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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与”一个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十年动乱造成的“左”的思潮还根深蒂固，“文革”中的政治迷信和政治教条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当时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由这两个问题引发的一场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一、邓小平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开 始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基本秩序，为四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他还坚决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发生了分歧。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9 7 5年11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确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 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拒了毛泽东的提议。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9 7 6年 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事件。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天安门事件的三条意见。据此共中央作了两个决议：第一，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粉碎“四人帮” 以后，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尽快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多次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尽快恢复邓小平的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华国锋没有表态。1977年2月 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乱社论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 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权威。这篇社论的发表表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的思想路线的立场。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作了这样的表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并再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但鉴于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压力，他也不得不表示“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华国锋提出邓小平出来之前必须先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邓小平严辞拒绝，他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能否坚持正确方向的重大是非问题。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 ，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天安门事件”也在1978年11月正式得到平反昭雪。但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仍然继续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和立场。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他又再次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一场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斗争在继续。

二、《实践是检验更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

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理论和现实中的难题。面对这些难题，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的态度是：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党校明确规定了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一条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年底，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创刊，党校学员和教员通过这个刊物进行了活跃的内部大讨论，触及了许多理论禁区。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德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评，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文章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也有许多来信、来稿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这个观点。这说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还深受“两个凡是” 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同年3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西光被调来主持《光明日报》的工作。有一天，杨西光在审阅《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时，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特别重视，决定将已经排版的这篇文章拍下来，要求改得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此时，胡福明来北京开会，杨西光便约请胡福明与党校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也作了许多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经胡耀邦亲自审定，于5月10日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这篇经过不下十次修改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重要位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当日，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文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5月12、13日《人民日报人新华社都接到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么干。”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7月，他还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10月，他对《红旗》杂志负责人说：《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5月到 10月，长达5个多月的时间，《红旗 》杂志未发表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5月19日，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指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随后又有针对性地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国锋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驳斥了”两个凡是。他特别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我们工作做得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他说：“我们也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全党全军“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6月24日，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有关人员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得到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回答了对坚持实践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产种种责难，进一步推动了这场大讨论的展开。

7月21日，邓小平与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郑重地对他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 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观点。9月下旬，邓小平访朝归来，在东北视察工作，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在全国上下热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里不介入，保持沉默。在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之际，《红旗》杂志向谭震林约稿，谭震林说：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就历史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殊不知这正是《红旗》保持沉默的敏感话题，给《红旗》出了个难题。《红旗》接到谭震林的文稿《并树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后，派人向谭震林解释：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去有关段落。谭震林说：“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他最后说：“我对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邓小平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不仅认真读了，还作了修改，并在文章的空白处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看完清样后也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后来，华国锋也表示同意发表此文。《红旗》杂志终于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这篇文章。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引导和推动下，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走向深入。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1978年12月13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基本取得了一致，华国锋初步对“两个凡是” 的错误作了检讨，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在讲话中对持续了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了一个总结：“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