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时代有声打包下载:我是谁？试论当今“身份决定人的一切实”

人民日报：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提要]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而在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人民日报》今日发文，追问“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
',1)">媒体追问：河北大学车祸背后隐含的身份符号
“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
希望在于建立完善公平正义制度
人们如何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身份来改变命运？开启希望之门的关键钥匙在哪里？
石秀印：开启人们改变命运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像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一些培训项目效率不高，宜多购买民间的优质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既允许有序竞争带来的合理差别，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身份”背后也存在一套规则。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元，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淘汰“条子户”、“关系户”，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向上发展。
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进入中高社会层级的渠道和可能性增多。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就在于成为影响这一合力的力度和方向的力量之一。
陈刚：在现代化后发国家，落后的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存在在所难免。告别“身份社会”，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则无他途。当前应着力塑造体现这些原则的制度、观念和文化，对与此相抵牾的应尽力铲除或抑制，符合的则应努力发扬光大。更具体地说，当前对于权力应加强监督和制约，对于资本应加以合理引导与约束，尽量用其利而避其弊，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并在制度层面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到底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关键课题。
【众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能在现实情况下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成为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 钧
法制的好处在于能够消除特权。所谓公平，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办事，最后也就能接受待遇的不同。特权和垄断构成了不公平，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存在很多不平等，没有法制，就没法保证民主，也很难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陆益龙
一种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个阶层既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同时又有许多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共同利益，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清
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后劲。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防止阶层间壁垒出现，则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和保障。当务之急是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尽量避免权力垄断、钱权交易和裙带关系的影响，维护竞争的公正性；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税收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有效地打破阶层壁垒。
——河南某单位职员 王世奇
尽管“身份”在淡化，但现实生活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渗透到各行各业，“官本位”思想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人民网网友 草根一族
在很多情况下，“身份”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与暗箱操作、信息不对称很有关系，而且还堂而皇之地打着各种正当旗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信息公开，程序透明。人人知道，人人参与，人人监督，“身份”背后隐藏的猫儿腻必然难以遁形。
——网友 华山松
人民日报：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
提要]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而在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人民日报》今日发文，追问“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成本高渠道变窄
“阶层固化”挑战中国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文/本报记者 杜安娜
读书者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既得者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深圳公示第一批积分入户名单 农民工仅占一成多
“不是说积分入户是针对农民工的吗？为什么入户的这么多是城镇户口。”深圳外来农民工罗先生向记者抱怨，在深圳11月10日公布的“积分入户”拟入名单中，农民工罗先生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深圳于近日公布当地“积分入户”分值为100分，比报名申请分值高出40分。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达到入户分值标准的一共有3227名申请人。但据本报记者了解，其中原本是城镇户籍的人员高达86%，农村户籍人员只占14%，也就是说，深圳此次“积分入户”中农民工仅占一成多。
早在今年6月7日，广东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制定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入户”政策。但最近两个月在深圳、东莞等地“积分入户”落实情况中各地政府细则淡化“农民工”这一目标群体，将入户范围扩大到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部分农民工直言“政策变味”。
