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引流是开颅手术吗:中国离北极有多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上海报道

　　“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1908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的那岌岛，即今天挪威的埃季岛，记录下了特殊的极昼景象。

　　这首题为《携同璧(其女儿)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的长诗，成为中国人到达北极的最早记录。

　　100多年过去了，康有为笔下“万载寒冰冷我躯”的北极，因为全球变暖和冰川逐渐消融，其经济和战略地位逐渐显现，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热土”。

　　不过迄今，中国尚没有针对北极的政策和战略。“中国对北极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待加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北极对中国的影响超过普通人想象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除了北极熊和爱斯基摩人，北极也许仅仅只是一幅冰天雪地的混沌画面。然而，随着北极冰川的快速消融，原本一度被人所遗忘的北极地区又开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但北极却是影响中国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北极的气候系统影响着中国大部分经济区域的旱涝风霜和季节交替。如1957至2001年的45年间，冬季北极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北部、白令海峡等海区海冰普遍减少，鄂霍次克海冰增多，极地气压降低，北极涛动趋于增强，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季气温则趋于升高。

　　全球变暖带来的北极冰雪消融，如果使得北冰洋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名不副实的“无冰之洋”，这将影响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米；全球海平面只要上升1米，中国沿海地区就将成为泽国。”张侠说。

　　更重要的是，北极冰盖的最终消融，将产生新航线，“如果走北冰洋的东北航道，从上海出发到德国汉堡，将缩短约45%的航程。”张侠说，这对九成国际贸易依赖海运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

　　尤其是近年来，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航线海盗猖獗，安全系数低，而且拥塞现象严重，航运成本十分高；北极航线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与苏伊士运河相比，其通行船舶也不受吨位限制。

　　实际上，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北航道由于冰层融化在2007年夏季已经开始通航。

　　美国地质勘探局2008年公布的评估报告则称，北极地区拥有近1000亿桶原油储量，天然气储藏超过47万亿立方米。

　　作为资源消耗大国，中国必然需要利用北极的天然资源。大连海事大学北极海事研究中心专家李振福认为，中国虽然“不靠北极，但也要争取北极的权利”，因为北极是“全人类的北极”。

　　中国开展北极活动有法理依据

　　多年来，中国对北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考领域，对航道、资源等的参与明显不足。“对北极权益问题加以高度关注源于2007年，”张侠说，这一年8月，俄罗斯北极科考队在北极点的北冰洋底插上了钛合金国旗，致使北极海域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瞬间进入了全世界的视线。此时，中国才开始关注北极航道、资源、地缘政治等问题，有关北极的一些科研机构开始建立起来。

　　作为非北极国家，也非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相对处于劣势。但中国与北极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1925年。1920年2月9日，英国、美国、丹麦、挪威等 18 个国家签订了《斯瓦尔巴德条约》。5年后，中国成为《斯瓦尔巴德条约》的成员国之一。

　　该条约是迄今为止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具有国际性、政府间非军事条约。条约规定挪威“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中国与其他缔约国一样，其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和逗留，只要不与挪威法律相抵触，就可以在这里从事生产、商业、科考等一切活动。

　　然而这一条约此后一直都没有引起中国的重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才意识到它可以成为中国开展北极活动的法理依据之一。

　　1991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应挪威卑尔根大学的邀请，乘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南森”号科学考察船，参加了由挪威、苏联、中国和冰岛四国科学家组成的斯瓦尔巴德群岛邻近海域的北极综合科学考察。

　　也是在这次考察中，高登义把《斯瓦尔巴德条约》的原文版带回了国内，并开始向有关部门游说，宣传我国是《斯瓦尔巴德条约》的成员国。

　　当时中国对北极仍很陌生。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进行南极考察，但“对北极的关注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张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科学考察敲开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大门。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北极科学考察的前期准备工作，1996年，我国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1998年，一个由专家和船长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搭乘俄罗斯的破冰船赴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新纪元。

　　1999年7月1日，中国派出首支北极科学考察队，至今已总共发起了4次北极考察活动，并建立了黄河站。“主要以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为平台，集中在北冰洋东部，对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等北冰洋区域进行海洋科考。”张侠说，中国的北极研究活动仍主要关注于冰川融化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的后果。

　　装备一直是制约中国北极科考的主要因素。“我们目前只有一艘‘雪龙号’破冰船，同时需要执行南北极科考的任务，四五年才能去一趟北极。”张侠说，虽然一些外媒认为中国科考船在北极也进行了资源勘探，其实“‘雪龙号’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

　　目前，中国正希望在气候领域之外，在北极执行一些环境勘探方面的任务。但如果不能实现硬件上的突破，中国也没有可能实施更为有效的工作。

　　尽管2009年中国就宣布将建造一艘破冰船，并计划于2013年在地球南北两极的科学考察中与“雪龙号”“协同作战”。但截至到目前，该破冰船仍未开工。

　　北极棋盘上的后来者

　　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度还很低，在众多北极国际机构中也只参加了北极理事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少数几个。对北极问题的研究也才起步，在北极论坛和相关国际会议上很少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在北极棋盘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北极国家外，一些非北极国家如日本、韩国纷纷新建了极地考察破冰船，印度紧随中国在北极建立了考察站。此外，欧盟、印度、日本、韩国等均要求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以期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北极事务。

　　随着各国围绕北极的争夺趋于白热化，环北极国家也提高了政治要价。表面上，“北极国家”均声称欢迎国际合作，但事实上，它们都想把其他国家拒之门外。

　　8个“北极国家”之间虽然仍存在领土边界分歧，但在对待“非北极国家”时，他们却表现出了罕见的“同仇敌忾”，这在今年5月召开的第七届北极理事会外长级会议上特别明显。

　　北极理事会成立于1996年，从2007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北极理事会的临时观察员，但到现在仍没有能够获准加入。

