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 晚年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 [复制链

  .pcb{margin-right:0}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10年的陈伯达。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他那时已进入晚年。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一段特殊的生活。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此时，邓小平和胡耀邦了解到当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后继者也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保持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8月，陈就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如何对待林彪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他们过去有战功，虽然犯了罪，但与“四人帮”不一样，应当给以很好的生活待遇。中央采纳这个意见。而且对陈伯达还要宽大一些。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多次采访陈，在他写的《陈伯达传》中，对陈出狱后的情况作了记述：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的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家的隔壁住着公安人员（实际上是陈伯达的警卫，兼替他做些杂务）。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书。许多书是他让儿子买的新书。读书看报是陈的乐趣所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他与邻居关系很好，如果陈的儿子不在家，没有去取报纸，他的邻居就把报纸带上楼来，插在他家的门把手上。

    他的小孙子常到他的房间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有马列著作，毛的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文选，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本草纲目》、《诗经》、《易经》。此外，他还研读西方一些学者的新著，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

    他每日读书，也写点东西，晚年生活平静，儿子随和，儿媳妇贤慧，待他很好。他居住的地方十分宁静，除楼内居住的一个歌唱家的女高音偶而飘过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生活。陈住到这里后，几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他还向来拜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叶永烈赠过字。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但工作人员总是为他想到很多事情，预先为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常来给陈伯达检查身体，一有小病，就及时给他治疗。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给陈举行获释仪式。当时陈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这位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他还让陈伯达讲了话。之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照样过平静的生活，并且指定陈伯达为某个单位的人，由该单位负责照顾他。此后，逢年过节，单位都派人来看望陈伯达，每次都带来一些礼物（以上内容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一个自由而平静地生活的老人了。获释那年，他88岁。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生活方面是有保障的。中央给他安排较好的生活条件，加上他的儿子一家与他一起生活，大小事情都由他儿子、儿媳妇来办，中央安排的专门联系和照顾陈的单位，也经常派人去看望他，帮助他办一些事情。所以，陈生活得很是平静。

    陈伯达除受到上述照顾之外，中央有关部门经常派人去征求陈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一向生活俭朴，在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更多要求。他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读书，二是吃水果。陈保外就医后，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这笔生活费数目不小。但陈总爱买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他很愿意买。买的书多，花费自然就大。陈伯达每月的生活费几乎全部用来买书，有时还不够用。

    当生活费不够用时，他就让他儿子买。他的吃和穿很简单，但要满足他的另一个嗜好----吃水果，就很难了。陈吃水果吃得很多。这个习惯他早就有。每天，他早、中、晚都要吃一些水果，别的时间里有时也要吃一些。买书的花销太大，吃水果的开支就没有了。有时干脆吃不上水果。尽管中央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总是说没有任何要求。后来征求意见的次数多了，他才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一点吃水果的钱。中央当即同意在他的生活费之外，另给他200元钱，供他买水果。这是晚年陈伯达提的惟一一个要求。

    研究与写作

    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后，中央除对陈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

    于是，胡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谈一谈中央的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的意见。几天后，邓和几个人一起约陈，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吃过早饭后便开始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

    陈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8开大纸印，有的用16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作参考。

    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潜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他拿这个报告稿，在中国科学院给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很受欢迎。毛当时也对陈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

    陈伯达能在1958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20世纪80年代初，当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

    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

    在让陈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不该让陈伯达这样的人做研究工作，更不该把他的所谓研究成果印发给中央领导作参考。意见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一时忘记是他布置让陈做研究的，就责问起邓力群来。邓觉得事关重大，就把胡交待他办这件事时的谈话原始记录找出来，又找到当时和他一起与陈谈话的在场人证明此事，才算搞清楚。说明此事的材料送到胡那里，胡才想起，是他建议让陈搞这些研究工作的。指责者也不作声了，陈的研究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下去。

    《求知难》中的自省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鼓吹“天才论”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说：毛主席确实是个天才，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除了理论、政治等方面外，在军事、书法、诗词等很多方面，毛主席都有天才的创造。

    他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主席发现了我，把我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30多年。

    他还说毛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提拔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30多年中，毛给他以很大教育；是毛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文章；是毛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的帮助下，他才有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

    他把自己当作毛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和周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有性命了。

    陈伯达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自己的教训。他经常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的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陈当时的心境。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读书》杂志的编辑们都知道陈的这个笔名，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求知难》。这篇文章，是陈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陈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所总结的人生求知有“六难”。

    一难，就是求知者的苦难多。陈有感于有志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所受的苦难之多，写道：“《西游记》所写的，就是唐僧灾难的簿子。”《西游记》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都记载了他去印度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故有八十一难。”实际上，毛多次说过，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难，才能成大器。陈借读《西游记》，将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人要求知，遭受的苦难必然要多，但求知的人却仍要去求。

    二难，就是求知者要吃苦。吃苦，当然是一件难事。文中借述《西游记》中的事，来表达他已经感悟到：求知者必吃大苦，要吃得起苦。

    三难，就是求知者自我反省难。陈在文中没有借用唐僧自我反省之例，而是借用孙悟空自我反省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孙悟空回花果山之后，八戒回来请孙悟空，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孙悟空在回来时，在走过东洋大海时，他“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说：'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孙悟空能下海净身，自我反省，才能生出许多本事，才能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最终成为齐天大圣、“斗战胜佛”。

    四难，就是求知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陈写道：“人类经历无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到一起。”他还在文中举例子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可见求知是长时间的事情。求知者要能够熬过这样的长时间，要经受此难。

    五难，就是求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陈认为，求知的过程，要走很多弯路，这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走了弯路，求的结果，又可能背离了自己原来的目的，这也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求知者得到的知，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而片面的知，不全的知，不是求知者所追求的，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六难，就是求知者实践难。陈写道：“'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

    从陈的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进行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愿意改过自新，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求知者。

    1989年9月，陈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陈病故的消息。陈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遗体被安放在按照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只有40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