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之炼金术师真人版:康生为叛徒情妇制造冤案

康生为叛徒情妇制造冤案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09-10-27 09:03


作者：岩石


在整人害人大王麾下，整人专家如蝇逐臭，比比皆是。江青、林彪、陈伯达、张春桥、谢富治、姚文元、王洪文、戚本禹……个个身手非凡。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当数白骨精和一代大奸——康生二人。

康生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使千千万万共产党的先驱者被整，以至被砍头被砸死被活埋。建国以后又整了千千万万党内党外的干部群众，双手沾满了鲜血！

《科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整人专家——康生》。文章记述了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因其内妹苏枚自杀，大整无辜的情况。

苏枚，原名曹文敏，其实也是康生的“二奶”。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在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工作时，被捕变节，出卖了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谓罪大恶极，后来又由康生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揪叛徒”群众运动中，毕竟心中有鬼，惴惴不安，于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服药自杀。

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结论是导眠能中毒——即服用安眠片自杀。可是，康生夫妇拒不接受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硬说苏枚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调查对象是中央政法干校（苏枚工作单位）和北京医院的工作人员。1967年底，康生亲自指使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李震（公安部副部长）下令捕人。被捕的人中有石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住在苏枚楼下），闻伯俊（干校卫生科科长）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黑组织调查”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有人检举揭发他私下到辽阳东北民警干校，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

逮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说明：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没有根据，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没有查对核实。但李震却一改原来不了了之的态度，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并另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所谓嫌疑人严刑逼供。康生、曹轶欧利用中央政法干校归属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大”，把“石磊专案”交给当时由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曹负责。康生、曹轶欧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案件进行情况，“作战方案”，以及专案人员的变动，受审人员到医院看病等，都要向康生和曹轶欧汇报，经他们批准。用“专案组”负责人的话说：“（专案组）是在康老关怀下，由曹大姐抓的”。

“专案组”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谷敏是西城区月坛办事处的干部，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把她抓到政法干校院内，私设公堂，单独关押了6年。闻伯俊的妻子吴群是个家庭妇女，不分青红皂白，也被逮捕入狱。1968年4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

北京医院的内科女医生顾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她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亡。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顾惜春以有“严重问题”，被捕入狱。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专案组”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杀”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到批斗和迫害。

1969年9月，在刑讯逼供下，从一个受审人员的口里逼出了一套所谓的石磊、闻伯俊、宋公田3人“谋害集团”的假口供。但供后的第二天，这个受审人员就一再翻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向康生、曹轶欧邀功报喜，一面在狱中将这个受审人员反铐双手，戴上16公斤重的脚镣，以致终身残废。曹铁欧欣赏逼出的假口供，特意写信给赵登程“并苏枚专案组的同志们，军代表们”，说 “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致以亲切的同志式的敬意。”

但是，康生和曹轶欧还是很不满意。李震和赵登程为此批评“专案组右倾”，“不如造反派有阶级感情”。责备他们“只查历史，不审现行，仗越打越远”。只要谁对“谋杀”有丝毫怀疑，就被指责为政治上的动摇，是犯罪，“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于是“专案组”也就又搞起车轮战来，1969年10月，经过连续三天四夜的逼供，又在另一个人身上逼出一套假口供。赵登程立即给曹轶欧写信报功，信中说：“此案领导小组抓得很紧，完全按康老的指示摆在议事日程前头。”“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现满怀信心，乘胜前进”。赵登程还总结出“逼供信”的四条“经验”：“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没有证据怎么办，要从犯人嘴里掏；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出战果；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 。这些所谓“经验”还于1968年11月在“中央专案三办”的“活学活用”会上介绍推广。曹轶欧对“专案组”刑讯逼供、以假作真的行径极为赞赏，又写信，又送“语录”，一再表扬是“高举”、“活学活用”。在康、曹的鼓励下，刑讯逼供愈演愈烈。石磊是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关押了7年，受尽了种种酷刑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赵登程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谋害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

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99人。其中被捕押在监狱的9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23人，逼死2人，逼疯3人，整成终身残废的1人。

重权在握的康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横行无忌，滥整无辜——此案也是为了叛徒整好人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