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钢之魂破解版:从东坡书牍认识东坡—以黄州、惠州、儋州时期...

东坡逝世九百年纪念

壹、东坡书牍概述

《文心凋龙、书记》篇说：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鬱陶，託风采；故宜调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概要说明了书信文的特色与功能。书信的对象如果是至亲好友，更能通其款曲，书其抑鬱，充分达成抒发思想感情的目的。

传世的《苏轼文集》[1]卷四十八有「上书」十九通，卷四十九有「书」二十二首；卷五十至六十一为「尺牍」，各卷相关人数及篇数为：卷五十，十五人、八十八篇；卷五十一，七人、二百二十五篇；卷五十二，五人、八十四篇；卷五十三，十八人、九十八篇；卷五十四，一人、七十一篇；卷五十五，八人、一百二十七篇；卷五十六，二十一人、一百零三篇；卷五十七，四十一人、一百二十一篇；卷五十八，三十七人、一百二十二篇；卷五十九，四十三人、一百零九篇；卷六十，四十七人、一百零八篇；卷六十一，三十一人、一百二十三篇。三者合计十四卷，所涉及人物三百二十五人，总计一千三百七十九篇。数量不可谓不多，如加上比较官式的「谢启」，数量更多。然而在书牍中亦有极简短者，如在惠州作〈答张文潜书〉，只有「少游得信否？奉亲必不失所。」十一字，但对秦少游的关爱之诚溢于言表。按东坡于宋神宗元二年丰（公元1079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时年四十五岁。元丰七年三月量移汝州；四月离黄州，时年四十九岁，总计在黄州时间为五年又一个月，在黄州时所作书牍有二百七十九篇。东坡又于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当年十月二日抵达惠州，时年五十九岁。哲宗绍圣四年四月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时年六十二岁；计在惠州时间约两年半。在惠州所作书牍有两百零七篇。绍圣四年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五月，东坡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返，时年六十五岁。计在海南时间约三年，所作书牍五十一篇。总计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所作书牍五百三十七篇。以身陷窘困，又通信对象均至亲好友，故所作书牍多能显现东坡之性情怀抱与身处困境时之危疑自伤或自得自乐之情。兹略作分析归纳，抒其所见，以为东坡逝世九百年纪念盛会之芹献。

贰、持守道义、独立不惧

东坡遽遭贬谪黄州，其狼狈可知；他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念所及，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 [2]

所谓「名义」，也就是「君子」的名声与「君臣」间的道义。东坡对于自己平日持守存养的义理，极有自信，他对堂侄苏千之说：

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二首之一）……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二首之二）[3]

满朝文武，只有司马光和苏轼兄弟两人是「独立不惧」的，是「直道而行」的，因此，虽然因此而遭窜逐，也还是一大收穫。所以，在给李常的信中他也说：

吾侪虽老且穷，然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4]

类似这些话语，在惠州与琼州时期，虽已不再见于书信中，但我们从东坡一贯坚持的风骨看，这种对「道理」与「忠义」的坚持，是生死以之的，这是东坡立身行事的根本原则，固无须一再申明之也。

参、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东坡对自己所以会得罪被贬，当然也一直在反省检讨，原因好像还不是很单纯；首先，当然就是自己的「不安分」了。东坡到黄州不久，在给章惇的回信里说：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轼昔年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 [5]

东坡虽自承所作所为似「病狂」之人，一旦发病，至欲「蹈河入海」，且「似有物使」而身不由己，又对章惇怀疑自己将来会「再犯」感到太无道理。但事实上东坡毕竟是再犯了，又犯在自己老朋友章惇手上，真是情何以堪！[6]

此外，从以下所引书牍中，亦可见东坡的深自反省；在黄州时他说：

轼所以得罪，正坐名实过耳，年大以来，平日所爱恶忧畏皆衰矣，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也。 [7]

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与司马温公〉）

再贬惠州时则说：

愚闇刚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无一事，胸中廓然，实无荆棘。（《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与刘宜翁使君书〉）

