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李昌奎案改判，试水还是玩火？

羽戈 青年学者

云南省高院的考量

单从案情而言，此案并不复杂。李昌奎奸杀19岁的王家飞，摔杀年仅3岁的王家红，因担心二人未死，继用绳子勒死，其作案手段之凶残暴烈，完全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定性，故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其死刑，实无疑义。

二审改判死缓，云南省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是，李昌奎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这最后一点，其实并不成立。王家兄妹被杀后的翌日，其家人前往李家，要求对方拿出5万元安葬费，被拒绝，后来还是乡政府出面，强制公开变卖李家的钢筋、水泥、羊等财产，用原本给李昌奎盖婚房的砖头，为王家飞和王家红砌了两座坟墓，这座坟坐落在李家的田地，如今坟上已经开满了白色的花。这般案情，哪里称得上“积极赔偿”？

至于前二点，哪怕属实，却也只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而非“必须从轻和减轻处罚”。并不是说，自首了，认罪了，悔罪了，就一定免死。免死与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以为，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死缓，形式上的考量大于实质上的考量，观念上的考量大于案情上的考量，案件之外的考量大于案件本身的考量。可以田成有副院长的一席话为证：“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质言之，他们是站在十年后的高度改判此案，犹如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他写的书，我们都读不懂，于是他解释说：我是为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写作。

那么这十年后的高度，这未来的正义，所指何方？田成有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少杀”、“慎杀”之方针，以及“人性和人权”之大义，推测他的心思，也许要更进一步，即废除死刑。因为若以李昌奎案为标杆、为典型，此案改判死缓，那么许多死刑判决都可步其后尘，中国的死刑判决与执行率（其统计数据一直保密），至少将下降八九成。在不便直接废除死刑的今日中国，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与迂回的战略转移？假如由此缓慢开启了废除死刑之旅，十年后直接废除死刑，再回首，这李昌奎案，则“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李案与药家鑫案的不同

至于为什么选择李昌奎案为突破口，绝非一个偶然的决定——我甚至认为，这个决定的产生，已经超出了云南省高院的能力所及。有人将李昌奎案与药家鑫案相提并论，称其为“赛家鑫案”，然而二案并无多大的可比性。药家鑫案发生以后，主动或被迫与富二代、官二代、大学生、央视、专家、特权等如炸药一样的社会符号捆绑起来，此案身上已经背负了它所无法承受的法律之外的重责，如果从此突破，改判死缓，毋宁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面临的压力将如云奔潮涌。尽管——我们只是作一个假设——若以此案为起点，实践“少杀”、“慎杀”的真义，启动废除死刑之旅，转折意义将更加非凡。

李昌奎案则不同。因李昌奎身上，什么光环、包袱都无。家在贵州农村，身份为民工，家境贫寒，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更不必说与法院、政府之间存在可滋生腐败的利益链条。与药家鑫——尤其是媒体与民意刻意塑造的那个药家鑫之形象——相比，李昌奎的政治与社会身份几乎一尘不染，像一张纯洁的白纸。这便构成了云南省高院选定此案的一大契机，因为不论怎么判，法院极易自证，此中确无司法腐败的流毒。

李昌奎案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正在于被告的残忍与嗜血。反过来讲，假如其作案手段平淡无奇，此案改判死缓，就不太可能生出一触即发的新闻效应。于此，残忍与嗜血竟成了一个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司法噱头，这实在是圣人不仁的现实注脚。如此残忍与嗜血，都能免死，那还有什么犯罪可判死刑呢。当死刑走不出刑法典，正如某些权利走不出宪法典，则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废黜，作为一个苍白的摆设，遮人耳目而已。

对于李昌奎案之改判所可能激起民意的剧烈反弹，云南省高院似乎早有防备。田成有副院长的发言甚至有向民意挑战之嫌，如“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这最后一言，分明是针对药家鑫案。许多人因此而怒发冲冠。但这也许正是云南省高院所预期的效应呢。他们应该深知，所挑战的对手不仅是死刑，还包括民意，以及这个社会无处不在的暴戾之气。

死刑存废，图穷匕见

不管作为司法试水的李昌奎案最终结局如何，它所生成的狂涛骇浪之社会图景足以印证一点：死刑存废，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

很显然，如果废除了死刑，也许就连死缓一并弃置，李昌奎判无期徒刑或曰终身监禁，想必不会引起几分争议。而今，死刑高悬于刑法典，且前不久刚刚适用于药家鑫等，李昌奎免死的理由并不充足，民意奈何能冷静下来：据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7%的投票者要求判处李昌奎死刑，只有1.39%支持改判死缓。这惊人的落差，决然呈现了中国人的死刑观，激烈而迫切。

这种情形之下，云南省高院的改判，说好听一点是试水，说难听一点就是玩火，不是把李昌奎架在火上，而是把自身、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司法公正架在火上。其勇气固然可嘉，其结果十分可忧。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已经骑虎难下。

田成有强硬的发言只是一种法律姿态。很可惜，死刑在中国，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若由法律人说了算，也许存废之争早就停止了。故田成有的言辞能够激荡多大共鸣，云南省高院的逻辑能够坚挺多久，还得看最高法与立法权的火力跟进。假如最高法继续鸵鸟政策，立法之匕继续深藏鞘中，那十年的承诺，必定敌不过民意暴力的一声喊杀。

十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