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铁石心肠 近义词:我的父亲林日熙 / 林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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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父亲1947年摄于遂昌
父亲辞世三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无时无刻鲜明地在脑子里萦绕。我的父亲不是一位伟人，也不是一位名人，但他不仅是一位好父亲，还是一位好丈夫，好医生。我时时想起父亲，点点滴滴在我心中永驻，并以有这么位父亲而骄傲，幸福。几年来一直想写写父亲，以寄托对父亲的思念，也想让我的后辈知道他们有这么位可敬可亲的先人。
父亲的童年和家庭
父亲姓林名日熙，字永昶，生於1912年，卒於1977年，享年66岁。父亲出生在浙江省龙游县贺田村。原籍福建省蒲田县，在清朝末年祖父兄弟三人从福建蒲田迁移至此。祖父林壬生为长，十分精明，勤劳，能干，来贺田没几年就置下一份家业，娶妻生子，以后兄弟三人自立门户，但仍住在一个屋檐下。三家均以耕读为主，并开有一家‘林万春国药号’，药店所得利润三家均分。三家子弟都在家延师墪教。一位伯父曾考取秀才，一位考取贡生。父亲的文学工底之厚，书法之精湛得益于此。父亲兄妹五人，父亲为么，均一母所生，大姑妈林爱英，长父亲十七岁，大伯父英年早逝，大伯母23岁守寡在家，到70余岁去世，无子女，像佣人般在林家度过了一辈子，一生甚是凄苦，尤其是晚年，蓋的是破絮，穿的是破袄，无人嘘寒问暖，据说三年自然災害时是活活饿死的。大伯母原本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在家是个千金小姐，出嫁时曾哄动一方，可惜命运多舛，婚后3-4年大伯父就去世，唯一的女儿又夭折，其凄苦可想而知。她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抽闷烟，房间里常有冰糖，梨子，蜜枣等小吃，因性格孤僻，孩子们都不允许进她的房间，惟有我例外，当然也只有我可以享受到这些令孩子们垂涎的东西，真是世事难料，大伯母死得这么可憐。二伯父林日豪，曾担任本村小学校长，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段时间，为此解放后劳改八年。因生性好闲不求图进，以后长年闲赋在家，以饮酒、画画为乐。他画得一手好丹青，祖母曾拿出来给我看过，家里还有其它许多字画，可惜土改和文革时都付之一炬了。二伯父有二子一女，林焕相，林焕仁，林春梅，现只有二堂兄焕仁，堂姐春梅健在，他们都已子孙滿堂，在家安享晚年。
贺田是浙江南部的一座美丽小乡村，四面环山，青山碧水，绿树环绕，好几年前已有公交车通过。当年大概只有几十户人家，大多数人以种田经营山林为生，少数几户乡绅人家，开些小作坊，小商店，（我们家当年就有辗米和造纸的二个小作坊）。这里民风淳朴，土地肥沃。大多数人家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村里有一所初级小学，供本村孩子接受初级教育，老师由本村一些有文化的人担当，我小时曾在此校上过几天学，记得当时教我的是一位远房亲戚，姓劳的老师。以前回乡我都要去这所小学重遊一番，在坐过的凳子上坐一坐，可惜前几年停办了，现在孩子们要步行5里路到大街镇上去上学。
少年时看到的老宅还挺有气派，白墙青瓦，马头墙，典型的徽派建筑，有二层楼大宅院一座，前后庭院。坐南朝北。前院颇大，周围有一人多高花墙围住，东南方向围墙处有一大门称作“车门”，可能是当年来往停车、马、轿的地方，车门左右有二只大石鼓，颇为壮观，我们小时常爬上去玩，或在那里玩过家家。前后庭院沿着围墙种有桃、李、梅，柿、文旦等果树，前院有一棵很大的丹桂，有二人多高，树冠很大，后院一棵银桂，有前金后银之意。秋天花开时滿树金银，远远就可闻到一阵阵甜甜的桂花香。走进车门是前院，地面埔着鹅卵石，右边有一魚池，池边放有数块太湖石供人坐着观赏池中的魚儿，或閒聊，左边有一排小矮房，作堆放柴火用。冬天沿墙是晒太阳的极好地方，夏天晚饭后一家老小常在院子里谈天、纳凉。孩子们就在此戏耍，或听大人讲故事。秋天收割时作为晒场。
前门抬头远眺，青山如黛，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松树，山脚下还有一条碧蓝大溪流过，雨季溪面开阔，可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我小时候此溪里有很多魚儿，人们常在此垂钩，或下去捕捉。后门有一条小溪涓涓流过，上段供饮用，下段洗衣洗菜，还常有小小魚儿成群在此游来游去，我们会拿着小面盆去捞来放在小瓶子里养着，可惜没几天就死了，看着小魚儿可憐地死去，就不忍心再捉来养了，只是蹲在溪边看看它们。
推开正厅大门，迈过高高的石条门檻，是长方形的大天井，铺着长长的的大石板，阳光从上面投进，使厅里亮堂堂，下雨天屋顶的雨水沿着水檻流到天井，再由阴沟流出。抬头赫然“德庆堂”一块大匾高挂，厅屋上首，放一张长长的条桌，临下一张八仙桌，四把太师椅和茶几。正厛两边放有大小两个石磨，搧谷机，谷仓，大酒缸等。年前正面墙上总挂上几轴列祖列宗彩色画像，有的身穿官服，帽有红顶，祖母曾一一告诉过我是那代祖宗，可是我过后全忘了，但祖母当时颇引以为荣的样子我还记得。冬至后大厅里开始热闹起来，杀猪宰羊，磨豆浆，做豆腐，做年糕，做团子，做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麦芽糖，张灯结彩，准备祭拜祖宗，一股过年的气氛，忙碌又欢乐，是我们小孩最最开心的日子，有吃又好玩。小年夜正式祭拜。放在楼上尘封一年的银质灯台，燭台，碗碟全部请出，擦洗干净，作供拜祖宗用。年卅全家人在正厅围着大圆桌吃年夜饭，我和父母每年都回去过年，回老家过年是我童年最开心，最常忆及的一件事。我们小孩吃了几口，就廹不及待地举着红灯笼到处乱窜，等着拿红包，穿新衣。年初一，一大早就起来，先翻出枕头底下的红包，穿上新衣，堂兄弟姐妹们开始欢欢喜喜在大门口放鞕炮，结伴到各位长辈处拜年，当然“拜年拜年红包拿来”。年初二是上祠堂祭拜。正月里客厅里的酒席是不断的，每日都有客人，迎来送往，我的红包自然一个不会少。正月十五更是热闹，各路舞龙舞狮，走马灯似的，都要到大厅热闹一番，不过祖母常对我感叹世事已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仿彿就是昨天的事，但已像云烟一样消失，仅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
正厅很大，有红漆的大柱子，雕樑画栋（当然不及官宦富贵人家富丽堂璜），地上铺的是油光光的大方块青砖，非常凉爽，夏天我们小孩就在地上睡午觉，或做游戏，比如跳方块，老鹰抓小鸡，学大人一样拿着纸条做的马鞭唱戏等等。当时我门这辈堂兄弟姐妹很多，非常热闹，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跟着祖母住在这里。解放后这厅成为全村的粮库，堆放着征来的粮食，直到文革前后才搬走。自然此后就厅不成厅了。
从前厅两边侧门走进后厅，同样有一个大天井，一个较前厅小的厅堂，二边四个厢房，父母在东边上首一个厢房结婚，我就出生在这个房间里，并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为了照顾我、祖母和我们住在前后房，我们在遂昌定居后，此房由堂房大哥大嫂使用。厅后有楼梯上楼，侧屋也是二层楼，比正屋略低一点，是三家日常生活场所。有一个厅，二个小天井，二间二爷爷家的卧室，及三家的厨房，饭厅。侧屋外还有一个小园子，有三家的牛圈，猪圈，也种了些果树。可惜这个诺大房子，没有出过一个名人，更不用说伟人了。
历经百余年的沧桑，又未修缮，现已面目全非，地面上的青砖破了，缺损了，屋顶漏了，樑柱被白蚂蚁啃得千疮百孔，红漆的柱子早已斑驳干裂，若不是嬸嬸前几年及时请人修复，可能已坍塌。各房子孙繁洐后老宅子住不下这么多人，厅堂也不再派上用场，后辈们把它隔成了房间，厨房，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不成样子了。前后院子更是面目全非，花墙，车门没了，鱼池填了，果树，花树砍了，那棵我最爱的桂花树也没了，院子变成了一块块菜地和粪坑。近年经济发展了，年青一代有了钱，嫌房子破汩，都搬出去另造了新屋，老房子空空荡荡，如今只乘下一位堂兄二位堂嫂一位嬸嬸四位老人，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生气，不过仍隐约可见当日的气派。
家里因有肥田数亩，山林数处，还有二处小作坊，生活还算富足，父亲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本该幸福，不幸父亲出生第二天生母即病逝（可能是产褥热），只得请乳母喂养，后来祖父续弦，继由继祖母扶养。继祖母包氏，当时年仅20岁，好在继祖母十分能干、自已未能生育，视父亲如同已出，疼爱有加，精心培养，兄嫂和两位姐姐也甚疼爱这位出生即丧母的小弟弟，特别大姐（我的大姑母）年长他17岁，既当姐又当母地疼爱着他，使他的童年过得不幸又幸福。
求学之路
上完高级小学，祖母即送他去报考兰溪中医专科学校。她认为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不求人，走到那里都有饭吃。1930年父亲以同等学历（应该是初中毕业）一次考中。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浙江省就此一家，颇有名气，学期三年，费用很昂贵，来此求学的大都是家庭比较殷实的富家子弟。从兰溪到贺田大约有200多华里，当时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学生来回不是坐轿就是骑马，如不是继祖母鼎力促成，家中兄嫂的理解，父亲是难以完成学业的，父亲对祖母，兄嫂非常孝敬，除了天性，也是知恩图报吧。为此祖母拿出了不少私房钱。
在校期间父亲发奋学习，又兼之天生聪颖，成绩十分优异，曾听父亲当年一位同班同学，原南京中医学院已故教授邱茂良先生谈起往事，对父亲十分钦佩，说父亲很优秀，年年都是班上第一名。也曾听母亲说过，因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当年林家祠堂每年都要给父亲“挂红”（发红包，挂红绸带），并有一些田产给予奖励，这是最高的奖赏和殊荣，祖母很高兴，对父亲更疼爱有加了。
2006年我曾去父亲就读过的旧校址拜谒，这是一座环境优美，古朴典雅，幽静的花园式院落，近年当地政府进行了修缮，作为名胜古迹，遊览胜地之一。按原来格式座落着桌椅等物，墙上贴着校记，列记了许多知名校友的名字。这座学校解放前很有名气。曾造就了许多悬壶济世的良医。可惜后来因校长的去世而停办了。我上初中时有一位老师是当年校长的孙子，父亲得知后还请到家里来做客，详细询问了离校后老校长和母校的情况，充满了深情厚意。
踏着父亲的足迹，我无限感概，似乎还闻到了幽幽墨香，听到当年朗朗的读书声，看到父辈们踱着方步沉思，黙记的身影，遥想当年父亲意气奋发，风华正茂是何等风采。
开始医生生涯
图2 父亲1932年在兰溪中医专科学校求学时
贺田是个小山区，周围有许多自然村，相距甚远，出门大都要翻山越岭，或过河涉水，医生很少，医疗条件极差，乡里乡外的又多少带点亲戚关系，有病人上门来叫即出诊，父亲有时一天要出诊几次，有时一天要走几十里路，父亲毫不畏惧，我看见父亲足底上许多厚厚的老茧，就是当年走村串户磨成的。
初为医师的父亲，凭着他扎实的医学知识，不断求索，温和、热忱的性格，不怕苦和累的精神，不到二年，即获得乡亲们的信任，在当地小有名气。
父亲在前厅坐诊，祖母就在父亲旁边坐着，一边为父亲铺纸研墨，一边收授礼金。当时看病不像现在，要付挂号费，而是随病人意愿送红包，多少随便，送或不送或年底一次送都可以。当时人很淳朴很尊敬医师，大多数人都会付一定酬金，实在窮困的也不收，作为做好事。病看好了，或有钱又宽厚的人有时会付得很多，为了答谢医师年底有些病人还会送些自家土产，如鸡，鸭，鱼，鸡蛋，肉，火腿等，钱款全数由祖母收下添作家用，积累多了祖母就置些田产，因此解放时被评为地主，害得二伯父一家戴了一辈子地主帽子，父亲因早年离家，未参与收租等而幸免。
父亲的大姐年长父亲17岁，似姐又似母，出嫁在遂昌北界，离贺田约30多里路，父亲常到她家玩。一次在大姐家玩时，隔壁一户人家突然传出很大的哭声，父亲和姑妈立即去看个究竟，原来刚“死了”一个人，已搁在门板上（当地人死后放在门板上），因为死得太突然，年纪又轻，家里人十分悲痛，故而嚎啕大哭。父亲出于职业习惯上前看了看，发现“死人”似乎还有一丝气息，便立即给予针刺人中、合谷、十冲，足三里等穴位，不一会“死人”长叹一声，面色渐转红润，有了气息，又立即取独参汤灌喂，半天后居然会说话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手忙足乱地把病人抬回到床上，家里人那个高兴无法形容，称父亲简直是神仙，以后渐加调理，病人康复如初，这在当时简直是起死回生。此事轰动方圆几十里，一时传为佳话，名声开始远播，声誉日隆。这位被救活的人，我十五岁去姑妈家玩时曾见过，他还和我谈起过此事，再三说：“没有你父亲我早已死了几十年了”。这年他已近五十岁，育有二男一女，并有孙儿，孙女，做了爷爷。
父亲在家乡的名气一直不衰，我们在遂昌的几十年，每年都有不少病人捨近就远来找。每次回到家乡贺田探亲，一传十，十传百地赶来，常把父亲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求诊问病，忙得吃饭时间也没有，堂兄焕仁常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对我说，看到叔叔当年的样子真心痛，这不是回来休息，而是在家看门诊，真真的义诊，更忙更累。我近几年回老家探亲，也遇到父亲当年的情况，虽不及父亲的“壮观”，也已觉得夠累的了，可是当年父亲从没有叫过累，反觉得能为家乡父老做点事，非常高兴。
父亲的年轻时代
1936年伪中央国医舘浙江分舘举办国医训练，25岁的父亲闻訉前去参加学习，后来训练班迁移南京，父亲在杭州，南京学习数个月，除了中医理论，还学习了针灸，推拿，中医伤科，战地急救，包扎等技术，结业后回转杭州，应武义同学之邀前往武义，拟筹设国医支舘，整理中医，发扬遗产，继承国粹，因当局不支持未成立，遂回转家乡，服务桑梓。
1938年中日战争暴发，热血青年的父亲又考入伪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团，前往江西受训，接受军事，战术等训练，六个月学习期滿，分配到余杭乡下实习。当时形势紧张，每日都有飞机轰炸，他们为躲飞机常早出晚归地逃到山边老乡家，实在无聊，一次几个同学在老乡家打起麻将，被一女同学发现，报告上司，当场捉获，原要开除回家，因开除很难听，经再三恳求作请长假处理，正好家中也频频去信嘱其回家，即准予长假回家了。
解放前，要抽壮丁，有二丁抽一的规定，家中有二个成年男性，就必须有一人去当兵。父亲家中虽有些薄产，但无权无势，二伯父年长我父亲十多岁，已有妻儿，不可能去当兵，父亲为躲避壮丁来到遂昌，从此在遂昌做了一辈子医师。
遂昌是一座小山城，当时县城只有一万多人口，四面环山，有一条瓯江支流从城边绕过，青青的山，绿绿的水，河水清澈见底，可见魚儿悠哉游哉地游来游去。河边有好几棵大树，弯弯的枝条直垂河面，在河面形成非常美丽的倒影，风景优美极了，夕阳西下时其景令人陶醉，忘返，河边有一条较宽的马路，人们常喜欢晚饭后在此散步。城中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它们在城中心交汇成丁字形，其中以东街，南街较为热闹，两边开着各种商店。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外地，当时还不通车，与外界交流甚少，很是闭塞，父亲当年来往遂昌，龙游都是步行，因山路较近，父亲一般都走山路，但要走过一道青明岭，此岭我走过一回，两边参天大树，中间一条狭狭的山路，阴森森的，很可怕，解放前常有土匪、強盗出没，幸好父亲一次都没有遇到。
