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贝纳利银刃250:中共领袖思想理论研究（上）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本刊特刊发中国著名党建战略理论家姜爱林教授的力作《中共领袖思想理论研究》。姜爱林博士即将出版的这部力作主要包括党建理论、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民主法制建设、刑法与经济法、经济与管理等部分内容，计有十四个专题。中国共产党领袖思想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门类，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党政部门、学术理论界高度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充实、提升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限于篇幅，本刊摘发其中部分专题，分上、中、下三次刊发，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袖;思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研究

　　[中图分类]E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535(2011)04-0004-032

　　[作者简介]姜爱林男，汉族，1964年10月生，湖北襄樊人，中共党员，著名党建战略理论家、经济学家，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兼职教授。主持或参加省部级课题20多项;出版个人专著2部，参编合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多篇论文被《求是》、《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转载。研究领域：党建战略理论与经济学。E-mail:ailinj@sina.com

　　引言

　　研究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理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素有研究领袖人物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与持久氛围。特别是对孙中山、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研究颇有见地，成果卓著，为学界、政界所公认。

　　武汉大学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就开始着手研究、阐发与宣传毛泽东思想。李达同志先后写出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一系列优秀论著，在全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李达同志的倡导与组织下，武汉大学不仅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而且还努力培养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骨干，由此形成了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邓小平力挽狂澜，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这一优良的传统很快在武汉大学又重现生机。

　　基于此背景，本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怀着崇敬和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这个研究领域。浓厚兴趣使然，于是本人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政治、民主、法律、哲学等论述入手，先后斗胆撰写了一批粗浅的学习体会性的研究论文。日积月累，一篇又一篇。这便成就了《中共领袖思想理论研究(1988-1993)》一书。

　　研究无止境，研究正当时。试看当今理论界有一大批研究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大家、专家与理论家。他们是：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金冲及、邢贲思、陶德麟、李景田、李君如、冷溶、郑科扬、何毅亭、朱佳木、李慎明、沙健孙、李忠杰、江金权、卢先福、王长江以及姚有志等。这些理论家的研究工作及其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对中共领袖思想理论这门新兴的学科门类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第1题 论毛泽东的干群观[1]

　　毛泽东关于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的论述，是我们党行动工作的指南。这一指南的作用越来越获得了实践的证明与认可。时逢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之际，重温其关于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的光辉论述，对于我们党今天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战胜和平演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地位与作用

　　如何估价人民群众的作用，不是一个枝节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述，科学的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但是不论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我们说人民群众创适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可是，近些年来，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什么“个人政治”、“精英政治”等论调，其实质就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还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劳动者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创造出物质资料，而且不断地改善工具，积累生产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我们取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唯一源泉，是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正是根据对人民群众这样的认识来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政治、经济的全部活动之中，才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二、“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

　　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我党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者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这一论述表明，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特别在今天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之时，显得尤为突出。所谓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是一切党员干部都必须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轻视乃至放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要了解人民群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2]相反，“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情绪都不十分清楚，不善于跟群众打成一片，不善于发动工人群众，就根本谈不到发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列宁语)。”[3]因此，我们应该经常和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党同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还指出：“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着那个水。”这里毛泽东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干部即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水与鱼的关系。毛泽东接着指出：“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这就是说，我们的领导者即干部对待人民群众不能采取骂的态度，那是骂不得的。其正确的方法是与群众打成一道，对犯错误的群众要进行耐心细致、恰如其分的说服教育工作。要好好讲道理，决不能急于求成。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也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这里，毛泽东又从刘备得孔明的故事在更深一层次上阐明了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领导干部与群众“鱼水关系”的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决定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4]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弊病，大力加强党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争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这对于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工作态度与方法

