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伟大事业

日期：2011-07-17 作者：童世骏;杨俊一;张幼文;沈国明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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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日前在市委党校召开上海市理论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座谈会。会议认为，“七一”重要讲话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开拓了新的空间。本报今日摘要刊登四位理论工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与广大读者交流。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沈国明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这是在总结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党如何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提出的新要求。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进而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党必须与时俱进，改变长期形成的一些已经习惯的领导方法和手段，树立法治观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是国家和社会实现长治久安、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
    
    应当看到，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和凸显期。社会矛盾的高发和凸显，与经济社会发展但又不够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依法治国方略在落实但又未全面落实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所以社会矛盾不突出。这样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当时，人民的生活是低水平的，在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之下，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而且，严格的户籍制度，使社会成员身份固化，不能自由流动，社会封闭则使人们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再加上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压力下，人民群众表达个人意愿的正常渠道缺乏，一些公民权利没法真正实现。与当时的情形相比，现在社会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因此，面对社会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必须坚持改革和发展，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同时，必须坚持依法办事，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从而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党必须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也已形成一套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在内的这套制度体系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法律和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得不到有效执行，制定再多，也达不到制定时的预期。当前，提出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很有针对性。在分析社会矛盾时，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不依法行政，侵害人民群众利益，是社会矛盾形成甚至激化的原因。因此，必须将依法执政提到重要的位置，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前，尤其应当根据依法执政的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执政还要求法律和制度必须程序严密、有效管用。法律和制度达不到制定时的预期，既有执行方面的问题，也有制定方面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条文与社会实际脱节。要想克服制定方面的不足，必须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决策。现实生活中，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选项和途径在拓展，但是，运作中的缺陷，使一些制度化的民主形式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听证会和论证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询问和质询制度等流于形式，其结果是国家机关公信力丧失，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热情受到损害，而且，使所制定的各项规范在现实生活中不管用。为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让各项制度与相关的社会现实相契合，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要通过严格的执行，将各项法律和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作者为上海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中国崛起的体制优势与动力机制
    
    张幼文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向经济强国迈进，就在于我们党为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而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模式，并构建了巨大而持续的发展动力，在国家的迅速崛起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1、政府主导与民众追求：中国崛起的两大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被称为“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干预，就是利用市场的活力引导发展目标的实现。具体地讲，中国所构建的是一种“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较强的发展导向功能。领导改革、构建这一体制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在各级政府中发挥这一体制关键功能即推进发展导向的也正是地方各级党组织。
    
    “政府主导”也可以说是“强政府”，是中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强政府并不意味着“弱市场”。在中国，强政府正是执政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积极发挥领导作用的体现：执政党的意志通过其在政府中的具体运作得以贯彻，从而为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强政府通过民主的科学决策，有效组织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制定和实践了促进发展的各种政策，是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关键。
    
    民众要求改变贫困现状和致富的强烈欲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中要素重新组合的良好机制。这种流动，曾经是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发展的重要条件，今天又将成为中西部快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民众不懈追求的致富热情是通过市场运行得以实现的，而调动民众追求热情的正是我们党的富民政策，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等多个方面。我们党坚持了民生为大的指导思想，唤起了民众的发展热情，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
    
    2、东西互补与梯度推进：中国发展的内在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并以此构造了巨大的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沿海地区的率先改革开放构成了对外的比较优势动力，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流入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外来动力，二是国内中西部民众向沿海地区流动以求职致富的内生动力，这两个动力共同推进了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
    
    沿海地区的崛起又形成了中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梯度关系。在今天发展的新阶段上，这种关系成为中国自身内部的互补性动力。今天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分别形成了“准发达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板块”，前者追赶发达国家，后者充满发展活力。东部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已经形成多个经济圈与增长极，大发展的势头已经显现。传统产业的转移有内地的广阔空间，而新产业的兴起又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东西部差距没有成为发展的难题，相反，两大板块的互动已经形成中国经济新一轮持续增长的重要机制，创造了中国国内大市场发展的互补格局和内在动力。
    
    3、竞争机制与纠错功能：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保障
    
    中国的区域发展导向型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发展竞争机制：地方各级政府不断进行着发展竞争。由于发展目标是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经过各级党委与人大程序科学民主决策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发展政绩的追求首先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体现了“发展是硬道理”。这首先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的动力机制。这种竞争机制又使发展始终保持着不竭的动力。这是中国长期高速发展的体制优势。
    
    不断自觉发现和克服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党领导下国家发展的又一个体制优势。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我们党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了发展中存在着的问题，把发展效益、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人民实际福利水平的提高等作为新的发展重点。执政党对发展方针的制定与针对问题进行的战略调整是一种自觉的纠错机制，是中国发展的一大法宝和制度优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依靠这一优势，我们能够不断克服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崛起和人民福祉的根本提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长、研究员）
    
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
    
    杨俊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党的思想路线决定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决定党的政治路线。9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偏离党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就会出现失误，理论创新就会迷失方向；动摇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就会遭遇挫折，实践创新就会失去动力。面向未来“两个100年”的宏伟目标，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必然要求。
    
    第一，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才能战胜前所未有的“四个考验”
    
    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每一个组成部分回答不同的时代课题，偏离“基本路线”，就是偏离“基本道路”，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缺乏思想基础。用列宁的话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理论体系”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因此，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要求“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面向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才能在新时期，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凸现期，从根本上战胜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挑战。
    