当地民风都以小富为安，蜗住在家，安于现状，不求途进，尽情享受着父辈留下的基业，外出拼闯的很少。家底较殷实的也送孩子外出求学，但大学毕业后，甚至拿到博士学位仍回到家里，不做工作，过着小少爷的生活，成天吃喝玩乐，和文人墨客们花天酒地，写写诗文，打打麻将，喝喝花酒。我见过几位父亲的朋友，他们就是这样，一无所长，有的坐吃山空，有的解放后落得个近似乞丐的生活。潦倒终身。父亲这时一人在遂昌，，我和母亲还在龙游，他们经常邀父亲同往听戏、饮酒、打麻将，这时父亲正当年轻，无忧无虑，乐得前往，这是父亲一生中最最安逸、快乐、享受的一段时间。以至于当时杭州医局邀请他去工作也不想前往了，但医生的工作始终没有放弃。
父亲在遂昌开始住在一位远房亲戚家，他们家开着几处商号，吃住没有问题。父亲除了和友人饮酒，应酬，大部分时间还是给人看病。1941年被遂昌佛教会施医所聘为医生，移住於佛教会，经常和和尚们谈论学问，下棋。当时寺院的和尚是很有学问的，医学上的造诣也很深，父亲第一次写的脉案就让他们大为赞赏，直至几十年后，父亲的朋友还和我谈起这段佳话，这位朋友居然还能背出这段脉案，钦佩之情益于言表。朋友们广为宣传，自此之后父亲在遂昌的名气渐渐扩大，来就诊者日渐增多。
遂昌当时经济还很不发达，普通老伯姓生活很穷困，一般看不起病，小病熬着，大病等死，父亲很同情他们，于是和几位同道成立了一家‘中医贫病免费诊疗所’，医生们轮流坐诊，贫困者来此所看病可以接受免费诊疗。父亲很热心这个工作，轮到他应诊从不缺席，总是早到迟退，还四处奔走，筹划资金，为这些既病又贫的劳苦大众解忧排难，当时我父经常随同前往玩耍，亲眼目睹，许多老的，残的，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病人在此接受医治，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此所当时设在遂昌公园内，解放后因公园改造而停办。
医生兼儒商
1945年由继祖母资助，与友人郑东川年伯，在遂昌南街，借李姓店面开设了“广济药局”,并把我和母亲、祖母接到身边，这时祖孙三代四口人才真正团聚。从此父母亲开始了创业之路。
这条路是艰辛又漫长的。开始因财力不足只请了一名员工，凡事都得自已动手，父亲既要看病又要负责进货，抓药，还经常被乡下乡绅们请去看病，少则一天，多则3-5天，有轿子接送，有时一早门前会停着几顶轿子。母亲既要管理家务又要帮忙店中做杂务，如清洁工，收款之类等。晚上还常有应酬，（看来应酬是中国自古至今都流行的），因此他们都很忙，好在祖母和我们在一起，我的一切全由祖母照顾。
开业后生意不错，业务渐渐扩大，一年后此店面已不能适应。1946年与人合夥在县前街一号开办“一仁药房”，二年后不知何故停业，1948年父亲遂独资在南大街，“周一大绸布店”对面的一家三开间的店面房子，竖起“林万春国药号”的牌子，这时已较有规模，除父亲坐堂行医，还聘请了二名药师（华贞文、王家俊），一名药工（童光荣），一名学徒（李世贤），1-2名临时药工，有些成药，如六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十全大补丸，外用黑膏药等都自家配制。
图3 父亲（前排左1）与遂昌贫病治疗所同仁合影
（前排右1为作者）
父亲是个仁慈、宽厚、温和的人，对人尊重，和气，真诚，对员工如同自已的兄弟、子侄，和伙计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有事一起商量，从无一点老板的做派，也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语，大家亲如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冾，照现在的讲法是个“和谐的大家庭”照以前讲法就是个“大家庭”。像华先生家当时儿女多，又尚小，生活颇为困难，全靠太太经营一家小旅馆营生（家庭式），因客人少，平时准备的被褥不多，客人多时不夠用，就到我们家借，父母亲二话不说总是有求必应，有时经济发生困难，父亲也会给以帮助。李世贤是学徒，已二十出头，是家中独子，因家贫尚未娶亲，父亲又帮他娶了亲。父亲以诚待人，他们也以诚相报，忠心耿耿，大家同心同德，这些员工以及他门的家属以后都成了我们的至亲知交。他们诚实、可靠，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为药房工作，保证药品质量，服务周到，每日早起晚睡，都想多做工作。在劳资双方共同努力下，热忱、真诚地为广大病人服务，以诚信取信于人，因此生意十分兴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药房却“门庭冷落车马稀”，成了两道不同的风景线。父亲也成了一名重义守信的医生兼儒商。
图4 后排左2是父亲
父亲除了少许应酬，出诊，就整日坐堂门诊，见贫窮者有时还赠药送给一些食物，一些一时付不起药资者，父亲认为治病救人要紧，常赊账，解放后我曾见一本厚厚的账本，里面记戴着赊账者姓名、钱款数、年、月、日，数目还不少，我曾问父亲这么多钱不讨回了，只见父亲淡淡一笑，“算了”，又叹了一声说“这里有的人已死了，有的现在生活也很困难”，父亲宽厚仁慈之心由此可见，同时也在我小小年纪的心中播下了宽厚仁慈的种子。
这些员工一直在我家工作，直到1956年联合诊所成立，父亲为他们各出股金60元进入诊所工作，直至退休，终身生活有了保障。如王家一家多口只有他一人工作，，全靠他的工资维持生计（当时工资都很低），生活极其困难，王去世时的丧葬后事都成问题，当时父亲还在任上，亲自按排，妥善处理了后事，他们一家感激不尽。
员工们离开我家后，往来仍十分密切，李世贤以后当了国家于部，仍像往常一样，经常来探望父母，逢年过节都以子侄礼相待，家里有什么好酒，好菜都要请父亲到家品嚐，有什么事都会主动来帮忙，对我如兄长，可惜他英年早逝，50岁时即因病去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去世前五分钟，李有事路过家门，顺便进来看看父亲，却成了师徒最后一别，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华贞文先生更是难人可贵，几十年如一日，有情有义。在父亲戴上右泒帽子后，许多人都不敢与我们交往，往日家里常高朋满座，此时已“门可罗雀”。往日常来家的人退避三舍，生怕被牵连。华伯伯却与世人不同，不怕被牵连，仍一如既往，经常来家问候父母，宽慰父亲，或帮忙介决些困难，在那个年代这种人是少之又少的，我们都倍为珍惜。1977年父亲病重时更是情同手足，一日几次探望，帮这帮那，父亲去世时，我们孤女寡母悲痛之极，一筹莫展，后事全靠他和江世乆先生帮助操办，有些平日受父亲恩惠多多的亲戚朋友，此时却不见人影，相比之下让我更感他的恩情之重，是我今生今世难忘的华伯伯。
父亲的为人做事，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容人、体谅人，帮助人我都得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的言行影响了我，熏陶了我。
父亲的才智，好学，令我赞叹。
父亲十分好学又聰明过人，近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店里的员工和熟悉他的朋友都十分佩服。记得我上初中时，一次复习地理，他看了看课本就头头是道地说起了中国的地理情况。谈起三国、东周列国等古代小说更是滔滔不绝，故事出在第几章第几节都几乎一丝不差。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看过的，居然还如此清晰地记得，不得不折服父亲的记忆。在我幼年的心目中，对父亲充満着无限的崇拜。
父亲白天忙于诊务，晚上还经常阅读各类医学书籍，历代医书无所不窥，返本窮源，《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神农本草》烂熟于心。在诊病过程中，举一反三，反复推敲，不断总结，记下自已的心得体会，他留下的手记就有好几本。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以前在老家时，逢年过节，喜庆，需要写对联什么的，家家户户都请他写。60年代我在徐州工作一段时候，医院里有一位老会计（他是一位书法爱好者），看见父亲写给我的信，总要拿着信封欣赏一番，说父亲的字写得好，并要求和父亲通信，以后他们还真成为一对文字朋友。许多人说我的字写得不错（我想不全是奉承，可能是和同龄人比较），一定练过书法的。事实上我没有练过一天书法，只是父亲每次来信我都要反复看好几遍，心里还默默临摹着父亲的字体。父亲在时我们每周至少通1-2封信，久而久之就有几分像父亲的字样了，我的大儿子曾说过“妈妈，你的字和外公的很像，粗看有时还真会搞错 ”,当然和父亲相比是不及分毫的。
在那特殊的年代，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封资修”，不能宣扬，不能学习，当时为了生计，也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因此我一直不知道父亲还有这方面的才能。写得一手好隶书，还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才知道的。一次我们到一位朋友家玩，他看见墙上一付隶书屏条，对我说：“我隶书写得不错的，等我病好了给你写一付”，听了这话我心像刀剜似的疼痛，眼涙禁不住突眶而出，啊，我亲爱的父亲，还不知道自已的病情，他已来日无多，不可能再执笔了，我也永远得不到他的墨宝了，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怕父亲看见我的眼涙，我赶紧转过身，至此我方知道父亲还写得一手好隶书，可惜太晚了。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年轻时还喜欢画画，喜欢唱唱婺剧，吹吹笛子，箫，在乡里的庙会戏台上还粉墨登场过。没想到父亲还这么多才多艺。
事业的顶峰
父亲是个赶得上时代的人，不固步自封，喜欢吸取新知识，新技术。身为中医对西医也很感兴趣，认为西医先进，有科学性，中医有它的不足，如果中西医结合是最好，最理想的。因此1952年浙江省衢州市举办“第一期中西医结合学习班”，父亲毅然放弃蒸蒸日上的业务，把一切事务交给员工和母亲处理，四十岁的他再次走进课堂，在衢州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一年西医，学了病理，生理，解剖，内科基础，临床。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捨得放弃每堂课，按理衢州离遂昌不远，交通方便来回一天就行，可他一年之中仅回过二次家，可见当时他的学习精神，对知识的渴求。
学习的认真态度也让人非常感动，我曾翻过他做的课堂筆记，学习心得，记得非常详细，有图有表，还有自已的心得体会，圈圈点点，我自叹勿如。这些笔记我一直珍存着，以后我也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好脑子抵不上勤笔头”，让我获益匪浅。
学成归来，父亲的精神面貎为之一新，医术上如虎添翼，开始娴熟地应用中西医知识，诊治病人，不仅会望、闻、问、切，还会视、触、叩、听，大大地提高了医疗技术，来求诊者较往日更多，经他手治好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
含辛茹苦创建联合诊所
自衢州学习西医归来，父亲认为中医必须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这样中医才有前途，才能发扬光大，他有了个理想:中西结合，办一所中西联合诊所。在50年代初这是个很前卫的思想，也是个大胆的举动，为此，父亲毅然决定放弃多年辛苦经营，蒸蒸日上的林万春国药号，四处奔走，筹划创办遂昌首家中西医联合诊所。当时遂昌最有名的西医是徐傑医生，要中西结合，必须争取徐医生加入。那时他开有一家私人医院，医院生意很好，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家人，妻子女儿媳妇，要他放弃负有盛名的自家医院谈何容易，父亲不厌其烦，多次上门动员，经不住父亲的真心实意，他被感动了，终于接受了父亲的意见，两家联手，父亲同时还邀请了几位遂昌有名的中医师，药师，助产士，会计，经过一年左右的奔走，努力，终于天遂人愿，“遂昌县城区中西医联合诊所”於1954年成立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父亲把所有资本，多年积蓄，以及一切希望全部投入到诊所里，后来一无所归，以致工资被降后生活发生很大困难。
开始所址设在北街原徐医师医院里，父亲任正主任，徐医师任副主任。成员有徐傑，吴诚、童卓群,黄兆铭，范育初等遂昌资深医师，还有数名药剂师，药工，助产士，护士等共15人，设有中西医门诊部，中西药房，手术室，制药室等部门，“麻雀虽小，五脏具全”。
联合诊所成立后，父亲全身心都投入到诊所里，大小事都亲力亲为，直到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程度，没有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既要当医生，又要管理整个诊所的事务，他是个责任性很强的人，事必躬亲，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
为了方便病人也为了争取更多的业务，父亲每个礼拜天放弃休息到造纸厂给工人看病（造纸厂是当时遂昌最大的厂）。自早到晚工作不是八小时，常常是十多小时。因为当时是公费医疗，掛号，药费全部不用自已掏腰包，因而看病的人特别多，无论大病小病有无病都要看看，又不要上医院排队等候。劳累一天的父亲拿着厚厚一叠处方回家时（第二天父亲把处方交给药房配制，煎成汤药后再送到工厂），没有怨言，没有疲惫之态，而是充滿着欢乐和喜悦，他常举着一叠处方开玩笑地说：“这是一叠钞票啊”，这不仅是父亲正当年富力强，更是一种精神所至。
因为诊所里集中了全县的名医，服务态度又好，大家工作又非常努力，不到二年，他们就创下了颇为可观的利润，收入和病人数都比当时县医院多。老百姓大多到联合诊所看病，，到县医院的很少，名气大大超过当时的县医院。这时小小的院址已不能适应形势，不能滿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于是决定建一所新的医院。这时父亲看到事业发展如此之快，真是高兴极了，干劲更足了，从此又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考虑着建新院的事。那时政府没有财政补贴，一切全靠自已解决。父亲身为主任，责无旁贷，又挑起了建新院的一切事务，选院址，计划，设计，施工，还要一分一分钱数着用，虽说有人负责基建，但父亲丝毫不敢马虎，每日下班后总要先到工地看看，再回家，就像看他的孩子一样，看它一日一日长大，看它一砖一瓦垒起，那些日子只见父亲一下子消瘦了许多，但心情非常好，充满着对未来的幻想。
经过近一年的忙碌，新医院终于落成，谁知县里又决定此房要给财政局，说大街上不宜设医院（不知为什么开始会同意的），让他们在夫子庙对面一块荒地上重建，父亲和他的同事白忙了一年。又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於1956年在该地建了座初具规模的医院，即现在中医院的前身。这时医院已发展到30多人，还开办了几个乡卫生所(分部)，业务非常好，影响非常大，为现在的县中医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是夸大其说，如没有前辈们的努力，就不会有现在的中医院，可是有几人知道这些呢？有几人知道当年艰辛的创业史呢？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的遂昌中医院，已是二等甲级医院，很有气派,父亲如能活到现在，看到他创办的联合诊所，如今有这样的规模，不知有多高兴。我每次回到遂昌总要到中医院去看一看，抚摸一下那里的一草一木，缅怀过去的一切，我对它充满了感情，因为这里有父亲的足迹和身影，这里留下了父亲毕生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事业如日中天，名种桂冠也接蹱而来，什么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名誉校长，三天二头开会听报告，做报告，向来守家的人，此时难得在家，正天忙啊忙，如沐春风，如饮甘露，这是他最得意，最快乐的一段时期，也是他事业的顶峰期。