贬窜皆愚暗自取，罪大罚轻，感恩念旧之外，略不置胸中也。得丧常理，正如子师及第落解尔。（《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杜子师〉四之三）

到海南后，就更是感慨系之了：

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林济甫〉）

「不善处世」总结了所有的原因，那岂不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吗？

东坡三次遭到贬黜，年岁越来越大，境遇更是一次比一次艰苦；他在自省之馀，虽自知因「不善处世」而获罪，但既要坚持「直道而行」，也就只有抱着「万事委命」的态度了。东坡对自己的遭遇，先在心理上建立起自解的理论，而使自己能坦然的面对逆境。在黄州时他说：

僕虽忧患狼狈，然譬如当初不及第，则诸事易了。（《苏轼文集》卷六十〈答李寺丞〉二之二）

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苏轼文集》卷五十七〈与赵晦之〉四之三）

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 [8]

在惠州时也说：

夫南方虽好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目清坐，念五十九年之非耳。（《苏轼文集》卷五十七〈与吴秀才〉三之二）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当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馀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苏轼文集》卷六十〈与参寮子〉二十一之十七）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苏轼文集》卷五十四〈与程正甫〉七十一之十三）

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孙志康〉）

既贬海南，更是抱着老死异域的打算；东坡说：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绝，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 [9]

虽然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贬谪的残酷现实必须面对。东坡年纪愈长，而贬放的地方愈远，环境愈恶劣，要如何去面对越来越艰苦的生活困境呢？到黄州后，东坡说：

命分如此，亦何复忧虑！在彭城作黄楼，今得黄州；欲换武，遂得团练。皆先谶。（《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之五）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做活计，子厚所知之，俸禄所得，随手辄尽；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桉：指妻与子也）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凛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飢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10]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11]

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

初到黄，廪禄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樑上，平旦用画杈挑取一块，即藏去杈，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馀，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12]

自绝禄廪，因而布衣蔬食，于穷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节微福。（《苏轼文集》卷六十一〈与圆通禅师四首〉之四）

到了惠州，东坡说：

某谪居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金之良药。（《苏轼文集》卷五十〈答范纯夫〉十一之十一）

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做惠州人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之四十）

某到贬所，阖门省愆之外，无一事也。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以书之绅矣，馀则信命而已。近来亲旧书问已绝，理事应尔。（《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钱济民〉十六之四）

数日，又见自五羊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王敏仲〉十八之六）

及到海南，东坡也说：

某与幼子过南来，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有自然处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林济甫〉）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三之一）

此中枯寂，殆非人世，但居之甚安。诸使在前，甚有与语者也。（《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郑靖老〉四之一）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馀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鮓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苏轼文集》卷六十〈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一）

近来鬚鬓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尔。相见无期，惟望勉力进道，起门户为亲荣，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苏轼文集》卷六十〈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三。桉：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只称元老为苏轼、苏辙侄孙）

困厄已至如此，仍然是「胸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东坡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

肆、澹泊自持、自适自乐

东坡一面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稍屈于困厄，另一面却也得面对残酷的现实；物质的贫乏可以容忍，但精神上如果缺少寄託，则日子将难以度过。因此，如何在艰困中自适心志、自得其乐，应该是很重要的课题。所幸东坡本就有超然自得的涵养，要「自得其乐」，当然也不会有问题。在黄州时期他就说：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 [13]

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钓鱼採药，聊以自娱耳。（《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二之一）

某到黄已一年半，处穷约，故是夙昔所能，比来又加便习，自惟罪大罚轻，馀生所得，君父之赐也。躬耕渔樵，真有馀乐。 [14]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祕，惟不肖与公共之。（《苏轼文集》卷五十一〈与滕达道书〉六十八之二十、二十二）

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馀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15]

自到此，惟以书史为乐，比从仕废学，少免荒唐也。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甚贵，近日方得雨，日夜垦闢，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16]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绝佳，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做酒店樊口；櫂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馀，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17]

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 [18]

在黄州的五年岁月，东坡得出一个结论：

此间但有荒江大山，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尔。（《苏轼文集》卷六十一〈与言上人〉）

