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花旗集团:新春走笔话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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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璞
《 人民日报 》（ 2011年02月04日 04 版）
一
2009年春天来了，我病倒了。一病两年，九次住院，幸而每次都从前门出。想想也该病一场。打了“西征”这样一场大仗，在尘灰中打捞起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纵然只能做到一星半点，也要费大精神，人还能剩多少力气。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
这两年对我也不是空白，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四季流光》（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红豆》（花城出版社）；两本散文集：《二十四番花信》（江苏文艺出版社），《旧事与新说》（新星出版社）。虽都是旧作，总算有人读。并作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的长篇访谈（《社会科学论坛》），写了有关短文。《红楼梦》永远是一个趣味盎然又较轻松的题目。因为身体不好，未能接受媒体的很好的建议，谈一谈《西征记》。我想，书中人物应该会吸引他们自己的朋友。
2010年春，清华大学校庆，图书馆征集手稿。我捐赠了两件：父亲的文章《梨洲〈明夷待访录〉之根本精神》共30页，毛笔书写，满纸秀气；我的三篇散文，共22页，用钢笔写的，现在再也写不出了。这样，手稿们除了国家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之外，又有了一处栖身之地。11月下旬，清华大学国学院及人文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哲学会等单位为纪念冯友兰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我应邀出席了首次会议，但未能终场。我的发言由国学院院长陈来代读，后刊于11月29日《文汇报》。
又是一年春了，韩国将出版我的散文集《云在青天水在瓶》。《上海文学》将刊出我的短篇小说新作《真假琥珀手串》。写这个短篇可算是“热身活动”吧。
二
2001年春，《冬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9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2004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2005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最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1943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1988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代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冬藏记》成书在酷暑。《西征记》完成全貌是在2008年夏天，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法。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于最初的枯槁而言），成为《西征记》。时为2008年12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 “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三
又是两年过去，我一直在《北归记》的创作中。非常感谢读者、评论家和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我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若能有一点作用，我便心安。
《西征记》出版已近两年了，常听见人打听《北归记》的消息，“我们等着，”他们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更温暖的鼓励呢。我要写的，只是以我久病之身，又届耄耋之年，未来的生命之路，能否承载“北归”的全程，实难预料。我会尽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2011年1月21日，大寒后一日
《 人民日报 》（ 2011年02月04日 04 版）
一
2009年春天来了，我病倒了。一病两年，九次住院，幸而每次都从前门出。想想也该病一场。打了“西征”这样一场大仗，在尘灰中打捞起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纵然只能做到一星半点，也要费大精神，人还能剩多少力气。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
这两年对我也不是空白，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四季流光》（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红豆》（花城出版社）；两本散文集：《二十四番花信》（江苏文艺出版社），《旧事与新说》（新星出版社）。虽都是旧作，总算有人读。并作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的长篇访谈（《社会科学论坛》），写了有关短文。《红楼梦》永远是一个趣味盎然又较轻松的题目。因为身体不好，未能接受媒体的很好的建议，谈一谈《西征记》。我想，书中人物应该会吸引他们自己的朋友。
2010年春，清华大学校庆，图书馆征集手稿。我捐赠了两件：父亲的文章《梨洲〈明夷待访录〉之根本精神》共30页，毛笔书写，满纸秀气；我的三篇散文，共22页，用钢笔写的，现在再也写不出了。这样，手稿们除了国家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之外，又有了一处栖身之地。11月下旬，清华大学国学院及人文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哲学会等单位为纪念冯友兰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我应邀出席了首次会议，但未能终场。我的发言由国学院院长陈来代读，后刊于11月29日《文汇报》。
又是一年春了，韩国将出版我的散文集《云在青天水在瓶》。《上海文学》将刊出我的短篇小说新作《真假琥珀手串》。写这个短篇可算是“热身活动”吧。
二
2001年春，《冬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9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2004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2005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最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1943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1988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代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冬藏记》成书在酷暑。《西征记》完成全貌是在2008年夏天，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法。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于最初的枯槁而言），成为《西征记》。时为2008年12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 “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三
又是两年过去，我一直在《北归记》的创作中。非常感谢读者、评论家和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我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若能有一点作用，我便心安。
《西征记》出版已近两年了，常听见人打听《北归记》的消息，“我们等着，”他们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更温暖的鼓励呢。我要写的，只是以我久病之身，又届耄耋之年，未来的生命之路，能否承载“北归”的全程，实难预料。我会尽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2011年1月21日，大寒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