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进蜘蛛精肚子里:左志坚、陈中小路： 调查记者夫妻档

左志坚、陈中小路： 调查记者夫妻档

三明治

七月 17th, 2011 

左志坚和陈中小路在西藏墨脱。

　　左志坚曾用过笔名叫“小佛”。那时他是一个写很多影评的文青，并在上海交大读国际航运专业，但却不怎么认同所学的内容，以至于推迟一年毕业。毕业后在媒体行业方兴未艾的草莽时期，当上了记者，却从此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现在他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新闻中心的总监。只是，他腼腆文静的性格从未改变过。

　　而他的太太陈中小路一直是乖乖女及好学生，从贵州一路考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后进入新闻行业，在多家媒体工作过，现就职于《南方周末》。

　　这是一对调查记者夫妻档。在他们从事新闻的过去十年间，他们亲身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社会剧烈和莫测的变化。而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可以作为中国媒体中中坚力量的代表性档案。

　　对他们的这次访谈，是在去年的圣诞夜，在他们家，在暖暖的空调中，对谈了三个小时。

　　（Z= 左志坚， C=陈中小路）

　　走上新闻道路

　　Q： 十年前的你们是什么样？

　　Z：我是1996年进大学的。不过复读了一年，所以十年前这个时候刚毕业。

　　Q： 你挂科复读，是因为藐视这种体制吗？因为你本身考上上海交大也不容易，是在大学里态度发生转变吗？

　　Z：大学里学的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工科专业需要学一堆你以后用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一点没有兴趣。

　　Q： 那你是怎样和新闻结缘的？

　　Z： 走投无路了，找不到工作（笑）。我觉得做新闻可能自由一点。毕业之后马士基给了我一个offer，但那个工作我觉得很鸡肋，就没有去。我父亲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但我不喜欢按照他给我设计的道路去走，本身我的大学专业就是我父亲选择的。我就去杭州《青年时报》呆了三个月，作为新闻入门的起步。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自由，我肯定做不了需要坐班的工作。

　　Q：那你写影评那些文艺爱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Z： 主要是泡网站论坛发展起来。那个时候也没那么多网站，我们最早在网易一个电影论坛聊天，里面的有些人已经在做制片人。

　　Q：那你没有想直接去做电影方面的工作吗？

　　Z： 我觉得做电影最大的需要是了解社会。做记者能给我提供了解社会的机会。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电影兴趣暂时先作为一种爱好。

　　Q：后来怎么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的？

　　Z： 我是2002年3月到上海参加面试。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也刚创办，我想这样一份新的专业报纸，应该需要一些专业背景的人，我的物流专业背景还是比较独特，那个时候这个行业也正新兴。所以我也就顺利加入了。

　　2002年进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正是它的巅峰期。每写一篇报道都要花很长时间，出来之后也会引起行业震动。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干得很卖命，一年就从见习记者变成资深记者。一开始做了一年物流记者，后来又做了几年商业报道，宝洁、联合利华这些快消品巨头都报过。当时已经开始喜欢做调查报道。在2006年之后就专职做调查报道。

　　Q：《21世纪经济报道》一开始也主打调查报道，你是不是能感受到记者是“无冕之王”的感觉

　　Z：对。我觉得我自己最出彩的报道是我在见习期间写的一篇和黄集团和上海市政府闹矛盾的报道，第二天这个报道被香港《信报》头版转载。报纸卖完了还有人要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有点“洛阳纸贵”的感觉。和黄的股价当天也跌到那一年的最低点。那时的感觉就是自己的报道能对社会有影响，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要知道我在见习期间曾经两个月一篇稿子都没有出，因为我之前都没有什么新闻学习的背景。

　　Q：我们来谈谈小路十年前的经历。

　　C：那时我是高二，对世界没什么了解，就一心准备高考。对自己要考的大学也没什么了解。我还算比较有目标的，就想读新闻系，在那时候，《南方周末》是我了解外界的一个主要渠道。我们那一年，恰好比较好的大学都没有在贵州招新闻系。我就报了复旦，想想它还是有个新闻系的。

　　Q：进大学之后怎么又从经济专业转回到新闻道路呢？

　　C：复旦那时有一个转专业的政策，我还去打听了。那个时候经济专业是比较热门的，大家都踏破门槛想转进来，都没有转出去的。后来我也就作罢了。幸好有个第二专业可以选择，我就选择了新闻。不过学到的东西确实比较老套。

　　我们不像新闻系有专门的实习学期，只有寒暑假可以利用。我们的同学一般都找跨国公司和金融单位。但我想去新闻单位。大二的时候，同学在学校里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招实习生的广告，她知道我的心愿，特意抄回来给我。晚上我就写了人生的第一份简历发了过去，简历和邮件写得懵懵懂懂的，但很幸运后来通过了报社的笔试和面试。

