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神兵分集剧情:“唱红”特别随想之一

　　其实唱“红歌”并非始于重庆，即使在KTV娱乐场所，也早就有一些红歌置于“怀旧”曲目中了。但那是自发的，自然的。而在全国各地，每逢国庆、五一、七一开展活动时，也有单位自发地选一点“红歌”来唱唱，那也是地地道道自发行为，因为鲜见有党委“红头文件”规定。唱者、听者或激动或沉思或淡然，也都是自然的，有时甚至效果挺好，因为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的感染往往效果更好，即所谓“润物细无声”。然而，重庆“唱红”掀狂潮，有点怪异的过火，尤其是过多官方色彩和形式主义，这就难免有人“说三道四”了——当然，重庆的主政者早已表示“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然而，有的人在“说”什么“道”什么呢?笔者今天也就“说三道四”一回了。

　　一、以市委红头文件布置“政治任务”，多了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

　　重庆“唱红”,形式主义的东西不少，比如以市委宣传部红头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渝委办发〔2008〕26号》就是其一),以市委办公厅的名义规定，“为英雄山城提气提神”，要“认真组织实施，让红色经典歌曲唱响巴渝大地”;而在具体实施中，如领导讲话后场上欢呼几秒钟、何时挥动小红旗，什么时候挥动大红旗，何时站起来欢呼等等都是规定好的;更有甚者，什么领导来便因该领导的个人爱好、工作经历的不同而选唱不同的“红歌”——比如，比如因周永康曾在石油部门工作，所以在周来重庆时专门安排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等等,弄得导演非常紧张(参阅《时代周刊》记者孙娟娟报道《红歌旋风席卷山城》),这些就更加令人不好说了……似乎也与“唱红”的初衷有点离谱了。

　　更有甚者，去年7月11日《重庆晚报》还曾报道说：重庆老人孙明勋患上重度忧郁症，大小便失禁，而且时不时会产生幻觉。在老伴的劝导下，他热心唱红歌，抑郁症“不治而愈”，甚至唱“红歌”还可以减肥(点击引文)等等，可谓不一而足。其实，唱歌听音乐，愉悦精神，调整心态，本就是精神、心理疾病的辅助疗法之一，硬要与唱“红”歌联系起来，这就近于邪乎了，怎么不让人发笑?怎能不让人联想到文革中治好了几个聋哑人便高呼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并有模有样地在人民日报整版报道的笑话?其实关键仅在于报道有的聋哑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用含混不清的发音高喊“毛主席万岁”——在重庆“唱红”的狂潮中，我们某些媒体人在写报道时再次犯了文革中的那些形而上学的可笑错误，头脑如文革中一样再次发热，读来真使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

　　二、不一样的“红歌”自有不一样的承载，一概而论是片面而不可取的

　　一些在电视镜头前受访的唱红歌者曰:“唱红歌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振奋我们的精神”，还有人说“我们就是唱着红歌长大的，我们对红歌有着特殊的感情”。——此话似乎不错，但笔者觉得一律如此说就不大符合实际了。为什么?因为被称为“红歌”的那些歌，有些承载的未必是革命精神，其中有一些恰恰承载着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对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正是这个东西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严重曲折、倒退和灾难，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每个人的感受必然因其历史感悟和思想深度的不同而不同，所谓读莎士比亚“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表述。我们能说老外歪带着帽子扭着屁股一边唱“映山红”一遍念叨着RUP，你能说他的感受和我国五六十岁的人唱这首歌的感受相同?恐怕风马牛不相及。比如，上世纪大跃进前后出生的人，今天也五十好几了,甚至已经当“爷爷”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与1949年前后出生的人相比，对“红歌”的感受乃至对文革的记忆也是未必清晰的，因为他们只要不是历史研究者或爱好历史或特别爱思考的人，对于自己在一两岁乃至七八岁时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大饥荒和十年文革基本是没有多少理解性记忆的;按常识，一般来说，一个人对社会生活真正的理解性记忆当始于十二三岁左右。因此，对某些“红歌”的感受，在广大人群中必然也是各不相同的。一概说“红歌”能够振奋人民的“革命精神”，那是以偏概全的自说自话，随意代表了“人民”的全部。固然，某些“红歌”确能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振奋，因为它确实承载着真理，承载着人民纯真的理想，比如《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毕业歌》《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英雄赞歌》甚至钢琴协奏曲《黄河》等等等等，至今笔者每次听或唱它们仍有这样的感受;而对某些“红歌”,在笔者看来,它所承载的内容和客观上起的作用是应当有所甄别的。

