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开业宣传礼品:新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始末

核心提示：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列举了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 作者：何立波 原题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平反始末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它曾经轰动国内并震动世界，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许多无辜的领导干部蒙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白之冤。而此案的平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康生一手策划假案成铁案

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呢？1931年前后，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共产党员，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被国民党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1936年，他们的刑期已满，但需要履行一个手续，才能出狱。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建议让他们履行手续出狱。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致电党中央。张闻天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商量后同意了北方局的建议，并由张闻天回电。狱中这些同志经过再三商议，同意了党中央的出狱指示，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分九批出狱。

1943年3月在延安，薄一波向毛泽东谈起了此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柯庆施见到薄一波后说：“让你们办出狱手续，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才通知你们。你们这些‘诸葛亮’，非要三请才肯出来。”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刘少奇再次澄清：“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这说明，这件事完全是经过党中央同意后才办理的，不存在“叛徒”问题。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红卫兵提出要揪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中共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给西北局关于造反派要批斗刘澜涛的电报中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也批准了。

但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通过大量的逼供信，在当时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的(1967)96号文件，转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所谓《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诬陷六十一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从此，由康生一伙制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同意，以党中央文件形式确认的铁案。

薄一波惨遭迫害阴霾密布

1967年初，正在广州疗养的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受到康生等人的无情批斗和残酷迫害。他的夫人、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胡明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也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8岁的薄熙来、16岁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监狱。

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后还担任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许多老同志从监狱释放出来。2月9日，中央专案组向薄一波宣布说：“经毛主席批准，解除对你的监护。”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孩子们获准和父亲住在一起。这时薄一波才知道夫人胡明已去世，不禁热泪盈眶。

5月9日，中央专案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找到薄一波，责令他三日内立刻到河南安阳去。薄一波拒绝了：“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专案组不断来人催赶，并且扬言要采取强制措施。但薄一波坚决顶住，绝不受他们的摆弄。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又写信给邓小平，请他呈转毛泽东主席。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他说：“那次出狱的整个经过，都是中央决定的。硬说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然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问题未能得到解决。7月17日，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向薄一波宣布“审查结论”，仍然说：“薄一波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遵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关起来，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他们逼着薄一波在结论上签字，遭到拒绝。

1977年7月，粉碎“四人帮”已经10个月了，但“左”的专案人员仍逼着薄一波搬离北京。薄一波再次拒绝。“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其他人也和薄一波的命运差不多。“文革”前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出狱后还被流放3年。刘澜涛在14个月的时间中被批斗1000多次，夫人刘素菲含冤而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从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个月中，根据李楚离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他就被刑讯揪斗了194次。

由于受“李楚离叛徒”冤案的株连，37位高级干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1604名干部受到审查，唐山地区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务”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万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左”的阴霾仍然盛行，被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唐方雷等许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严密监视着，不得越雷池一步。

当事人上书平反阻力重重

1977年7月，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给中央写信，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假错案。11月11日，孔祥祯，这个于1936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再一次给中央写信，把所有经过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恳切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因为了解这一问题的当事人，只剩他一人了。1977年12月8日，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

12月2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胡耀邦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广泛反响。熟知“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落实政策，又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明康生等人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

然而平反问题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六十一人”问题。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几人(指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第一办公室的人也强调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案件”翻案。

胡耀邦暗中工作获得小平支持

对于汪东兴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多说什么。但他一直在悄悄地操作着“六十一人案件”的平反问题，争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书上批示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好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批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他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978年夏，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们要先去看望薄一波。贾素萍四人首先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向薄一波作调查。见到薄一波后，他们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被人称为“同志”，这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使薄一波非常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长派来的四位同志请到自己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在炎热的夏天，贾素萍等四人在北京到处奔跑。先后找到“六十一人”中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

8月初，贾素萍四人来到赤日炎炎的安徽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监狱关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放出来以后，戴着“叛徒”的帽子被流放到安庆。即使身处逆境，刘澜涛仍然保持着对党的忠诚。他在一首小诗中写道：“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人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

无论往那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坚贞的。见到中组部的同志后，一向理智的刘澜涛不禁老泪纵横。在淮南，安子文受到中组部来的同志的亲切问候与关怀后，像委屈的孩子见到娘一样失声痛哭。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到天津、山东、吉林、陕西调查。他们夜以继日地查阅档案，研究材料，冲破重重阻力，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们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以及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认真回忆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令贾素萍他们震惊的是，这批共产党人在1936年出狱的经过，康生本人不仅早就十分清楚，还在许多场合多次地肯定和赞扬过。1943年，康生在延安对薄一波说：“北方局营救关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贾素萍他们调查访问的大量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的谎言，戳穿了他们栽赃诬陷制造冤案的阴谋。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出台冤案得以洗清

这份调查报告，首先明确提出：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的错案。这件事是1966年8月由康生重新提出来的。调查报告共分7个部分，还有23份附件，对这件事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并提出处理意见：“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列举了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有错必纠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12月25日，华国锋在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说：“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