跑到解放区等等。他讲得生动详细,惊险奇绝,有根有据。我们听得很有劲,三个漫漫长夜,我们受到了教育,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王冶秋局长的革命经历促使罗哲文在“文革”风暴中竭力保护这位“从小参加革命,多次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也正因如此,造反派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平日里为人谦虚、态度温和的罗哲文,希望能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彻底打倒文物系统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王冶秋,继而攻击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是,造反派先是将罗哲文与“文革”以前所谓的“十七年黑线”联系起来,然后开始到处搜集材料以便罗织罪名。真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造反派终于从罗哲文的档案中找到了“证据”,随即将其打成了罪不容诛的“土匪”。那么,造反派到底找到了什么确凿的“证据”呢?
原来,罗哲文的父亲罗树培在靖国军里是一名能手持双枪“隔山打香火”的营长,造反派也探知了这一情节,随即还“敏锐”地将此与罗哲文在北平解放前曾“拥有”双枪一事联系起来,继而再将其籍贯四川且姓“罗”等客观事实,与著名小说《红岩》紧密相连,诬蔑罗哲文就是小说中那位“双枪老太婆”的儿子,而当时“勇敢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潮头的旗手江青曾有“双枪老太婆是土匪”的论断,所以罗哲文便成为不折不扣的“土匪的儿子”。如此荒诞不经的逻辑推理,让人感到哭笑不得。这似乎还应该将罗哲文在北平解放前曾“拥有”双枪一事向读者作一说明。原来,1947年2月中共驻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因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彻底破裂而不得不撤往延安。当时,清华大学校医务室工作人员杨静华的舅舅,是该执行部的一名人民解放军营级军官、中**员,他在撤离时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取走埋藏在城内住宅地下的两把手枪,便将这一信息告知了也是中**员的外甥女,而这时杨静华与同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罗哲文已然是一对相互爱慕的恋人。于是,担心这两把手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从杨静华舅舅家中搜查出来的罗哲文,竟然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独自前往当时已经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内,在将那两把手枪从杨静华的舅舅家中挖出来后,又坦然自若地把双枪藏在自己身上,并骑着单车机智地通过国民党军队严格盘查的城门,最终安全地返回了清华校园。全国解放后,杨静华的舅舅回到北京工作,罗哲文便将自己妥善保存的双枪送还给了他。对此,罗哲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肃反”运动中,曾专门写有一纸详细的情况说明,并得到有关部门出具给他的交枪证明材料。不料,罗哲文这一甘冒风险保存革命武器的行为,却在“文革”时因那一纸交枪证明材料不慎丢失而成为造反派无端构陷他的一大罪名。
既然你罗哲文是“土匪的儿子”,被儿子接到北京的“双枪老太婆”母亲自然不能居留在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于是,在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武装押送下,罗哲文年迈的老母亲随即被押解回了四川宜宾老家。当这位地地道道的乡下老太婆被武装押送回到家乡,并由押解人员郑重地向当地人民政府交代应以“双枪老太婆”的名义严加管制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都感到十分荒唐可笑,因为他们对这位足不出户且没有文化的乡间老太婆的生活经历实在是太了解了。因此,北京方面兴师动众或者说草木皆兵地武装押送罗哲文母亲返乡之事,在四川宜宾柳家镇就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对此,罗哲文于1981年前往四川考察途经华蓥山时,曾感慨万千地赋诗两首:
车过华蓥感慨多,十年岁月叹蹉跎。
我娘从未川东过,何来双枪老太婆。
华蓥山色郁青青,北去渝州路几程。
神驰老母除奸逆,似听双枪响二声。
在“五七”干校的“美好时光”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大庆之日,在举行盛大庆典之前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必须离开首都北京,放逐到由中央指定的一些地方进行劳动改造。比如,罗哲文所在文化部文物局等文化宣传系统多达6000多名的“牛鬼蛇神”们,就是遵照各所属单位“军宣队”的命令,分期分批被遣送到湖北省一个叫做咸宁的小城接受劳动改造。