父亲对共产党充滿了热爱和信任，这时更增加了感激之情，认为这一切都是党给的，还准备加入共产党呢。工作比任何时候更积极，真的党叫干啥就干啥。1957年卫生部发动除害灭病运动，他身为士卒，到遂昌最偏远，最穷的地方去，吃住在农家，天天吃的是山薯，咸菜萝卜干，每天要爬山越岭几十里，走村串户，夜里采血，早上收大便，发药，肚子吃不饱，又饥又寒又累，他还是乐在其中，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场特大的災难在等着他，一场史无前例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一个天真的，善良的知识分子从此蒙受了长达二十年的不白之冤。
一夜之间成了右派
图5 1972年父亲60岁时留影
戴了20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受了20年的苦难。
父亲思想进步，对党一片忠心，又思想单纯，天真，不爱权利，一心只想把医院搞好，把病人看好。
随着医院不断发展，人员逐渐增多，人多事杂，父亲认为思想工作很重要，自已不是搞这个的料，需要一位共产党员来专职领导，那样自已就可以专心搞业务了，因而几次三番向上级打报告，希望派名党员来。
1957年上级党委根据父亲的请求，终于派了一名共产党员来，他就是马胜德同志，谁知这是一位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来院后拿着俸禄不干事，不开会，不学习，不解决问题，整日无所事事，遊手好闲，不是在家燒燒吃吃，带带孩子，就是和一些年轻的女员工说说笑笑，还和一位寡妇（该院护士）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群众意见纷纷，但敢怒而不敢言，只向父亲反映。父亲是个正派，循规达矩的人，视医院如自已的生命一般，又自認为自已是诊所主任，理应管一管，也为了对马胜德同志好，遂私下找马谈了一次话，善意告知群众提的一些意见，希望注意，因为是国家干部，所内的领导，这样下去影响不好等等，当时马面红耳赤，“是，是”承诺，父亲还真是个大儍瓜，认为是对他负责了，是对他好，他知道悔改了，谁知由此埋下了祸根，对父亲怀恨在心。
1958年全国开始了“大呜大放”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宣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家可以写大字报。父亲对此深信不疑，他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诸如马胜德这样的腐败作风，是党内的害群之马，打心里觉得要好好发挥监督作用，（当时他是人大代表又是人大常委），帮助党整风，因此在医院里给马写了一张大字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八个大字，这确是文人书生的一句比较尖锐的话，但这是针对个人而言，并非指党，不过触到了马的要害，和痛处。马对父亲的耿直和威望早已耿耿於怀，无从发泄，现在正好旧帐新帐一起算，公报私仇，一箭双雕，趁此机会要把父亲打倒在地。当时还有少数想充当积极分子的人，对父亲忌妒的人，趁此机会昧着良心，说些伤天害理的话。有人说整风反右，许多人都是因为被人嫉妒而打成右派的，父亲的境遇正是如此，因为我家当时的境况着实令一些人眼红：名医名人，女儿又是医学院大学生，经济也不错。以后事实证明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蜕化变质分子，几年后被开除了党籍，公职，一些人也良心发现，感到愧对父亲，悄悄地来找父亲谈心，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并表示歉意。
贴完大字报第二天父亲高高兴兴去上班，到医院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一夜之间，医院里贴満了对父亲的大字报，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反党反社会主义”，“漏网地主”，“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有什么“帽子”就戴什么帽子，父亲被搞得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怎么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马胜德还一再向县委打报告，“林日熙不仅是右派分子，还是极右分子，一定要打倒，给他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一次父亲给县委郭书记夫人看病时，就在他家看到过马胜德打的如是的小报告，
1958年4月父亲被划为右派，犹如晴天霹雳，自此戴了20年右派的帽子，受了20年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他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政府派一名共产党员来做领导了”。令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他痛苦、迷惘，感到委屈和沉闷，情绪一落千丈。后来看到全国许多各界知名人士，还有大学生，年轻人都被划为右派，他的心里才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但一个正处在事业顶峰的人，就此被打倒在地，理想和抱负破灭。
原来整风反右运动时，每个地方或单位，右派分子都有一定数额，为了完成“指标”,必须找出XX个名额。据说当时遂昌右派名额尚缺一名，为了完成指标，才把父亲凑上去的(这是一位当时曾参予此事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如果不是父亲的耿直，正如孟子早就告诫“为政者不难，不得罪于巨室”，马胜德就是当时中医院的巨室啊，父亲触犯的乃是大忌。如果不是“凑数”,父亲又何至一句话，就戴上“右派帽子”，又何曾想到一顶帽子自此重重地压在头上直至人生尽头，这原本是父亲最灿烂、最阳光、最有作为的时期，这年他才48岁。
据说这次运动中，至少有五十万学生，教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医生及别的专业人员，被划为右派，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做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人进了劳动营，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成了二等公民。我曾见一位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1958年分配到遂昌县医院，曾来家拜访过父亲，二十多岁，相貎堂堂，一表人材，可是不久就消失了，原来毕业时是带帽“右派”，县医院不能留，被按置在最偏远的山区卫生院去了，一待就是20年，文革时又被揪回，打扫卫生。1967年年底父亲因胃出血住院，我在医院陪护时曾见到他一次，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胡子拉渣，头发不理，衣服破旧，腰系一根草绳，草绳上挂着一只酒瓶，简直不敢相认。直至1979年脱帽，落实政策，回县医院工作，40多岁才结婚，才有了一个安乐的晚年。
父亲好在口碑很好，素日对人积善，是个与人无争的人，又是声望很高的医师，人们 敬仰他，需要他，没有下放， 仍让他在本医院接受监督改造。
开始父亲还认为：“右派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殊不知右派分子帽子丝毫不比“地，富，反，坏”轻，慢慢地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的沉重。理所当然的，主任职务马上被撤职，还不许当医生,只做清洁工。每天上班需先向头头汇报思想，交上 写的思想检查，恭听训话，工资 也立即从每月80元降到30元。
当时我正在上大学（苏州医学院），一学期费用，省吃俭用也要100元左右，相当父亲3个多月工资，，母亲没有工作，家中又没有积蓄（原来的一些积蓄都投资到联合诊所里了），这样一来，生活成了很大问题，当时我真想退学，或向学校申请助学金，父母都不同意，他们认为最苦也不能让孩子辍学。又因为右派属于黑五类，他们的孩子是狗仔，不可能享受助学金，父母就我这个宝贝女儿，不想让我受一丁点委屈，不让我辍学，他们想尽办法，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节衣缩食，父亲几十年来唯一的爱好--杯中之物，也渐渐戒了。为了贴补家用母亲还帮人带小孩（吃住在我家每月8-10元），织毛衣，（织一件毛衣大概2—3元钱），只看见母亲白天，晚上，不停地织，以至后来患了腱鞘炎。
我的大学五年就是这样支撑过来的。
我原来十分娇生惯养，终日无忧无愁，父母视我如掌上明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爱吃零食，全然不知生活之艰辛，钱财来之不易，更不懂父母之恩，经受这一切之后，我似乎突然长大，突然懂事了，由一个不懂事的娇小姐变成了一位能吃苦耐劳的乖孩子，理解父母把我养大，坚持让我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懂得该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勤儉节约，如何读好书，将来好好回报父母。真的困苦生活能改变人，磨练人，年轻人受点挫折和磨难是有好处的。
对父母的思念，直至如今依然如此，遗憾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在”。
有人说我是个孝女，我十分愧对，也常常自责，追悔，父母在时我给他们的太少了，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离开我，更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早离开我，没有很好珍惜和父母同在的短短的日日夜夜，让我遗憾终身，追悔莫及。
工作后虽有许多困难，工资低，工作压力大，但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已的事业和孩子，给父母的就少多了。20多年没有陪他们玩玩，没有给他们买过礼物，没有多买点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没有和他们多聊聊家常，没有多关心他们的身体，没有更多的在他们膝下承欢.……。记得母亲最喜欢吃话梅，我仅给她买过一次，还是去苏州开会，大家一起买的，她每天只捨得吃二只，二斤话梅吃了二个多月，现在每看到话梅，就想起这事，懊悔当初为什么不给妈妈多买几次呢。尤其让我追悔莫及的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在常州住过较长时间，在常州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又不慬常州话，成日关在家里，其寂寞可想而知，可以想像我下班后是多么想和我聊聊啊，可是我没有顾及到母亲的感受，下班后吃过饭，不是看书就是和孩子玩，难得坐在母亲身旁和她聊聊天，现在自已也身为母亲，身为祖母遇到了母亲当年的景况，更体会到这种心情。
有人说80岁还有父母亲是福，我深深感受。看见有的人父母健在，我有说不出的羡慕，看见有人陪着他们年迈的父母来看病，我也会突然想起我的双亲，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也不过90多岁啊，现在90多岁老人有的是。可是父亲66岁就离开了我，母亲也在70岁那年离开了我，我常想父母能再活10年也好，在他们走后几年社会环境好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可以把他们接到身边，享受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可让我尽一点孝心，可是再也无法弥补这一切了。
那个年代，无論你的技术有多好，群众中威信有多高，人民多么需要你，只要你和“黑五类”沾上边，就都是无用的人了。
病人看病喜欢找自已信任的医师，医院不许父亲看病，但病人信任父亲，在医院不行，许多病人就下班后找到家里来，常常是父亲前足跨进家门，后足就有病人到。父亲是拉不下面子的人，又心慈口软，那怕很累，也来者不拒，这样父亲就更累了，礼拜天也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以致积劳成疾。数个月后因病人的呼吁，父亲才恢复了医生的工作。
每天除了向头头汇报思想和行动，做“深刻”的思想检查，还必须写书面检查。父亲是个胆小又认真的人，每晚都伏在灯下一字一句认真地写着，父亲又是个刚直不阿的人，不愿把没有的事往自已头上套，实在无什么好写，又生怕过不了关，真是冥思苦想绞尽了脑汁，常常写到深更半夜，有时我一觉睡醒还见父亲坐着抽烟，执着笔在灯下沉思，这些检查我还保存着，有时翻开看看，想到当年的情景，一把心酸涙不由滾滾而下。
渊源流长的世态炎凉，这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家中每日宾客如云，高朋满坐，这时亲近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疏远，不敢再来我们家，有的路上遇到也作不相识状。在那些日子里一个点头一个微笑，都是罕见而宝贵的，人人自危，生怕怕受到牵连，祸从天降。家里冷冷清清，只有父母相对而坐，顿时“门庭冷落车马稀”。
戴上右派帽子后，即成为专政管制对象，没有行动自由，甚至离开遂昌都得请示。我在外地工作成家那么长时间，父亲几次想来看看我都未得允许，直到病入晚期，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我的小家住了一个月。我的母亲，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离开遂昌到我这里，或到外祖父家也要请假，获得允许才敢出行。1969年外公出现尿潴留，三天三夜解不出小便，想叫父亲去看看也不准，几天后外公就去世了。父亲很痛惜，因为这种病父亲是有把握医治的，他曾治好过许多类似的病人。外公，外婆和二伯父去世都不允许奔丧。
父亲的“帽子”还影响到子孙。1958年，有一股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高潮，各高校准备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我也是被选之一，据说外调父亲是右派，名字就被除掉了。后来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此事也不了了之。