　　Q：接触媒体和你原来想法有什么不同？媒体是比较江湖化的。

　　C： 确实和我想象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媒体挺有趣的。

　　Q：媒体人的生活状态出乎你的想象吗？

　　C：以前没有想象过生活状态。那个时候看到记者经常在办公室打地铺过夜，印象深刻。

　　Z：那个时候年轻，除了工作也没太多其他的生活，所以基本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办公室气氛也很好，大家都在讨论业务。南方报业的文化一直也比较草根。我还在办公室给同事们放过纪录片。

　　Q：毕业了你就一直找的是媒体工作吗？

　　C：大四之前的暑假我开始在南方周末实习，做社会新闻，当时从兴趣来说，我对社会新闻更浓厚一点。大四毕业的时候，南方报业没有录取我。那个时候《每日经济新闻》刚成立，在招人。我就过去做房产记者。《每日经济新闻》做了半年多，但很快这家媒体就发生了股权变动，人心浮动。2006年初我就去了《上海证券报》，一直做到2007年。

　　Q：你终于发现了媒体工作这种动荡其实挺多的，你有什么感受？

　　C：当时还是挺沮丧的。因为我的同学很多都去了大公司，有很好的文化和培训。而我不断换工作，他们都会来安慰我。但我还是一直喜欢做新闻。

 　　“社保案”风云

　　Q：你是怎么走上媒体的管理岗位的？

　　Z：那是2005年底，开始做特稿部的负责人。

　　Q：2006年对你们来说应该是比较精彩的一年，最大的一个案子，便是那年下半年的“社保案”。那是震动上海乃至全国的一件大事。你们是怎么报道的？

　　Z：我们大概是从2006年7月开始报的，第一篇稿子是同事做的，当时异地监督禁令很强，领导签发时候很犹豫，主要是梳理一下历史，先把稿子发出来了。后来听说张荣坤也被抓了，我知道他来头不小，赶紧把他的底细查了下。我还和一位女同事去了祝均一在丁香花园的家。

　　Q：那时有宣传禁令吗？

　　Z：有两道禁令。我们停了一下。后来又继续报，因为后来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比如上海电力。后来因为是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变成没有人敢来和我们打招呼说不能做，我们反而获得了机会。甚至他们也在利用我们这些市场化媒体推波助澜。

　　Q：《21世纪经济报道》的优势在哪里？

　　Z：快和准，以及相对的深度。同事曾和中央调查组接触过多次。最重要是，我们在各个条线的记者很多，都是很不错的记者，人脉和专业不必说，加上南方报业的基因，每个人都是做调查报道的好手。

　　Q：你们当初有没有预测到事情会发展到一把手换人的程度?

　　Z：刚开始每天都在猜下一个被抓的人是谁，因为每天都有人被抓。后来抓到秘书秦裕之后，一切指向已经很明了。不过一把手换人当天，马上就来了禁令，说不许写。紧接着又来了一条规定更细致的禁令。

　　Q：违抗禁令是不是可以采取的一种推动进步的方式？

　　Z：这个问题问主编比较好。这肯定是一种赌博，他会权衡一下。比如说上海大火，在上海市中心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不报，只能让老百姓来骂这个报纸。你去报的话，也要考虑什么样的角度，作什么样的处理。

　　Q：小路报道此事，主要是在2007年中参与了《还原张荣坤》那篇轰动一时的报道对吧？

　　C：我是2007年5月去了《财经》杂志。那时这个案子进入了司法阶段。细枝末节还有很多没有透露出来，不是很清晰。后期我们杂志还是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并结合司法案件审判，希望把整个社保案关系网体现出来。

　　Q：能够推出这篇报道，《财经》是不是有其特殊性？

　　C：在司法审判阶段，印象里全国只有我们一家在持续报道，而且每天都在网站上发布即时新闻，听说很多媒体都接到通知，不许采访报道。

　　最早各家媒体对张荣坤做过一些报道谈到了他的少年时期的情况，但从他少年期到他中年，这个“发家”的中间阶段是空白的。那时完全找不到熟悉这段关系的人采访，我一直在网上搜他名字与其他词汇的各种组合，偶然发现有一家公司没有任何报道提过。我们就去查了这家公司。再顺着公司的股权结构往前追，才基本还原出了他发达之前的职业履历。

　　Q：你作为一个外地人，在上海做一些本地脉络梳理有没有困难？

　　C：做这些其实对本地、外地人都困难。语言也还好。普通话还是能对付。

　　Q：那怎么打开关系呢？

　　C：还是能得到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帮助。当然假如我生活在家乡小城市，在社会关系上可能会方便得多。但即使是上海的普通人，生活在上海某城市的小角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关系。

　　Q：到了《财经》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记者梦想已经完全进入正轨了？

　　C：我倒没觉得之前不在轨道上，一直是沿着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在走。

　　Q：《财经》给你带来什么？

　　C:   《财经》的操作非常规范，比如众所周知的杜绝车马费，对新闻态度也很严谨和专业。

　　新闻环境与记者生态

　　Q：你们觉得这几年调查新闻的环境是往好里走还是差里走？好的方面是网络更加发达，差的可能是政府控制加强。你是怎么看？

　　Z：还是更难了。你异地监督，你没有记者证，都是他们打击你的借口。他们对付媒体越来越有经验，他们也知道怎么运作来把稿子黑掉。网民提供的是线索，线索不难找。但记者采访和发稿难度都在增加。以前江浙一带如果有官员落马，我们就很兴奋，基本都做了。一开始是揭一个部门的事，后来宣传部直接就打电话过来的。再往后，可能一打电话人家就知道了。体制内对负面新闻已经有了一个系统在应对。

