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制造技术杂志社:调查记者的困惑

调查记者的困惑

1月30日，已经临近春节，报社已经放假，同事们大多选择了回家，王思璟却去了一个月前还无比陌生的地方：乐清。

她是去参加一场交通肇事罪的庭审。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庭审，这里也并不欢迎她：王思璟一到乐清就被盯上了，有人盯她的梢，有人警告她，还有人直截了当希望她离开。

这样的骚扰其实已经持续了1个月，从12月底案发、她介入之时，就受到了无数的骚扰，不过她挺过来了。

关于乐清的交通肇事案我并不想多谈。我只想提醒一下1月30日王思璟去乐清的功劳：各大网站流传的手表视频，就是由王思璟提供的，而这是审案的关键性证据，也引起了广大视频行业人士的参与热情，纷纷对视频进行分析、提出质疑。

如果没有她的努力，人们对于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案情了解得将更加模糊，她尽到了一个调查记者的职责。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换不来回报。也是在那几天，报社发放了年终奖金，王思璟的年终奖只有3000多元，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至于她去乐清旁听庭审，也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前往，原因很简单：报社已经发不出她的稿子了，她的采访都是无用功，甚至路费都找不到报销的地方。

作为对比，什么样的记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奖金？答案是：听话，高产，不要拥有太多好奇心，对于出不了稿子的事情不要太关注。按照这个标准，王思璟去乐清这件事情，就证明她不是一个合格的“高产记者”。

质量和数量，哪一个更重要？人们都会选择质量。但在生活中有多少人面对选择时，真正能够做到？如果做选择的人的职业是记者，那么这个矛盾将更加突出，如果是一位中国记者，则基本上无解了。

职业记者心里有数

如果要出业绩，记者的一条准则就是：一条新闻就是一条新闻，不要太认真。世界上的不平事之多，并非一个人能管得过来。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一位老人带着天大的冤屈来找一位记者，请求他予以报道；该记者首先会掂量一下，这个题材是否适合、能不能通过编辑的审查、能不能通过政策审查、是否有可能进行报道？如果这些自我审查都通过了，他才会去做调查，写文章。一旦文章完毕，除非还有更丰富的后续情节，该记者都不会再去理睬该老人了。由于出稿的压力，他早已经将精力转向了下一个目标。

最初，新闻的猎奇性决定记者最初必须关注这位老人，但后来，新闻的多变性又让记者在事后必须遗弃他。因为读者的口味变了，读者愿意看到的是故事。一个人的一生跌宕起伏，但对于记录者而言，可能只是一篇文章而已，撑不起两篇来。

不要指责记者在采访前后的态度为何变化如此之大，更不要指责他们的势利眼。实际上，是考核制度逼着他们只能这么去做，否则就面临着淘汰。

另外，在国内，除了几个垄断型新闻单位之外，其余的新闻单位即便做了新闻，也没有强制性，以至于即便是揭黑式的报道，也不见得能够引来正义的结局。

还记得那些看见记者就跪在地上、寄希望伸冤的人们吗？他们不知道新闻的运作机制，以为是记者就可以帮他们申冤。但他们能够获得帮助的机会并不比去上访大多少。

有的人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后，出了报道后，以为一切冤屈就得以伸张了，但他们等来的不是变化，而是进一步的压制。

中国的不平事太多了，以至于机关报都要跳出来告诫人们，要理性看待社会不公平，在管制的环境下，新闻记者根本不可能对所有的不平事都进行关注。

也是在那个交通肇事案之后，财新传媒的记者赵何娟写了一篇博客，恰好反映了这种无奈的心情：当她听说案件之后，突然想到，那位死去的村长因为征地问题曾经给她写过爆料信，她看过信后，开始了自我审查，案子不够大、不够典型、报题通不过等等，她把线索放在了一边，直到有一天，听说那位村长死了......

有许多记者收到过这样的爆料信，但都忽略了。最终，那位村长死于“交通肇事”，至于征地问题，在村长死亡后，虽然有人开始关注，但当地政府的强势使之很可能不了了之。

赵何娟一度想放弃记者生涯，她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但大部分记者没有，他们又开始奔向了下一篇稿件，新闻的短暂性注定那篇稿件仍然是一篇稿件，除此之外，很可能什么都不是。