武林杭州殆人间天堂，而黄州荒鄙，东坡处之五年，竟以与杭州比，是真能自得其乐也。十四年后，东坡被贬岭南惠州，惠州更不能与黄州比，然则东坡又如何苦中作乐耶？试看：

轼罪大责薄，圣恩不赀，知幸念旧之外，了无丝髮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也。……，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亦莫遣人来，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吾侪但断却少年时无状一事，诚是，然他未及。（《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陈季常〉十六之十六）

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之四十）

屏居荒服，真无一物为信。……，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罗浮曾一游，每出劳人，不如避户之有味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张文潜〉四之二）

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斋」。（《苏轼文集》卷五十三〈答毛泽民〉七之五）

某凡百粗遣，适迁过新居，已浃旬日，小窗疏篱，颇有幽趣。（《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王敏仲〉十 八之一）

东坡在惠州时，原本还抱着万一的希望，存着「赦后痴望量移稍北」（《苏轼文集》卷五十四〈与程正甫〉七十一之四十）不想结果却更被贬到海南，到海南后的处境是：

别遽逾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某与儿子初无病，但黎、蜑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阨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全父〉十二之九）

到了海南，东坡又如何自处，进而求能自乐呢？且先看看他的心境：

平生不作负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则不可，九死之馀，忧畏百端。（《苏轼文集》卷五十〈与范元长〉十三之六）

海南风气，与治下（桉：指海康）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某到此数卧疾，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藁而已。

此岛中枯寂，春色所不到也。（以上三条，俱见《苏轼文集》卷五十八〈与张逢〉六之二、三、五）

东坡的心境如此，海南的环境如此，东坡如何自遣自乐呢？我们从他的书牍中可以读到的就只有像以下这些话了：

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全父〉十二之十一）

海州独穷，见人即喜，况君佳士乎！（《苏轼文集》卷五十八〈与周文之〉四之四）

「好书」和「好人」，在海南绝域，已是莫大的奢侈了！

伍、忧患死生、自得其解

东坡在十多年的贬谪生活中，除了要为自己的义理信念坚持不懈外，也要为家人朋友分忧解愁。人生总会经历许多的「无常」，得失、成败乃至生与死，究竟应该用什麽样的心理去面对它？身处险厄的东坡，除了为自己在困辱中求取解脱之道，也藉以安慰、教导、鼓舞亲人朋友，使他们能在逆境中很快的站起来，就像他自己。

对因为「乌台诗桉」而受东坡牵连的人，东坡是非常过意不去的，他在黄州给王定国的回信中说：

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我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19]

王巩被贬到岭南广西，东坡惟恐其地瘴气伤人，勤勤教以袪瘴养生之法：

每日少饮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须少俭啬，勿轻用钱物，一是远地，恐万一缺乏不继；二是灾难中节用自贬，亦消厄致福之一端。 [20]

当东坡被贬惠州的第二年，黄庭坚也被贬黔州；东坡闻讯，极为伤感的说：

闻醇父（桉即范祖禹，与黄庭坚同因修史事被贬永州）、鲁直远贬，为之悽然，此等必皆有以处之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张文潜〉四之一）

虽然相信二人一定有以自处，还是表达了对黄庭坚最大的关心：

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土风何似？或云大率似长沙，审尔，亦不甚恶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处之道。闻行囊无一钱，途中颇有之义者，能相济否？某虽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须预虑。（《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黄鲁直〉五之四）

「无不可处之道」、「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也只有像东坡这种襟度的人，才能有如此的豁达。

东坡在黄州时，曾因病杜门谢客，遂被讹传为死去。东坡于类此之事慨然而叹曰：

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 [21]

春夏多苦疮疖、赤目，因此杜门省事。而传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实无甚恙。今已颇健，然犹欲谢客，恐传者复云云，以为公忧。 [22]

劣弟久病，终未甚轻快。或传已物故，故人皆有书惊问；真尔犹不恤，况漫传耶？近来颇佳健，一病半年，无所不有，今又一时失去，无分毫在者，足明忧喜浮幻，举非真实。因此颇知卫生之经，平日妄念杂好，扫地尽矣。 [23]