　　毛泽东指出：“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行。”这里，毛泽东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工作方法。虽然这一方法是就合作化而言的，但在今天对于我们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处理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仍具有指导意义。“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毛泽东又指出：“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5]这一光辉精辟地论断，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所写的题词。所谓深入群众，就是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结成联盟，建立血肉联系，就是面向群众，面向大多数的群众，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所谓不尚空谈，就是办实事，求实效，不徒形式，不徒虚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可是，现在有些社会风气和领导作风令人担忧。表现在：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满足于发号施令，工作飘浮，不务实事;有的对党的决定敷衍应付，只做表面文章;有的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有的精神不振，无所用心，不去了解基层情况，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这些不良风气，严重脱离群众，贻误党的事业，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变。

　　毛泽东还指出：“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说，要获得真知，必须深入基层，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否则，就不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党三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突出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这一思想或设想，在今天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很多机关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而且还选派干部到基层锻炼工作，真正了解基层情况。目前，全国广大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成为一种时尚。这是一种联系群众的有效良方，应长期坚持。领导干部下基层锻炼，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困难的地方和问题多的地方去。大中型企业领导干部，要经常下车间、班组和职工宿舍了解情况，听取生产第一线职工群众的意见，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当然，干部“到下面去研究问题”，务必要讲求时效，“不尚空谈”，切忌形式主义;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如实向上反映;不许弄虚作假，遇事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多办事实，关心群众疾苦;宣传党的政策，做思想政治工作;适当参加生产劳动，不许用公款吃喝，不许收受礼物，不许增加基层和群众的负担，并且要及时发现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总结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教育、鼓舞与引导群众前进。

　　四、“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中立场与路线

　　毛泽东多次指出：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团难，一步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党与苏区的广大干部正是遵循了这个真理，才建立起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才渡过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当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毛泽东作了分析，在他看来，抗美援朝的胜利主要靠两个因素：一个是领导因素，另一个是依靠群众。他说：领导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他进一层又说：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依靠群众，就必须首先相信群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此，毛泽东作了多次论述。l 9 4 7年l 2月，毛泽东在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957年7月在论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又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则。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955年7月针对夏季的形势，毛泽东又一次地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这就说明：“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就会犯错误，就会使党和国家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江泽民强调：“我们要在全党形成坚决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良好风尚。”[6]

　　虚心向群众学习，就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毛泽东还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调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里毛泽东指出的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的工作方法，这个观点，也就是虚心向群众学习。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活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讲到这里毛泽东进一步说：“要做这件事(指农村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晴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没有满腔的热忧，没有眼睛向下的头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毛泽东强调：“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既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

　　五、“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树立群众观点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地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就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这里毛泽东从中心任务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论述了军队干部，包括地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及其为什么与怎样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谋利益。不难看出，假如我们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那么要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斗争，要群众热烈地拥护我们去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是不可能的事，也办不到。

　　毛泽东指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该时刻注意的。”[7]这实际上是要求干部与群众紧密地结合。毛泽东还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的情绪，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先用百分之九十的辛勤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而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染上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官僚主义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这样，毛泽东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关心基层群众的更为具体的问题。他说：“我们应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油盐柴米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我们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革命任务，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注释：[1]初稿于1991年9月;发表于《云南改革》1995年第2期.[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5页.[3]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25页.[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1990年3月12日通过).[5]见中国青年，1950年，第47期.[6]江泽民.为把我党建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求是，1990，(13)：1-6.[7]1943年1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参考文献：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第2题 论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1]

　　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8月，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的会议上讲话中指出：“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而且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借口。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有助于抵制和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有助于防止和战胜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本文试就毛泽东的部分言论，对其反腐败思想作一探讨。

