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钟卫华:我的父亲解士杰----追忆50年前令我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 /解励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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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解士杰
----追忆50年前令我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
解励诚
人到老年突然醒悟，生命是有尽头的，于是赶快行动起来，做想做而几十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的事.这是使我提起笔来的原因 。 我今年已72岁了.50年前那段坎坷的经历，是我永远的痛，一直深埋在心底.岁月流逝，转瞬间已人到老年，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已能从容面对过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这段尘封50年不堪回首的心酸往事，在脑海里挖出来，献给老家亲人们,我姐,弟,家人，以及父亲众多的学生(他们在世的都已七八十岁，不少也是同父亲几十年患难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让他们知道，我父亲最后那段令人心碎的日子.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纪念生我养我的父亲 。
父亲被划成 ``极右派分子``
1957年在綦江实习留影
回校的当天炎热的下午，我不顾晕车和疲累，急急忙忙赶回家.妈妈见到我，立即哭诉说：``不得了，你爸爸闯大祸了，已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问她，爸爸讲了些什么?妈妈说她也不清楚，只是前些天，市里邀请各高等院校部分老教师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你爸参加了那个座谈会(当时我父亲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系教授，测量实验室主任)回来说，他在会上讲了十几分钟，为了慎重，打了个草稿，稿子还未念完，就被主持人拿去.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建院)第一个揪出来的头号右派分子.为了弄清楚父亲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忐忑不安地走到校园内，看有关揭发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归纳起来有三条，我爸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高等院校，为什么要挂``军管会``的牌子；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年轻娃娃在管理学校``(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外行”和“娃娃``)；共产党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像秦始皇一样``焚书坑儒``.
晚上，疲惫不堪的父亲回到家，当天在教研室被开会批判.他告诉我：``从5月份鸣放到现在，大小批判会已开过无数次了，过两天全院还要开大会批判我.``由于焦虑和恐惧，怕当反革命祸及全家，他已经多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一旦成了反革命，全家将不得安宁.我弟将考大学，我也面临毕业分配，这都是让他担心的事.
我当时也怕，但怕归怕，眼前最担心的是，一旦建院全体师生员工开大会斗争我父亲，他要能站住就好，一旦倒下就完了.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已经60高龄，参加这样的大会她肯定受不了，她要我在开斗争会时站在后面关照父亲，我答应了.
记得是在1957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在校门口附近的大礼堂内，建院师生员工开大会斗争我爸.我去了，悄悄站在后面隐蔽的地方，我反复考虑，如果我爸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因体力不支倒下，我该不该去扶?如果去扶，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和反动父亲站在一起是什么行为?!如果置之不理，见死不救，面对生我养我的父亲，我又于心何忍.我的心痛苦地挣扎着，最后横下决心，决定去扶。我知道后果极其严重，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炎热的天气，激烈的场面，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使我汗流浃背，忐忑不安.令我心悸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是重庆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我校也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大鸣大放中我虽然向党提意见是``和风细雨``，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但我在綦江生产实习时，曾向党支部书记说我父亲是好人，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会不会批判我丧失立场，包庇右派?我站在那里，心神不定，胆战心惊 .
斗争大会上，不断有人上台检举揭发、厉声指责，``打倒右派分子解士杰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只见我父亲胸前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派分子解士杰``的牌子，90度弯腰接受批斗.他同教研室的教师肖师表上台摁着我爸的头，对他大声责骂.我认识此人，他曾是我爸的助教，同事多年，常来我家，我父亲待他不错，过去相处很好.他的揭发批判和过头动作，使我惊愕万分.我想，这么熟悉、这么了解的人，怎么会这样?我心里难过，极力撑着、躲着，怕见熟人惹来是非.好不容挨到斗争会结束，我急忙跑回家烧水、煮稀饭，等我爸回来.我妈终日惊慌失措，精神恍惚，整个垮了，睡在床上起不来.
不久，我爸步履艰难地跨进家门.见到他灰头土脸，身上挂着牌子，极度疲惫的样子，心里很难受，急忙帮他解下身上的牌子,让他躺在床上休息.
