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色地质局:幸福离中国人有多远

追逐“幸福”的幸福

编者按

2006年底，当本刊抽取7000个样本，首次对全国31个城市进行居民幸福感调查时，“幸福感”还是个新鲜词汇，以之衡量城市发展品质更是首创。当年，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名第四。

到2010年底，本刊推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已连续五年，并展开地级市和县级市两个序列，而“幸福”也继“和谐”之后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级词汇。

一般而言，对于幸福感的度量，一者基于综合指数，由经济、人文、环境、交通等客观数据加权平均;二者是直接问受访者的主观感受，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本刊选择了后者。

五年来，由居民为城市打分，构成幸福感的整体评价。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氛围、交通状况、政府执政力、治安、发展预期、房价、物价、医疗质量、教育质量、生活节奏等等，越来越多的内容，列入居民幸福感的打分表。

五年的幸福度量，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其一，幸福内涵丰富，超越了经济增长。

幸福学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发展经济无疑会提高人的生存率和幸福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与幸福的关联度就会减弱。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美观程度、自然环境等不直接被诸如GDP等经济指标所囊括的“软性”因素，于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比如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总体幸福感就会增加0.3个单位;而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建筑美观、娱乐、城市发展等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是0.15。

其二，幸福来自愿景。

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未来的期待，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信心”。在本刊以往的调查中，“发展预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在2009年将县级市也列入幸福感调查序列之后，一个意外的发现是，“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发达地区的小城市找到了更实在的发展期待。

幸福，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当“幸福”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当这个温暖而丰富的词汇被写进政府规划，基于五年来的调查，本刊更希望从执政者到公众，能够理性冷静地面对，不执着于统计数据，不止步于民生工程，也不苛求“幸福指数”直线飙升。

幸福之途没有终点，只有眺望的目光。

当“幸福”来敲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的感受不同。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嗅觉敏锐的外媒注意到，“让人民幸福”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调。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幸福感”是中国政府今年工作的主题，政府为此将降低通胀，实现更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而非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从而造成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

以人为本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被视作中国高层着力传递的政治信号，也被视作“幸福中国”的第一级台阶。

全国两会开幕前四天，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总理将幸福归纳为“四心”，而此前一年他强调的是民众的“尊严”。

全国两会之前纷纷登场的地方两会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正成为各级政府转变发展思路的新抓手。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全国“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而在全国两会的殿堂内外，“幸福论”更加热烈。庙堂上下，不分阶层，无分畛域，都有人提出该用“幸福指数”替代GDP，作为衡量中国发展的标准。“幸福”这个老词儿，成了极具感召力的“新话”。

此轮“幸福论”并非务虚，其背景是中央高层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它将成为今后5年甚至更长时期衡量中国及地方发展情况的标准。

最迟至科学发展观提出，中国决策者对于过去发展模式的担忧和转变思路的努力已持续有时。2011年两会释放的“幸福论”，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等观点的再次融合和表达。

公众纷纷在网上“晒”出幸福观---基本生活保障、公民权利行使、民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畅通、社会公平正义，都在其中。公众“晒幸福”是对决策者的一种期盼，也是一种提醒：幸福基于民生，但内涵不止于民生。

而最高议事殿堂内，代表委员也在对炙手可热的“幸福指数”提出冷静理性的建言：幸福感是老百姓的主观感受，要由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以往统计数据的重组，不能“换汤不换药”;谨防“幸福指数”重蹈“GDP数据崇拜”覆辙，指标无罪，考核体制须变革。

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之后，“幸福中国”承载了人们对于中国提升发展质量、规避发展陷阱的深深期许。在一片热议声中，冷静的思考和提醒，值得尊敬与聆听。

幸福成为施政导向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前，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刚刚在两会小组讨论中发完言。当时有委员提出，应给GDP增长设上限。这位民进中央常委、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插话说，“十二五”后他也许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但GDP增速估计还是会在8.5%以上。“因为官员考核靠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是官员的考核硬指标。”

作为为数不多以“幸福”为主题做出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的提案名称很符合全国两会期间媒体的期望：《共享发展成果，建设“幸福社会”》。不过，除了期望建设“幸福中国”，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衷言。

“一些地方政府热情很高，但所办之事并非都是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举例包括，热衷于景观大道、建豪华楼堂馆所，凡此种种，被有的地方列入提高群众幸福感的范畴。“一些官员和老百姓想的不完全一样。”陈凌孚对本刊记者说。

2011年全国两会幸福话题持续升温。在地方两会定调“幸福”进入本地“十二五”规划之后，行政长官们带着诸多提升幸福感的计划和目标有备而来。

“幸福成为施政导向”，许多地方充满信心地在过去一个月来勾画出“幸福路径”，大多包括：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加大低保覆盖面、增加保障性住房、提高卫生教育投入等等。

多项民生指标成为“幸福路径”的第一站，这符合公众预期，也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也有人提醒，“幸福指数”的构成，不是GDP那么简单，“民众的幸福感要由民众自己说了算，而不仅仅是一连串数字达标后就可以‘被幸福’。一如有的地方以拉闸限电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以牺牲百姓生活来换取减排达标，百姓的幸福感会高吗?”

