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雄心4最好的汉化:过去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2

                              过去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
                                           黄俊伟
      

  摘要：有学者认为近百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可一分为二，大致是上半叶学习引进欧美，下半叶移植模仿原苏联。值得深思的是，这前后两种不同的学习模仿对象，也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办学理念。前者强调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教授为中心；后者因大学体制等种种原因，出现了大学行政化，以行政人员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高校运作取舍的根本价值标准。本文在比较中国近百年高等教育前后办学思想差异的基础上，认为高校目前尽管已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仍未触及体制上的根本，大学教育行政化的现象还较严重，这是妨碍我国建立现代大学理念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大学；教授；行政化；大学理念

   大约三四年前，记得于某大报上看到一则令我震惊难受的“新闻”，国外一家教育评估机构评选亚洲百所名牌大学，中国大陆的高校竟无一所排在前20名之内。这里姑且不论这种评估的标准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或曰评估者是否对中国存有偏见，但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与现代大学理念存在体制或结构上的冲突，导致高校出现诸多堪忧的问题甚至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1901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然教育学者们大都承认，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而且很快就能和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大学接轨，如1928年正式成立的清华大学，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大学教育的遗产最具现代性。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以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崛起了一批世界名牌大学，如北大、南开、交通大学和光华大学等。但我们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教育办学理念，恰恰是以抛弃这笔教育遗产为基本思路的，直到现在我们在大学办学理念方面，似乎还是不愿认同这笔距现在并不遥远的宝贵教育遗产。

一

  探究中国大学开办之初就呈现出一派生机的原因，应当归功于上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虽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上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肯定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大转变职责的人，却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像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镛和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批前辈在最初睁眼看世界大学教育的时候，就准确地把握住了大学教育的主旨，换言之，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同并接受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叶恭绰先生做交通大学校长时，一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可以较全面地领悟他对大学理念内涵的理解。他说：“诸君皆学问之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力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期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习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以科举之制为其进阶。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欲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开。”他还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恶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庵汇稿》第345、346页，1930年版）从叶恭绰的这些话语里，可以大致了解上世纪初我们那些办大学教育的先辈之眼光。

二

如前述，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时间虽较晚，但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能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故一开办就具有很高的起点。归其成功的要素，可将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理念总结归纳为三句话，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也是现代大学生存的基本要素。缺乏这些基本要素，大学教育的本质就会出现异化。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地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原因是大学里的那些教授不买这个帐。举两个例子，一是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2000年8期《读书》第37页）另一例是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强化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学生肯定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当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多数教授对从政为官也都持淡然漠视的态度。可以这样说，做“一等人才或二等人才”，不做“三等人才”，在当时的大学教授心里，是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理念。

当然，说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并不是说大学运作可以完全不依行政，政府对大学具有管理的职能，但政府不能因具有管理的权力而任意干涉大学的行政和学术研究，大学也不能为迎合政府的态度而对之百依百顺。其实，大学与政府的这种关系，早已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常识，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东西方大学概莫能外。早在1929年，夏承枫先生在中央大学讲授教育行政时就已经接纳了这种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他在《现代教育行政》一书中说：“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使集权的法国，近年也取消了高等视察员，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大学可以并存。大学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现代教育行政》第386页，中华书局1932年版）显然与这种理念具有很高的认可度有关，过去大学每做一件事，都要首先考虑教师们的态度，看看能否过他们这一关，若他们不同意，事情、尤其是大事是做不成的。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有教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师而不是依赖行政人员生存的。

过去大学教授在学校地位之高、权力之大是我们今日大学教授难以想象的。仍以西南联大为例，教授们如果对上边的命令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说明当时的大学教授具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有些规定却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大学师生的思想自由，如当时颁布的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就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统一课程教材和统一学生考核办法等“红头文件”据理抗驳，要求教育主管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庆幸那时教育部管事的也懂得是先有大学教师才有大学这个道理，故并不一味强求“保持一致”，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不轻易动用行政手段来维护“领导”的权威。这就是学术独立和教师治校所体现出的大学理念之精神。

三

中国是一个重传统的国家，但在对待自己的教育传统，尤其是对待上世纪前50年已形成的良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却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50年代奠基的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就一定程度偏离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现代大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其突出显现的症结是，教育行政化，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的延伸。主要特征是：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是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的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无疑，抛弃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以行政权力手段管理大学教育，已对大学教育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

1 主体倒错。大学的主体本应是教学和科研人员，行政人员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现行体制却反宾为主，官员和准官员是主体，他们是支配学校的核心，并依据权力意志指挥、编排教学科研人员。教学科研人员相当程度上成为行政人员的“螺丝钉”，某种程度上成为被动执行行政命令的工具，在既无压力、也无动力的环境中应付差事，缺乏主人翁意识。当然，行政人员人中不乏学术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和一些纯教学科研部门的负责人，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但由于整个高校体制行政化，这些人员也渐渐行政化、官员化起来。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员在发号施令。