1963年，我工作第二年生下长子林圃，因刚开始工作，是住院医师，当时实行住院医师24小时住院制，还要不断看书学习，工作压力很大，自已又年轻不会带孩子，考虑到父母爱孙心切，得了外孙像宝贝似的，考虑再三把孩子留在遂昌，由父母带。孩子小学，中学都在遂昌上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都以是红卫兵，红小兵为荣，林圃的小伙伴们都戴上了红袖章，因为外祖父的关系，黑五类的孙子是不可以有此殊荣的，就他一人没有，他多么伤心。小学毕业，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县中，可是不能，只能进民办中学，原因是户口不在遂昌，这也仅是借口而已，憑户口上什么学校是近几年才有的事。这些无形中使林圃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又是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子虚乌有的大字报，都是对人身的攻击，隔三差五地被隔离审查。记得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父亲又被造反派叫去，不知到什么地方（不可以问），三天三夜没有回家，没有消息，我和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睡也不是，担心父亲会不会发生意外（当时有的人被叫去后就没有回来），有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精神之苦是不用说的了）。第四天早上父亲回来了，我和母亲两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父亲稍消瘦了些，但精神还不错(也可能是装出来给我和母亲看的)。原来父亲在派出所关了三天，造反派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何有之?审问者也知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有点良心，不为难他，只耗着时间，闷坐着，做做样子.父亲说夜里， 没有其他人在时，还和他聊天，给他烟抽，一起吃夜宵，让他睡觉（规定是不许睡觉的），“阳奉阴违”地执行命令。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安慰我们母女的话，也可能是真的，因为父亲的人缘特别好，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人，稍有良心的人都会同情他，暗中保护他。。
父亲向来老实，胆小，怕事，戴上“右派帽子”更是谨小慎微，成天埋头工作，任劳任怨，即使生病也不敢请假，经年累月的过劳，虽说打成右派的人一大片，其中有许多名人，有的遭遇比他还惨，父亲虽是开朗，乐观的人，比较想得开的，但毕竟是长达20年的精神折磨和苦闷，知识分子的面子，无中生有的事时时纠缠着他，事事要看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脸色，听其颐指气使，令父亲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父亲有时会说:“士可殺而不可辱”，可见其心底之苦。父亲真是个伟男人，把一切都深深埋在心底，独自承担，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一丝一点，不让我和母亲受一丝影响，20年的心力疲惫，困苦生活，精神折磨，终于让一个年仅66岁，身強力壮的人倒下了，1977年8月父亲被查出肺部有一鸡蛋大小肿块，才开始停下给人看病的工作，自已成了病人。
父亲患病及病故
父亲身体魁悟，健壮，能吃能睡，开朗乐观，人说他能活到一百岁。在我的记忆里很少生病，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倒下。仅在1967年胃出血住过一次医院。那次我正好探亲在家，一天早晨，父亲突然腹痛，起床解手后，晕倒在地，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我看了看马桶里全是暗黑色大便，便知是胃出血了，立即送医院，检查大便隐血+++，血色素6克，血压80/50mmhg,已近休克状态，马上住院，经3次输血等治疗，出血才停止，十多天后出院，在家休息了十多天，就上班了，以后十年身体都很好，血压不高，心脏情况很好，没有歇过一天病假，偶有伤风感冒也不休息，我一直认为父亲这棵大树是不会倒下的。
最近整理父亲遗物才知道，当时输血的钱医院还不予报销，要在工资中扣除，为此父亲打了多次报告，长长数页的报告，今日见了好心酸，不知当年是否打动了他们铁石般的心肠。医生输血是为了抡救生命，因为第一次输血后血压，血色素仍不升，大便还是黑的，说明出血未止，若再次大出血会有生命危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这时输血是医生抢救病人最有效的办法，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父亲是一名在职职工，为什么不能报销？为什么不能享受该有的权利？一点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了，无疑是头上有一顶帽子。说实在这笔钱如果数字不大，出于父亲的秉性是决不会去恳求他们的，但当时对俩老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是要命的，父亲不得不厚着脸皮，向人恳求，不知父亲当时心里有多少酸楚。
1977年8月林圃写信给我:“爷爷生病了，咳嗽得厉害，但不发热,胸片上有一块黑影”，看了信我的心猛一沉，作为医生的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好兆头。我立即向领导请假，赶当日的班车辗转回到遂昌，一路上我不断祈祷，希望父亲不会有事。到家一看X光片，真的如五雷轰顶，身坠冰河，右上肺已有鸡蛋大小一块阴影，纵膈也已增宽，二个可怕的字眼“肺癌”冒出了脑子，而且已是晚期了，天那！，怎么会有这种祸患降临，老天爷怎么不睁眼，他是一个多好的好人，才66岁，“好人不长寿是真的吗？”，他是我最最亲的人，我不能失去他，无法想像没有父亲的日子，不敢想像即将发生的一切，希望这不是真的。心存一线希望，不能放弃。我决定带父亲到杭州，南京等地进一步检查。这时父亲还顾虑重重，怕领导不同意，怕化钱太多。当时医院是姓周的一位书记当家，此书记为人还好，当时政治氛围已比较缓和，看父亲患了这种病，便立即同意了外出检查。
1977年8月我带着母亲，林圃，父亲先到杭州，后又到南京。各大医院诊断都一样。“肺癌晚期”，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只得含着悲痛带着父母到我下放的高淳县住了下来。一来好让我尽做女儿的最后一份孝心，二来父亲从未到过我的小家，多年来他很想来看看，或小住几日，也好让他了了这一小小的心原。
这是我结婚后十多年来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我的小家。我非常诊惜父亲已经不多的日子，希望他在剩下的日子里能过得好一点，开心一点，我们没有把病情告诉他，在他面前強顏欢笑着，甚至对母亲也不敢实情相告，生怕母亲控制不住流露出来，这时我的内心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父亲初到高淳非常高兴，那时他的精神还好，能到处走动，每日晚饭后，星期日我都陪他散步，挽着他的臂膀，父女俩谈天说地，有说有笑，非常高兴地度过了廿多天，曾令许多人羡慕不已。我多么希望这种时光延绵不断。
父亲喜欢吃魚虲。高淳是魚米之乡，魚，虾，甲魚又多又便宜又新鮮，我们每日给他买最好的，父亲吃得很开心，可是毕竟病重了，胃口不如以前，吃不了多少，他说：“明年身体好点再来，把魚虾吃个夠，退休了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听了此话我好心酸，那里还有明年，那里等得到退休的日子?时至今日我还常想起父亲这些话，。自我15岁离家到衐州上高中，23岁大学毕业，每年仅寒暑假回家，工作，结婚生子后与父母相聚的时候就更少了，总计四年还不到。懊悔为什么不早几年接父亲来玩呢，时间不可能倒流，生活不可能重来，我坦然接受了父亲全部的爱时，却忽略了给于回报。
在高淳住了一个多月，一天病情突然加重，进食呛
咳，声音嘶哑，左臂肿胀，这是癌肿转移的象征，和母亲商量决定护送他回家，幸好一位朋友帮助，开车把我们一家人送到杭州，在杭州住了一晚，次日再转车回到遂昌。到家后父亲病情越来越重，说话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哑，进食非常困难，只能一点一点地进食，稍快一点或稍多一点则引起剧烈咳嗽，一小碗面条或稀饭至少要喂一小时，要非常耐心，一日4，5次，每次我都亲自喂，不放心他人，生怕人家没有耐性喂得不好，让父亲受痛苦，因为看到父亲咳得那么厉害，我心里很难受，同时我也想和父亲多在一起，多陪陪父亲，多和父亲说说话，再享受一些父亲的抚爱，洗面刷牙，洗足擦身我都自已做，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我舍不得那一分一秒的时间，也是我仅能为父亲做的一点点事了。我一边喂着，一边和父亲说着话。他已说不出多少话了，可是叫我小囡二个字还非常清晰，父亲有时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面孔，对我笑笑，不时唤我“小囡，小囡”，在他的心目中，我永远是他长不大的孩子，我多么希望时光就此停留。我珍惜每一分一秒时间，24小时守候在父亲的身旁，两眼盯着父亲，似乎还觉得看不夠，能给父亲捶捶背，洗洗手，洗洗足，擦擦身，大便解不出时给他抠大便，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一个月我没有脱过衣服睡觉，没有吃过一顿安心的饭，但我不觉得累，一点不厌烦，心甘情愿地为父亲做一切，因为我爱我的父亲，我再努力也不能报答他对我的爱，何况能为他做的事也不多了。
父亲有我陪伴在身边，心情很好，很安静，始终没有癌肿病人常有的疼痛和痛苦，没有服过一片止痛药，没有打过一针止痛针，让我们心里略好受一点，人们都说这是父亲平日做好事修来的，这是父亲的福气，也是我唯一的安慰。父亲至此还不明白自已患的是何病，坚信自已的病会好。一天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告诉朋友他患了肺结核，是去年下乡时同住一室的人传染的。父亲本身是医生，我想他不可能一点不明白，或许是为了安慰我和我的母亲，直到此时他想的还是我和我的母亲，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最后一个月，不能平躺着，我们在他背后填个被子撑着，但要不了几分钟就滑下来。这时芙蓉（江世乆先生，我大儿子的奶爸，就如我异姓兄长的儿子）自告奋勇上床坐在父亲的背后，从背后抱着父亲，这样不会滑下来，父亲显得舒服多了。自此芙蓉日以继夜地抱着父亲，只有吃饭的时候下床休息一会，夜里就抱着父亲打个瞌睡，人家要替换他无论如何不肯，父亲人高马大，虽然病了好几个月，体形未变，一般人是吃不消的。芙蓉每天24小时，整整抱了一个月，一个20来岁的青年何以有这种精神，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不可思议，他父亲也说奇怪，过了几年，我问他当时怎么会这样做，他仅说了句：“公公（江家孩子都是这样称呼父亲的）对我们太好了”。当时不仅江兄，芙蓉，还有惠珠（奶妈），琴文，耀文（他们的女儿）全家都来帮忙。买、淘、烧全由他们包了，如果没有他们一家人，当时真不知道怎么过，我心好存感激，永远忘不了。自此之后我们更亲如一家人，每到遂昌总吃住在他家，把他家当成自已的家，三十多年来这种情谊一直没有变。
事实上，1977年初父亲就有了肺癌的症状，剧烈的咳嗽，背痛，无法缓解的疲乏，每天下班后就躺在躺椅上休息，拍胸捶背，感觉稍好一点就起来，睡一觉第二天强打精神照常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去检查。一天门诊要看六，七十号病人，他又是个认真、细緻、负责的医师，不会马虎了事，每天8小时一分钟不得休息，还经常拖班，在家接待病人，不知内情的人下班后还到家里来看病。有的是亲朋好友，有的是远路而来的，还有些病人为了自已方便，一来就可以看到病，又不用掛号，父母是心肠好，抹不下面子的人，自然来者不拒，父亲就这样忙着，为自已想得少为他人考虑得多。一直拖到8月份实在难以支持，才去医院作X光检查，结果右上肺已有鸡蛋大小一块阴影，父亲还不让人告诉我。是我聪明的儿子林圃写信来才知道的。
回到家里，父亲虽没有“脱帽”（指仍是右派分子），还是有不少人来看望他，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大都是他的病人和朋友，父亲还是像平时一样尽力和他们交谈，不冷落任何人。
父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没有一份交待，只有几个不能识别的字。
父亲去世后许多人来悼唁，有他的亲朋好友，更多的是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我的先生也带着小儿子从高淳赶来送了他最后一程。我的小儿子林刚年方10岁，当他看到外公静静地躺在棺柩里，不再睁开慈祥的双眼看他时，不禁嚎淘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令在旁的人感叹不已，也跟着流涙。也有一些人因政治问题，（父亲当时还没有脱帽）怕受到牵连而不敢来。。遂昌最有名的书法家周庠先生为他写了墓碑，睡上了早几年自已准备好的棺木。为他送行的有他的女儿女婿二个外孙，还有许多亲朋好友。他安息的地方不错，在城南一座小山上，坐北朝南，阳光终日照着，两边环山，前面有一条小溪，山上种着李树，梨树，桃树和翠竹，从城里步行十几分钟就到。
父亲的丧礼办得简单而不一般，一切全靠江世久先生一家人和华贞文先生全力帮忙，那些日子里他们日夜操劳，就像为自已的亲人办事，没有按时的睡觉和吃饭时间，甚至比我们自已还要尽心，尽力，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感激他们。
我很奇怪，原来我的胆子很小，家里的楼上白天也不敢上去，有时母亲叫我上楼拿点东西，我只好硬着头皮上楼，快快地拿了就逃了下来，可是父亲去世后，我居然敢一人在楼上呆坐半天，睡觉，一点不怕，还盼着父亲能来看我，能在我面前出现，即使在梦中见到一面也是好的。
父亲从生病到去世不到一年，真正放下工作不到四个月。他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还没有看到孙儿长大成人，还没有看到女儿事业有成，还有相濡以沫40多年需要他照顾的妻子，如果不是积劳成疾，长期的精神摧残，不会走得这么快。更让他遗憾的是，20年来天天盼着有朝一日“脱帽”，改正，还他一个清白和自由之身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如果再等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改正，父亲的心愿就可实现了。
在他病重期间，父亲曾怀着无限期望地对我说“是否到县政府去问问，能否给我脱帽”因为这时政治氛围已有好转，有的地方已给右派脱帽。为了父亲的遗愿，我去县府找到有关负责人，谈了父亲的事和他的近况及唯一的心愿，希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一个安慰。接待我的同志非常同情父亲的遭遇，对我说：“我了解你的父亲，他是一个好人，好医生，对他为何会划为右派的事我一清二楚，当时我曾参与这事，开始并没有他，而是当时县里还缺少一个名额，就把你父亲的名字顶上去了，确实是冤枉的”,接着又说：“目前是有这个精神，拨乱改正，给错划的右派改正，我们也在准备，但现在要给你父亲平反是不行的，需等你父亲去世后才能办，因为你父亲在遂昌的名气太大了，如果现在给改正的话，去世时有可能发生像徐傑去世时的情况，影响很不好”。
我当时简直给说朦了，不知如何回答，也不知如何恳求。我依稀记得听人说过徐医生去世时的情况，据说去世前脱了“帽”（反革命分子），因他是遂昌一代名医，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对他十分敬仰，在遂昌的威望太高了，许多人自发为他大办了丧事，在县门口还设了祭堂（因那是县城唯一较开阔的地方，不一定是向党示威），送葬队伍有1里多长，当时哄动了整个遂昌县城，据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其中有些人后来还被拘留。父亲在遂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他不相上下，如果真的脱帽了，或许真的有可能发生徐医生当年的场面，造成“影响不好”，也怪我胆小、怕事、无能，不敢据理力争，没有想更多的办法，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没有竭尽全力，为父亲了却最后一个心愿，让他带着遣憾走了，我对不起父亲，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可憐一位如此善良，如此正直，饱经滄桑的人在66岁就这么走了。“人生如雪泥鸿爪，雪消爪灭，一片虚空，了无痕迹”，悠悠苍天，我悲何极，他留给亲朋好友无限的哀思，尤其是我，何以报先父于地下?