    第二，始终牢记两个“决议”的结论，不折腾，才能排除“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
    
    总结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一个基本经验，就是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重要基础；思想上的成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志。理论和思想上的不成熟或幼稚，在实践上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穷折腾”。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穷折腾”往往以“喜剧开场”，以“闹剧告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的党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这两个“决议”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在反“左”。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阐释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因此，必须牢记“两个决议”，总结经验，反思教训，永不重蹈覆辙。总之，不折腾，这是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必然要求。
    
    必须牢记“两个决议”，排除“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总之，不折腾。这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第三，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懈怠，才能化解前所未有的“四个危险”
    
    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保持好、发展好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打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径钥匙。
    
    保持和发展好党的先进性，就要求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僵化；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不懈怠。“思想僵化”、“精神懈怠”，是侵蚀党员干部先进性的大敌。
    
    保持和发展好党的先进性，就要求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脱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保持和发展好党的先进性，就要求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异化。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保持和发展好党的先进性，就要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犹豫。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总之，在历史新时期，考验更加严峻，危险更加尖锐，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避免精神懈怠关键是发掘精神动力
    
    童世骏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要求全党正视精神懈怠的危险，讲得非常及时。在中国发展的当前阶段，精神懈怠的苗头如果不及时克服，发展的节奏和发展的品质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发展的当前阶段，成就和问题都非常显著，而两者都可能成为精神懈怠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些成就既可能使我们满怀信心，一派豪情，也可能使我们骄傲自满，斗志衰减。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错综复杂，这些问题既可以使我们聚精会神，奋发努力，也可能使我们妄自菲薄，心灰意冷。知识界舆论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的观点分歧和意见争论，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我国发展当前阶段的这种矛盾性质的思想反映，是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的“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先进性，就表现在她能够在成绩和困难面前都保持清醒冷静的认识和锐意进取的意志，自觉地克服骄傲自满和妄自菲薄两种偏向。
    
    为克服由骄傲自满而产生的精神懈怠，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虽然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出色成绩，但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人均水平”、尤其是“最低水平”（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线标准等）方面，世界排名仍然相当靠后；我们虽然在奢侈品消费规模、亿万富翁上榜人数等统计中排名直线上升，但在缩小贫富差别、普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却仍然步履艰难。
    
    但步履艰难并不等于前途渺茫。中国近几十年来有那么多人口脱离贫困，有那么多个人自由成为现实，有那么多现代价值（比如城乡公民同等投票权利、城乡居民子女同等教育权利等等）成为公共议题、甚至影响公共政策；这些成就，就连对中国抱有深刻偏见甚至敌意的一些西方人士，也常常不得不承认确有其事。与我们要追求的目标相比，我们的现实当然还远非理想，但从发展的方向和势头来说，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更没有理由因此而精神懈怠。
    
    应该承认，许多人之所以会精神懈怠，常常不只是因为对社会、对国家的状况有错误认识，而很大程度是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对自己与集体和他人的关系，有片面理解。比方说，一些人未必觉得国家或本地区的宏观发展已经可以松一口气了，而只是觉得自己的个体生活已经有房有车，别无他求了。也有些人提到社会风气不正、社会矛盾成堆，未必真正是对这种状况感到痛心疾首，势不两立，而更多的是把这种状况作为自己得过且过或随心所欲的一种借口。
    
    因为“有房有车、别无他求”而导致的精神懈怠，我们通常称之为“小富即安”的小农心理。其实这种解释不完全确切。当一些身价过亿甚至富可敌国的文化人、企业家仍然兢兢业业地创作、一丝不苟地经营的时候，他们所克服的不仅仅是“小富即安”的心态，而且是对“富”本身的陈旧理解或狭隘理解，即那种把“富”仅仅理解为物质财富——所谓“身外之物”——的不断积聚的观点。在那些尽自己能力去奉献而不是去索取、尽自己能力去创造而不是去消费的人们当中，他们在能力大小、财富多寡方面可能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对什么是最重要的价值，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可能有着大致一致的理解：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有什么？”，而是“我是谁？”——在“我有什么”的问题上，很容易出现要么贪得无厌，要么小富即安这两种心态。“小富即安”当然与精神懈怠相距不远，但其实与“贪得无厌”也殊途同归——贪得无厌者虽然往往不那么“懈怠”，但他同时也不那么“精神”，因为他只有物质动力而没有精神动力。但“我是谁”却是一个永远值得回答、但又永远回答不完的题目。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是怎么重视都不会过分的。我们只要还活在世上，就有机会改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对每一个真正重视这个问题的人来说，精神是不应该懈怠的。
    
    对这种人生观，不仅“小富即安”甚至“唯富而安”的人不会同意，而且得过且过、随心所欲的人也难以赞成。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不仅古人的权威，而且前辈的权威甚至任何他人的权威，都可以去问它一个“为什么”，甚至问一串“为什么”。一直去问“为什么”的人往往并非精神懈怠，但由于这种质问往往会导致精神亢奋以致精神焦虑，一些人往往会因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不问是非，无论对错。当然，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对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生活，还是有规划、有准则的；但他们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而不那么“兼济天下”，更谈不上“以天下为己任”，或如胡锦涛同志引用李大钊所说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
    
    当然，“独善其身”并不等于精神懈怠；对许多社会成员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对那些最后走向腐败深渊的党内败类来说，他们如果早一些有这样的认识就好了。但“独善其身”毕竟还没有达到共产党人应有的境界。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精神气质和精神境界不仅应该体现在私人生活中，而且应该体现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在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上。去年有一个报道，说根据中组部要求，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年内须在7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结果，选课报名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主张清静无为的佛道传统对主导着中国发展之节奏和品质的党员干部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表明，发掘精神动力以克服精神懈怠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