湖北咸宁这个地方原本只是一处极为偏僻荒凉之地。至于所谓“五七干校”的所在地甘棠乡,实际上就是供罗哲文等这些被放逐来此的知识分子们,进行劳动改造的荒蛮田野。当然,罗哲文等人的放逐并非古时屈原和苏武那种被扔在蛮荒之地不闻不问,他们还必须接受“军宣队”一次次严格的审查,乃至同类“牛鬼蛇神”们的无情揭发和批斗。不过,文化人向来是最善于在各种环境下制造快乐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在此蛮荒之地不仅以战天斗地的精神围湖造田和建造房屋,在全国诸多“五七干校”中创造了多项纪录,比如人数最多、劳动场地最大和专家学者文化人最多等等,而且也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种极为有效的斗争方法。比如,罗哲文被放逐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不久,便被打成了“五一六”(注:口语中又称之为“五幺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干校里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很多,其中文物局系统就有谢辰生、金枫、杜克和罗哲文等人,干校“军宣队”原本以为罗哲文一贯表现得比较忠厚老实,便决定首先拿他这个软柿子“开刀”,不料罗哲文竟变成了一座难以攻克的坚强“堡垒”。对此,2008年11月14日罗哲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有过坦然而风趣的大段回忆,而笔者听了却有一种莫名的心酸感觉。
据说,“军宣队”当时对“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进行审查时,往往采取轮番轰炸的疲劳战术,也就是说连续多日不让被审查者睡觉,以此逼迫被审查者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或者“揭发”别人的“罪行”,而取得“证据”后“军宣队”便会召开“全校”数百甚至上千人的批斗大会,直至将“老实交代”自己或揭发别人“罪行”者批倒斗臭。而在审查罗哲文的“反革命罪行”时,一开始顽强抵抗的他总是坚决不予“老实交代”,直到两三个星期不让他睡觉的猛烈轰炸后,他才“老老实实”地按照“军宣队”所“指控”的“罪行”一一“交代”了。随后,终于得到睡觉机会的罗哲文倒头便睡,而“大获全胜”的“军宣队”则忙着张罗起第二天的批斗大会去了。不料,第二天在“军宣队”大动干戈组织起数千人参加的批斗会上,罗哲文却全盘推翻了自己先前“交代”的所有“罪行”,表示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不由使参加批斗大会的“五七干校”的“战士”们哄堂大笑,也使组织如此盛大批斗会的“军宣队”人员大为恼火。随即,“军宣队”只好宣布散会后再次对罗哲文展开更加猛烈的轰炸,而罗哲文则同样采取先前的办法予以应对,也就是实在困乏扛不住时就全盘“交代”,等到第二天则再全盘“翻供”。如此三番五次之后,“军宣队”见罗哲文如此“顽固不化”,便决定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外调”方式,希望抓住罗哲文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后,再直接打倒批臭他这个“极端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军宣队”特地派遣人员专程前往罗哲文的家乡四川宜宾,以及他原先学习、工作和授过课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地方进行调查。而待“军宣队”自认为找到“确凿证据”并有“揭发”人员一同返回咸宁,对罗哲文进行面对面的“指证控诉”时,罗哲文便只好“老实交代”了,而他“老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介绍人,却不是负责“外调”他的“军宣队”成员,就是不远千里赶来对他进行“指证控诉”者,从而使这些企图以莫须有罪名彻底打倒批臭罗哲文的人竟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记得还有一次,罗哲文针对“外调”人员的无端指控,他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宝书”(注:指“文革”期间印制发放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予以反驳时,那位“外调”人员见状则随口斥责他说:“你拿的是什么玩意?”这使反应敏捷的罗哲文当即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高声反击说:“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敢说‘红宝书’是什么玩意,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于是,那位口不择言的“外调”人员当即就被抓了个“现行反革命”。面对如此“顽固不化”且“狡猾多端”的罗哲文,干校“军宣队”感到如果再这样对他审查下去,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只好把罗哲文“发配”到咸宁向阳湖中心的那座孤岛上放牛耕田去了。没想到,罗哲文在这个与干校“连队”相隔离的孤岛上,竟然生活得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
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