　　不想说别人，仅以笔者自身来说，某些所谓“红歌”在生命的年轮里积淀的是痛苦和屈辱的回忆以及审视性反思。

　　三、不能不说的某些“红歌”和某些“唱红”场面带来的联想

　　人的大脑真是个无法驾驭的讨厌的东西，笔者只能实话实说——当看到重庆“中华红歌会”上的“红海洋”，有些人也许觉得振奋、满足，但笔者却无法不想到40年前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广场上狂热的“红海洋”，心底里不禁然冒出三个字：“又来了?”;例如，唱起“样板戏”中的那些本身并无大错的歌，却无法不让人们忆及“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文化专制的年代;再例如听到重庆“唱红”有人唱《北京的金山上》，特殊经历却使笔者想到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南京知青任毅因写了首《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反革命，是许世友大笔一挥改判了10年徒刑，任毅才捡回一条小命——因为笔者当年正是在给学生排练《在北京的金山上》这个节目时听到了这个消息的，当时目瞪口呆了半晌——这就是奇特联想的原因(点击链接);当看到、听到在红歌会开幕式上，领导人讲话前后，全场整齐开始整齐结束的几秒钟明显按要求经过排练的“欢呼”声，笔者无法不联想到文革中广场上的“山呼”之声，想到“忠字舞”;……尽管未必与文革性质相同，但为何如此相似乃尔?几近形神兼备，令人恍若隔世?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旋律确实优美深情，而歌词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功绩比天高，你的恩情比海深，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是有功的,我们也毫不否认作者在毛泽东去世时创作这首歌是真情实感的表达，然而这能说明什么呢?当年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场上无数红卫兵难道不也是热泪盈眶吗?——“你的革命路线”无疑是包括当时文革路线以及此前一些已经有定评的错误路线和决策的，难道还应当高唱着它让它“永远指航程”?为什么今天还要唱这样明显产生于个人崇拜时期且反映极其错误的个人崇拜思想的歌呢?今天的“唱红”者也许未必会想到这么多，然而它是客观存在——我们主推“唱红”的领导们难道也不应当思考这些问题?难道这也是“先进文化的方向”或“科学发展观”?诚如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跳一跳“忠字舞”高呼“敬祝***万寿无疆”呢?我们究竟想让“唱红”起到振奋革命精神、激励上进的作用还是想让人们在“唱红”中不知不觉地重新接受已经被否定和丢弃的个人崇拜呢?这难道不应当警惕吗?

　　重庆电视台有个“天天红歌会”节目，居然听到了毛泽东语录歌，据说重庆还曾有万人齐唱语录歌的事——久违了!毛泽东语录，大多不错，有的相当不错，富含哲理。但别忘了，将领袖语录谱写成歌来唱、来跳舞，且亿万人这样做，这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创举”，是典型个人迷信的产物，是林彪篡党夺权的工具，且极易使人断章取义片面曲解毛泽东思想，所以毛泽东文集照发行，而《毛主席语录》不再发行，成了“文物”市场上的东西，那么为何“语录歌”可以在重庆再次唱响?这是在造的什么“势”呢?会把人们的感觉引向何方呢?每当听到这样的旋律和内容，共和国的同龄人想到的仅仅是毛泽东那些语录的内容吗?

　　四、从某些“红歌”的产生看我们当今的主政者应当怎样做

　　为了弘扬真正革命的奋斗精神，主政者适当引导群众(而非下文件主推)唱一些历史好歌未尝不可，群众真正自发地唱则更是理想状态。但主导者必须明确要宣扬的是什么。群众可以错唱，而主政者不可错引错导甚至错指挥，把已经费大力气拨乱反正的东西又捡回来。此其一。人为制造“红海洋”和各种形式主义，使人造成某些“又来了”的错觉和不应有的误解则更应当杜绝，此其二。唱歌毕竟是唱歌，基本属于文化的范畴，应当用文化宣传的启发手段，而非政治的、行政的手段来强势推行，大搞“运动”;此外，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把握问题，“度”的把握如何体现着智慧和水平——所谓过犹不及，所谓真理向前多迈进一步即为谬误，皆为此意。否则，如此“运动”般“唱红”“造红”久而久之只能使人产生厌恶。此其三。

　　假设——仅仅是假设——主政者如此大肆主推“唱红”“造红”有强化执政合法性和巩固执政地位目的的话，那么笔者不禁要说，我们是不是应当思考一下：建国初期没有“唱红”运动，更没有那么大财力、那么多时间来组织，人民群众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汶川地震救灾结束后，在解放军夜里冒雨悄悄撤离时，为什么群众自发地冒着雨打着手电来为解放军送行?那催人泪下的场面使人感到是电视剧中才会看到的。适当引导唱唱有激励作用的好歌未尝不可，但为政者应当把力气更多地用在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努力反腐、反特权、强化落实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上，多多用在“接访”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上，这应当比“唱红”“造红”更有意义，因为这将更有益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拥护，与执政者没有了疏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自然也会更加巩固。那时，“红歌”大约会从老百姓心中、口中迸发和流淌出来，而不是重复着多年前父辈或爷爷辈们唱过的“红歌”其实并未必明了自己所唱的确切意思。从心里唱出的歌、表达真情实感和真理的作品才是最富感染力的和经久不衰的，它们无须推崇而永远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中，《黄河大合唱》钢琴曲《黄河》《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等应该是经典例证之一。□

　　201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