　　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每个共产党员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述，可以说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基本思路。正是本着这一点，毛泽东为之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正是本着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并指引了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毛泽东始终强调党要为现实的新民主主义、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要求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要做纯粹的人、廉洁的模范。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就想到了李自成，他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严肃地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当毛泽东从西柏坡登上汽车，就要进入古老的北京城的时候，他又一次地想到了李自成，想到了这个中国农民革命史上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同时还把去北平形象地比喻为去“赶考”，并语重心长地对其战友们说：“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很明显毛泽东的用心良苦，目的在于使全党能从李自成起义成功由于上层腐败导致其灭亡中吸取历史教训。此外，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党随时随地注意同一切可能导致党员或党组织腐化变质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对党内腐败分子绳之以严厉的党纪国法。正因为如此，他对一切骑在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的行为深恶痛绝。1952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处决了贪赃枉法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这是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大事。毛泽东没有因为他们是红军，是人民的功臣而包庇他们、饶恕他们，更没有阻挠或干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相反，他和他的战友们支持了河北人民政府，及时处置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今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一时轰动全国，惊醒了一些共产党人。这好比一剂强效预防针，对于党的广大干部抵制可能发生的腐化变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提高警惕，防止产生官僚主义。l956年11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所以，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作为执政党来说，明确我们的权力是谁的，应该为谁服务，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的大问题。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缩。”[2]决定还指出：“共产党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要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懂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总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3]这些具体的观点以及一系列具体规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早在1937年11月，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在反对投降主义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国民党对共产主义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到了1941年毛泽东对反腐败思想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说：“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转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1949年3月，毛泽东估计了全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亲自领导制订了反对腐败的方针，确定了执政党反腐败斗争的总原则。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仍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进一步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可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裹着的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特别强调：“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这个划时代的讲话敲响了执政党防范资产阶级腐蚀、避免腐化堕落、亡国亡民的长鸣警钟，构成了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内容，长久闪耀着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真理的光芒，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

　　建国初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预见性。由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革命中的一部分干部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滋长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少数人追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被糖弹击中而蜕化变质。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即蜕化变质分子等)清洗出去。”11月毛泽东又指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了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斗争来处理。”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重要指示。他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接着要求说：“请你们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其具体做法与要求是：“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如果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对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的严惩，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同党内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决心，因而深受人民的拥护，教育了全党。江泽民最近指出：“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地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4]他明确指出：“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些干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少数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5]这种状况，严重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严重破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党群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三、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

　　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是相对于国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而言的，它们都是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和平演变，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其含义一般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保持强大军事、经济压力的前提下，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交往和共处中，运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手段促使对方从内部演变走向资本主义。毛泽东及时敏锐地洞察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及其严重性，并适时地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及其应对策略。

　　195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政治家如杜勒斯等人在不能用武力和强权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情况下，转而谋取了新的对策，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取代的战略”，并把希望寄托在掌握共产党政权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1956年—1957年期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中，针对东欧波匈事件，多次阐述了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或观点。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会议郑重地印发了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上所刊载的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几个材料。毛泽东为此提出：虽然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此我们要清醒的认识。[6]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是要利用更具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是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方法来腐蚀我们的。[7]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过程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外国资产阶级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的新问题。这些思想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为我党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196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当中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外境外出现了各种反共反华浪潮，包括国民党乘机反攻大陆，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围攻、颠覆和渗透活动。1960年，毛泽东根据我国建国以后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书中的一些理论进行了分析、探讨、批判和肯定，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注意到了阶级斗争在国际国内的变化与存在及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作用。1964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把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并在该年6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呢?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8]此后，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警告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就要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破产。”[9]防止和平演变，是毛泽东晚年致力实践的重要思想，其重要内容表现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旨在防止和平演变。这种只注重反腐败、反和平演变，而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则是应予否定的，这是一个深刻地历史教训。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改变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从来也没有放弃颠覆和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图谋。

　　我们的党及其领导者也从未忽略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时地慎重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这实质就是反对和平演变。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以及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江泽民同志也反复讲到了和平演变问题。他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10]他强调：“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11]只要我们在思想上筑成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那么可以预见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就会彻底破产。

　　注释：[1]初稿于1991年8月;发表于《毛泽东思想面面观》1994年第4期.[2][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1990年3月12日通过).[4][5][10]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页.[6][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267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267页.[8]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90年第1期.[9]见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第1版. [11]学习江泽民国庆讲话辅导材料.北京：卓越出版公司.1991:第172页.