过了不乆，父亲的改正证明就寄来了“林日熙同志不是右派分子，给予改正”。一张薄纸，区区几个字让我们等了二十年，让父亲朝思暮想了二十年，如今已是废纸一张，我们，父亲已不再需要它了，不过我还是在父亲墓前烧了它，若父亲地下有知，或许稍有安慰。
医生。
他20岁从医校毕业到去世前三个多月，四十多年都是在为病人解除疾病痛苦。他常讲古人的一句话“不为良臣，即为良医”，他的确是这样做了，由于他的努力，他的仁爱之心，使他成了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医师。有人说“有技无术不扬，有术无技不长”，父亲是有技有术的医生。40多年来经他手治疗过的病人不计其数，经他治好的病人也无以复数。
父亲特别擅长妇科和小儿科，对妇女月经不调，血崩症，不孕症，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类病人慕名而来的很多。记得一天我们正准备用早餐，抬来了一位面色苍白如纸的女病人，说话已有气无力，原来患了血崩症，近二个多月阴道流血不止，有时有许多血块冲下，在当地用了些药没有见效，那天看看实在不行了才抬来。那个样子看了确叫人害怕，一般医生可能也会揑把汗，非住医院不可，我在旁见了也有些担心，只见父亲很有把握地给病人开了处方，让她回去服用。半月后她来复诊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就是半月前所见的，那位面白如纸，家人抬来的病人，只见她面色红润，谈笑风生，据说服了三副药，出血就停止了。
60年代初期，麻疹十分流行，（当时没有麻疹疫苗接种），几乎每个小孩都难以幸免。流行时都会有一大批一大批孩子被传染，有的来势凶险，在抗生素匮乏的年代，青霉素都难觅的时候，常因并发肺炎而夭折。有孩子的家庭都非常恐慌，一有发热就怕是麻疹，都要请父亲看一看才放心，得了麻疹更是非请父亲不可，因此每当麻疹流行时父亲更大忙特忙，有下班后抱到家里来看的，有要求出诊的，有深更半夜来请出诊的，每天总要遇到好几个。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是业余的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也没有红包，礼品也不会有。麻疹多半发生在冬春季节，天气寒冷，有时冰天雪地，看到父亲那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半夜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起来，抖抖嗦嗦地出门，心里十分不忍，但父亲无怨无悔，从未拒绝，推辞，总是一脸笑容。我说：“爸爸你这样太辛苦了，等天亮去好了，或者告诉他自已身体不舒服，让他另请医师”，他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医生是救人命的事，不能耽搁的”“医生应该有父母心”“医生面对的是病人，生了病的人已经很痛苦了，而且一人生病，全家担忧，如果我们多吃点苦，病人就少吃点苦，病人家属就可早放下心”。这些简单的话语深深地教育了我，影响了我，后来我当了医生，也遇到父亲当年的境况，经常半夜被电话铃或护士叫起，抡救病人，会诊病人，常常一个通宵，特别在那寒冬腊月天，真不是滋味，有时心里不免有些沮丧，但想起父亲是如何做的，如何说的，这些沮丧很快会消失，似乎还有了苦中有乐的滋味。
父亲治疗麻疹十分有经验，有把握，经他手治疗的 孩子无一死亡。一传十，十传百，“找林医生看去” 几乎家喻户晓。
父亲对小儿科特别擅长。他看病孩时，除了祥细询问病史，观察神态，面色，呼吸，舌苔，还要对孩子的手指指纹进行仔细观察，我很好奇，问这是一种什么看病方法，他说：“大人可以切脉，而小小孩不易切脉，但可以从他的手指血管纹路看他的病况，因为小小孩的皮肤细薄，血管清晰易见，不过这要有很丰富的经验”，这是父亲诊断小儿疾病的一种独特方法。
父亲说：“ 3岁以内的小儿，在发热的时候，通过观察指纹的变化，可以了解热势的深浅和病情的轻重。”如果正好有病儿来时，父亲就会边指边给我讲解：指纹的位置在小儿食指掌面靠拇指一侧，是一支很细的浅表静脉，正常小儿指纹为淡红色，如果指纹顔色变紫，说明热邪较盛，病势较重。如果指纹浮现于皮肤表面，说明病邪初入，热势较浅。如果指纹位置看起来较深，沉浮于皮肤之中，说明邪热入里，病势较重。父亲对小孩手指指纹的研究，是经多年观察积累起来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我从事医生生涯40多年，接触医生不少，从未见有如此本事的。当时我曾跟着学了点，可惜在家的时间太短，没有把这本事学到手，现在想想好可惜。实际上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因为幼婴儿的皮肤非常细嫩且薄，手指血管清晰可见，且该血管是末梢血管，就像现在有人通过仪噐观察手指血管来了解微循环的道理一样。孩子多半以寒，热，积滞等疾病为主，这些可以表现在血管上，当然要很有经验才能掌握。
孩子服药是个大困难，特别是又苦又多的中药，现在有多少家长肯给孩子服中药的？我最为佩服的是，很小的小孩，有的出生才几天，或几个月大的婴儿，其父母都会抱来请父亲看，这么点大的孩子如何看，如何把这么苦的中药喂下去，父亲自有办法，他会很耐心地教会他们如何煎药，如何喂药，果然个个孩子都能服下汤药，药到病除。我的大儿子林圃自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患过麻疹，腮腺炎，扁桃体炎，经常高烧40。C，都是服用中药解决问题的，而且只要服用几副就行，每副药只有几味，几分钱，除了12岁时开扁桃腺打过麻药，父亲在世时从来没有服过一片西药打过一次针，直到现在他还怕打针呢。
父亲对妇科月经过多，不孕不育，月经不调很有研究，来找他看病的妇女特别多，有好几位不育妇女经他治療后都有了身孕，产下孩子。，后来都做了外婆，奶奶。
“切脉”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 父亲对脉象也很有经验，早期能从脉象中知道是否有身孕，简直和尿液妊娠试验正确率不相上下。因此当时年青的小媳妇来找他搭脉的很多，以后都有验证。
留给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亲眼目睹的几个病案，可见父亲的医术不一般。
1977年父亲病重来到高淳我下放的地方，本医院有一位五官科吴医生的小孩，发热一个多月，经多种治疗热度始终不退，听说我父亲是个名中医，想请看看，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还能到处走走），到了吴医生家给孩子看了开了三副药，服完三副药孩子的热就退了，病也好了。还有一位护士坐骨神经痛久治无效，也请父亲看，服了几副药也好了。这张方子我一直保留着，试用了好几个病人，效果都很好。我的婆婆舌面一直发黑，在上海不知看了多少医生都没有解决问题，自服了人父亲的药后就再也没有发黑过，一直活到86岁。
父亲去世后没有几天，家里正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一位乡下农民，带了位十几岁的男孩来到我们家，“我是特地带孩子来谢谢林医生的，也算是给林医生报个喜，多亏了林医生，要不然孩子早就没命了”，接着详细叙述了孩子患病，诊病的过程：原来一年多前这孩子在浙江第二人民医院（简称“浙二医”）被确诊为白血病，因家里穷看不起，什么药都没有拿，就从杭州回来了，后来想想孩子毕竟十多岁了，听说林医生看病好就来试试，服了近半年的药，最近去浙二医复查，医生说好了，骨髓检查完全正常，医生都很奇怪。在场的一位朋友说你来迟了，林医生已在几天前去世了，他呆在那里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嚎啕大哭，流着眼涙和孩子在父亲的遗像前跪下磕头，一路唤着“林医生，林医生，怎么这么个好人，好医生会走了呢”。看着孩子红彤彤的脸蛋，结结实实的身体，谁会想到一年多前曾是几乎被判“死刑”的白血病患儿。
因常年不在家，对父亲的事知道很少，上面所举的 仅是我亲眼目睹的几个例子，由此，以及人们对他的信任，爱戴，每日病人之多，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怀念，足以说明父亲一生一世的处世为人，仁医仁德。
父亲的医术，为人有目共睹，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在遂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论走到那里都有认识他的人，有时和父亲一起出去散步，一路都是主动、热情打招呼的人，直至父亲去世后十几年，我回到遂昌，经常路上遇到人会拉着我的手，称我林医生的女儿，回忆起父亲，称赞父亲的医术医德，感叹：“你父亲走得太早了，实在可惜”。父亲一生虽然短暂，但非常充实，留给我很多很多，我所以选择医生行业，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我跟父亲学中医学做医生学做人
我曾脱产西医学习中医一年，原来对中医就有兴趣，后来更有兴趣了，经常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给病人看病，特别下放到高淳后，那时那里医疗条件很差，老百姓生活很穷困，温饱都困难，根本看不起病，更不要说大病了，经常是只带几毛钱，甚至几分钱来看病的（当时一个正劳动力一天只有七、八分钱工分），还是卖了家中几个鸡蛋的钱。我就经常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给他们看病，或单用中药，果然既省钱又有效，很受老百姓欢迎。因此每次探亲回家，我就利用难得的机会跟父亲学中医。用完早饭如没有事我就到父亲的医院去，在门诊室坐上半天，一方面给父亲送去早餐（父亲有时不吃早餐就到医院），一方面陪父亲，帮着抄处方，跟着学点中医。
当我来到诊室，只见坐满了病人，父亲已看了好几号了。父亲平日话语不多，也不善言谈，可是一上门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改平日样子，有说有笑，话也似乎多了许多，操着多种方言询问病史，有时还幽默几句，说几句笑话，像老朋友见面一样。遇到小孩会像爷爷一样，先逗着玩一会，消除孩子见到医生的恐惧感，让小孩乖乖地，不哭不闹地接受检查。我很奇怪来这里看病的孩子都很乖，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多哄孩子的办法，会说这么多的方言，而且知道每个病人是什么地方人。过后父亲告诉我，他也不过会说那么几句，用病人的家乡话和病人交谈会让病人有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信任感，恰到好处地“幽”上那么几句，病人会觉得轻松一点，自已也会觉得轻松一点，一天坐下来，看那么多病人就不会那么累了，但不可说得太多，否则影响看病。至于病人是什么地方人，看了几次当然记得，有的一开口就可听出其口音。噢，原来如此，这对我到是个很好的启发，以后我也经常这样给我的病人看病，效果的确不错，病人轻松，我也轻松许多，医患关系也融洽了。病人都很信任我，说我的态度好，没有架子，有耐心，找我看病的人很多，看完病常听到：“谢谢林医生，您的态度真好，我的病未治已经好了一半了”，看着病人愁眉苦面地来，面带笑容地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的处方味数不多，少至5-6味，多至11-12味，没有大处方，而且价格便宜，一帖药只要几分钱，最多1-2角钱，效果同样很好。他处处替病人着想，少化钱看好病，同时不浪费药品资源，因此下处方非常认真，动足脑筋，这也是他获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最难能可贵的是，对每一位病人都一视同仁，无论富贵贫贱，男女老少，老弱病残，当权的还是平民，貌美的还是丒陋的，熟人还是生人，都是一样的态度，不嫌不弃，也不阿谀奉承，他把孙思邈的医训作为座佑铭，他常说“人都是父母所生，所养，应该平等，作为医生应该对每个病人一样看待，要有同情心，爱心”，又对我说“对人要真诚，正直，能帮人时则帮之，像古人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父亲的这些理念和为人的道理深深地教育了我，影响了我，使我知道怎样做医生，怎样做人。朋友常说我“傻”,说我“笨”,说我“老实”,因为我不会利用手中的“权”谋好处，我都认了，确实我是一个既傻又笨的人，一辈子只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好医生，不想占便宜，不屑拉关系。在那物资紧缺的年代，买点东西都要找头头开条子。那时我在高淳，也是稍有名气的医生，想要找人批个条子，是极容易的事，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求过，不过有一次让我违背了自已的原则。我有一位病人，后来成为老朋友，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家里篕房子，急需要二条香烟来找我帮忙，看着他那淳朴无奈的面孔，不忍心拂了他的希望，破天荒第一次硬着头皮去找人批条子，那位头头见我二话不说拿起笔就写了“批香烟2条”，并客气地说：“林医生从来没有找过我，无论如何我都会批给你的”。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父亲常这样教导我，我也是这样做，自小到大，无论在那里，都与人为善，与人方便，不计较，不记仇，从来没有和人红过脸，给人帮助后也没有企盼得到回报，心态一直很平静。可是我这样做似乎有时不合时宜，有时还让人觉得此人可欺，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但我对得起自已的良心。更多的人说我是好人，我想做一个好人就夠了，父亲常对我说“吉人自有天相”。后来我注意观察一些医生，以及近年经常出国，看到一些国外医生，发现外国医生和国内一些老医生都有些像父亲一样地对待病人。态度和蔼，言语祥和，耐心，给人一种亲切感。像常州已故的名医屠揆先，人称“屠半仙”，要想挂上他的号得半夜起来排队，我想一方面是他的医术高超，更重要的是他的态度非常好，我接触过几次，那种对人礼貌，热忱，和气是少有的。现在国内医患关系紧张，除了其它好多因素，是否和医生本身的态度有些关系呢？当然医生是一种严肃的职业，但板着一副面孔对待病人，居高临下的架势，总不是为医者之所为吧。。
父亲有许多医书，有的留在老家，堂兄说文化大革命时都烧掉了，有的经多次搬家后也丢了不少，但还有不少手记的经方、验方，我还保存一些，我特别珍惜一本父亲口述，我手记的经騐之方，我隨身带着，时时翻出来看看，有好几张处方给病人用过，效果很不错。遗憾的是这辈子没有把父亲的技术和知识传承下来。
施于人者多，受于人者少。
在改革开放之后，多劳多得已成为共识。医生也一样，多看病人，多付出劳动，奖金就会多些，用不着做思想工作，大家都很乐意多看病人。可是在以前，在计划经济年代，累死累活和什么都不干的人劳动所得是一样的，就像医生看病人，一天看到晚，和坐在那里一天看不到几个病人的劳动报酬是一样的，或许比成天忙的还要多。那时工作，付出完完全全出于自觉、良心和责任感。父亲那时就是这样，他的工资是医生中最低的，没有奨金，没有红包，可是他的工作量是最重的，上班8小时无一分钟休息，下班后还要接待不少病人。我的母亲又是一位心地极善良，看不得病人痛苦的人，有时早晨，上班还早，父亲想多睡一会，病人就来了，母亲会立即叫醒父亲，父亲也毫无二话就起床。按理这种事完全是可以婉拒的，可以让病人等或到医院去看，可是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去做。休息日，下班后他宁可自已吃点苦，甚至有时正在吃饭，放下饭碗先给病人看完病再吃。有的病人是从乡下来的，没有吃早饭，母亲还常留吃饭，因而父亲有时开玩笑地说“你母亲真是比雷峰还要雷峰”。这不是偶尔的事，而是经常会有，父亲常说假若一位医生没有或很少有人找你看病，“门庭罗雀”那就糟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在我的医生生涯中有最多的病人找我看病，我也不会嫌烦。