不职业的理想者

赵何娟所在的财新传媒已经是国内最好、也最有责任感的媒体之一，她的无力恰好衬托出了王思璟的执着。

实际上，王的举动并不像一个“职业记者”应该做的（我说的职业记者指的是中国式的职业记者，并非是水门事件时伯恩斯坦式的那种），她过于执着于真相本身，而忽略了稿件。

实际上，她所在的媒体与财新传媒属于一个级别的专业媒体，也是最早对于交通肇事案进行报道的媒体之一。王思璟在2010年12月下旬已经到过乐清，并且发出了两篇稿件。

如果对于一般人，两篇稿件已经算是对死者最好的交代了，可以撤了，还有新的任务等着你。特别是后来，有关人员打过招呼之后，就算是有新材料，都无法作报道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及早撤出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次铁路出现了大规模的交通事故，各家新闻机构的记者摩拳擦掌、迅速赶往事发地，一家报社派出了三位记者，然而，就在记者到达不久，甚至有人混入了医院正了解情况，这时他们接到了电话，要求他们全部撤出，原因很简单：上不了报了。于是记者们迅速撤离，就当案件没有发生过一样，再去寻找其他的能够报道的事情。

王思璟应该学习他们，否则，不仅面临着职业的压力，甚至有生命的压力。实际上，许多人已经向她施压过了，但她最终选择了继续关注。

在面对压力时，她是强大的，但面对死者白发苍苍的老父，她却那么脆弱，以至于无法像其他人那样迅速转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直到如今，王思璟仍然在微博上不停地发着乐清事件的进展，以及她的疑问，标签为乐清观察记录的微博已经累积了一百多条，每一条都显示着这个调查记者对于案件的疑问，只是，现在还有多少人真的关注那个死去的村长？

人们的兴趣早已经转移了，村长死后，世界上又发生了多少事情？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跑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了，利比亚的卡扎菲也不长久了，日本地震了。姚晨离婚了，梁洛施成富婆了，释小龙证明自己不是gay了，李泽楷则在向gay转变，韩寒有孩子了......村长的事情在多变的世界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注定被人们忘记。

这时王思璟的努力显得如此徒劳，但她还在继续。也许她所做所为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也许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这样的人提供一条更宽阔的道路？

我们应该感谢她所在的宽容的媒体，容忍她继续下去，也许在其他媒体，她想继续的话，面临的只有走人一条路。前段时间，同为调查记者的龙灿和他的一位同事已经被另一家报社寻找借口辞退。

中国人往往都有清官梦，希望找到一个清官为自己伸冤，最初找到了当地政府，证明这里没有清官，后来又走上访之路，以为清官在中央。最后，又认为媒体可以充当清官的角色。他们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但我不想说这是个人的责任，实际上，每一个层级上都可能会有古代意义上的清官，但在现行的制度下，几个清官又能为广大的人群提供多少帮助呢？有限。如果没有足够的问责制度，让民众能够决定官员的命运，即便媒体再努力，也只是和古代的清官一样，力量有限。

理想能撑多久？

我始终相信，人不能没有理想，但也不能指望人依靠理想支撑而永远没有回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使那些最具理想、最肯努力的人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再次回到水门事件的例子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水门事件之前，并不算一流的记者，但他们盯住一件事情绝不放松，见缝插针的执着最终获得丰厚的回报，让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之一。而在他们努力的背后，是良好的制度支撑：法律保证记者不受干扰、报社保证专注于真相、以及良好的新闻人才市场，给优秀记者最佳的回报。

然而，如果伯恩斯坦生在中国，那样执着于新闻等于是自杀：他将因为稿件数量不够而走人，或者因为稿费不够养活自己，改行去做销售、公关，进投行和基金公司。

在这里，由于质的良莠不齐，无法区分，导致大家只能以量取胜。以量取胜的结果，就是水稿充斥，避重就轻。

另外，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压力，也使得媒体为了削减成本，少雇佣了采编，以至于天生偏向于能出稿的记者，到最后，会拉关系、能跑会的记者占了多数，并生活得很舒服。

王思璟这样的记者由于钻得过深，过于认真，出稿量小，并不受宠。在她的报社内部，她的条线是传媒，属于很小、不怎么出新闻的条线，如果我猜想，她的工资不会到达平局数。

大概也正是因为条线没有油水，反而能够让她关注更宽阔的领域，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从这一点上说，也许是“因祸得福”。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物质上的保证，一个人凭借兴趣又能走多远？

曾经有许许多多的记者曾经拥有着理想，但都在最后，向现实妥协了，只有少量的剩下来。

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才显得更加可敬。我不知道她能坚持多久，但希望，她这样的人更多一些，更为理想而打拼，哪怕要放弃，也要比别人更晚一点。

首发于 中国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