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涂鸦创意动画10:解密陈永贵与“四人帮”的恩怨

解密陈永贵与“四人帮”的恩怨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7-5 19:53


　　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被毛泽东、周恩来所赏识。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到中央工作，却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

　　陈永贵无比热爱毛主席，“文革”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他与“四人帮”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陈永贵出身贫苦，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做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50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巩固了集体经济。50年代后期，他又带领大寨人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陈永贵觉得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结果。

　　陈永贵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和很强组织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工作成绩突出。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寨成了全国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本人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模范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被毛泽东所了解是在1964年。毛泽东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则十分赏识。1969年，中央召开党的九大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党的十大，陈永贵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陈永贵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对中共中央路线坚决拥护，而“四人帮”则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往上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陈永贵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但是，他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基层优秀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率领大寨人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是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巨大成绩，才引起中央重视，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赏识的。而“四人帮”及其亲信们，则是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人。他们的身上，都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他们本人，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或者像江青那样养尊处优，或者像张春桥那样投机钻营，或者像姚文元那样乱打棍子，或者像王洪文那样吊儿郎当瞎胡混。“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们浑水摸鱼，爬上了高位。这一点，陈永贵与他们不同。

　　陈永贵与周恩来等老干部有深厚的感情。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和李先念曾陪同外宾视察大寨，对大寨各项工作过问很细，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作风，使陈永贵对周恩来十分敬重。196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大寨。周恩来对大寨的关心，使陈永贵对周恩来十分感激。1973年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寨，看到大寨按自己意见种的果树已经有了很好的收益，心里十分高兴，又一次对大寨的工作做出了具体指导。周恩来三次视察大寨，用正确观点指导大寨的发展，帮助陈永贵分析情况，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领导水平，使陈永贵受益匪浅。当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与周恩来的接触更多了。周恩来在工作中对陈永贵进行了具体指导和帮助，使陈永贵很快就熟悉了中央工作。“四人帮”攻击周恩来，陈永贵看得很清楚，他是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周恩来生病后，陈永贵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与周恩来进行过多次长谈。周恩来在谈话中，对陈永贵分析过中央的形势，陈永贵与周恩来的意见一致，与“四人帮”一直保持距离。而“四人帮”则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同水火。根本原因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对待周恩来上，陈永贵与“四人帮”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四人帮”看不起陈永贵，却想利用陈永贵，对此，陈永贵不买账，反而更亲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四人帮”从心里看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和他握手。张春桥多次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打断陈永贵的话，再就是挑陈永贵讲话的毛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帮派的利益，关心的是往上爬。对于这些，陈永贵心里是有数的。他对“四人帮”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见面也不打招呼。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陈永贵见到江青时，有时点点头，但也不和她多说话。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江青出于对国务院人事安排的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挨个点名骂了一遍，其中也骂了陈永贵，她说陈永贵是个土老农民，没有文化，政治水平更低。江青骂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生气地说，“她看上的人没有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想利用大寨的名气，在那里搞一个批林批孔的“点儿”。对此，陈永贵不买账。他坚持：大寨搞政治运动，搞生产，都要自己搞，不要别人捅手，不当“点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陈永贵也坚持大寨自己搞这个运动，不让别人插手。而且，陈永贵坚持：搞运动，不要误生产。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候，大寨仍然抓生产，并且连年取得了丰收。看到大寨取得丰收，江青等人又想把大寨连年丰收说成是批林批孔的成果。对这一点，陈永贵也不买账。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说，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大寨算一个典型。陈永贵立即接过话来说：不对。没有批林批孔，大寨也连年增产。陈永贵的话，给姚文元碰了一个软钉子，使姚文元很尴尬。由于陈永贵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始终没有机会把大寨当作他们抓的“点儿”。

