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sacd:胡绩伟自述之三 抵制“两个凡是”与揭批“四人帮”

胡绩伟自述之三

抵制“两个凡是”与揭批“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晚8时零2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7日早晨，中央派飞机从唐山地震救灾前线把迟浩田同志（当时他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唐山地震抗震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接回北京，决定派他接管人民日报社，担任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

据说，当时报社有不少同志要求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迟浩田同志向中央作了反映。这时吴冷西同志也向华国锋主席推荐我回报社工作。说心里话，我不大愿意回报社。我到政研室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以后，觉得编书工作比编报工作好：一是风险不那么大；二是不那么辛苦紧张。加上我一想到报社一些人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整人花样，心里就发烦。

十月底的一天，华国锋专门找我去谈话，劝我回报社工作。我不好直接说出我不愿回报社是因为报社是个危险的是非之地，只好搬出其他理由，说报社第一把手责任重大，任务繁重，我多年来都是做第二把手，辅佐第一把手，自己深感能力太差，不能胜任等等。

华国锋笑了笑，讥讽地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11月初，我回到人民日报，先任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1月13日，中央发文正式任命我作人民日报总编辑，迟浩田同志任副总编辑。

迟浩田同志是一位有学问有文才的将军。1971年到1974年，他被派到解放军报担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由于他认真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四人帮”说他是“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极左英雄”等等。他在军报工作了两年，被批斗了两年！所以，他对报社工作比较有经验。

迟浩田同志比我小十三岁，工作谦虚谨慎，待人诚恳热情。我回到人民日报以后，他对我十分尊重和信任，把报纸的编辑工作交给我，鼓励我放手工作。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报社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和批判“四人帮”流毒上。我猜想，一定是他大力推荐，中央才决定任命我作总编辑，调他作副总编辑。他为人民日报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77年的8月28日，他才被调回部队。

我在人民日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多年，都是副总编辑，辅助总编辑工作。我的本事是十分听话，禀承领导意图和领导指示的具体任务，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现在当了总编辑，要把整个报纸宣传的重担挑起来，真是感到“老虎吃天，没处下嘴”。我反复找报社一些老同志交谈，还到胡耀邦、吴冷西、于光远、秦川等老上级老熟人处请教，决心边干边学，努力把报纸办好。

老实说，开初一段时间，的确有些茫茫然。反正按中央指示办事，按新华社发的重要稿件编报。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有所醒悟。既然我手中掌握了中央党报这块重要舆论阵地的一定的大权，就应该开动脑筋，认真地勇于负责地把报纸办好。

这只是初步的觉悟，感到自己从事的这个中央党报的编辑工作，除了1956年人民日报大改版时期以外，并没有办好。*是人民的党，*的报纸，理应是人民的报纸。可是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党背离了人民，党报宣传也严重地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文革”十年里，党报更是成为“四人帮”统治和残害人民的工具。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有所觉醒，党报也应当有所觉醒。

如此一想，思路就宽阔了。我有四十年的报纸工作经验，反面的教训记忆犹深，正面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人民日报几十年来培养锻炼出一支很有理想很有才华的干部队伍，我们很快调整了编委会的成员，安排了各部门领导班子，任命安岗、李庄、王若水任副总编辑，我还三顾茅庐请来长期作宣传工作的秦川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编辑。经过十年内乱以后，上至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中至大批高中级干部，下至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热烈希望党报能够摆脱“四人帮”办“帮报”那种整人害人的可恶面孔，希望我们党和党报能够新生，回到人民的怀抱。

“两个凡是”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抓纲治国”。所谓“抓纲”就是揭批“四人帮”，这是整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当然也是报纸宣传的首要任务。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两报一刊的社论，题目叫《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高层发生一系列矛盾冲突的“两个凡是”观点的出处。

这篇社论虽然标明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但这三家报刊的编辑部和总编辑事先并不知晓，连当时领导宣传工作的临时机构“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