“广东省的政策是针对农民工、鼓励农民工入户的，但深圳政策是针对所有的外来人员，将农民工与其他具有城市户籍的人一起排名，对农民工不利，绝大部分农民工是竞争不过城镇户籍人员的。”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向本报记者表示。
翟玉娟认为，原本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已经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人事局，一是通过劳动局，而劳动局每年基本上要进两万人，这些城镇户籍人员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渠道入户，现在却侵占了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入户渠道。
对此，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解释，深圳市跟其他地方不同，是全国唯一没有农村没有农业人口的城市。“广东制定政策是为了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深圳本市根本没有农业户口可以转，而省里另外下达的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指标我们今年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基本完成了，积分入户是其中一种途径。”
而长期从事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向本报记者表示：“即便政策偏离了原来的目标人群，但仍然比原来的户籍制度进步，关键在于不要在政策制定时有歧视农村人口的倾向。”
谁的命运被知识改变
前些年有个宣传片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看上去都是挺感人的故事。这个题材估计是对于当年的一种回应——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记得，当年全民经商的时候有句话叫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授都有支上个馅饼摊子去赚钱的故事，不知道当时该教授是不是知道赵丽华女士那首著名的诗：我肯定，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当时这个现象官方称作“脑体倒挂”，弄得大家很是讨论了一下。这个时间段其实没有多长，很快大家就发现卖傻力气其实赚不到多少钱，那些卖力气的看着赚钱不少，也只不过是当时大家都太穷，以至于连那么点收入都算是让人羡慕罢了。现在的情况则是知识越多、赚得也越多的时代，是为“知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应该说在大部分领域还是有效的，但估计42岁、曾以农民工的身份、以高中毕业的第一学历、以自学数载的坚忍、以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荣光的滕振国不会同意。他千辛万苦考上了硕士之后，知识并未给他的命运带来多少变化，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切都回到了原点：重新回到了曾经打工的高校做起管理员；微薄的工资承受不起他大胆地买一件新衣服；在那里扫地数年的妻子依旧数落他的无用。
这个当然也算是怀疑人生的理由之一了。说起来知识是否改变命运还真是一个挺大的话题，估计要从知识是什么说起。
国人对于知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大概并不一定说得清楚。我们这里的知识在当年除了孔孟之道等道德教育之外，其他都算是技术之类的玩意儿，可以归到奇技淫巧里面去。当年清朝梦醒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知识以及文化有问题，而是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后来引进了赛先生——科学，但还是觉得这东西就应该是技术工作的一种，只要学会了技术，我们就咸鱼翻身了。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知识，一种充满着实用性的东西，掌握了这种知识的目的当然也就是实用性为主：改变生活，确切说是改变物质生活的状态。只要这个目的没有达到，知识就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知识到底是什么？我看到过一种说法，个人觉得是相当靠谱的一种定义：所有值得追求的学问。这个定义当中把知识定义为一种美好的东西，是那种可以不计成败要去探究的、无论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学问以及奥秘。
而命运又是什么？最近几年当中，各种成功学的书籍大行其道，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好的命运就是成功，成功的意思就是物质上获得丰收。不能否认，原来我们算是穷怕了，现在稍微吃饱了之后，还有高物价、高房价等着我们，以至于今年的年度汉字都可以定成一个“奴”字——房奴、孩奴以及其他。
我们想想看，长久以来对于知识的误解加上实用主义思维，然后碰上社会现实，再要说起知识改变命运的话题，是不是就是这个结果。要我说的话，不是这个结果才是怪事。
或许这个社会到了我们应该思考知识到底改变了哪方面命运的时候了。我们要承认真正的知识是个好东西，或许在现实生活里它没啥用处，但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思想与境界，让他得到更多的快乐——就是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所说的“思维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也是人生中值得追求的目标之一，拥有了这东西，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倒不是提供一个高标准的人生供人参考，而是知识所带来的那种愉悦至少并不逊于名车豪宅。比如说一个拥有知识的人看到美好的山水而生发出的感动是可以言说的，没有这方面修养的人是不是能领会好山好水所带来的美就很难说，他的生活就有了一点缺憾。即使他能够感觉到，也可能无法表达。
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农民工硕士能否看到我这篇小文章，但我真的想跟他或者其他朋友分享一下这句话：当你读书并学习的时候，就超越了世俗的利害，进入到了一个超脱的境界。而在这个时空当中，你的命运就已经改变了。 (来源：五岳散人)
全民造句“我爸是李刚”
李启铭可能从未想过，他的行为给整个社会抛下了一枚炸弹。不管是受害者陈晓凤、张晶晶，还是注定将要遭遇牢狱之灾的“官二代”李启铭，甚至至今仍处于“灰色笼罩”下的河北大学，似乎都已成为某种牺牲品
全民造句“我爸是李刚”
□ 本报记者 金 希
“我爸是李刚。”
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事发后，这句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网络，俨然成为2010年最火的段子，甚至有微博推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
网络上发出种种谴责之声，也有少数人站出来为肇事者辩解。民众谴责“官二代”，学生发帖“泄愤”，戏谑之人争做视频调侃，人人网掀起口水大战，“李刚门”愈演愈烈。
然而，在各种声音相互交锋之时，公众却未能真正沉静下来，去思考究：一起交通肇事案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事件。究竟是何原因，一个似乎无异于其他酒后肇事的年轻司机，俨然成为了罪不可赦的众矢之的。
一句话“点燃”公愤
“我在前面走，听到汽车加速的声音，特别害怕。同学提醒我上人行道。”一个目击者事后回忆称，“感觉有风，速度特快。”
事发当日是2010年10月16日，对于才进入大学校园不到两个月的陈晓凤和张晶晶来说，崭新的大学生活正迎面而来。张晶晶万万不会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晚上，自己的伙伴失去了生命，原本充满美好憧憬的大学生活，在血色中坍塌??