另一次大会是斗争两个大右派，也是那个炎热的夏天，也是在进校门右边的大礼堂，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批斗的对象是我爸和鲁承宗.鲁承宗在大鸣大放中说了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是我爸的同事，比较年轻，当时大约40多岁.听我母亲说他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且有5个孩子，都很小，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鲁承宗解放初期在四川南充工作时，和当时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曾有一段机缘，得到胡耀邦的赏识和重用，对当时南充的建设有过较大的贡献.批斗会上，有人发言说他和我爸互相吹捧，鲁说解``德高望重``，解说鲁``年轻有为”，他俩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唱一和向党猖狂进攻``，对他们的反动思想要批倒批臭。声讨和批斗很激烈，上台发言的人很多，我仍站在会场角落里，心已麻木.没等散会，我就急忙回家.
不一会，父亲失魂落魄地迈着蹒跚脚步回来，连日来被批斗精神极度紧张的他，明显的消瘦了，身体支持不住，吃碗稀饭后就躺下了. 我吃完晚饭，急忙赶回学校.
第二天，我抽空回家看望父母.面对忧愁的父亲，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幼稚地要他低头认罪，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我爸说，他已多次检讨向党认罪了，但还是不行；在批斗会上，遭到严厉的斥责，有时是拳打足踢.他说：“我真的不知怎样检讨才是对的，我怎么才能过得了这关呢?“说实在话，我也茫然，心慢慢地往下沉.心想，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何处是头啊 !
妈妈哭着对我说，这样下去，年已花甲的父亲，经不起几折腾，恐拖不过了.她要我想办法，一旦家里主要劳动力倒下，后果可想而知.可我又想，我是一个年轻学生，自身还难保，有什么办法可想?!父亲把他历次的检查拿给我看，他为了记住自己说的话，不至头晕了打胡乱说又闯祸，每份检查都小心翼翼留了底稿.当时高校老师中，说过我爸说过的话大有人在.我在报上看了有关反击右派的文章后，冒险帮他修改了检查稿，让它“更深刻”.这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做这件事时既恐惧又矛盾，心里极其不安，幼稚地认为，这是让我爸尽快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
经过两次大张旗鼓地针对我爸的批斗大会后，建院开始了深挖右派的新斗争，就把我爸这只大的``死老虎``放在一边，于是年迈的父亲开始到建筑工地参加重体力劳动.我有一次悄悄到建院附近的建筑工地，看到一辈子教书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父亲，背上背着50公斤的水泥袋，沿独木跳板，抖抖颤颤地爬上二楼架子上，心都紧了.心想，这样下去，恐怕拖不了多久，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站在这里没有任何好处，不但心里不好受，又帮不上忙，被熟人看见还会惹来是非，不如赶快离开，心里还好受些.我的任务只能是尽量抽时间回家帮妈妈料理家务，好让在外面参加繁重劳动的父亲，回家能吃上喝上。沉甸甸的心事，只能藏在心里.我从学校回家，也是偷偷摸摸的.在正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重庆大学同学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痕迹，因为我怕受到批判 .
庆幸我的婚姻没有受到影响
父亲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许多意料中和意想不到的问题将摆在我的面前.有一件事不能回避，那就是我和叶绍宾的关系.他是我大学同班、同组的同学，不知为什么，他正迷恋着我，我们彼此相爱.那时的他，年轻英俊，是甲级优秀生，是重庆大学学生会主席和重庆市学联主席，并作为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全国学生代表会，在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副主席，可谓前途无量.我思忖自己学习成绩一般，相貌平平，家里遭此变故，今后要走的路一定很艰难，被边缘化是免不了的，如他和我联姻，岂不毁了他的大好前程?经过慎重考虑，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约他在校园内民主湖边谈话.我诚恳地对他说：``我父亲已成反党的极右派分子，我们不适合走进婚姻殿堂，你要慎重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说这些话，我心里虽然难过，但对你绝无怨言.``我不愿丝毫勉强他，说这些话尽管不好受，但受良心的驱使，不得不说.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即答覆我说：``你爸说的那些话，由他负责.他是他，你是你，不是你的问题.``他握住我的手安慰我说：``不要东想西想，相信我，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至于今后的前途，我不认为有多大影响.我工作后又报考大学，是想学好技术，工业救国；我喜欢搞技术工作，并不想当官.``停一会又说：``我想，你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影响我今后的工作.``我问他：``你这话可当真?莫后悔哟!``他说：``是真的，不后悔!``至此，我心放下，有了他这份慎重的承诺，我满心欢喜，也增添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1958年在重庆大学
我家原住建院内和平东村18号，是别墅式小洋房，一栋小楼分两家住.上下两层，每家居住面积约120平米，全套九成新的家俱由学院租借，是当时学校的高档住宅.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暂时还住在这里，终于有一天，我带绍宾回家见我的父母.绍宾在重庆大学的名声，我父亲早有所闻，当我向父亲介绍我的男朋友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我爸以他自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身份，不知如何面对他满心喜欢的``大红大紫``的准女婿.他不知绍宾心里对他怎么看，想对绍宾说句欢迎的话，也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他采取回避的办法，对绍宾笑了笑，点点头就转身上楼去了.我妈和绍宾聊了几句，问他有多大了，家里有什么人，都做什么.然后用青花大瓷碗，给绍宾下了一碗面，上面盖了两个荷包蛋，说：``下回来，给你们包饺子.你们来得太突然，没有准备，实在抱歉.``就这样，准女婿第一次走进了丈母娘家.