所谓「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真尔犹不恤，况漫传耶？」、「足明忧喜浮患，举非事实」，诚然道尽面对世间虚实真幻颠倒的无可如何。

东坡在贬谪中，一面要安顿自己的生活，一面要纾解鬱结的情志；既要为自己的疾病苦恼，又得关心亲友的悲痛遭遇，而亲友家人的亡故，所带来的冲击，毋宁说是最令东坡伤恸的。东坡该如何来排遣这种哀伤悲痛呢？对亲人的死亡是最最难免要悲悼的，他说：

是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 [24]

人命脆弱，死生无凭，又该如何面对它呢？朋友丧女丧子丧妻，东坡安慰他们说：

惊闻爱女遽弃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难堪，奈何！情爱着人如黏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覆寻绎，便缠绕人矣。区区愿公深造，一付维摩、庄周，令处置为佳也。 [25]

逝者已矣，空复追念，痛苦何益！但有损尔。切望以明识照之！绝不能无念，随念随拂，勿使久留胸中。 [26]

不谓尊嫂忽罹此祸，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谓老身长子者，此情岂易割捨？然万般追悼于亡者，了无丝毫益，而于身有不赀忧，不即拂除，譬如露电，殆非所望于明哲也。谴地不敢辄捨去，无缘面析此理，愿兄深造痛遣，勿留丝毫胸中也。唯有速作佛事，升济幽明，此不可以不信也，惟速为妙。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于此事，亦不必尽之。佛僧拯贫苦尤佳，但发为亡者意，则俯仰之间，便贯幽显也。忝至眷必不讶。 [27]

知有爱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须深留恋也。僕离惠州后，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怆久之，今则已矣。 [28]

第三则所言「老弟前年悼亡」者，是指朝云之丧，朝云卒于绍圣三年（公元1096）七月初五，才三十四岁。朝云姓王字子霞，侍候东坡二十三年；东坡对朝云之亡，极为哀悼，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语。[29]朝云曾「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颂《金刚经》四句偈以绝。」[30]所谓「四句偈」就是指《金刚般若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四句。东坡因此把朝云墓前的旧亭子改名为「六如亭」。东坡举自己对朝云身故的悲痛与治丧方式，以安慰「至眷」[31]程正甫的丧妻。至第四则所谓「襁褓泡幻」者，东坡亦曾经历：朝云所生东坡幼子苏遯，亦不满週岁而夭，东坡作诗哭之，有「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馀伤」之语。[32]当时东坡四十九岁，经历过了母逝父丧以及元配王弗的死亡，[33]再加黄州之贬的巨大冲击，东坡已然体认人生无常本如梦幻，但一旦面对幼子之丧，还是不免哀恸。而如何化解哀伤，不使「如黏胶油腻」、「沾染」、「缠绕」，经过长期的领悟，东坡自然有了理论上的化解之道，也说明了他对死生忧患的观念和态度。

陆、小结：才性天成、自信自用

东坡于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由惠州再贬海南。当年六月渡过琼州海峡，抵达儋耳后，曾寄信给在雷州的弟弟子由，信的前半说明自己「于诗人无所好，独好渊明之诗」，以为「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臞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因前后追和陶诗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后话锋一转说：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仕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对于东坡的这段话，他弟弟子由就是不以为然的说：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年，为狱吏所折困，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脱于渊明，其谁肯信之！[34]

东坡给子由写信要求子由为自己的「和陶诗」写序时，他已经就快六十三岁了；巧的是陶渊明也只活了六十三岁（365—427）[35]东坡必然是大有感慨吧！东坡所谓「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者，所谓「此病」就是陶渊明自称的「性刚才拙，与世多忤」。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的表现，就是他的「拙」，是「拙」于「应世」，其实也就是东坡的「一肚子不合时宜」。如果再加赋性「刚强」，那就必然会有「与物多忤」的结果了。东坡自恨对自己这个「病」不早「自知」，以致陷于大难，言外之意是如果早知自己有这种「病」，就可以如渊明般及早「辞世」以远罪了，其实，东坡岂有不知自己的赋性之理，试看他的自白：