原来这篇文章是由李鑫同志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2月4日，汪东兴批示发两报一刊社论。负责宣传口的耿飙同志同几个负责宣传的同志看了，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1976年底，揭批运动一开始，就引发了一个所谓“是保旗还是砍旗”的问题。按照我们当时的认识，林彪、“四人帮”搞的这一场十年浩劫，恰恰是他们背离和破坏毛泽东同志多年来领导党中央所制订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破坏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他们尽管打的是毛主席的旗号，但他们越来越掩盖不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努力在恢复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恢复毛主席对我们长期培养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所以当时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和林彪、“四人帮”拉在一起，他们要砍倒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党中央决定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要保这个旗，要继续高举这面旗帜。

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同志认为，要继续高举，就必须同林彪、“四人帮”那种假高举划清界限，如果不那样，我们就不是真正维护毛主席。

但是，客观事实摆在那里。“四人帮”横行时，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人们会问：为什么毛主席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重用、信任这么一批人？尽管人们嘴里不敢说，心里却在想这个问题。有人说，毛主席早就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是并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一伙反革命，而是把他们当成党内的所谓宗派问题。而粉碎“四人帮”，是识破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真面目，认为他们是一群反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把他们作为阶级敌人来打倒。现在把“四人帮”当成敌我矛盾，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这就违反了“两个凡是”。所以说，我们和“凡是派”观点的分歧，就在于我们认为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是伟大的领袖，但他有错误，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用实践来检验“两个凡是”的话，只能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坚决维护；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想办法来纠正。

报社编辑部的很多同志也认为：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一般的路线斗争，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我们是在十年以后才取得胜利的，而取得这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胜利以后，我们本来应该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势力，应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四人帮”，在路线、政治主张、政治口号上同“四人帮”严格地划清界线，应该同“四人帮”长期玩弄的那一套政治阴谋、反革命理论、反革命口号明确地划清界限，这是一个革命者应当具有的起码的立场。可是有一些同志，甚至包括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同志，认识却不是这样。他们当中，虽然情况不同，但是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都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要保护毛主席这面红旗，实际上就是把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政治理论、口号和原则继承下来。因此，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究竟这些人是反对“四人帮”，还是赞成“四人帮”？是真反，还是假反？是真要揭批“四人帮”，还是要保护“四人帮”？

关于周总理是否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

我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所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关于纪念周总理的宣传问题。

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报社准备了纪念文章。一开始，当时负责领导报纸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就定了个框框。他说，纪念文章不要搞很多，登个三几篇就行了。这个规定，首先就遭到当时主持宣传口的耿飚同志的反对。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是在“四人帮”的控制下，他们不准人民日报登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粉碎了“四人帮”，纪念周总理的文章还只许登几篇，这对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当时还没有恢复中央宣传部，宣传口是代行宣传部的职责。当时耿飚同志顶住了，说不能只登几篇。

接着，又发生了一篇社论的问题。

编辑部写的纪念周总理的社论，文中提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社论就因为这句话而通不过。汪东兴一再讲，纪念周总理要有个“口径”，因为毛主席批准的对周总理的悼词里没有这句话。他拿毛主席的大帽子来压我们，甚至蛮横决定，不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悼念周总理的社论。与此同时，哀悼周总理纪录片的说明词里，也说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决要制片厂改掉，并且通知各报，不准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提法。

对这个禁令，大家都想不通，广大读者和编辑部内的很多同志，都反对。我的思想也不通，但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服从。当时，我含着眼泪，压着胸中的愤怒来执行这个命令。很多编辑反对我服从决定，跟我吵，可是没有办法，我还是服从决定，凡是看到有这种提法的文字都删掉了。当时，汪东兴还规定：不许以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他说，个人写的回忆录是为了吹嘘自己。他还规定纪念周总理文章的数量，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文章的数量。可是纪念周总理的文章象雪片般飞来，“只登三几篇”的禁令挡不住，登3个版也不行，登30个版也不够。怎么办？最后，我们硬着头皮一共登了44个版，从1月4日起登到1月22日才停下来，还压下了很多文章，报社只好向作者道歉。