　　“四人帮”见陈永贵不买他们的账，便抛开大寨，于1974年7月，另搞了一个小靳庄的“点儿”，与大寨“争春”。但是，对这一点，陈永贵不予理睬，也不学小靳庄，而是自己照样干自己的。那时，陈永贵多次在山西省的干部和大寨的干部面前说，小靳庄不搞生产，光是靠唱歌唱样板戏，能打出粮食来吗?他特意嘱咐大寨的干部，有人问小靳庄的经验好不好，大寨人学不学，你们就说，离得远，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谁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对小靳庄的经验，不表态。那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学小靳庄，大寨就是不学。

　　陈永贵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思想感情上，都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许世友等老同志接近。周恩来生病住院后，陈永贵的心情沉重。那时，他多次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对周恩来在病床上跟他的谈话，他都听得进，都照办。陈永贵知道，过去周恩来指示大寨要修水利，要种果树，要搞大寨历史展览馆。对这些，他都照办了，结果，给大寨带来了好处。现在大寨果树满山，果实累累，周恩来调部队与大寨社员一起修建的“军民渠”，也见了效益。对此，陈永贵心里有数。他到中央工作后，也处处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事。四届人大之前，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提议陈永贵当副总理。这件事情，也是周恩来在医院里跟他谈的话。陈永贵记得，当时周恩来谈得十分诚恳。当陈永贵说自己文化低，当不了时，周恩来批评他说：“永贵，你还是个党员呢，你足党员，就要接受组织上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很激烈，你不参加进来，别人也会来当这个副总理，你还是干吧。”陈永贵听总理这样说，很痛快地答应当这个副总理了。

　　陈永贵与邓小平的关系也很好。邓小平复出后不久，陈永贵也进中央工作了。邓小平在刷恩来生病住院后，一度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国务院，邓小平也是日常工作的主持人。那时，陈永贵十分尊重邓小平，在工作上，经常向邓小平请示、汇报，在工作中也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那时特别提倡要把生产搞上去，他还经常举大寨的例子来说明抓生产的重要性。陈永贵对此十分高兴，每当在会上，邓小平举大寨的例子时，陈永贵就作补充。陈永贵在他主持开的会议上，在外出检查工作的讲话中，多次按邓小平的口径，宣传搞生产的重要性。他多次说过：不打粮食，什么也谈不上。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都代替不了生产。1975年，邓小平在大寨主持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陈永贵对邓小平的工作很支持。那时，邓小平对陈永贵的工作也十分支持，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工作也是肯定的。陈永贵对邓小平很敬佩，当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生病后，他曾对人说过，如果毛主席和周总理不在了，能掌握国家大局的，就是邓小平。

　　有两次，周恩来发表讲话时，陈永贵都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陈永贵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张春桥，老干部们对陈永贵的行为十分赞赏

　　周恩来生病住院期间，一方面同“四人帮”斗争，一方面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开会前，陈永贵就打听：周总理出席不出席会议，作不作报告。他也当面问过周恩来。当他听周恩来说，要出席，要作报告时，心里十分高兴。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陈永贵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那一天，周恩来虽然重病在身，但精神很好，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一周后，开始发表讲话。陈永贵见周恩来声音洪亮，精神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当周恩来向各位朋友致词时，周恩来每讲一段话，陈永贵都热烈鼓掌。他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周总理的热爱。当周恩来最后讲完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坐在前边的陈永贵与众不同，唯独他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以此来表达他对周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冷地看了陈永贵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一声被陈永贵听见了，陈永贵也冷冷地扫了张春桥一眼，不理睬张春桥，只顾自己高举双手鼓掌，直到周恩来走下讲台。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的末尾，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站立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旁边的张春桥见陈永贵这个样子，阴森的目光从眼镜后面透过来，狠狠地盯了陈永贵一眼，又一次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这一次，陈永贵也听到了，但他仍然不理张春桥，只顾高举双手使劲地鼓掌。

　　当时，张春桥是副总理，陈永贵也是副总理，但陈永贵排在张春桥之后，在副总理里面名列第七，张春桥又是政治局常委，应该说比陈永贵地位高。张春桥两次见到陈永贵把双手举过头顶为周恩来鼓掌后，对陈永贵产生了成见，张春桥主要是认为陈永贵是紧跟周恩来的，与他们不是一路。但陈永贵不怕这些，他从不去讨好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