父亲日夜操劳，加上心情压抑，怎不生病？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很后悔地对我说“你父亲一半是气死，一半是累死的，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不应该让你父亲没日没夜地看这么多病人，我们只想到别人了”。
父亲这么忙碌为的是什么，为钱，当时多看一个病人不多拿一分钱，奖金没有，红包，礼品也没有，这些似乎已完全破除，一切都真真是“为人民服务”。为名？名气已经不小了，而且无論做得多好还是右派一个。
不求人的人。
身为医生，接触的人很多，上到各级头头，下到各行各业普通老伯姓，熟人很多，想要办点事，或买点紧俏物品（当时物品基本都是计划供应）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伸过手，他认为如果这样做那是降低自已的人格，医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做医生不应该利用职业方便谋取利益。
遂昌是个出产木材的地方，当时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人，都通过各种关系，在遂昌搞到不少木料做成家具运到外地，自已用或转手高价卖给他人，又好又便宜，获取了不少利益。我当时在常州，因经济不宽裕，基本没什么家具，有人和我说你怎么不从遂昌搞点家具来，母亲也多次对父亲提起，给你女儿想办法搞点木材吧，看某某搞了多少家具运出去啊。父亲虽对我十分痛爱，却从来没有答应过，我深知父亲的秉性，是个不原意求人的人，（我自已也是如此）因此从来没有怪过父亲。说真的，凭父亲的关系，职业的方便，要搞点木材之类轻而易举，可是我们都没有这样做。
唯有一件事例外，他接受了他人的帮助。
以前的遂昌县委书记，后来调到金华地区当地委书记的殷铁飞同志和他的姐姐都是父亲的老病人，经常给他们看病，关系非常好，可是父亲在他们面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已的私事，还是数年后，他们主动问起父亲的生活情况，拿多少工资，才知道父亲的工资实在太少了，殷书记主动向有关方面反应，后来才把父亲的工资，由原来的30元增加到50元。
父亲这么辛苦工作，这样对待他的病人，不谋私利，为的是什么，我曾多次问过父亲，一次他对我说:“这是为医者之所为也，你选择了做医生，就得这样”。我牢记父亲的这句话，伴我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医生生涯。“施于人者多，受于人者少”是父亲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人格的魅力 幸福的一家
好丈夫
1931年20岁的父亲和19岁的母亲结婚了，他们相濡以沫46年，堪称一对好夫妻。他们的婚姻和旧社会所有年青人一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俩人从未见过面。听说相亲那一天，父亲随着媒人和二伯父来到外公家，只老老实实坐着，回答未来岳父母大人的话，眼不敢斜视，连母亲的影子都没有见着。而母亲早早躲在楼上，只在一个小窗口里和妹妹们偷看了父亲一眼，长得高矮，眉目如何都没有看清，更不用说交谈了。直到洞房花烛夜方彼此第一次见面，听母亲说过后他们曾打趣地说“幸好没有找到一个麻面老婆”另一位说“幸好没有遇到一位跛足郎君”。
图6 母亲1947年摄于遂昌
外公家的条件不如父亲家，我奶奶又是个很挑剔的人，为了筹办婚礼和结婚用品，可把外公一家忙坏了，他们整整化了一年多时间置办嫁妆，床，桌子，凳子，梳妆台，大柜小柜，大小木盆，马桶，床上用品，样样都要齐全。据说做的床奶奶嫌不夠精细，又重新再做了一张。被子，褥子，帐子，枕头，还有婆家全家老少各人一套衣服，二双鞋袜，难怪旧社会说“女儿是个赔钱货”。 妈妈的那张陪嫁床，做工很精细，雕刻着花，鸟、魚、草、梅、兰、竹、菊，及各种人物、走兽，床前还掛着一把用铜钱穿成的宝剑，约有二尺长。我曾在周庄等地参观过古式床的展览，有的也不过如此。现在这张床还由我的堂兄用着，已近八十年，仍结结实实，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上面的雕像全部刮除，或许是件不错的古董。
母亲家中兄弟姐妹八个，她是老大，外公家虽不太富裕，但为了不被人笑话，不被夫家看不起，每样东西都尽量做得最好。
那时没有机绣，靠手绣，而且什么东西都要绣花，据说这也是考察未来媳妇“女红”的一种方法，送到婆家时人们要评头论足的，因此旧社会小姑娘就要学会刺绣等针线活，否则会被人恥笑。母亲说那些绣品的花缐都要一根分成6根，这样绣出来的花光滑平正，几乎和绸面一样平，针眼都看不出来，有时一朵花就要绣上一天。这些“浩大的工程”让母亲日以继夜地忙了一年多。现今我还有母亲当年陪嫁的绣花枕头，虽已过时，但可能已成绝活。
父亲长得相貌堂堂，高额头，大眼睛，高高挺拔的鼻梁，年青时不胖不瘦175米的身材，算得上一位美男子。人们说有几分像周总理，因为有好几个朋友来家玩，看见挂在墻上的父亲遗像都奇怪地问过我“你怎么掛周总理的像呢”。
母亲长得不算漂亮（我像母亲），比起父亲要逊色许多，又基本是个文盲，可是父亲从不嫌弃，自始至终相亲相爱，对母亲体贴入微。
自我有记憶起，到父亲去世，他们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过激的言语，粗话都没有一句。我想大部分家庭是做不到这点的。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自小耳濡目染，被熏陶，被教养，自然养成了他们一样的性格，我不会吵架，不会骂人，对人人都好的好好先生，孩子调皮，做错了事也从不骂，在家中是个“无权威”的人，可是孩子们对我都很信任，有事总先告诉我，和我商量。记得老二小时候非常顽皮，我在家时他像个小坏蛋，一次我外出开会一个礼拜，回家时先生对我说：“你不在家时老二老实得不得了，我一回家他又回到老样子，说话的声音都変了”。这种在非常平和，充滿着爱的环境中长大的我，这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脾性，也有些不好，使我听不得，受不得他人一点粗言恶语，冷面孔，虽不和人争吵，但会生闷气，也形成了我懦弱无能，胆小，怕事，缺少积极性，主动性的性格。不善与人交往，不了解我的人还认为我清高，接触多了才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们常说“人善被人欺，马好被人骑”我就是这么一个连小孙子都要“欺侮”的人。
父亲对母亲的爱情也是专一的。当年只身在遂昌，一些纨绔子弟花天酒地，有1-2个情妇或小妾是常有的事。
当时有一位王姓姑娘，比母亲年轻漂亮，对父亲非常爱慕，常追随父亲左右。一次父亲回贺田老家居然追到北界，要和父亲一同面见祖母和母亲，心甘情愿做二房。父亲虽然也喜欢这个女孩，但想到母亲，不敢越雷池一步，婉拒了这姑娘的一份情意，好言劝说回了遂昌。二年后这姑娘嫁了他人，以后我和母亲到了遂昌，母亲也知道了此事，并无任何责怪，对她仍客客气气像朋友一样，父亲病重期间她还来探望过。这是父亲最浪漫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外恋。
在我5岁那年，父亲有了稳定的生活，我和母亲来到遂昌，从此没有分开过。父亲把所有钱物，以及工资全部交给母亲，一切任凭母亲安排。母亲把经济管理得也妥妥当当，不用父亲操心，需要用钱早早准备好交到手上，父亲的一日三餐，衣食住行，照顾都很周到。父亲喜欢饮酒，一日不缺，就是在经济极困难的时候，也尽可能买上1角钱的酒给父亲过过瘾，那时没有什么下酒菜，母亲就炒上一盆黄豆（母亲的黄豆炒得非常好，又香又脆），父亲喜欢吃魚，母亲常向捕魚人打照呼，捕到好魚会送来，让让父亲一人享用，自已一点不沾（改革开放前遂昌魚是很少的）。
图7 1956年与父母亲合影
父亲的脾气特别好（母亲要急一点），从不发脾气，对母亲总是谦让的多，有时母亲发急时还笑嘻嘻，因此他们总吵不起来，待母亲火气过去后，会好好地讲道理，母亲也就心服口服。几十年来朝夕相守，家里充满着温暖，祥和，和爱，拿现在的话，该是典型的模范家庭，令许多人益善。生在这个家庭，长在这个家庭里我感到非常幸福。
我一直认为母亲是文盲，有一天发现母亲在看报，还识得好多字，我很好奇，“妈妈你原来识字的”,母亲说：“在做姑娘的时候和你舅舅们一起上过几天学，后来你父亲又教了些，可是长期不看都忘了”原来他们年青的时候，父亲晚上总要教母亲识一些字。我想当时若拍张照片下来，该是一幅极妙的挑灯夜读图。
母亲体质很差，165米高的人体重未到过100斤，年纪大了后90斤都不到。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吃药生病，经常卧病在床。一次患伤寒病（大概30岁不到）头发全部脱光，整整一个多月没有下床，那个医疗极落后的年代“伤寒”是十分严重的病，十有八九死亡，母亲能逃过鬼门关，也真不易。听母亲说：“要不是你父亲精心照护，早不在人世了”。
每次母亲生病父亲总静静地坐在旁边，嘘寒问暧，递茶送水，喂药嗽洗，或讲些故事奇闻给她听，尽量让母亲开心一点，从没有不耐烦的情绪，也只有这时父亲没有心思接待病人，对上班没有兴趣。
有一次，我还在上大学，母亲病得很重，父亲不顾一切地请了半个月假，在家专门伺候母亲。据邻居说，那些日子里父亲整日守候在床边，一刻不离，吃饭也在床边，（父亲在床边安了张小桌子，就在这小桌子上吃饭），说这样才放心，才吃得下，他们都深深被感动。怕影响我的学习，他们没有写信告诉我，放假回去邻居告知才知道。
父亲给人看病是得心应手，可是常常不敢给母亲下处方，有时还请他人诊之，我不明白为何如此，父亲给我说了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名医，着手成春，手到病除，名气很大，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可是有一次他的母亲病了，高热不退，服了几副药都不见效，在书房里踱来踱去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书桌上写了几个字“若为他人母必用白虎汤”，他学生见了这几个字，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因为是自已的母亲，顾虑重重，不敢下重药，病则不得好，此学生就大胆给师太开了一张白虎汤的处方，服了果然病就好了。原来这位名医是个大孝子，明知母亲的病该用白虎汤，可是这汤剂太猛了，怕母亲受不了，始终不敢用。母亲服用的中药他也要一味一味仔细核对，生怕少了一种，由此可见父亲对母亲是何等的体贴入微，何等的爱惜。
平日对母亲也关怀备至，不让她过劳过累，滋补的药品，食品，在经济情况好时不用说，就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总是以母亲为重点照顾对象，知情的人都交口称赞父亲，是世上少有的好丈夫。母亲常和我说：“你父亲是一个真诚，善良，朴实，负责，很有爱心的人，这辈子嫁给你父亲虽没有享过荣华富贵，但心满意足了”。在我该谈婚论嫁时，我也希望能找个有父亲一样品性的人，嫁个像父亲一样的夫君。
父亲过世后母亲经常回憶起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几十年，点点滴滴，我所知道的一切大部分都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我真的非常羡慕母亲，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位丈夫。
宽阔的胸怀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父亲宽阔的胸怀。他从来不把外面遇到的不愉快，自已的苦闷，压力带回家，带给家人的总是欢乐和愉悦，世上有几人能做到这点啊，这是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人格魅力，也是对我们的真爱。
常见一些男人在外受了委屈，或遇上不愉快，不顺心的事，常把家人当作出气筒，面孔就像一个晴雨表，让家人跟着不开心。父亲自带上右派帽子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比如一些人对他颐指气使，训斥（当然是少数人），不让上门诊，要他整天打扫卫生，倒痰盂，扫厕所，拔草，工资不如一个小工人，有些往日的好朋友现在远远地避开。一个向来受人尊敬的人遭此际遇，即使是一个最乐观的人，想必心里都会不好受的，面上或许会露出一点不愉快，或长吁短叹，或怨天尤人，发牢骚，如是这样，无形中会给家人带来不愉快，为其担惊受怕。可是父亲从来不这样，那怕心里非常不开心，在外受了最大的冤屈，或身体很疲惫，在我和母亲面前从不流露出来，每日总是面带笑容，开开心心回家，一路哼着小调走进家门，我们每天问他怎样，他总是说很好，反过来还安慰我们，说：“拔草，打扫卫生，不用动脑筋，不用负责任，还可锻练身体，有什么不好，谁不知道我是林医生”。他常说；“许多比他有名有本事的人也这样，何况我呢，总有一天会改变的”。看到他这把年纪还在烈日下拔草，打扫卫生，心里很难受，他却说宁可做这些事。父亲在身心各方面都维持良好状态，自然把快乐传递给了家人。
有一年医院让他到乡下卫生所去上班（当年他已64岁），一向生活由母亲照顾的他，我们怕他在那陌生，条件很差的地方，会受苦受累，冷清，衣食住行不会打理，可是父亲每两周回来一次都很高兴，对我们说“乡下空气好，工作又不忙，老百姓，卫生所里的人对我很好，很照顾，我宁愿在乡下”，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宽慰我们的话，有多少人能做到这点？
这是父亲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也是一位父亲，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真爱。就在这第二年父亲患上了肺癌，据说在乡下那一年他烟抽得特别多，一定是无聊，郁闷的关系。
好儿子，好女婿
人们常说爱鸟及屋。父亲不仅对母亲好，对母亲的娘 、家人都很好，特别是对我的外公外婆，真的像对亲生父母一般，让人感动。
他对外公外婆非常尊敬，非常有礼貌。每年春节总要带着我 和母亲去外公 家拜年，每年也都要邀请外公或外婆来我们家住上1-2个月。在我们家时，总让母亲买些好吃有营养的东西给他们吃，给他们做点新衣服，在自已经济都捉襟见肘的年代要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的，回想起最后20年父亲好像没有做过几件新衣服，除了一日三餐，一日一碗黄酒，理发，洗澡，几乎没有其它开销，抽的烟也以土烟为主，香烟只在上班时抽抽，最好的是大前门或红金，他把省下的钱都奉献给了他人。下班回家必先到他们身旁问候，敬烟敬茶，或坐下来和他们聊天，从不冷落他们。他说话也总是恭恭敬敬地听着，这些规矩和礼貎现在是再也见不到了。
外公有4个女儿，他们每年都要各处走走，我的几位姨妈也挺孝顺的，可是外公外婆还是说在大女儿家（我母亲最大）住是最开心的。因为女婿好，女婿好比女儿好更要紧，就像人们说的儿子好还得媳妇好一个道理。
父亲是由继祖母养大的，他事母极孝，旁人根本看不出是非亲母子。父亲认为母亲虽非生母，但胜似生母，从一岁就养育了他，又培养了他，并助其成家立业，没有继母就没有现在的他，事母至孝是应该的。何况“百善孝为先”是做人的根本。
祖母在世时，每日起床后总先到祖母床前请安，就餐时必让祖母上坐，祖母动筷之后方自已动筷，好的东西先敬祖母，对祖母说话也是小声小气的，这些在我幼小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从小懂得对老人和长辈尊敬，孝顺，要求自已也尽力做到这点。但这些旧礼，我们这辈已做得不好，更不用说下一代了。