当晚21时35分左右，李启铭驾驶黑色轿车从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生活区南门进入，据说是去接女友的。
河北大学坤舆园生活区内，设有限速5公里/小时的标识，从南门到事发地点易百超市门口，约300米行程内有三道减速带，这一切对酒后驾车的李启铭来说，似乎没有起到任何警示作用。
“那辆黑色的车摇摆不定，东倒西歪地驶来，当时它猛地冲向便道台阶，摇摇晃晃的，几下冲到我面前……当车直接向我冲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一位刚从易百超市出来的目击者这样描述黑色轿车撞人前她看到的情景。
21时40分许，在快撞上这位目击者之前，黑色轿车突然急促地左转冲向左边车道。这位目击者幸免逃过一劫，但灾难却降临在了陈晓凤和张晶晶的身上。
当时张晶晶正陪着陈晓凤练习轮滑，即使李启铭试图再次向左打方向盘，也没能消弥灾难，车子直接撞上了她们。陈晓凤瞬时被车撞飞，落下时砸在黑色轿车副驾驶位置的挡风玻璃上，张晶晶被车前右边的反光镜撞倒。两女生“脚对着脚”躺在地上，被撞飞的陈晓凤伤情严重，头部在流血。
“我还能动，看晓凤没有动，以为她没事，没想到她永远不动了。”幸存的张晶晶回忆起当时惊悚的一刻，愣愣地出神，眼睛里闪着惊魂未定的恐惧，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这一切，除了事发地点是在位于河北保定的大学校园之外，似乎和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之后李启铭的所作所为，却引发了一场震怒公众的道德评判。
撞倒两个女生后，李启铭的车并没有停下，反而右拐继续加速驶向女生宿舍馨雅楼。
“车子紧接着加速开走，没有停车下来看看伤者如何，整个过程我都是僵硬的，惊呆了。”那位差点被撞的目击者描述称，撞人后两三分钟，李启铭的黑色轿车原路返回，经过易百超市门口的事发地点时，“没有减速，更没有停下来，直接从躺在地上的两个奄奄一息的女孩身边驶过。”
见李启铭欲驱车逃逸，河大的学生立即追赶。见此情景，肇事车加速逃逸，但终因大门被同学及保安关闭，李启铭才被拦截在生活区南门内。被拦截后，李启铭呆在车里足有四五分钟，一直不下车。门卫要求他熄火，并交出驾照、行驶证等进行登记。几位目击者形容李启铭当时很“嚣张”，下车时“一身酒气”，甚至和门卫“有说有笑”。
“把人撞了还这么淡定？”有人当场质问。
“碍你们什么事？”李启铭气焰更旺，“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
因为李刚的真实身份，让民众对李启铭的行为更加愤怒。李启铭的父亲李刚实为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头上一把晴雨都管用的大伞，似乎“理所当然”地助长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气焰。
“我爸是李刚”一言既出，李启铭就算是悔青肠子也追不回来了。这句话此后引发了民众一波又一波的猛烈炮轰，李启铭的行为被网友认为是“对社会公平的公开叫板”。
“真相”屡曝不断
因为李启铭的一句“叫嚣”，李刚这把“保护伞”似乎失去了效力。2010年10月24日，李启铭因涉嫌交通肇事犯罪被保定市望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这个未完成的结果，对死伤者及家属，对社会大众，都算是有了一个最初的交待。
其实，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保护伞”虽然没有张开，但因为长期潜在而形成威慑力，引起了连锁反应。各路媒体齐聚保定，寻求“真相”，但是谁也无法理清一团又一团牵扯不断的“乱麻”。
事出之后，网上言论从抨击李启铭慢慢转向了抨击“河北大学集体沉默”，因此引发了河北大学师生与外界的一场口水战。
“车祸发生后，陆陆续续有很多同学聚集过来。有打电话报警的，还有反应很快的同学能够报出肇事车牌号。我记得有个男生振臂一呼，叫一群人去学校门口堵这辆车！河大的同学从来都是热血的，我们没有冷血的沉默！”人人网上，一位自称是目击者的河大学生对抗“河大集体沉默”的言论。
之后，网上散播出一连串的“河大封口令”、“死伤者宿舍集体保研”之说，引起了一轮“河大冲击波”。
“我们班没开班会，我问了本科师弟，说河大开会没封口，只说了注意安全，不过有人说班里有目击者的都开（班会）了，但是这个无从调查”，河大一位研究生对“封口令”一说也不能确定。
河北大学否认“封口令”的存在，而网上又传出“受伤女子同宿舍的女生被保送河北大学研究生”的消息。10月23日晚间，某微博中曝出“张晶晶秘密同意了河北大学校长提出的和解方案，张晶晶放弃上诉，可以得到巨额赔款，保送河北大学研究生，将来还可以读河北大学的博士，专业由她自己选”。该帖子还提到，“李刚家属也表示，如果张晶晶放弃上诉的话，将来她可以进保定好的单位工作！”但河大和张晶晶本人，均否认保研与和解的说法。
“本来保研就是要走程序，至少专业排名前三吧。反正我现在是知道了，张晶晶这孩子算是完了。以后就算她通过自己努力达到保研标准，被媒体知道了，也要说她是因为这个事保的研”，河北大学一位老师说。
在知名记者王克勤的调查报道中，河北大学11位目击者集体要求不透露真实姓名，事后传出河大“封口令”。有学生坦言“不敢说，他（李启铭）家势力太大，今后我们还要在保定生活”，甚至连死者父亲陈广乾（音）都说出“内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李刚父子）是有权的人，在保定市以内他都可以托到好多关系吧……我是害怕呀。”