　　张春桥对陈永贵早有成见。自从见到陈永贵两次起立为周恩来鼓掌后，他对陈永贵的成见更深了。此后，国务院开总理办公会时，张春桥动不动就阴阳怪

　　气地讽刺陈永贵几句。张春桥每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也能听得明白，但他装作没听见，或者装糊涂，不理睬张春桥那一套，张春桥以为陈永贵听不出来，或者不敢和他辩论，便越发多地讽刺起陈永贵来了。陈永贵对张春桥那种作派也看不惯，但为了顾全大局，每次对张春桥的讽刺，能忍的也就忍了。

　　但有一次，陈永贵没有忍。那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张春桥提名安排一个人到思想理论界当领导干部。在会上，张春桥对这个人吹嘘了一阵，当政治局委员们谈意见时，其他人都不发言，陈永贵却讲了话，他说，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陈永贵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这样就使张春桥十分尴尬。陈永贵一发言，大家都倾向于陈永贵的意见。张春桥一看安排不成这个人了，就很恼怒，但又不便发作，便阴阳怪气地拿陈永贵两次起立为周恩来鼓掌的事讽刺说：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个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人看出来。张春桥这是讽刺陈永贵爱出风头，为周恩来讲话站起来鼓掌，动作大。他虽然没有点名，但大老粗陈永贵在政治上并不粗，他立刻就听了出来，他立即就火了，他瞪着眼，黑着脸问张春桥：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说谁的?老是这样阴阳怪气的，让人受不了。张春桥不理陈永贵，仍然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更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说完一屁股坐下，呼呼地生气，用眼睛瞪着张春桥。陈永贵顶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这样尖锐的话，这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政治局其他成员中，除了“四人帮”一伙外，都感到高兴，大家都乐于看张春桥出丑，谁也不出面打圆场，坐在那里看张春桥下不了台，邓小平也坐在那里不吭声。会场上就这样僵持了好一阵，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也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次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后，陈永贵气呼呼地站起身，瞪了张春桥一眼，“哼”了一声，理也不理张春桥，大步往外就走。这时，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跟上来，向陈永贵竖大姆指，夸他敢顶张春桥，敢捅马蜂窝，痛快。陈永贵回到住处时，又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称赞陈永贵敢顶张春桥，有勇气。

　　这件事很快就在中央高层干部中间传开了，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知道了这件事，心里也十分高兴。这次会议后不久，陈永贵到南宁市去参加广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陈永贵没到之前，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早已等在那里了，他是听说陈永贵来广西开会后专门来看望陈永贵的。陈永贵一下飞机，许世友就迎上前去，两个人一见面，又是开不完的玩笑。许世友接陈永贵到市里，与韦国清见面，三个人一起谈起了那次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顶张春桥的事，一边说一边笑。许世友、韦国清都夸陈永贵勇敢。三个人都是粗门大嗓，说话都争抢着说，一谈就是半天，晚上还接着谈了大半夜。

　　江青到大寨去搞一系列“表演”，受到陈永贵的消极抵制

　　1975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整顿。整顿的重要内容就是抓生产。在生产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他的提议下，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1975年9月在大寨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的内容、参加人员，都详细过问。中央政治局也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会议文件。毛泽东最后还表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凡能去的，都去大寨参加这次会议。这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光彩的事情，他心里十分高兴。那一阵，陈永贵最忙。他帮助邓小平准备会议文件，准备开会的议程。他从北京到大寨跑了许多次。9月15日，在大寨开这次会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华国锋、陈锡联、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都到了。江青因为是政治局委员，也去了大寨。