过了几个月，大概是1958年5月的一天，绍宾陪着一个身材瘦小、眉眼端正，衣着整洁，年纪60左右,满脸喜气的小脚老太太到我家.绍宾背着背篓牵着她，告诉我，这是他的母亲，是特地从涪陵来``会亲家``的.背篓里装着300个鸡蛋和一只母鸡，这就是她送亲家的见面礼了.绍宾三岁丧父，当时36岁的母亲守寡至今，听说儿子交上了女朋友，一定要上来会准亲家.绍宾说，他母亲是城市贫民，不识字，由于经济困难，平时省吃俭用，衣着简朴，这次来会亲家，才穿上这身现做的新衣服.绍宾母亲在我家住了三天，就高高兴兴回涪陵了.由于她不识字，同校内的人没有接触，我们也未告诉她我爸被划为右派分子有多么严重.其间，我爸和她老人家没有说几句话，也没敢说右派之事，父亲在家里的尴尬处境和难受心情可想而知 .
1958年暑期结束了大学生活.人生路漫漫，我们即将走向社会，走向新生活，开始自食其力.绍宾的想法是，不管今后面对怎样的日子，我们始终要在一起，他提出``结婚``.我说，虽然结婚是迟早的事，但我不想是现在，我才22岁，年轻人事业未成，就走入婚姻的围城，似乎早了点.他说：``现在如不结婚，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各奔东西，困难会更大.``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世事难料，应该有准备,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我们决定悄悄登记结婚.当时，我们顾虑因父亲右派问题，怕受到影响和阻拦，没有让几个人知道.
1958年8月1日，我们到重庆市沙坪坝正街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巧的是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人，竟是我的胞弟解励平.他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使我们的结婚证书更加珍贵.我弟1957年在重庆第七中学高中毕业，成绩优秀，又是校足球队员，但因为爸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政审不合格，高考落榜.他升学无望，就申请到重庆市沙坪坝街道办事处参加义务劳动，他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临时安排做文书工作，于是就有了如此的巧遇 .
1958年8月1日<结婚证> 我们结婚登记后，在沙坪坝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当时，正值全国``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大家忙得昏头昏脑、精疲力尽，而且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如果请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估计很多人都不会来，我父亲也不便出面.所以决定不举行仪式，也未通知任何人.妈妈给了我80元人民币(当时每月伙食费为10元)，叫我自己去买几件喜欢的衣服，这是我唯一的“嫁妆“，也是家里给我的最后一笔钱.绍宾是个穷学生，什么也没给我买，但他为我付出了一颗赤诚的心.绍宾因学校工作需要，宣布提前毕业留校工作，调到重庆大学实习工厂任厂长.他在学校新华村教七舍要了一间约十平米的房子，到学校家俱库房借了一张约一米宽的单人床，一张课桌，二张凳子，都是旧的.两人把铺盖、衣物搬在一起，就合成我们的``家``了.那段时间父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常偷偷抽时间回家去看他们.当时运动不断，成天不是``炼钢``，就是政治学习，作为待毕业分配的学生，参加这些活动至关重要，不能缺席，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住在女生宿舍.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毕业分配工作时，号召毕业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话实际上只适用于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同学.后来事实证明，少数当权的人，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出身、成分和个人利害关系，成为分配工作的唯一标准.这些当权的人，尽管成绩一般,表现平平，大多分配到大城市、大机关单位.而一些被认为政治上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通通都``响应号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次毕业分配，毫无公平可言.