　　这次北极理事会会议明确规定了观察员的职责和权限，以及获得观察员地位的程序。然而，想成为观察员的国家必须首先承认理事会成员国对北极地区拥有主权，观察员的权利也限制在只能参与科学研究或是某些项目的财政资助等。

　　此外，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决定到2013年才审议关于增加观察员国的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程保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些规定意味着“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们提高了政治价码，以阻止非北极国家插手北极”。

　　中国海洋大学极地研究专家郭培清指出，一旦同意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主权要求，北冰洋的国际海底将缩小为现在的九分之一左右，即从288 万平方公里缩小到34万平方公里，严重侵犯了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公共资源。

　　张侠也认为，北极理事会的这一“主权标准”实际上是彻底将中国等非北极国家排除在了“永久观察员”的门外。但他同时指出，北极理事会并非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唯一途径，“大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北极理事会外，反而会降低北极理事会的作用，使之难以成为磋商北极事务的主要机构。”

　　中国的北极战略

　　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明确的北极战略。但在一些北极国家看来，中国的低调似乎是在运筹帷幄。

　　2010年2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和全球安全项目主任琳达·雅各布森撰写的一份报告，把中国卷入了北冰洋争夺的战场。

　　在这份题为《中国走向无冰的北极》的报告中，雅各布森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北极日程。”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否认了这一观点，“中国还没有针对北极的政策和战略。”即使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极地研究机构之一，他们的战略研究室两年前才开始筹建，去年正式建立。

　　对此持相似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陈玉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目前仍在“静观其变”。雅各布森也承认，中国尚未研究无冰北极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因为它“担心采取积极姿态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这是由中国的规模和其作为新兴全球大国的地位所致”。

　　虽然没有明确的北极战略，但不少专家指出，中国在北极事务上更适合走“曲线路径”。陈玉刚认为，中国是《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事组织等的成员，可以通过发挥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参与国际制度、规则的制定，从而引导北极问题向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

　　张侠也表示，在参与北极事务上，中国需要同时开展多边和双边外交，“尤其是北极地区的一些原住民，在北极事务中其实具有很大的发言权，中国应加强与这些地区的合作。”

　　其他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开发的一些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如韩国就已经得到了不少造船的订单，”此外，韩国还通过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北极地区油气田的股份，为开发北极圈准备了跳板。

　　客观上，北极地区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参与，北极地区只有30多个行政区，1000多万人口，远落后于北极国家的其他地区。北极地区要发展，必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他们非常需要中国的劳务、资金等参与建设。”张侠说。

　　郭培清也认同这一观点，“北极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的态度，很希望了解中国的北极利益诉求。”2008年“北极地区议员会议”召开之前，美国等国主动邀请中方派员与会。的确，也有一些北冰洋国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

　　今年1月，挪威外交大臣斯特勒在挪威举行的“北极边境”会议上表示，北极国家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与中国对话、合作。

　　“北极事务不是地区事务，而是国际事务。”程保志说，在北极事务的处理上，中国既要尊重北冰洋沿岸各国合理的权利诉求，也要维护自身在北极的权益。

　　而在愈演愈烈的纷争之下，2012年中国可能开始第五次北极科考。

　　中国北极事务大事记

　　1925年，段祺瑞临时政府签署了《斯瓦尔巴德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签字国公民均有权利自由出入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德群岛。这是中国正式以官方形式与北极发生联系。

　　1951年，武汉测绘学院高时浏到达地球北磁极，从事地磁测量工作，成为第一个进入北极地区的中国科技工作者。

　　1958年，新华社记者李楠从莫斯科出发，先后在苏联北极第7号浮冰站和北极点着陆，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中国人。此后20多年间，中国人几乎都与北极无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北极考察研究，进入北极的中国人逐年增多。

　　1990年，美国、加拿大、苏联、丹麦、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八个环北极国家发起签署一项条约，决定成立非政府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中国于1996年加入该组织，成为第16个成员国。

　　1995年3月30日至5月11日，中国首次以民间集资方式对北极进行考察。25名科学家、记者等从加拿大进入北极地区并由冰面徒步抵达北极点，沿途进行了海洋、冰雪、大气、环境等多学科的考察。

　　1999年7月至9月，中国政府组织了对北极地区的首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极地考察船“雪龙号”搭载124名考察队员首航北极，历时71天，航行14180海里，最北到达北纬75度30分，对北极海洋、大气、生物、地质、渔业和生态环境等进行了综合考察。

　　2003年7月，中国政府组织了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雪龙号”搭载109名队员，破冰挺进北纬80度，全程历时74天，开展了海洋、大气、海冰和生化等多学科的综合考察。此次考察中，首次成功布放了两枚极区卫星跟踪浮标，中国自主研制的遥控式水下机器人也首次下水实验，深化了对北极海洋、海冰与大气相互作用的研究。

　　2004年7月28日，中国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落成并正式投入运行，从此结束了中国在北极没有科考站的历史。

　　2008年7月11日至9月24日，122名科考队员搭乘“雪龙号”，累计航行12000海里，进行了中国对北极地区的第三次科考。本次考察共完成132个海洋学调查站位、1个长期和8个短期冰面观测站位。

　　2010年7月7日至9月20日，中国对北极地区进行了第四次科考，最北到达北纬88度26分。这次科考队由121位队员组成，其中包括美国、法国、芬兰、爱沙尼亚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名科学家。本次科考主要研究北极海冰快速变化及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对海冰快速变化的响应，并首次把海洋综合考察和对北极海冰的考察延伸到了北极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