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归来人员，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

　　根据局势发展，中央组织部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对新疆监狱归来人员，一律不作个人结论，只作集体结论。理由是：一、他们是由党中央设法营救，集体返回延安的，属于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二、他们冲破千难万险回到延安，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心向着党，向着革命；三、他们在狱中一直有党组织领导，统一行动，受到组织纪律约束；四、大规模内战已经开始，前方后方都急需干部，大家都要尽快走上战斗岗位，形势不允许再作个人结论。

　　为慎重起见，中央组织部还派副部长安子文和干部处处长廖志高等到中央党校代表中共中央当众宣布：“新疆回来的同志，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党籍在狱中依然保留，并计算党龄。”

　　新疆归来的航空队，是受过多年航空技术训练的宝贵人才。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和刚刚起义飞到延安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等人，一道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

　　航空队临行前，朱德和康生等领导特地到中央党校为他们送行。朱德亲切地对大家说：“本来想让你们再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为了准备打仗，需要你们迅速到东北去建立一支航空部队，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９月２０日，航空队启程，经过西北、华北解放区，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辗转千里，直到１９４７年初，才胜利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他们在那里创建了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高登榜等人，则留在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马明方任西北局副书记，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张子意一直在中央宣传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先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他和高登榜均分配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随中央机关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纯回江西工作，曾任省长和省委书记。高登榜则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吉合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多年，熟悉军事业务，精通俄语。党中央原计划留他在延安总部工作，后因前方急需军事指挥员，他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曾任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１９５０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四年后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

　　据统计，这些新疆归来人员，“文革”前在地方担任省长、省委书记，在中央机关任部长，以及在军队担任军长、司令员者计２０人左右。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空军部队，如沈阳、北京、武汉、兰州、广州、福州等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大都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成员。

　　康生翻脸不认人，秦化龙、吉合遭噩运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新疆归来人员的大劫难。

　　每回忆起此事，劫后余生的秦化龙、吉合及他们的家人，总感到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因为在新疆归来人员中，他们两家同康生夫妇的关系最为密切。

　　１９３６年，秦化龙的妻子韩福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共青团员，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从事情报联络工作。当年，她千里迢迢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正是康生接待了她。登记名单时，康生告诉她，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一律不用原名，必须隐姓埋名，并为她取名“小云”。从此，韩福英就以小云为名，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东方大学同一个班里学习，朝夕相处，接受训练。秦化龙也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认识康生夫妇的，由于双方交往较多，友谊逐渐加深。１９６４年，秦化龙从上海警备区调到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代主任后，因工作关系，与康生也时有来往。“文革”初期，秦化龙担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中央开会时，他们也常见面。然而在１９６７年秋，康生在一次红卫兵大会上，却同江青一起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他是新疆叛徒和‘五一六’黑后台”，并下令将秦化龙等关入秦城监狱。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连续审讯中，因疲劳过度，悲愤交加突发脑溢血，昏倒地上。专案组也不及时救治，从此，秦化龙落下了残疾。

　　吉合和康生的交往，比秦化龙夫妇与康生的交往还要早。吉合原名田德修，１９２５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取名吉合诺夫，曾在莫斯科军事院校和刘伯承同学，后到高级步兵学校中国班担任分队长。他是１９３５年在共产国际总部认识康生的，两人常在总部看文件、找资料。吉合留苏时间长，活动能力强，熟悉人员多，精通俄语，被誉为“苏联通”。康生为了拉拢吉合，影响留苏学生拥护王明当领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和吉合套近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康生政治上不得志，只担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情绪低落。他或是在青岛、杭州装病住院休养；或是赋闲在家写字作画，玩赏文物字画，雕刻图章。有一次，康生突然心血来潮，特地挑选了两枚优质玉石，亲笔书写，亲自动手雕刻，为吉合夫妇精心制作了一对阴阳（凹凸）印章，馈赠他们，以示友好。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和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干部，相互勾结，在全国掀起“揪叛徒”的恶浪，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作的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更不顾及同志情、战友情，完全否定了当年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同志作出的历史结论。吉合也是难逃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