学生因恐惧权势而缄默不言，受害者本人及家属依然处在恐慌中，学校任何行为都被认为不作为，似乎无形的压制让整个事件中涉及到的人与事，都不得不处于被动状态。而蜂拥保定的媒体，却依然得不到有关人士站出来澄清的“真相”，没有人能够说清，究竟是何种压力，让事情越来越复杂化。
“做了错事就得勇于承认，压制是没有用的，势必会酿成更大的反抗，古今中外例证无数。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掩护他们的恶行，对死者伤者是亵渎，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体，都是极坏的样本。我们是保定人，但不意味着我们要包庇他的一切，倘若遇到类似的情况，是不是都要这么处理？这样下去的家庭、学校、城市，只能说很悲哀”，一位保定网友说。
但事情受到无情压制后，“李刚门”这个地雷才刚刚点燃导火索。“拔出萝卜带出泥”，网友甚至人肉出李刚有五套房产，河大校长被爆出论文“抄袭”并与李刚有私下交易，甚至有传闻众多企业将不聘用河大毕业生……但这些说法都无从考证，而所有的这些无形的演变，被“冷眼旁观”之人，挖得翻天覆地。
“某些无良之人的评论确实是激起了无知人士的猎奇心理，大家对不和谐的事情最感兴趣。但是大学毕竟还是学府，无论人们如何质疑学校的制度，校长的办事方法或者‘封口令’什么的事情，这里终归是学生学习的场所。逝者已矣，莫非还要生者也无法安心学习和生活了？”河大有学生在无奈中发出声音，“说什么河大的学生软弱不敢有作为，更有甚者叫嚣着不要录用河大毕业生。这些人和在受伤的学妹病床前逼问‘你同学已经死了，你是怎么想的？’的人有什么分别？”
河北大学被“围攻”，保定被“围攻”，甚至是最无辜的学生也被“围攻”，挖不出“真相”就拿种种未能证实的事情开刀，不管是网络还是现实，总有一些“无良之人”和“无知人士”唯恐天下不乱。河北大学的学生很激愤，但他们这次真的“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下去只会“越说越乱”。
李启铭可能从未想过，他的行为给整个社会抛下了一枚炸弹。而不管是受害者陈晓凤、张晶晶，还是注定将要遭遇牢狱之灾的“官二代”李启铭，甚至是至今仍处于“灰色笼罩”下的河北大学，似乎都已成为某种牺牲品。
“官二代”生存法则
“他刚来不久就发生这个事了，有点孩子气，毕竟还小，但是人不是想象中那么坏”，李启铭在电视台的同事这样评价他。
事发之前，22岁的李启铭刚刚从河北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毕业，在保定电视台实习，和两名受害者一样，他的人生也刚刚起步。
网上有少数派站出来为李启铭“申冤”，称李启铭当时是以求救的语气说出“叔叔，我爸爸是李刚”，但这样希望博得同情分的说辞没能奏效。无论是怎样的语气，怎样的心态，在肇事逃逸的情况下，搬出自己的“官一代”父亲，究竟是何目的，李启铭自己知道，民众也知道。
“他们就是养尊处优，有特权阶层存在短时期内无法避免，但是不能因此威胁到他人的权益，我们也应该尽力维护公平原则。”河北大学新闻系某学生说。
“他们”，显然已经不单单指李启铭一个独立个体。李启铭酒后肇事逃逸，也不仅仅是一起单纯的交通肇事事件，由此引发的争论，已经波及到社会中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和李启铭有着某种一致性——都是“官二代”。李启铭不仅仅丢自己的人，丢李刚的人，还无形中代表着“特权阶层”丢了所有“官二代”的人。
“我认为他是拿他（李刚）作为一种后盾，我不认为他是害怕，他就是下意识，家里怎样怎样，你能把我怎样”，陈晓凤的哥哥陈林这样评价李启铭的言行。
“年少轻狂、家教不好、没有社会责任感”，李启铭已经是一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负面形象。在社会公众的眼中，这个“官二代”的所有历史都被忽略，而现在的所作所为，无疑让他的一生都抹上无法磨灭的污点。
李启铭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式庇护”的炮灰。也许在事发之前，他是一个“有点孩子气，但人不坏”的青年，但是当危机来临，这种潜藏在内心的寻求“特权庇护”的有恃无恐的心理，彻底控制了他的行为，颠覆了他以往所有的人格。
在事发之后，李刚父子接受央视采访，李启铭在铁窗后面泪流不止，哽咽着不断忏悔，李刚面对镜头声称“决不袒护”，老泪纵横。然而即使再真诚的致歉，都不能够弥补死伤者及家属内心的创痛，更无法平息社会大众对于“官二代”，对于“特权阶层”最真实的愤怒。
“我们50后和60后是不是应该检讨下自己，我们该怎么样做父母。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父母有钱或者有权，或者有名或者有资源，但是不管怎样，你都应该一如既往地去做父母该做的事情，你不该给孩子一种可以超越了你的钱、你的权、你的名、你的资源的那种行为”，在央视一期针对“李刚门”事件的节目中，白岩松一语中的。
当“背靠大树好乘凉”成为一种生存法则的同时，“官二代”可曾想过，“乘凉”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原则性的。而更值得“官一代”深思的是，抛弃“特权思维”是否应该从自己做起，是否应该从对“官二代”的教育着手。