　　江青的到来，特别引人注目。她带了一百多名随员。除了工作人员外，她带到大寨去的，还有她的厨师、警卫员、文艺界的一些人。还带去了马匹供她骑。她到大寨后，还不断地从外地调人到大寨来谈话。一时间，她前呼后拥，十分风光。江青此次到大寨来，另有目的。她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宣传评《水浒》。因为此前不久，毛泽东在读《水浒》时，发表了一些谈话，“四人帮”认为这有机可乘，想要在全国搞一场评《水浒》运动，借此来整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这次江青到大寨，就想把评《水浒》运动煽动起来。江青一到大寨就对郭凤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大寨来吗?我是要把大寨搞成一个“点儿”，要同修正主义斗争，我要大寨人也评《水浒》，同修正主义斗争。郭凤莲一听，心都要跳起来了，她听不懂江青的话，没有表态。随后，郭风莲把江青的话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告诉郭凤莲，以后凡听江青讲要评《水浒》，就说我们不懂，没有时间看《水浒》这本书。第二天，江青又对郭凤莲说要大寨评《水浒》的事，郭凤莲就照陈永贵的话说了。江青见郭凤莲这样说，就去找陈永贵讲大寨人要评《水浒》的事。陈永贵很客气地对她说：我们农民不懂得《水浒》，只知道种地。江青说：那样的话，你们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和社员大会，我直接和他们讲。陈永贵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不好顶江青，没有办法，只好让郭凤莲在9月12日召开了一次大寨干部和社员大会。江青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好，比我好，记忆力强，吃饭好，心脏好。在一旁听着的陈永贵从心里对江青的这个话反感，因为他知道，那时毛主席已经重病在身，江青这不是瞪着眼睛说谎吗?他心里也明白，江青这是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树自己。因此，陈永贵对江青的讲话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江青见陈永贵不耐烦了，便转了话题，大讲起评《水浒》来，她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是投降，现在，我们党内就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搞投降主义，向修正主义投降。你们要同修正主义斗争。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十次路线斗争，以后还会不会有第十一次、第十二次路线斗争?肯定会有的。评《水浒》不只是文艺上的事，还是政治上的大事，有现实意义。我们党内现在就有投降派，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就有人提出要删掉。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告诉江青：社员们该上工了，时间不多了。江青还要接着讲，陈永贵趁江青说话一停顿，马上宣布：散会。对此，江青心里很不高兴，但心里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江青到大寨还带了不少文冠果种子，要大寨种。陈永贵说：我们这里的土地种不了文冠果。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江青又给大寨带去了电影片子。这些电影片子，是她主持搞出来的影射、攻击老干部的片子。陈永贵清楚江青的用意，让大寨人看一遍就封起来。江青一到大寨，就要这里看，那里看。陈永贵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陪江青到处看，也不情愿地和江青一起照了相，但他始终沉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在大寨，搞那些花架子——摘苹果、挖战壕，陈永贵从心里反感，他只是默默跟着，消极对待这些。江青自己也感到无趣，只好草草收场。江青又提出要拍虎头山晚霞的照片，陈永贵说，天太晚了，照不了。江青又要求大寨把彩灯都打开，她要拍大寨夜景，陈永贵心里有气，不吱声，别人也不敢张罗，江青只好作罢。江青的许多“表演节目”，由于陈永贵的消极抵制而冷场，闹得十分尴尬。

　　粉碎“四人帮”，陈永贵热烈拥护中央决策。粉碎“四人帮”后，陈永贵在普及大寨县问题上坚持老路子，但由于陈永贵与“四人帮”在本质上不同，中央对陈永贵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代表全党意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抓了起来，又在中南海江青的住处把江青也抓了起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让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9号楼开紧急会议，要大家立即赶到那里。陈永贵也接到了通知，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按照通知规定的时间，乘车赶到了玉泉山。