　　参考文献：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第3题 试论毛泽东的法制思想[1]

　　毛泽东在许多重要的讲话论著中，都强调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对立法、执法、守法等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的这些论述，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指针，也是我们进行法学研究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法制思想理论，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以及推进我国法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法制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建设伟大国家的保证，也是团结全国人民的保证。毛泽东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宪法的类型与制定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毛泽东的这一法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讲，它把法制与建设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融为了一体。由此就成为我国立法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南，从而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新的航程。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健全民主法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得到了反映。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此相适应，大会还确认：我国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基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不难看出，大会把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作出恰当地结合，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它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的领袖们，已经注意和已认识到了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建立“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2]

　　然而，上述毛泽东的这一光辉的法制思想在后来却没有得到坚持和发展，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政治生活方面奉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致使法制建设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和完善，相反受到了轻视和削弱，滋生了严重的法律虚无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后，立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果敢地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着重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历史经验充分证明，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

　　二、社会主义立法原则规范指导法制建设

　　一个法律，只有以正确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立法原则作指导来制定，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毛泽东同志深谙这一法律原理，由此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立法原则作了深入浅出的归纳与分析。

　　(1)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深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紧接着毛泽东又指出采取这一原则所带来的效果以及今后的想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取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全的宪法草案。”之所以要采用上述原则，毛泽东认为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验证领导机关提出的草案初稿是否正确;二是可以搜集到各方面的各种意见，使宪法草案更加完备。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详细论述的：“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民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个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是不完全的，这就要求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在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中，之所以必须贯彻领导和带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民性质要求所在。从根本上说，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立法过程中，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原则，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只有如此，社会主义法律才能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保证法制的社会主义性质。1954年宪法的制定，就认真实行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样，1982年宪法也是严格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原则方法所制定的。实践证明，遵循这样的方法制定出来的宪法包括其他的法律，不仅很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也很好地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见的统一。

　　(2)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关于原则性毛泽东认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指出：“一个是民主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关于灵活性，毛泽东也作了分析：“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接着举例进行了分析：“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工商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前所述，我国在制定宪法时，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它集中反映在1954年的《宪法》中，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充分地论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障，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就是灵活性。”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1954年和1982年《宪法》都分别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必须贯彻社会主义原则，这是由社会主义法律本质所决定的原则性，背离这一原则，制定的法律必然会失去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只有原则，而没有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实现原则的适当措施和方法，原则就无法实现。“灵活性正是在各个发展阶段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原则而采取的适当手段、形式和方法。”[3]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为实现原则性所必须的灵活性。“我们的原则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为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要的灵活性。”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立法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3)总结经验的立法原则。

　　毛泽东还对总结经验的立法原则作了论述。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重要的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他接着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1954年宪法的制定颁布表明：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注意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这就是说，总结经验既要总结历史经验，也要总结现实经验，以总结现实经验为主，主要总结本国的经验，亦应吸收外国的经验。

　　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政权建设上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文章，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回击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和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多次论及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其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

　　(1)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形式与职能。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体。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就是说，在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毛泽东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论证了工农联盟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这一思想观点，早在此十年前就曾作过论述：“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都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其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家的统一战线。”这一论述，充分肯定了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作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2)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关系。

　　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最广大的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并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人民内部的民主除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由人民组成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机关外，还表现在人民自我教育的民主方法方面：“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选自己，使自己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已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毛泽东强调：“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什么是专政?专政就是独裁，就是人民说了算，只允许反动派规规矩矩，不允许其乱说乱动。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毛泽东指出：“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仁政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在毛泽东关于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论述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消灭的只是反动派及其依存的经济政治条件，而非反动分子本身的肉体。他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曾多次对许多许多的战争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使一大批反动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毛泽东还指出了实行这一政策的意义：“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这一光辉的论断，在以后几十年里得到充分地证实。此外，毛泽东对关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暴力机器的建设的思想作了论述。他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护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这是一条血的历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