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聊天时也就此说道，自己看到这些问题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

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当各地纷纷提出设定“幸福指数”、乃至发布“幸福指标结果”的时候，曾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的吴晓灵，将自己牵头负责的“福祉指数评价体系”更名为“民生指数评价体系”。

2008年，从央行卸任后的吴晓灵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中国富有经验的金融官员，她参与或主导了近2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的货币、金融事件。对于“福祉指数”，她相当谨慎。

“很多人容易把福祉指数与幸福指数混为一谈。”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二五”规划前期调研过程中，由财经委员会立项成立了一个专门课题组，编制新的发展评价体系。到2010年8月，课题基本完成，提交给全国人大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参考意见。

此前在试编中还进行了全国12个省市的调查，“全国的客观数据计算已经完成，主观问卷要在3月中旬才能拿出来。”她说，建立这一评价体系的本意是既要反映老百姓的客观生活情况，也能反映他们对民生工作的主观评价。“编制指数是希望督促地方政府围绕民生改善做工作，因此后来干脆就叫‘民生指数’。”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她再三强调，做好民生工作能够为提升幸福感创造条件，但是不能完全等同。“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的感受不同。比如生活水平不变，离婚了，可能就会觉得不幸福。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在她看来，福祉和幸福评价的共同之处在于，不是要由政府考核自己，而是要让百姓给政府打分。

吴晓灵说之前的统计结果很有意思：一些省区的GDP比民生指数排名落后十几位，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省区的民生指数比GDP排名落后十几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这是引导各级政府改善工作的依据。”她说。

即使姑且把民生指数约等于幸福指数，多数地方目前的统计方式仍难令人满意。

比如食品安全等鲜少在地方政府提升幸福感的表述中出现。那么如果按此运行，一个出现严重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地方，仍可以宣告“很幸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幸福感是感觉自己在一个群体、环境中是否开心，实事求是地讲，它几乎无法用层层上报的统计数字来衡量。

在热烈讨论“幸福”的大背景下，全国两会期间多家网站进行了相关调查，其结果显示出民众期待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些差异。比如，一家权威网站对于幸福的调查显示，超过31%的网友认为“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比“经济状况、生活质量”这一因素少3个百分点。

GDP成了过街老鼠?

包括吴晓灵在内，一些专业人士都提出，民生指标不会取代GDP，因为还需要用GDP来测算经济发展。无论新的发展评价体系包含何种内容，GDP仍不可或缺。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提出的上述观点遇到了网络“板砖”。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当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可能过分夸大“幸福指数”的功能，不切实际地否定GDP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第二天出版的《中国信息报》刊发了林贤郁阐述以上观点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与《“十一五”成就报告》一起出现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最为醒目的位置上。

林贤郁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些观点源于对近来地方两会“幸福指数热”的观察。他以40多年从事政府统计工作的经验提出：“幸福指数”要避免陷入类似“GDP崇拜”的尴尬境地。他说，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和政策依据，GDP无罪，有问题的是相关考核体制。

在全国两会多个分组讨论现场以及大会发言中，本刊记者的感受是：GDP已成过街老鼠，官员们大多避之不谈。

会前有舆论认为，西部地区仍应保证一定的GDP增速作为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但在“不重蹈东部地区覆辙”的原则下，即使最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基层干部也不太愿提及这三个英文字母。

官员们的转向如此彻底。3月14日，随着温家宝总理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们将回到辖地推进各自的“幸福计划”。人们期待着“幸福指数”在今后5年给中国带来的改变。■

网民的“幸福观”

第一，基本生活保障。有网民提到，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目前对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19个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为家庭和谐、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医疗服务。网民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政府应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

第二，公民权利行使。不少网民认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人民网两会前夕转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观点认为，政府除了满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满足民众自由、平等的政治需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第三，民主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顺畅。有网民转发题为《现代幸福观补课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如政企关系、劳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无疑需要通过顺畅的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来为社会减压和“摆平”各种矛盾冲突。这种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越健全，社会发生震荡或不稳定的几率就越低，公众的幸福感也就越强。

第四，社会公平正义。题为《民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的文章说，幸福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得让公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便彼此之间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业职工仅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金，那就严重影响到了前者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