到了周总理逝世两周年的时候，这些禁令还未解除。1978年3月4日，外交部写来一篇文章，明确地提出：“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篇稿子是李先念副主席审查过的。李先念将稿子送给华国锋，华说，我不看了，先念同志看了就行了。因此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的，就把它登出来了。登出以后，惹了大祸。文章是3月4日登的，在6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汪东兴就给我戴了一个大帽子，责备我说：“党报不听党的话”。当时，我解释说：“从原则上来说，我认为周总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没有错。再说稿子是经过李副主席审查的，不能说党报不听党的话。”但是，汪东兴认为，其他副主席看过都不算，只有他看过的才算；人民日报听他的话才算听党的话，听别的副主席的话，就不能叫听党的话。这算什么原则？

这个问题以后有了发展，不仅是悼念周总理，就是悼念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这样的限制。

关于全面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争论

接踵而来的宣传问题，是关于批判“全面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那一套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泡制者。他们在1974年发表的两篇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不仅危害全国，而且危害世界上很多兄弟党，有的党就把这两篇文章当成至宝，当成经典著作来学习。既然要批“四人帮”，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就应该批张春桥、姚文元这两篇反动文章，这也受到了汪东兴的阻挠。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汪东兴领导下的一个为中央起草报告的写作小组，在他们起草报告的第一稿（即征求意见稿）里，写了四个理论问题，（1）肯定了批唯生产力论是对的；（2）肯定了全面专政是对的；（3）肯定了批资产阶级法权是对的；（4）肯定了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是对的。这四个理论恰恰是张春桥姚文元理论的精髓。讨论时，很多同志都反对，怎么能把“四人帮”的东西，拿到现在中央的报告里去呢？就把它反掉了。

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全面专政”的时候，红旗杂志给汪东兴写了一份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这两篇文章。江东兴在2月4日作了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不能点名批判。这时，人民日报的同志查对了过去写的全面专政那篇文章，就是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文章的原稿，查出“全面专政”不是毛主席原来的话，是陈伯达加的话，陈伯达又把它改成黑体字，就变成了毛主席的“语录”了。我们把这个底稿翻出来，把这个情况登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以后，筹备宣传工作会议时，会议简报组觉得很重要，说明陈伯达捏造了毛主席的语录，把它登了出来。这一登，汪东兴就派人打电话来了，质问报社为什么要登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明，这话不是毛主席原来的话，是陈伯达加的，也是他批的改成黑体字的。电话说，你们那里有没有社论最后的样子？我们一查，确实没有。电话说，那个最后样子在我们这里，虽然是陈伯达加的，是毛主席同意了的，而且毛主席说改得很好。这样一说就把我们吓住了。我们只好说：“好，请把那份原件给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简报上重新再登一次。”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拿出来。

究竟什么是毛主席看过的，什么不是毛主席看过的，我们要求通知一下。哪些是毛主席批过的，是毛主席同意了的，哪些不是，这个要求，得不到理睬。人们不能不想：他们在理论上这样信奉和继承“四人帮”的理论，又用“两个凡是”的观点来阻挠别人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时，对“四人帮”的批判，划分了三个战役。第三战役就是要从理论上来批判。如果把“四人帮”的理论奉为至宝，这第三战役怎么个批法？如果我们现在还信奉全面专政，还要批唯生产力论，还要批资产阶级法权，还要说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还把这四条反革命理论奉为至宝，那么，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是批“四人帮”，还是保“四人帮”？如果说他们是“举旗”，那么他们举的旗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吗？如果按照这些观点，把“四人帮”这些理论都继承下来，那还谈得上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所以人民日报的同志们下定决心，开展对这四个反动观点的批判，终于冲破了一大难关。

关于批判“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争论

报纸宣传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揭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抓纲治国，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纲就是批“四人帮”；不批“四人帮”就不能治国。那么，“四人帮”是不是就这四个人，是不是还有一个帮派体系？批“四人帮”是不是只批这四个人，还是也应该批他们整个帮派体系的人？