对祖母的话铭刻在心，从不敢忘，从不违拗。有什么重要的事，总先听母亲的意见，不敢擅自决定。在家乡行医挣来的钱全数交给祖母，并让我母亲也像他一样孝顺，尊敬祖母。我的母亲确是做到了这点，是寻常媳妇难以做到的。听说祖母很难伺候，在世时，母亲在婆妈面前，从不敢多言多语，更不敢言语顶撞，每日早起要给祖母倒洗脸水，梳头，晚上倒洗足水，刚过门几年还要给祖母洗足，稍不合心意就扳着面孔，二位伯母很怕她，不敢亲近，母亲说让她梳头洗足是看得起她，二位伯母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福气”。听母亲说过，我的祖母是个很严厉的人，举个例子：她刚嫁过来时，祖母因不知她的人品如何，想考察一下，试探一下是否贪心，老实不老实，故意将钱幣在房间里到处乱放，看她是否会拿走几个。我母亲看见钱则一一收好交给祖母，经一段时间考察，见母亲分毫不贪，才完全信任了母亲，把一些财物交给母亲保管，三个妯娌当中，祖母对母亲是最好的，最信得过的。我们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有好几年，母贤子孝，婆媳亲如母女，和和睦睦，从没有不愉快的事发生过。当然我的祖母也是一个非常能干，有主见的人，对父亲最亲，对我最宝贝，对我母亲也非常好。1948年祖母在贺田去世，接到噩耗父亲伤心之极，一个大男人竟然恸哭了起来，并立即放下身边事带着我和母亲回去奔丧，以亲子之礼披麻掛孝，为祖母大办了丧事。
好父亲
我虽不是千金小姐，不长在豪门富贵人家，但我享尽了父爱。
父亲27岁才有了我，我是他的独生女。按理应该有二兄一妹，可是他们都在幼年夭折了，以后母亲没有再生养，亲朋好友劝父亲领养一个男孩，或过继一个，这在当时是很风行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得顶住多大的压力。甚至有一户人家把一个刚出生的男孩趁夜深人静，偷偷放在我家门口，希望我家领养。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我们都已熟睡，听见门外一阵阵新生儿啼哭声，一员工打开门看，见门前放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在啼哭，身上有一张纸，写着孩子的出生时间和“恳请林医生收养”。左右前后看不见一个人影，当时天很冷，怕冻坏孩子，只得暂抱回家，以后多日打听不到是谁家的孩子，父母只得请了奶妈，喂养了三年，最后为了我，还是决定不领养这个孩子。后来有一对中年夫妇没有孩子，很想要孩子，家里条件又好，父亲就让他们把孩子领走了。这个孩子18岁时还找到我家，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想留下来，可是父母为了不分割对我的爱，还是婉拒了。这次还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他们母子相认，生母，养母，乳母欢聚一堂，大家都很高兴。因而我自小成了家中的宝贝，直到为人妻为人母依然如此。
小时继祖母对我宠爱有加，据说自我一出生到3岁都是在祖母的怀里睡觉的，甚至连我母亲，祖母也不放心。
我10岁前一直跟着祖母，吃、穿、拉、撒，全由祖母负责，甚至睡觉也和祖母在一张床，因为祖母在家里有绝对权威(二伯父仅比祖母小几岁也是十分怕她)，我成了家里的“王”，堂兄弟姐妹都誏我三分，不敢欺侮我，凡事让着我，大人们也宠着我，好吃的尽我先吃，好玩的尽我先玩，至今一些堂兄弟姐妹还时时会笑话我当年被宠的事。
最有趣的事，祖母平时让人伺候着，却要伺候我。我6岁上小学，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都是祖母揹来揹去。我上课时祖母就坐在教室后面等着，我出去玩祖母也跟着，生怕有闪失，总之我必须在她的视线之内。有一次我和小朋友一起在操场踢皮球，摔了一跤，她就再也不让我独自去玩了，生怕有闪失，她那里知道她不在人世后，我走南闯北摔过多少跤!，有时祖母需要外出遊玩，或探亲访友，我就不去上学，跟着祖母同坐一顶轿子去，因此虽6岁上学，1，2年级都没有上完整，以后直接上的三年级。祖母去世已60多年，她的音容笑貌仍清晰留在我脑子里，我明白祖母对我的爱来自父亲，是因为她爱父亲，父亲也像亲生儿子一样孝顺她，爱她。
我的体质很差，小时骨瘦如柴，上高中时体重只有60来斤（但一个脸蛋始终圆圆的），40多岁时拍的胸片，放射科医生笑话我：“你的胸廓怎么像个小孩”，这可能与小时祖母过于溺爱，娇生惯养，缺乏体育锻练有关。
我出生后因母亲奶水不足，又正是抗战期间，东逃西躲，营养不足，加上祖母过于溺爱，不科学的喂养，（她自已未曾生养过，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母亲说我经常生病，三岁前经常会抽筋（现在推想可能是缺钙），因父亲当时在部队服役，请了医生在家守着，每日都要服药，听母亲说都是带有硃砂一类的镇静药，很担心养不大，或者养大了脑子会很笨（我不聰明可能即因此）。以后又是麻疹，百日咳，真是多災多难，让父母耗尽了心血。怕带不大，祖母把我的名字“林璿”改为“丫环”常用的名“菊香”，希望能像丫头一样“贱养”，此名既俗又难听，几次想改，一来害怕真的“短命”，二来改名很麻烦，就随它去了，此名一直用到现在，就让它俗气罢了，反正名字仅是一个人的符号而已。要不是父母精心抚养或许世界上早不存在我这个人了。
父亲天生脾气好，加上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又体弱多病，从没有打过我，呵斥过我，甚至厉声的话一句也没有过，对我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长大后我们父女俩有时就像朋友，相互非常尊重。父亲一直昵称我“小囡”，当了母亲之后也还是这样叫。小时候我和祖母影形不离，祖母去世后我和父亲影形不离，几乎成了他的小尾巴，到哪里都要带上我，小时候不是抱着就是背着，上初中时母亲还每日下午送点心来给我吃，我的小伙伴和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说我福气真好。
我上高中是第一次离家，父母很不放心，生怕我吃不好，让我在教师食堂吃小灶，钱尽我用，每个礼拜都捎东西给我（当时衢州是专区，经常有人去开会）饼干，蛋糕不断，同学们还以为家里是开糕饼店的呢。上大学时，父母用2两黄金，向一位华侨买了一块瑞士手表给我，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物品，（当时学生带手表很少，市场上买不到），谁知我只戴了一个学期，寒假回家买车票时不知怎么就丢了，我非常伤心，父母知道后非但没有责备我，反劝慰我，“东西丢了就丢了，以后可以再买，人没有出事就好了”，俩老再也没有提起此事，我到难过了好长时间。纵观父母一生中，他们把钱财看得很轻的，而把人，把人的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钱财可多可少，身外之物没了，少了，他们不会太伤心，人身和人的感情绝不可以受损伤的。
记得我上大学三年级放寒假时，一天正下着大雨，我在看书，父亲在旁坐着，我突发奇想轻轻说了句“想吃甘蔗”，没在意，过了几分钟，一根削得干干净净，粗粗的甘蔗悄悄地伸到我眼前，抬头一看原来是父亲，一张笑咪咪的脸正对着我，身上的衣服已湿了大片，接过甘蔗我顿时热血沸腾，无法言语，女儿一句随意的话，父亲却当成了“圣旨”，啊，这就是我的父亲，宝贝女儿想要的只要能办到，都会去办，他什么事都愿意去做。那张笑咪咪的面孔，衣服半湿的高大身躯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并经常浮现在眼前。
图8 作者订婚时合影
图9 1967年作者夫妇与父母亲合影
这次意外让我损失了二件行李，父母照样说东西丢了不要紧，只要人没大事就好，还说要感谢那位取走行李的人呢。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我过完春节，回高淳途中，在金华转车，天刚蒙蒙亮，我抱着二岁多的老二，肩扛二只大包，从阶梯上下来不小心摔倒在地，想站，站不起来，一看急坏了，左足已移向左侧（脱位加骨折），怀中还有儿子，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个小青年走过来，见状立即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医院，代我挂了号，找来值班医生，又代我联系到在该院工作的我的老同学，然后问我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看他这么热情，就把二张火车票和寄托的行李票交给他，请他帮忙把火车票退掉，把行李取回来，谁知他拿到票走后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原来是个小人君子，母亲说就算作帮忙的酬劳吧。
我二次生孩子都回到父母身边。未回去前，他们早已把生孩子所需要的，吃的，用的，还有婴儿穿的，用的准备齐全。1963年生第一孩子时，二老非常稀奇，什么都要新的，为做尿布就将原来准备做帐子纱布剪了，当时一切物资凭票供应，不知他们问人讨了多少布票、油票、肉票。产假一住就是二个月，一切都由父母操劳，我一点不用操心，不用动手。吃的穿的都送到手上。我的先生和婆婆一点没有操心，做了个现成的爸爸和奶奶。为了让我好好休息，喂完奶，妈妈就把孩子抱过去。他们既要照顾我，又要照顾新生的婴儿，真让他们忙得不亦乐乎，不过第一个孙子的出世也确实让他们高兴非凡。
图10 1981年与大儿子在杭州 我大儿子一个多月时，一天夜里突然发生急性喉炎，呼吸困难，父亲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冒着寒冷的北风急奔医院，等住上医院，挂好点滴，孩子病情稳定后才回家，这时天已朦朦亮，母亲在家也一夜未眠，担心着，刚有些睡意，听到敲门声，吓得从床上滾了下来。父亲更是一夜未眠，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从小到大，我的孩子从小到大，他们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父母之恩罄竹难书，一世也报答不完。
我上高中开始离开家，每年寒暑假都回去，那怕只有几天。工作之后，每年春节总是千方百计回家，一年一度，那怕天寒地冻，大雪封地，交通不方便，都挡不住我回家的足步，因为那边有翹首盼着儿归的双亲，那边有我温暖的家。
那几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几乎都要下大雪，出门得全副武装，穿了棉袄还得加上大衣，整个人像个大皮球似的。
当时公路还不发达，人们远行都选择火车，因而火车特别拥挤，上了车不用说座位，就是站也困难。身穿棉袄大衣，怀抱老二，还要肩扛几十斤的行李，每次都累得一身大汗。为了节省几元钱，为了早日到家，有时还乘棚车（运货物的，临时改为载人），没有窗子没有电灯，只有一盏“马灯”照明，一个尿桶供人方便。我只得抱着孩子坐在行李上。从高淳到遂昌一路要换5次车，上上下下，候车，买票，签票，有时在候车室要等上7-8个小时，甚至一夜坐到天亮，真是苦不堪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不可思议，这可能是凭着一个执着，一股对父母的爱，想到很快就要到家了，可以见到我亲爱的双亲，一切的困难，疲劳都会烟消云散，心中有的是快乐，幸福。这种心情他人也许很难体会。
我的领导也很好，理解我，同情我，照顾我(平时我工作从不马虎，领导也知道)，每年都准我一个月的假（当时还没有探亲假），更要感谢我的先生，支持我，每年都是他一人留守，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过年。来来去去几十次。
父母也早盼我回家，从12月初开始，他们就翹首盼着，倒计时地计算着日子，父亲更是逢人便说“我女儿还有几天就要回来了”，左右鄰舍都说“从12月一开始你父亲就天天面上展着笑容，，嘴上挂着你”。
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可以安心地睡觉，全身心地放松，尽情地享受父母之爱，人间的温情，一切不用操心，吃的，用的早已准备好，甚至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二老也不会忘。三人有说不完的话，天南地北，家里家外，毫无顾忌，说错也没有关系，谁也不指责谁，总是一片欢笑声，因为这是世上至亲的亲人，讲对讲错都没有关系，家真是一个避风港，温暧的窝。夜里朋友们走了，母亲会准备一点酒，几样下酒小菜，让我和父亲一边小酌一边闲聊，父女常常聊到11-12点钟，还意犹未尽，陪父亲喝酒是最快乐的时候。有人问什么叫幸福，我想能在父母身边承欢，有爸爸妈妈叫，有一个亲情味十足，充满爱意的家，可以避风雨的港湾，有一个可以倾诉，喜欢不厌其烦听你倾诉的人，并可以撒撒娇的地方，是人生莫大之幸，也是让人永远惦念与回忆的。
这一个月是我一年中天天盼的日子，是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这种快乐的日子自他们去世后再也没有了。让我遗憾的是，在父亲去世那年春节，因当地出血热大流行，病人很多，医院工作很忙，我不好意思请假，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让二老十分失落，也让我失去了一次最后的合家团聚。
在家最开心的事还有，是和父亲聊天，到父亲的医院去陪父亲门诊。我坐在父亲旁边，看他给病人看病，如何进行望，閒，问，切，再帮他抄处方，他给我讲授脉案，处方的君，臣，使，佐如何配合，使我在中医方面懂得不少东西，也能运用中医方法给病人诊治，中西互补让我尝到许多“甜头”。父亲也很喜欢我在他的身旁，似乎我是他的骄傲，逢人就介绍这是我的女儿。
自父亲学习西医回来，我也当了一名医师，我们更有说不完的话，无论是在家或外出散步(晚饭后父女俩总要沿着河边散步)，谈得最多的还是医学上的事，中西交流，这时我们不仅是父女更像是朋友和同道。
父亲很开明，大小事基本都听从我的，从不干涉。高中毕业时，父亲很想我留在身边，跟他学习中医，一来可以“女承父业”，二来老有所靠，三，我不用一人在外闯拼，吃苦，许多亲朋好友也劝我父亲把女儿留在身边。当父亲知道我想报考医学院，却深深埋掉了自已的企朌，毫无异议地支持我的选择。当苏州医学院录取的通知书寄到时，有人问我父亲“你怎么舍得让一个宝贝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呢”（那个时代苏州对遂昌人来说就算很远的地方，说句实在话，那时我最远到过金华，杭州也没有去过），父亲连忙说：“孩子的前途要紧，孩子的前途要紧，金山银山不如让其有一技之长”，这是伟大的父爱，无私、真挚的爱，
图11 1999年与小儿子及儿媳
一切都是孩子第一。我的二个儿子1990年也同样放飞了，一个飞往澳大利亚，一个飞往美国，如今都在几万里之外生儿育女，安家立业，他们都不可能回到我的身边，国内就乘下我二老，又无兄弟姐妹，朋友也问我“二个儿子都远走高飞了，将来你们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病了怎么办？国外养老，人生地不熟，恐怕也不方便”。这些问题我早已想过很多遍，但还是觉得儿子的前途要紧，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们是一辈子的事，不能拖了他们的后腿。自已事小，孩子事大。这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秉承了父亲的品性和思想。
图20 2000年在美国小儿子达拉斯家门前合影
对我的婚姻更是开明，从不为我物色对象，也不要求我该找个什么样的丈夫。大学临近毕业时，上门提亲的不少，父亲总是对人说“婚姻要她自已做主，自已选择”。后来我把未来的女婿带上门，当时可能还有些想法，不十分满意，但看到我们很好的样子，也就默认了，只对我说“你自已看中的，自已喜欢就行”。后来知道，父亲对我的先生开始并不十分满意，总觉得面相不怎么好，有些“凶相”，小气，“滑头”，不太可靠。先生又是上海人，听说上海人很油滑，我这么一个忠厚老实，懦弱的乡下姑娘，可能会被其欺负。再者我未来的婆婆有过精神病史，听说会遗传的，其后代即使不发病，也会有些精神和性格上的缺陷，这是我最不放心的。她又是浙江永康人，永康人在遂昌人的眼里是“一个铜钱一个命”，即常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怕我的夫婿也会爱钱如命，这和我们的家风很不相合，今后容易产生矛盾。但他一直没有提起过此事，直到1977年生病在高淳和我们住了一个多月，看到我的先生还挺孝顺，我在家里还是能做一点主，才对我母亲说“看来我们可以放心了”，这是父亲去世后一次閒谈中母亲告诉我的。看来我的婚姻让父亲整整担忧了15年。