「性有愚直」—〈谢制科启〉，嘉祐六年26岁。（《苏轼文集》卷46）

「自知拙直之难安」—〈徐州谢两府启〉熙宁十年42岁。（《苏轼文集》卷46）

「轼强狠自用」—〈与章子厚参政书〉之一—元丰元年45岁，时在黄州（《苏轼文集》卷49）

「处世龃龉，每深自嫌恶，不论他人。」—〈答陈师仲主簿书〉—在黄州（《苏轼文集》卷49）

「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答李琮书〉在黄州（《苏轼文集》卷49）

「出而从仕，有狂狷婴鳞之愚。」—〈谢中书舍人启〉—元祐元年51岁（《苏轼文集》卷46）

「皆以疏愚处必争之地」—〈答范蜀公〉—元祐三年53岁（《苏轼文集》卷50）

「愚拙多忤，而处争地。」—〈与刘贡父〉—元祐三年53岁（《苏轼文集》卷50）

「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褊遣多忤。」—〈与张太保安道〉—元祐四年54岁（《苏轼文集》卷50）

「吏民习知其迟钝」—〈杭州谢执政启〉—元祐四年54岁（《苏轼文集》卷50）

「愚忠自信，朴学无华；孔融意广才疏，嵇康性褊伤物。」—〈定州到任谢执政启〉—元祐8年58岁（《苏轼文集》卷46）

「轼受性刚简，学迂才下。」—〈与谢民师推官书〉—元符三年65岁（《苏轼文集》卷49）

「僕狷介寡合之人也」—〈与叶进叔书〉—（《苏轼文集》卷49）

自二十六岁初入仕途，即已自知赋性「愚直」，其后，或遭贬，或在朝任显要，一直到暮年由海南北返道中，无论对象何人，东坡有「拙直」、「强狠自用」、「处世龃龉」、「愚暗少虑」、「狂狷婴鳞之愚」、「疏愚」、「愚拙多忤」、「不善俯仰」、「贬谴多忤」、「受性刚简，学迂才下」、「狷介寡合」等等的自觉，总归一句，就是渊明的「性刚才拙」，是东坡对于自己的性行，固早已了然于胸，却不能如渊明之毅然引退，遂至犯世之大患，陷大难中，此东坡终于自嘲不如渊明处。虽然，以二人所处背景迥异，东坡处于可以有所作为之时，故坚守道义，不改其度而一无所惧。子由与东坡六十年手足兄弟，心意相同，岂有不知东坡之所怀抱者？其于东坡之言所发之慨歎，正由此也。然则，以东坡在书牍中自然流露的性情人格，吾人于东坡之为人自当有更深一层之认识。

柒、馀论—信天命而自遂

《苏轼文集》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卷，共收有东坡所作「表」、「状」一百一十七篇，由其中言语，亦可见东坡对自己的赋性知之甚明，对皇帝所说的话与对亲朋好友所说的完全相同，颇可玩味。兹列举如下，以详其实。

「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密州谢上表〉

「顾惭迂阔之言，虽多而无益；唯有朴忠之素，既久而弥坚。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无罪，实身恃于至仁。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皇帝察孤危之易毁，谅拙直之无地。」—〈徐州谢上表〉

「才迂识疏」—〈徐州谢奖谕表〉

「臣性资顽鄙，……议论疏阔……，皇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湖州谢上表〉

以上四表，皆在贬黄州前所上。

「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到黄州谢表〉

「俯念臣向者名过其实，食浮于人。」—〈谢量移汝州表〉

「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重念臣受性刚褊，赋命奇穷。」—〈乞常州居住表〉

「祇合俯身从众，卑论趋时；奈何明不自知，谏馀未信。屡遭尤谴，实自己为。」—〈登州谢宣招赴阙表〉

「臣受材浅薄，临事迂疏。」—〈辞免起居舍人第一状〉

「臣受命褊狷，赋命奇穷。」—〈第二状〉

「臣颛愚自信，狂直不回。」—〈谢宣召入院第二状〉

「臣学非有得，愚至不移；虽叨过实之名，卒无适用之器。」—〈谢除龙图阁学士第二表〉

「臣赋命数奇，与人多忤。」—〈第二表〉

「臣少而拙讷，老益疏愚。」—〈谢赐对衣金马第一表〉

「臣早缘刚拙，屡致忧虞。用于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余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虽知难每以为戒，而临事不能自回。苟非……，久已见清。」—〈杭州谢放罪第一表〉