我们认为，“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经营了十年，从上到下搞了一帮子人。可是，这位汪副主席领导下的中央专案组，搞出来的批“四人帮”的第一批材料和第二批材料，都仅仅是这四个人的材料。在运动初期，集中批这四个人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可是整个批“四人帮”运动，如果仅仅局限于批这四个人，那就达不到肃清“四人帮”流毒的目的，群众也不会满意的。揭批运动经过一个阶段以后，很多地区的群众纷纷写信向人民日报反映，认为批“四人帮”不能只批这四个人，在全国还有不少“四人帮”的同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代理人。很多人在信中说：“批‘四人帮’时，我们一看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就是‘四人帮’的忠实走狗，这种人领导我们批‘四人帮’能批得起来吗？我们能有劲吗？我们这个机关能有希望吗？”因而，广大群众提出了一个要求：批“四人帮”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不仅批“四人帮”这四个人，还要批“四人帮”的死党，批“四人帮”的整个帮派体系。
197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了“风派”、“溜派”、“震派”。这三篇文章的影响很大，《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2月份，《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批“捂派”的文章。就是说，不仅有“风派”、“溜派”、“震派”，还有“捂派”。这个“捂派”把“四人帮”的盖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不让揭开。这个“捂派”还是当权派。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继承“四人帮”的统治，继续统治着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人民日报》的这篇批“捂派”的文章，提出了要揭盖子，要进行揭盖子和捂盖子的斗争。《人民日报》接着又登了安徽、甘肃、黑龙江等地区进行揭盖子的报道，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可是，仍然有些地方，盖子还一直压着。不少人写信给人民日报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希望你们来揭。”说老实话，靠人民日报揭盖子，那是没有多少办法的。比如说一个省的大盖子，人民日报怎么能揭？报纸无非是制造舆论，要靠人民群众来揭，要靠中央去揭。那时，只要报上登了短短的一条小新闻，或者一封读者来信，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978年1月，《人民日报》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看成都想天津》，讲的是成都商业部门服务态度好，供应有所改善，而天津实在不像样子。这封来信根本不涉及揭盖子的问题，可是天津的读者却很高兴，他们说：“为什么成都变了，天津就不变呢？就因为成都有赵*阳，天津还是解学恭，是江青的红人。”一封来信就鼓舞了天津人民的斗志。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登了一封北京读者的来信，标题叫《捂盖子的是谁？》信中说：“黄帅问题为什么拖了20个月不能解决呢？这里面有人在捂盖子。因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小学生日记的问题拖了20个月之久，其他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同志能不能象对小学生日记那样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就是这么一封读者来信，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干部群众很高兴。虽然也有人不高兴，但是大多数同志说：“《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读者来信，对揭开北京市的盖子有好处。”信是7月30日登的，中央在10月8日就把北京市的第一把手换了。这表明：大盖子还是要中央去揭，人民日报只能是：你那盖子不揭，我就今天掀你一下，明天撬你一下，能够漏一点缝，冒一点气也好，这就有助于中央将来解决问题。

关于批判十七年黑线专政问题的争论

在批判所谓“黑线专政”问题的宣传上，也同样经历了一番十分复杂的斗争。

对十七年的估计，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林彪、“四人帮”从两个方面来否定十七年。他们一省一省地否定，每个省的领导人都是“刘邓路线的代理人”，都是黑线专政，然后他们在一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说这个省由黑变红了。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说是全国一片红了。这就是说，十七年是全国一片黑。他们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战线一个战线地否定，文艺黑线、教育黑线、新闻黑线、公检法黑线，各个战线都是刘邓黑线专政。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口口声声宣扬自己是尊重毛主席的人，把十七年说成一片黑，把各个省、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邓黑线，那么毛主席的红线主导作用到什么地方去了？黑线专政这个案，非翻不可。

翻“黑线专政”这个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

全国开展揭批运动以后，教育战线仍然死气沉沉。“四人帮”时期，对教育战线有一个“两个估计”。这“两个估计”就是：“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另一个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又把后一个估计。说成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坚持教育黑线专政观点的人说，确定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的那次全国教育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个案是不能翻的。这两个估计如果不推翻，教育战线的很多同志仍然戴着“黑线人物”的帽子！大是大非不分清，人们的心情不舒畅，揭批运动怎么能搞得起来呢！

1977年9月，人民日报的两个记者参加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听到很多同志对全教会纪要的两个估计不满意，认为这是“四人帮”搞的。记者召开了座谈会，把“四人帮”怎样炮制全教会纪要的来龙去脉写了出来。我们把材料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看了，就批了，小平同志也批了，说应当翻案，应当公开批判。然后由教育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写文章，最后请胡乔木同志定稿。这样一来，就把所谓的“十七年教育黑线专政论”推翻了。