人人网出现一篇日志，有人推测，如果李启铭当时没有说出“我爸是李刚”，那么一切很有可能被掩藏，李启铭肇事很有可能被掩盖事实从轻发落，“中国式庇护”再一次成功，“官二代”依旧保持着风驰电掣无所畏惧的“英勇”，相应地，由“李刚门”引发的种种公共事件，也不会连锁爆发。■
中国“贫穷”白领快速增多 知识改变命运梦破灭
初看之下，郭易雷(音)可以说是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中国人的典型。他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农民家庭，而现在26岁的他已经是北京一名电脑程序员了。按中国的标准，他拿着相当不错的薪水，每周70美元以上，当然这是说在他有工作的时候。
要再找下一份工作可能需要几个月。他眼下住在唐家岭———城郊一个地处偏僻的贫民窟，他和女朋友在那里每月花90美元租了一间小房子。“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郭说，“但自从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就对这点将信将疑了。”
和郭一样的一大批人代表了中国一个前所未有而又棘手的现象：快速增长的白领下层阶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的招生人数翻了一倍，远远超过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发展速度。今年中国的大学和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大约有630万人，其中许多人出身贫困偏远的城镇乡村，并且上的是地方的二三流学校，他们相信努力学习就能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是等他们跑到北京、上海等繁华的大都市找工作的时候，就仿佛挨了当头一棒。
他们可能聪明、富有活力，但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更好的生活前景是不是一个谎言。他们被称作“蚁族”，因为他们乐于勤奋工作，但生活条件却很差，而且努力往往收效甚微。“这些蚁族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说。这一状况有着很大的潜在危险性。
收入的减少还不是他们抱怨的惟一原因。蓝领工人的工资实际上正在增长，而白领的收入却在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太多。中国官方的数据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87%，而那些找到工作的也往往是专业不对口。北京的蚁族有近1/3都在从事“私营业的销售工作”。对于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来说，那就意味着为电脑批发商叫卖低端的电子设备。
内蒙古大学毕业生王磊(音)经过努力，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电脑程序员的工作。“今后我的一生中总会碰到在唐家岭住过的人，因为有这段共同的经历，我们的关系会非常紧密。”　(摘自6月20日美国《新闻周刊》)
身份原本不是问题，不该决定命运
——自我认同感存在，人们内心就不会丧失信心

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出生在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人的错误。社会现实就是，有的家庭富裕，有的家庭贫穷，有的家庭在城市，有的家庭在农村，有的家长受过良好教育，而有的家长没有。只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对那些出身穷困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和社会公平竞争环境，把握住机会，一样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即使天赋存在差异，财富有多有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感也将存在，人们内心并不会对公平丧失信心。
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然而，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说“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怀着“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爹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身份”背后隐涵的规则是真问题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