我们结婚40多年，外人看来美美滿滿，可是也充滿了磕磕碰碰，特别年纪渐大，儿女成家立业了，自已退休了，没有了追求和奋斗目标，闲得无聊，埋藏在心底深处的一些品性就浮了上来，有时翻江倒海，让人无法承受，想想老人的见解和担忧不无道理，当时真该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不该草率从事。可是年轻时，不谙事，又处在热恋之中，有几个能听进老人之言的？但愿年轻人能适可听一听老人的话，因为他们毕竟阅历丰富，看问题比较透彻。
父亲对子女婚姻的开明，也影响了我。老大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在南京工作，慢慢地也该成家了，我们看中了一个女孩子，人品很好，知根知底，也算门当户对，可是他们没有缘份，我们也就不強求，作罢了。原来儿子已有女朋友，恋爱一年多了，我们一点不知晓，直到一次他的同事出差来常州，和我们谈起“林圃有女朋友了”，我俩才知道，后来知道这女孩子也即我的大媳妇，上大学时患过胸腺畸胎瘤，做过胸腔大手术，说实在对从事医生工作的我们，当时确有些顾虑，遇到有的家长可能会阻挠这场婚姻，可是我们从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出一点点，这不是怕儿子找不到老婆，浙江大学本科毕业，180的个子，天资又好，又不算难看的男孩，豈有找不到老婆的事，而是觉得婚姻是他们的事，只要他们俩情相悦，觉得合适，不会后悔就行。俩人都这么大了，又都受过高等教育，应该会处理好自已的终身大事，而且他们谈了这么久，彼此应该都了解，感情一定很深，父母是不能去破坏的。老二的婚姻也是如此，自已找自已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也不提任何意见，他们完美结合，如今两房媳妇都十多、二十几年了，不都是很好吗。那些对儿女婚姻横加干涉真的没有必要，说得实际一点，好的话是他们的福气，不好也不会怪我们。
父亲不仅对我视若掌上明珠，对我的先生，孩子也痛爱有加。每次先生来到我家，都待如贵宾，拿出最好的被褥，最好的，女婿最喜欢吃的东西，他们从不吝啬，小气。我想我们回去一趟，把他们几个月的开支一次性都用完了，他们又得艰苦几个月，或者再变卖些东西，即使这样，他们也很开心。
我的大儿子林圃在他们身边生活了15年，外公外婆把孙子当成心肝宝贝，命根子，百般宠爱，人们都叫我的大儿子为“小皇帝”，可见他被宠的程度。因为我是他们的独生女，是他们的宝贝，我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倍为珍惜，稀罕。当他出生后，父母亲就像当年我的祖母，整天都抱着，6岁时还经常不是抱着，就是背着，到那里带到那里，形影不离。我二个月产假满去上班了，他们专门请了奶妈。当时奶妈家里比较困难，虽然自家也是泥菩萨过河，为了奶水好一点，还是让奶妈在家里用餐，每日好酒好菜地招待，宁可自已省一点，吃差一些。也要让奶妈吃好这是他们的原则。
断奶之后，把照顾外孙的事作为头等大事。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外孙准备营养丰富的饮食，一缸浓浓厚厚的新煮白粥（对小孩既有营养又易消化）加一只鸡蛋是每日必有的，为此母亲养了几只母鸡，专为孙子提供鸡蛋，因为那时鸡蛋是很贵，不易买到。当时遂昌还没有牛奶，奶粉之类东西，他们设法买来炼乳，二天一听，吃了一年。儿子长得又白又胖，人高马大，结结实实，如今1米80的个子，比他的弟弟还高(一般弟弟要比哥哥高)。这是外公外婆的功劳。
当时物质十分匮乏，苹果，桔子都为稀罕之物，有时病人送父亲一两个苹果、桔子，或其它吃的东西，父亲都舍不得自已享用，必带回家“孝敬”外孙。难得有时有一点鱼吃，也是外公吃鱼头鱼尾，外孙享用最好的部位。总而言之，家中只要有一点好吃的，都是“小皇帝”的。曾听林圃说，小时候没有什么吃，还不如一位农民的孩子，我想那时他还小，还不懂许多事的关系，绝对不能怪外公外婆，应该说在物质上他比一般孩子好得多，就如灯蕊绒衣服在遂昌还不是他第一个穿上吗，外公外婆已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给了他全部的爱，这样的爱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希望我的孩子能珍惜和理解，他们可以不爱父母，但不能忘记外公外婆。不过在那个年代，物质本来就匮乏，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加上家中经济拮据，孩子的童年生活确是很艰苦，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衣服穿，没有玩具，更谈不上旅游之类，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境况，除非你是高干子弟，军人子女。
让我追悔莫及的是，我太自私了，为了自已工作和生活轻松一些，为了父母身边不寂寞，让孩子来代替我对父母的慰籍，把林圃放在外公家时间太长了，每年母子相聚只有一个多月。老二一岁多一点，因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早请示晚汇报，不能迟到一秒钟，半夜常被高音喇叭叫醒，到文化宫广场听最高指示，工作又忙，双职工请不起保姆，只得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一次母亲来常州玩，到那家看见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照顾，刚断奶的孩子吃的是泡饭加一点豆腐乳汁，心痛得不得了，要把孩子带到遂昌去，看看母亲自已身体很不好，带一个林圃已夠累，怎能让她带二个孩子呢，因此老二一直跟着自已，东奔西跑。那时我们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好孩子。记得有一次老二4岁时拉痢疾，在值班房哇哇哭，我正好抡救一个病人，无法去照顾他，只得任其哭了一个多小时，病人情况转好，我才去抱他，看着孩子瘦弱的身躯，滿脸的涙痕，不由眼涙滾滾而下。我常自喻是一个称职的医生，但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现在老二体质不太好，长得还不如他哥哥高，与小时候照顾不好有很大关系，我常感到内疚，对不起他兄弟俩。
我自以为对二个孩子是同样地爱，同样地给予，一碗水是端平的，但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母爱，任何的爱都代替不了父母之爱，以致如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自愧在某些方面我是一位失败的母亲。这都是我之错，我之过，几十年来我一直自责自已，对两个孩子都充满了内疚，很想有机会补救，但时光不能倒退，过去的不能重来，希望我的孩子能理解，原谅，我们对他的爱是一样的。在对待第三代时我接受了此教训，两个孙女带到2岁时都让他们回到父母身旁。三个孙子，我们宁可放下国内的工作，事业，到美国去帮忙，而不再让他们离开自已的父母，以免重蹈复辙。
1974年我外出进修又把老二放在父母那里一年，俩老同样的关爱，耗了心血，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在那个年代，我的父母能给小辈的就只有这些简朴而真挚的爱，也是最伟大的爱。
一生节俭，对人宽容和顺。
父亲一生只有一件嗜好“酒”。浙江人喜欢喝酒，贺田人更喜欢喝酒，几乎家家户户都自酿老酒，我家每年冬天要酿几大缸，足喝一年。家中上至祖母，下至我们一群堂兄弟姐妹，十几口人，除了我母亲和一位堂兄滴酒不沾，几乎人人都会喝，中晚餐桌上菜可以少一点，酒是不缺的，小孩也不太限制，记得我很小的年纪就会喝，还几乎上过瘾。小时候看见家中到处都是酒缸、酒坛，二伯父一日要喝3-5次，有时一早起来就喝，不可一日无此物。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很爱喝酒，听说年轻时一餐可饮6-7斤。
一生中父亲耗费最多的是酒。解放前，自已开业时不用说，一日两餐是不会少的，戴上右派帽子后工资被减，父亲开始控制，一天一次，每次只一小碗（约1角钱）,只有礼拜天中午才加上一小碗。看见父亲怡然自得地细饮慢酌，一边和我和母亲聊着天，一脸灿烂，我和母亲也被感染，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这是他保留到最后的唯一嗜好，也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享受，吃得最多的东西。
父亲虽好酒，但酒风甚好，难得喝醉，喝醉后也仅是话比平常多一点，兴奋一些，从不发“酒疯”，大家都不讨厌。饮的主要是黄酒，一天不超过一市斤，白酒虽然更喜爱，但他知道白酒对人体有害，一般都不喝，因而虽然几十年的饮酒史，身体一直挺不错。
父亲除了酒舍得，其它都是很节俭的。后半辈子只有夏天穿的二套白纺绸衫裤比较好外，似乎没有很好的衣服，这二套衣服也只是上班时或出客时穿，一走进家门就换掉，一件皮大衣穿了近30年。
从两本父亲自钉的小本子更可见一斑。当时父亲每天要看许多病人，几乎一天要用掉一本处方，当时纸张非常紧张，我们上大学时用的讲义都是用黄草纸印的。他每天把处方底页的一张空白纸留着，然后把一张张白纸装钉成一本本小本本，作为记事用。
这些节俭的习惯与经济状况有关，也是本性使然，我和我的俩个孩子也遗传了这种品性，都很节俭，不懂生活，不会享受，但对他人却很慷慨。
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人着想，是个非常宽容，和顺的人。不仅对家人，对亲戚，对同事，对朋友，对以前的伙计，对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是如此，宁可自已省了又省，也不亏待他们。在经济情况好时不用说，亲戚来一住就是3-5个月，你来我往，家里总是客人不断，亲朋好友也常来打“秋风”。我母亲烧得一手好菜，记得父亲的一位朋友就经常来我们家吃喝，理由是母亲的菜烧得好吃，每次他来总是热忱地招待。更有一位“仁兄”，是我小学同过一年学的同学，以同学的名份，每当“行日”(遂昌每逢农历二，七为行日，相当农民的集市日)上城来办完事就来我们家吃中饭，他年轻又是劳动人民，饭量极大，父母俩人一天的饭还不够他一顿吃的，那时粮食定量供应，左邻右舍都看不过去，说他几句，他照吃不误，照来不误，我见了也有些愤愤然，可是父母却说他家里很困难，一个大小伙子老着面皮来吃一点也是万不得已，我们有一点就给他吃一点吧。
我在县中上初中时，许多同学来自乡下，家境都较困难，春节都不回家，父母就让我把同学们请到家里来，过周末，过春节。一次来了6-7个同学，母亲烧了一桌子菜，大家吃得很开心，玩得晚了6-7个同学就在我家睡，父母把自已的大床让出来，前几年回遂昌，一位老同学还提起此事，说：‘你父母真好’。
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患了肺结核，休学在家（哥嫂家），她没有父母，哥嫂要上班，没有好的休养条件，父母亲看着可憐，就让她在我家疗养了一个多月（当时我在衢州二中上高中），母亲每日为她煎汤熬药，还经常煨童子鸡等给她滋补身体，就像对待自已的女儿一般。
父母这般对待我的同学，也是出于对我的爱，更是因为他们有一棵金子般善良的心。
在我小学，中学阶段，家境较好，亲朋满坐，吃住不成问题，在自家也是捉襟见肘的年代真难为了他们。
土改后二伯父的日子过得非常困苦，冬天过冬的棉衣都是父母送去的。我的堂兄结婚时，给嫂嫂唯一的聘礼是母亲给的一枚金戒子，至今嫂嫂还唸着。那时龙游的亲戚，或亲戚的亲戚有病即来找父亲，一来好几人，吃住都在我们家，有的一住十天半个月，一年当中大概三分之一的日子都有客人，父母一一好饭好菜相待，那时什么都凭票，家中只有父母俩人的计划，其艰难可想而知，曾听母亲一次无意中讲过一句话“每天真怕一开门就有客人来”，可是客人来了照样热情地接待，这是他们做人的一贯道理。记得林圃曾说小时在遂昌没什么吃，孙子是他们的宝贝，一切尽他为先，尚且如此，他俩的日子不言而喻，而他们从无怨言。最让我感受到他们胸襟的一件事：我的一位姑妈的媳妇，当地人称之“母老虎”，对我姑妈百般辱待不说，对我们也是从来不采不理的，父母和我去看姑妈，见了面昂着头从我们身边走过，目中无人的样子，更没有叫过一声“舅舅”，那个神气劲让人一辈子不会忘记，我对父母说这种人一辈子都不要理睬她，可是后来生病了，居然来找父亲看病，还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一日三餐伺候，煎汤熬药，我真不理解他们何以能做到这点，他俩却淡淡地说，人家有难理应相助。父亲病了在高淳时，曾听他俩感叹，一辈子没有留下一点积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在相助亲朋好友中了，但没有后悔之意。
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我小时候那么被宠，人们暗中都说我会被宠坏的，长大了不会有出息，可是我没有辜负父母的爱，我要感谢父母，他们虽然宠我，爱我，也教育，培养了我，让我从小就知道怎么做人，养成了恬淡，近乎自然的习惯，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若有的善良，诚信，宽容，勤苦，勤奋，乐以助人等性格都来自于父母，让我一生受益匪浅，得以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绩，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相处得和偕，并让我的二个孩子也秉承了这些品德，勤奋，勤苦，踏实，善良，我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生活也过得平平淡淡，但我们都对得起自已的良心。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我都记得。特别记得讲三国誌故事时，父亲说的：我们不能像曹操那样“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应该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对人有诚信。希望我成为一个善良、谦虚、有教养的人。比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人行中必有我师”，“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等等，以及花木兰，东周列国誌的故事等等，父亲常借这些箴言和故事，对我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自小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伴我走过人生几十年。
我退休已5年，离开医院也一年多，本想“人一走，茶就凉”,我与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人们是不会太多搭理我了，可是去年12月，我胆结石开刀，大出意料之外，让我感动不已。开刀前，因为以上的想法，也不想麻烦人，术前我把要开刀的事仅告诉了1-2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想不到住院4天，来病房看望的人多达50多人，有医院院长，书记，人事科长，工会主席，有护理部主任，科护士长，我曾任过的两个科室的科主任和医生，护士们，平时比较谈得来同事，朋友，老病人，让我意想不到的一位肛肠科主任，平时交往不多，却在手术后第一个来看我。俩位要好的同事加朋友，在我手术时一直坐在手术室里陪着我，直到手术结束。有的朋友在手术室外候着，等我出来，平安回到病房才离开。每日还有朋友给我烧好吃的送来，更有两位退休的老同事，往日的病人，2个月后知道我做了手术，特地上门慰问，还有不少人过后遇见说怎么手术也不告诉他。这些事和人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先生，他说:“想不到还有这么多朋友关心我们，看来你的人缘还真不错，很像你的父母”。是的，我平素待人不会太热忱，但待任何人，无论他是领导，任何同事朋友，各种各样的病人，我都会像父亲那样“诚信，礼让”，因而几十年来无论在那里与人相处都很融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