未想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引起了一串连锁反应。在这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教育黑线来源于文艺黑线”。文艺黑线是江青和林彪勾结起来在1966年5月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里提出来的。这么一来，批教育黑线专政论就点燃了一把火，烧到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界的同志看了很高兴，希望人民日报帮助文艺界赶快把文艺黑线推倒。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十几位作家来座谈，刊登了座谈会纪要，宣布文艺黑线专政论是错误的，江青和林彪搞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错误的，应该平反，应该推倒。

稿子一见报，又惹了祸。登出的当天就来了电话，说你们人民日报是怎么回事，全国教育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的，怎么能推翻呢？中央宣传部马上召集我们去开会，认为不应该登座谈会新闻。在中宣部的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批教育黑线的文章是政治局批准的，而批文艺黑线的稿子没有人批准，是人民日报的胆大妄为。我们说，就在政治局批准的批判教育黑线的文章中，说教育黑线专政论来源于文艺黑线专政论，那就是说文艺黑线专政论是错的了，我们根据政治局批准的文章来进行宣传，没有什么错。相反，如果人民日报按兵不动，能说对吗？这一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只能妥协，说现在还是以批教育黑线专政论为主，批文艺黑线专政论两天登一次。这样，第二天《人民日报》停登了一天，有人就怀疑批文艺黑线犯了错误。以后，报纸上继续登，人们就放心了。我们觉得，一家登，孤掌难鸣，就采取借花献佛的办法，转载其他报纸批文艺黑线的稿件。这样一来，批文艺黑线就批开了。以后，什么教育黑线，新闻黑线，公检法黑线，工交黑线，一个个黑线专政论都平反了。

为什么翻黑线专政这个案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呢？关键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刘邓路线？有的话，在什么地方？当时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给我戴上一顶帽子，说我用毛主席的话来反对毛主席。经过十年“文革”的锻炼，人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扣帽子是吓不住人了，颠倒了的是非一定要颠倒过来。

关于经济政策宣传的争论

人民日报在经济政策宣传方面遇到的阻力，也是很严重的。我们没有妥协，而是鼓足干劲，继续冲刺。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他们搞假社会主义，搞极左路线，全面破坏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批“四人帮”，就要批“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的严重罪行，批“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要治国，就要恢复和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农业，要按照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要求来办事。揭批“四人帮”不能空喊，不能只在口头上书面上批，要一面批一面干，要在实干中批。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八亿农民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八亿农民生活不安定，国家就安定不了。把农业搞上去，把农村政策恢复起来，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可是，当时中央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偏偏对这件事不热心，反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他们还是按老一套办事，搞什么“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批促大干”；什么“不堵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反对评工记分，搞政治工分，说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大寨的基本经验就是七斗八斗，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动不停顿的大进攻”；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消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取消集市贸易，搞穷过渡……等等。这一套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留下来的，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认为这是搞垮农业经济的一个根子。当时，人民日报围绕这一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同样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你要强调家庭副业，宣传集市贸易，他就不批准；社论送去审查，他就叫你删掉。还公然说：“家庭副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你要强调搞按劳分配，就是反对政治工分，是砍大寨红旗。人民日报写了反对穷过渡的文章，他说，就是要穷过渡，只有过了渡才能够富。你要搞生产队的自主权，他就说你不要党的领导；你要搞多种经营，他就说你反对以粮为纲。

他们还是“两个凡是”的观点。反正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典型，“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号召，你就得学，条条照办，大寨的每一条都是真理的标准！所以，当时给人民日报扣了好多帽子，什么“反大寨”，“砍大寨红旗”，“反毛主席”……其实，真是冤枉，对于大寨的基本经验，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人民日报始终是宣传的，我们仅仅反对把大寨的具体经验作为一个标准，非要大家照搬照学不可，更反对用“反大寨”当棍子来打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来推广大寨的具体经验。

