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治疗的幻化:钱江：胡耀邦为张闻天冤案平反

  　　2000年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包含张闻天研究最新成果的《张闻天年谱》出版了。这部年谱截止于张闻天的逝世，对张闻天冤案的平反过程没有详细述及。
　　从保存张闻天手稿做起
　　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夫人刘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见证人。作为张闻天的伴侣，即使在张闻天蒙冤的日子里，她就坚信张闻天晚年的遭遇是一个冤案，是早晚要平反的。
　　1969年10月26日，张闻天、刘英夫妇离开北京，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张闻天化名“张普”，生活了6年。用刘英的话来说：“肇庆6年，闻天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段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在肇庆，张闻天以仅有0.2的视力，艰辛写作，总共写下10多万字的文章和笔记。
　　写作时，张闻天保持着警惕，桌上总是放几本“毛选”，他也确实经常对照“毛选”中的文章，沉思不已。他写稿时，字迹非常潦草，不易辨认。当时张闻天身边新调来的警卫员和其他监护人员每天都要向自己的负责人汇报，可是他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对张闻天写作的具体内容是不清楚的，所以通常都汇报说，张闻天在认真地学习“毛选”。
　　张闻天在写什么，刘英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看到张闻天在手稿中指出历史上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针对性地提出党内生活也要民主，刘英就感到很担心，怕再出问题，因为这时张闻天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经不起折腾了。
　　然而张闻天说，不写不行呀，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不写出来是不行的。“写出来发表看来不行，那就藏之深山。如果有机会让我讲讲更好，看来是不可能了。”张闻天从来不怀疑在逆境中的自己掌握着真理，认为他在这种困难境遇中写下的文稿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闻天的境遇有所改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积极。
　　对张闻天的观点，刘英完全同意。她意识到张闻天的肇庆文稿是宝贵的，不能散失。为此，她招来了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由他抄录了张闻天的两篇重要文稿，压在荔枝下悄悄地带回了上海。
　　而张闻天的大量文稿，是他和刘英一起保存的。张闻天始终在写作，并对以前的手稿不时加以修改。
　　1974年，是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大刀阔斧扭转局面的一年。这年夏天，刘英的弟弟、原冶金部副部长刘彬的冤案平反。7月，为参加弟弟的追悼会，刘英从肇庆来到了北京， 入住冶金部招待所。事后，她还想在北京多住些时候。这时，刘英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就住在老战友、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家里。
　　有一天，王震前来看望老战友之妻陈琮英，意外地看到了老熟人刘英。20世纪20年代，刘英在湖南总工会工作时就认识了王震，后来，张闻天也和王震熟悉了起来。王震很自然地向刘英打听张闻天的情况。
　　刘英向王震介绍了张闻天的近况，王震对刘英多有鼓励，并请刘英转告张闻天，可以给毛泽东主席写封信，由他来转交。
　　刘英回到肇庆，转述了王震的意见。张闻天于1974年10月18日致信毛泽东，请王震转交。
　　张闻天在信中要求迁回北京居住
　　这时毛泽东正居住在长沙，眼疾甚剧，已经不能视物，信是由秘书读给他听的。毛泽东不愿意让张闻天回到北京，授意张玉凤签批了意见：“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另换一地方居住。”
　　张闻天想回故乡上海，又不获准。最后他决定到临近上海的无锡。这已经是1975年8月的事了。
　　张闻天一生的最后一年在无锡度过，他于1976年7月1日晚病逝。
　　将张闻天的手稿交给王震
　　张闻天辞世的时候，刘英也已经71岁了。悲哀和愤懑充塞胸膛，刘英不禁痛哭失声，一时昏厥过去。从痛苦中醒来，刘英对未来的希望从未这样的坚定不移：要为张闻天最后的平反而努力。为了这一天，她充满信心地生活。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了，当时住在无锡的刘英立即提出要到北京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没有等什么人批准，刘英就自己回到北京，又到陈琮英家里住下来。这次到北京，刘英把张闻天的全部手稿都带在身边，惟恐有什么闪失。到北京以后，刘英找到中组部，要求瞻仰遗容，却没有得到批准。她要见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郭推辞不见。刘英立即致信叶剑英元帅，提出要求。叶剑英马上同意了刘英的请求。
　　在陈琮英家里，刘英又一次见到了王震，向他讲述了张闻天最后的日子。最后刘英向王震表示，张闻天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不少文稿，她认为是有价值的，但又是有风险的，现在怎么办？
　　王震听了，马上表示，闻天同志写的东西是宝贵的，可不能烧掉。你要是觉得危险，就拿来交给我吧。刘英说，那会不会牵累你啊？王震说，不要紧，现在我当副总理了，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听王震这么一说，出于对老战友的信任，刘英将自己从无锡带出来的张闻天文稿，全部交给了王震。就这样，王震成了张闻天文稿的主要保存者。很快，“四人帮”垮台了，无锡方面的“看护”马上松弛了，刘英干脆就在北京住了下来。
　　新任组织部长的关心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刘英闻讯十分高兴。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她和胡耀邦就在一起工作，当时刘英是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胡耀邦比她小10岁，担任少年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1934年春，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和刘英一起工作。
　　长征结束后，胡耀邦的职务提升了，刘英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担任宣传部长。这时刘英刚刚和张闻天结婚，过着战时的“星期六夫妻”生活，即只有星期六晚间她才到张闻天的住处和他团聚。
　　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驻团中央的党代表，有时要听取团中央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有时是参加团中央常委会议，有时是他自己到团中央的驻地来，也利用这个机会看看新婚的妻子刘英。由于这层关系，张闻天很快熟悉了刘英的战友，其中就包括年轻的胡耀邦。
　　1936年1月，胡耀邦进入抗大学习，后来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到了华北战场。胡耀邦进抗大以后，和张闻天、刘英很少见面了，但是彼此的友谊始终保持着。