「知臣刚贬自用」—〈谢宣召再入学士院第二表〉

「臣志大而才短，论迂而性刚。以自用不回之心，处众人必争之地，不早退缩，安能保全。」—〈谢兼侍读第二表〉

「臣学陋无闻，性迂难合。」—〈谢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第一表〉

「志大才疏，信天命而自遂。」—〈扬州谢到任第一表〉

「少贱而鄙，性椎少文。」—〈谢兼侍读第二表〉

「岂臣迂愚所当兼领」—〈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

以上共二十三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东坡在给亲友书信中所常用的语辞，一样用于在给皇帝的表章上，那种「信天命而自遂」、「狂直不回」与「未忍改其长度」与「朴忠」，充分显露了东坡的自信与坚持，也正是他的人格特质的具体表现；这才是东坡，这就是东坡！


本文于2000年12月17日在辅仁大学举办「纪念苏东坡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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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又：《苏轼文集》所附《苏轼佚文彙编》七卷，其第二至第四卷，收有书牍共二百三十九首，但并未注名时地。细读一过，其属于黄、惠、儋州时所作者不多，内容亦大致相同，故不计入。

[2] 《苏轼文集》卷四十八〈黄州上文潞公书〉。方桉：《续资治通鑑长编》卷三零八、元丰三年九月丙戌载：潞国公文彦博由河东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改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依前河东节度使判河南府。盖因改官制而迁。闰九月壬子诏于都门外赐文彦博饯送御筵，上自为诗赐之，命参知政事章惇为之序云。卷三零九、九月乙卯又载：迁河东、永兴军节度使，固辞。东坡此书首称「孟夏」，又称文为「留守太尉」及「有自京师来转示」云云，则彦博致书东坡在三年九月后，东坡回书在四年四月间。

[3] 《苏轼文集》卷六十〈与千之姪二首〉。桉书中有「去岁作试官」语，当係在知徐州任上。

[4] 《苏轼文集》卷五十一〈与李公择〉十七之十一。桉：李常字公择（1027—1090），江西建昌人，黄庭坚之舅父，东坡曾为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文。

[5]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与章子厚参政书〉之一。按：书中有「恭闻拜命与议大政」语。据《长编》卷三零二、元丰三年二月丙午载：「右正言知审官东院章惇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章惇当係此后致书东坡。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东坡「乌台诗桉」发，章惇曾为坡不平（见长编二四二元丰七年正月戊午条），但并不积极，盖本支持便法也。其后东坡再贬惠州、儋州，则章惇执政后之作为也。

[6] 东坡惠州、儋州之祸，实章惇致之。章惇二子章持、章援为元祐三年（一零八八年）进士，主考官即东坡；章援第一，章持第十。东坡自海南北返，章惇适被贬雷州，章持曾致书东坡为乃父缓颊；东坡复信中有「某与丞相定交四十馀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等语。全书于章惇被贬绝无幸灾乐祸之语，反殷殷为章氏兄弟筹画如何孝养。东坡之伟大，正在此等处。

[7]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李昭★（玉己）书〉。桉：书中有：「鲁直记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之语。黄庭坚继配谢氏卒于元丰三年二月，作〈发愿文〉誓断酒肉在元丰七年三月。东坡此书当作于元丰三、四月间，以四月奉命量移汝州也。

[8] 同注2

[9] 《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王敏仲〉十八之十六。桉：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见《礼记?檀弓下》。后遂有「赢柏有不归之魂」一语。东坡反用此典。