　　Q：报社有没有鼓励调查报道？现在报社流水化的作业程序加强了。

　　Z：报社其实还是鼓励的，这对他美誉度是有好处。但流程对接，考核方面对调查报道不是特别有利。我们有10个专职特稿记者，他们的收入不固定，考核方式比较僵化，但还是不断有好的记者冒出来。

　　Q：是不是可以这样说，90年代《南方周末》个人英雄主义模式已经终结了？

　　C：过去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阶段，媒体更多是以监督者、批评者的姿态来撰写新闻，常常给读者的感觉就是很猛、很犀利。现在媒体普遍更追求专业的、中立客观的表达方式。

　　Z：现在媒体竞争太激烈。网络等。靠一个人写出一个震动天下的报道已经不现实了。像社保案我们是10个人的团队在做。

　　Q: 对调查报道下一步乐观吗？

　　C：从管制的角度没什么乐观而言。现在到各地采访，不仅不能自由地接触政府等部门，还必须得躲着那些要来限制的人，他们的敏感点也越来越多，比如一些不涉及政治的经济新闻，也经常会被他们认为是敏感的。有的地方，一听到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就紧张得不得了，他们和媒体的关系变得互相不信任了。而且，很多地方已经建立了畅达的和谐渠道，很轻易就能灭掉一个报道。

　　Q：调查记者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新媒体手段去报道，对社会施加影响。

　　Z：报纸报不了的可以说。但报社内部下了个文，说记者用社交媒体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报社。一般来说你不要谈报社负面，不要谈特别敏感的话题。

　　C：博客从现行的管理体制来说，是有限制的，毕竟它是一篇文章。你不能把你的职务作品作为个人博客去发表。微博就相对好一些。

　　Q：你们觉得做调查报道危险吗？

　　C：我只涉及到经济相关领域的报道，通常都是比较安全的。最惊险的，也只是有次在法院门口，法警发现我拿了相机，于是被带进去盘问。纠缠过程中还被打了一下。后来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一度抢走了我的手机，手机没了的时候有点害怕，还哭了起来。不过，后来他们又把手机还给我了。

　　Q：《财经》的编辑方玄昌被袭击，他做科技报道的，看起来也不是高危的，但也出事了。

　　C：那个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也会碰到有人叫我们小心。

　　Q：报社会提供保险或者保护吗？

　　C：报社是有保险的。保护方面也会尽最大努力，但出门在外，比较防不胜防。

　　Q：像报道地震、爆炸案这些事情，会不会互相为对方担心？

　　C：地震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手机信号会不通。他去报道汶川地震我是挺担心的。他们会发短信回报社的系统，我就隔一段时间去刷看他有没有发，以确认他是否安全。

　　Q：你们对记者的经济情况觉得焦虑吗？

　　Z：我们家的情况还好。记者的主要问题是首付的问题。我们房子首付是家里人给的，我就不用焦虑。房子是记者的大问题，85后的记者越来越难了，工资没怎么涨，但房价比我买时已经翻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难靠。自己的工薪付首付。尤其是你想做个有操守的记者，却要眼巴巴看着房价乱涨，年轻记者没法不焦虑。

　　C：现在很多人刚进社会就进入一个绝望的心理。主要是年轻农民工和大学生。

　　Q：你们考虑过移民或者转行吗？

　　C：如果要从事新闻工作，移民不太现实。虽然现在社会波动特别大，但对我们这行来说，却是挺精彩的。

　　Z：在这个时代做记者其实是一种幸运。我特别认同你讲过的那句话，在中国最无聊的事情就是赚钱，如果不从赚钱考虑，做记者是太好玩了。我们调侃说“生活源于艺术而高于艺术”，你能在中国看到太多有趣、荒诞的故事。都说中国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个时代，你做记者的生命体验，可能比其他时代人的几倍、几十倍还丰富。

　　反过来，如果你在一个发达的秩序社会，新闻没这么好玩，做媒体反倒没那么大意思了。你看很多老外都喜欢来中国做记者，到处是普利策奖题材啊。

　　Q：说一个你们过去10年难忘的时刻？

　　Z：在西藏启孜峰，冲顶冲到一半时，身体几乎到了极限状态，清晰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任何生物的迹象，只有风声偶尔穿过，就像到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只剩自己和自己的心脏在对话。心跳虽快，但心里反而特别安静，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生命的本质。

　　在上海这种大城市，所有人的日子都太闹、太忙，每个人都被异化。所以，我隔一断时间就会去户外走走。有点从城市逃跑的感觉。

　　C：汶川地震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在北京，但最开始情况不明，我一边不停的接到各地消息全都在地震，一边从高楼上下撤时，接到他的电话，在当时颇有生离死别的感触，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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