　　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长的任命还没有宣布，刘英就听说了这个消息。12月9日，刘英给胡耀邦写信，向胡耀邦表示祝贺说，我们这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家了，现在你当了 组织部长，我们又有家了，我很高兴，祝贺你！你要注意任用好干部。
　　刘英在信中提到了张闻天的问题，说，张闻天生前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组织上给他作出政治结论，这是他多次提到和死不瞑目的。希望你能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
　　胡耀邦是12月15日到中组部上任的。他很快就看到了刘英的信。1978年1月，他就拜见了刘英，刘英表示，张闻天在肇庆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应该出版，这一要求得到了耀邦同志的肯定答复。
　　胡耀邦来后的第二天，刘英就向中组部写了专门的报告。胡耀邦接信后立即派老干部局副局长专程到无锡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胡耀邦在刘英的报告上批复，同意刘英的要求，并将这个意见报送汪东兴。
　　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没有批准胡耀邦的意见，而是在报告上批复：“不必迁动了。”
　　张闻天问题平反的步骤在这里卡住了。胡耀邦派人请来了刘英，请她看了汪东兴的批示。胡耀邦说，你看，他已经这样批了，那就暂时不动，以后再办吧。但是，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而且不会等得很长了。
　　就在这一年，胡耀邦组织专人，对“文革”中的大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11月3日，中组部完成了调查报告，指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是一桩牵涉极广的冤案。张闻天正是这一冤案的一大受害者。
　　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张闻天的问题
　　还不到一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要解决6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六十一人案”。陈云说：“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陈云的第四条意见是关于彭德怀冤案平反的。他说：“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闻天冤案与“六十一人叛徒案”和彭德怀冤案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冤案如果昭雪，张闻天的冤案也可大白于天下了。
　　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上将，在东北组发言，明确地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应该把叛徒的结论改过来。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是北方局经中央批准要他们出来的。”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
　　与会者的强烈要求推动了事态的发展。11月25日，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宣布：确认“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彭德怀的问题，他“曾经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做过重大贡献。”“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这两个冤案的初步平反，就为张闻天冤案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张闻天追悼会的举行。刘英很快得知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六十一人案”和“彭德怀案”翻案的消息。她于12月9日再次致信胡耀邦，请他将刘英要求为张闻天作出“结论”的报告呈递中央各位主席。
　　胡耀邦马上这样做了。陈云批示：“我认为完全应该。”并批转其他四位主席和副主席。随后，胡耀邦组织起草了为张闻天平反昭雪的报告，并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当年12月底，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胡耀邦派人通知刘英，将为张闻天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79年5月23日，张闻天的骨灰由无锡迁回北京。
　　胡耀邦主持举行追悼会的事情，并委托胡乔木、邓力群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
　　胡乔木对悼词作了修改，增写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后“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
　　中共中央举行的张闻天追悼会，于1979年8月25日召开，安排张闻天的亲属到京参加。陈云提前来到会场察看，会见刘英，并告之将由他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追悼会上，站在张闻天的遗像一侧，刘英听着邓小平所致悼词，一时思绪翻腾。她想到： 张闻天投身革命近60年，蒙冤受屈整整20年，今日终于昭雪了。想到这里，刘英心中不由得转悲为喜。
　　张闻天著作的出版
　　张闻天追悼会后，刘英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张闻天遗稿的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闻天的老部下们就着手收集张闻天的文稿，由王震保存的张闻天肇庆手稿也重见天日。1979年10月27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出报告：“同意人民出版社关于编辑出版《张闻天文集》的意见。”11月7日，负责出版事务的朱穆之在这个报告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请邓力群转报胡耀邦、胡乔木。
　　胡耀邦雷厉风行，次日即批复：“可先行编辑，完成后发排时再找些同志看看，最后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时代浪潮推动下，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和传记组，使张闻天研究逐步地开展起来。而刘英，始终是张闻天研究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她将张闻天研究作为自己晚年不倦的追求。
　　到2000年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已经在祖国大陆出版的张闻天各种文集、年谱、传记等有关著作已有51本。而刘英本人，以95岁高龄，精神矍铄地参加了张闻天诞辰百年纪念的多项活动。她感到宽慰：“作为闻天的同代伴侣，我能以这样的年龄参加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是非常难得的。相信到下一个百年，人们回溯历史，还会提到张闻天的名字。那将是新一代人的使命了。”
　　原文发表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来源:《纵横》2001年第2期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610112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