编辑部的同志曾经很冷静地考虑过，我们这些年来学大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开初，大家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作用很大，以后照搬照学大寨的具体经验，把自留地取消了，把评工计分取消了，把集市贸易取消了；把小队为基础过渡到大队为基础了，而且好些地区把山坡一律炸平了，土地一律深翻一尺了，等等。特别是搞什么“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促大干”，等等，把干部搞垮了，把群众批散了。好些社队从名义上争得了大寨式大队的荣誉称号，一些县当了大寨县，但是，生产垮下来了，或者粮食产量虽然略有增加，但农民收入减少了，这样学大寨学得下去吗？“两个凡是”的观点在农村也不得人心。这个问题，到了三中全会才算得到了解决。

在工业政策宣传方面也遇到阻力。如按劳分配问题，如果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我们的整个经济就别想搞起来。为了宣传按劳分配，《人民日报》登了很多文章，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这当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花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登在1978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乔木同志主持定稿，经过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批准的。登出以后，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很拥护。可惜，登出12天以后，汪东兴指责这篇文章和真理标准那篇文章说，究竟是“哪一个中央同意的？要查一下！”他要查一下是“哪一个中央同意的，”查出来以后，怎么办呢？看样子还有更厉害的棍子。他大骂《人民日报》没有党性，不是按照党性办报，而是按照个性办报。可是广大读者拥护《人民日报》的宣传，很多人来信都说，如果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实行按劳分配，还搞平均主义，还搞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国民经济要从崩溃边缘挽救过来可能吗？

关于批判“四人帮”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争论

十年“文革”中推行的是极左路线还是极右路线，争论了很多年。1972年周恩来总理领导人民日报批判极左路线，由于毛泽东支持“四人帮”，压制周总理，那次批极左失败了（我在前面叙述过了）。现在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垮台了，难道还不能批极左路线吗？于是，我们又把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翻了出来。

我们认为：林彪是反革命，他们是用革命外衣伪装起来的反革命。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推行一条极左路线，搞的是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人民，欺骗干部，也欺骗了一些高级干部。欺骗了不是一年两年，是很多年。如果他们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反革命，就不能维持那么多年，他们有伪装，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蓄意制造了一条极左路线，用革命的口号来破坏革命，所以欺骗性很大。如果把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说成是极右路线，害处就更大。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一些理论工作者都研究过：在我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极左路线，王明反对李立三，还说李立三是右倾，结果越反越左，反到白区百分之百的损失掉了，苏区百分之九十损失掉了。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反了右，造成了很大的恶果。对干部也是这样，明明是整干部整得过头了，是左了，你还说是右，那只能越整越厉害。经济政策上，明明“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左，你还说它右，还要反。老百姓说，不是割尾巴，把屁股都割掉了！所以，分清路线是极左还是极右，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年，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的理论版上曾经发表了反极左思潮、反无政府主义的整版文章，这就惹下了大祸，把我和王若水说成是“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整了几年。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应该明确“四人帮”究竟是什么路线。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中央报告的初稿里，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当时，好多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同意，我也发表过不同意的意见，说明“四人帮”路线不是极右，而是极左。起草小组一位好心的同志会后对我说：“唉呀，你以后不要再说极左了，什么极左啊，毛主席都说过了，右得不能再右了，以后千万不要说这个问题了。”这样，就一直批“四人帮”的极右实质，批到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前，广大干部和群众给报社来信，要求批极左，编辑部的同志展开争论，认定“四人帮”蓄意制造的那条路线就是极左路线，但是我们还不敢公开这样说。1977年，也是10月14日，我们登了两篇文章，绕了一个弯子，提出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假左伪装”。197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评“四人帮”的“极左”》和1978年12月12日登的《假左真右》，对这一争论作了系统地分析。以后，中央的文件接受了这个“假左真右”的提法，就把“极右实质”的提法冲破了。

这只是前进了一步，上了一层台阶，究竟是右还是左，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一直到三中全会，才确定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左路线，不是极右。《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江、张显扬、王贵秀等同志的文章，这笔帐才算清楚了。

（1999年7月初校，2003年12月二校，2004年3月17日三校于中医医院） 

2007年9月30日五柳村据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胡绩伟自述》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