[10] 同注5
[11]《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李端叔书〉。据书中所述，当係作于初至黄州时。
[12]《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秦太虚书〉七之四
[13] 《苏轼文集》卷四十八〈黄州上文潞公书〉
[14] 《苏轼文集》卷五十七〈答吴子野七首〉之一
[15] 同注4，十七之九
[16] 同注4，十七之十三
[17] 同注12
[18]《苏轼文集》卷六十〈与子明兄〉桉：东坡伯父苏涣三子，长不欺字子正，次不疑字子明 ，三不危字子安。

[19]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之二。桉：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居士。因东坡桉贬监宾州（今广西宾阳）酒务，五年而豪气不少挫。东坡有〈王定国写真赞〉，称其「泰不骄，困不髐而老不枯也。」
[20] 同注19之三。桉：射干为似弧而能缘木之兽，见〈子虚赋〉注。又佛书则指恶兽似青黄狗，食人能缘木。
[21]（《苏轼文集》卷五十〈答范蜀公〉十一之二）桉：《长编》卷三四二、元丰七年戊午载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经过甚详，略云：上每怜之，欲使修国史，执政难之，遂改曾巩；上又欲起知江州，明日又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札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月遂兹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于表中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厌其馀生。」桉〈谢表〉云：「奉正月二十五日诰命」，确有二语。又据杨希閺〈曾南丰年谱〉载：曾巩于元丰四年六十三岁时，以判三班院间判太常寺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典五朝史事。（事见七月己酉、八月庚申，见《长编》卷三一四、三一五。惟神宗对曾巩所修史不满，见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戊寅「罢修五朝史」条下）又据东坡〈徐君猷挽词〉诗王文诰按语：徐君猷以六年四月罢任（参见波词〈醉蓬莱〉题），代者杨君素。君猷东海人，丧过黄州，在六年十一月。又《宋史?宰辅表》二：蒲宗孟于元丰五年四月甲戌自翰林学士加中大夫守尚书左丞，六年八月辛卯出知汝州。则据《长编》所载京师传坡白日仙去而神宗对「左丞」蒲宗孟云云，核以东坡此书，则京师之传言应在六年春夏之后、八月辛卯之前。而因此一传言，亦使神宗决意再起用东坡也。

[22]《苏轼文集》卷五十〈与李公择〉十七之八。并参前注 。又此夏复言：「郑公虽已逾八旬，然耆旧凋丧，想当为国悽怆。」所指「郑公」为富弼。据《长编》卷三三六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载：「武宁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卒。」李常与坡书必在富弼卒后，坡回书更晚。又桉东坡撰有〈富郑公神道碑〉，称：「神宗即位，改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进封韩国公，致仕。」东坡习称「郑公」也。

[23] 《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蔡锦繁〉十四之十二至十三。
[24] 桉东坡乳母任氏彩莲卒于元丰三年八月，年七十二，东坡曾为作墓志铭。至其堂兄中舍即苏不欺，字子正，东坡于元丰五年正月有〈祭堂兄子正文〉。
[25] 《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蔡锦繁〉十四之十二
[26] 《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王子高〉三之二
[27] 《苏轼文集》卷五十四〈与程正甫〉七十一至五十七
[28] 《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三之一
[29] 《苏轼诗集》卷四十〈悼朝云〉
[30] 《苏轼文集》卷一十五〈朝云墓志铭〉
[31] 桉程正甫名之才，为东坡母之侄子，于东坡为表兄。东坡姊八娘于十六岁时嫁之才，不得婆母欢心，受凌虐致死，苏洵大以为恨，作〈自尤〉诗以自责（见《全宋诗》卷三五二），两家怨隙不平久之。其后东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与释憾。东坡贬惠州，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之才为广东提刑，将使之甘心焉。而正甫反笃中外之义，周旋周至。
[32] 《苏轼诗集》卷二十三〈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
[33] 桉东坡元配王弗十六岁来归东坡，治平二年（1065）五月卒，年二十七（1039—1065）
[34]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见《全宋文》卷二零七五。桉苏辙于文末所署时间为「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及东坡六十四岁诞辰日。子由真有心也。
[35] 陶渊明生卒年异说颇多，此用《中国历代着名文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册廖仲安所撰〈陶渊明〉闻中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