　　深夜，北京通往玉泉山的路上，布满了警卫。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分乘三辆轿车，驶向玉泉山。不一会，又有十几辆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那里。玉泉山9号楼的院子里、各个房间里的电灯全部开着，照得整个玉泉山一片辉煌。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到达9号楼时，刚刚接到开会通知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把小会议室布置好，他们正在七手八脚地忙着布置。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多，小会议室里原有的沙发不够，又临时从其他房间里搬来几把椅子，但还是不够用。工作人员正在着急时，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了，并且都进入了小会议室。当大家坐下开会时，发现还少两个座椅。这时，已经来不及再去找椅子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一只木箱子，陈水贵要坐在木箱上，可是吴桂贤却抢着坐在这个木箱上，陈永贵只好挨着李先念坐下。汪东兴便与叶剑英挤坐在一张沙发上，当时也没有来得及准备会议桌子，工作人员就把一张茶几搬到华国锋坐的沙发前，当作主持人的会议桌子。

　　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陈永贵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华国锋。华国锋见人都到齐了，就宣布开会。华国锋收住了笑容，神情严肃地宣布：“同志们，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件重要的事情。”接着，华国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他当着张春桥、王洪文宣读的中央决定，对大家念了一遍，然后说：中央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会场上一片宁静。

　　陈永贵听到这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接着，叶剑英接过华国锋的话头边打手势边说：“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叶剑英的话音刚落，陈永贵几乎和李先念同时站起身来，带头鼓掌。陈永贵那长满老茧的大手，拍得分外响。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纷纷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掌声持续有一分多钟。

　　接着，叶剑英在讲话中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剑英讲完话后，华国锋请汪东兴向与会同志汇报“四人帮”的政变阴谋和华国锋、叶剑英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讲话末尾，汪东兴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讲到这里时，陈永贵补充了一句话：对，他们上台，我们都得完蛋。

　　会议结束后，已经是10月7日了，心情格外高兴的陈永贵当天下了玉泉山，立即给山西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此，山西省是比较早地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省之一，也是开展批判“四人帮”比较早的省之一。
　　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华国锋坚持搞“两个凡是”，坚持“左”的东西，也影响到了陈永贵。陈永贵一贯是紧跟党中央的。他当时就认为华国锋的意见对，因此，他也积极贯彻华国锋的指示。华国锋也对陈永贵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很满意，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陈永贵仍然坚持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老路子。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农业学大寨运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也

　　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陈永贵在这段时间里，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1976年12月，在华国锋主持下，由陈永贵亲自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陈永贵在这篇报告中突出强调：在学大寨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陈永贵和华国锋的讲话，主观动机是好的，是想把中国的农业搞上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讲话，还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也没有摆脱在此前十几年中形成的农业学大寨的做法。这样，学大寨仍然被框在原来的教条中了。那时的农业学大寨，仍然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挂帅”，仍然搞“砍资本主义尾巴和片面的粮食生产”。而且，在那个时候，过去学大寨的教条化倾向不仅保持了下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

　　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大家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各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在用真理标准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许多干部直率地指出了过去极“左”路线对农业学大寨的影响和危害。许多干部说：大寨本来是个好的典型，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却把大寨搞成了在农业战线上推行“左”的路线的典型，使学大寨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产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平均主义，在批资本主义道路中批了社会主义，在农业生产中搞了教条化的。“普及大寨县”工作，等等。1979年，《人民日报》开展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连续发表文章批评“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一些做法。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之后，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并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按他的意见，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这份报告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采取了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的态度。同时，他也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他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处理是慎重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批语)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因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犯有错误，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陈永贵辞去领导职务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等。这些文章虽然有些过火言词，但也指出了过去大寨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正当此时，又有人指责陈永贵，说他与“四人帮”有联系，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听到后，更火了。他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这个话后，追查陈永贵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

　　邓小平对待陈永贵是宽厚的、实事求是的。在陈永贵辞去上述职务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对他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仍然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在部长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都抢着干。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重。他在病床上对前去看望的老同志说：“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有‘左’的错误。我自己的错误我向中央做过检讨，但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大寨是‘四人帮’的黑典型，我不能接受。小平说过，你有错误，但与‘四人帮’无关，你不是‘四人帮’线上的人。有小平这句话，我死也可以瞑目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