   与“主体倒错”相对应的是日益膨胀的庞大机构。许多大学机关动辄几十个部处级单位，有人戏称，眼下大学如果要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享受某级待遇”的各级官员恐怕会占据礼堂的大半壁江山。以国内某知名大学为例，该校共有3000名教职员工，然行政及教辅人员竟高达2000余人（《中国高校官满为患》新华文摘1999年3期）。编制庞大，机构臃肿，层次过多，分工过细，环节过繁，必然影响大学行政的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在一些高校，“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及拖拉作风、推诿扯皮、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文山会海，等等衙门才特有的“习气”，在大学竟然也“蔚然成风”。

  2 价值系统倒错。价值系统倒错的突出表现是：大学教师的行为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这样，大学教育就变味走调了，学校做了大量于教学科研无实际意义的事；踏踏实实搞教学和学术研究带来的利益往往赶不上官场逢迎带来的利益。诚然，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和科研取得成就的人被委以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学术价值，但若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这恰恰是知识不被重视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教学或纯科研的人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拿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换言之，如果教学或科研成果真有价值，应该鼓励其继续努力，又何必非要把他们弄到行政系统中沾别人的光呢？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潜力的人，为摆脱清贫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思路跻身于官场，把本应放在学术方面的精力耗散在官场的逢迎和吹拍中，是为学术的悲哀，大学的悲哀。

  3 机构恶性膨胀，教育资源惊人浪费。由于教育资源是按权力位格分配，使得一些人的主要精力不是作扎实的教学和科研，而是忙于作升格运动。近一段时间部分大学纷纷将原有的系升格为学院，此项改革引起许多教师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图虚名，不干实事，其结果必然是促使本已相当庞大的行政体系机构进一步恶性膨胀。系升格为学院后，学院之下又设有系，这些系实际是原来的一些专业。这样改革后，有的系非常小。某大学文学院新设的艺术性只有一名教师，其实是块空牌子（《中国高校官满为患》新华文摘1999年3期）。真要命的是不少系升学院后，行政人员也随之增加甚至成倍增加，一些人为了机遇、特权、物质利益等，跻身行政系统，使行政系统人满为患。有些新升格的学院，行政人员总数虽没有增加，但是干部的级别却提高了，称谓也比以前好听了，如以前称系主任为主任，现在得改称为院长。在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深刻折射出中国大学现在流行的时髦“官（观）念”，“官本位”意识已深入人心了。

  教育行政化也使得高校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事务，有限的经费耗散在毫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与科研价值的行政、准行政行为；由于按行政构架编制单位和人员的计划经济体制，学校的资料、经费、仪器设备等往往被条块分割，形成部门间的阻滞和封闭，资源利用率极低。北师大党委书记袁贵仁说：“在高校，管理上还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校、院、系搞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浪费严重。比如设备，系系有复印机，为什么学校不能搞个复印中心？又如资料室，系系都有，还得设几个编制，配几个人；重复订报刊，有限的教育经费重复浪费，实在可惜。”

四

  大学教育行政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弊端，已使中国的大学因缺乏现代大学理念而出现危机。即使当前的改革也没有对现代大学理念所必须具备的目标、主体、价值等重大问题进行准确的定位。而这种定位，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 改变大学行政化现象，正视大学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党派观点纷争的独立性，使大学能根据现代大学理念的题中之义独立自主地发展。因为，教学和研究是高度自由的探索性劳动，自主、自由是它的生命。故此，大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让其从内外权力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主管部门则主要以法律监督、信息指导等相对宽松超脱的方式对高校进行宏观调节，努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2 恢复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和科研人员应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这就要求改变学术带头人官员化，官员“学术化”的倾向；改变以行政标准、长官意志代替学术标准的现象，使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全身心地投入学问而不动辄就轻易萌生“官念”。

  3 重新恢复确立独立的教育价值观。大学教育应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其价值确立的核心是大学教育本身。这种价值是知识价值、科学（学术）价值、教育价值、人才价值、社会价值的整合。用这种价值标准评价人的行为，从而对单位和个人进行肯定和否定。

  分析中国近百年的大学教育史，不难发现我们本来已经在前50年就消化并吸收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然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对这笔宝贵的遗产采取了简单的排斥态度，代之一套与大学理念相悖的东西，以致眼下一些学者们还在探讨前辈早已解决的何谓大学理念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或许还不取决于大学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一角度观察，在中国的大学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理念，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