估计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虽然我们向领导反映，我和绍宾已正式结婚，希望能分配到一起，或分配到就近的单位工作.但天不如人愿，绍宾早已提前留重庆大学工作，我则被``照顾``到离重庆200公里一穷二白的永川县.在深冬季节，我告别了父母和绍宾，背着铺盖卷去了永川.当时的永川县城比较破旧，没有什么工厂企业.我被分配到待建的永川通用机械厂工地劳动.``大跃进``时建厂，``白手起家``，缺乏规划、资金，工厂建在坟山上.我去时正在迁坟，农民挖开坟包,用火钳捡出尸骨放在箩筐里，然后将箩筐挑到一个大深坑前，将尸骨倒入坑内.每迁一座坟，可获两元人民币的报酬.有的农民图快，一担挑两具尸骨，走在山坡上，高一脚低一脚，免不了掉胳膊掉腿，有时骷髅掉在地上，很吓人.地挖滥了，一下雨，遍地稀泥.在坟间草垄内，雨天会爬出一尺多长的小蛇。每天走路，都要穿过其间，我好害怕 .
工厂没有专门的职工宿舍，我一个单身女人，住在工厂临时搭建的茅草屋内，这里还兼做绘图室.茅屋屋顶和泥糊的篾笆墙之间有间隙，四面透风，冬夜寒风刺骨，身心都被风吹冷了，加上饥饿(此时粮食开始紧张了)，彻夜难眠.最让人害怕的是夜晚出屋上茅厕，没有电灯，在漆黑的土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小心翼翼地摸着走路，有时不小心感觉踢着一块滚动的石头，早上起来一看，竟是一个骷髅脑壳!我好怕好怕，觉得日子难熬 .
我自幼生长在繁华的大都市，家住在著名的文化区重庆市沙坪坝，从6岁就读重庆大学附属小学，南开中学，到22岁重庆大学毕业，一直在花园般的校园内学习和生活，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没想到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的影响，被分配到这种``鬼地方``工作一辈子，使我的生活突然从天上陷入谷底.想到自己16年寒窗苦读，学得并不比别人差，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悲从心来，独自偷偷流泪 !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实在不能控制自己，临时决定摸夜路到火车站(没有路灯，两边是冬水田)，乘了六个小时的火车慢车，星夜赶回重庆大学，向绍宾诉苦.他见我如此落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对我说，困难是暂时的，以后想办法调到一起，共同面对困难.他叫我要坚强，等过新年放假，一定去看我.那时大家都很忙，我来不及回家看父母.第二天，我上街买了工地生活急需的手电筒和长统雨靴，乘夜车赶回工地 .
回来后，厂领导告诉我，不必在工地参加建厂劳动了，现在厂里在当地招了不少民工担任此项工作.我的任务是与一位被划为右派下放的老工程师一起，造计划购置生产所需的基本设备,如车、、刨、钻床和钳工、铸工基本用具等.此外，当时``全民办工厂``，急急忙忙上马，还不知道生产什么产品，所以叫我们选择生产的产品，即选择适合广大农村使用的最基本的农业机械，如水泵、鼓风机、制砖机、小型柴油机等，并决定其型号及技术参数……因为我是该地区第一个本科毕业大学生，被人们寄予厚望，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尊重.后来，厂里又陆续分配来几位中专毕业生.我想，为农村现代化作贡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工作需要我，随着工作的开展，我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
厄运临头 家破人亡
不久，妈妈来信告诉我，父亲因劳动表现好，有悔改表现，仅受降职降薪处分，已从小洋楼迁出，搬入公寓式教工宿舍楼.但倒霉的是，萧师表住在同一单元同层楼的对面，大概是为了专门监督父亲这样安排的。妈妈气不过，见了面就说他是打手.信中还告诉我，爸爸已争取回到教研室工作，现正带领学生在建院内测量实习.有时同师生一起参加战备行军拉练，晚上突然集合急行军10~15公里.
时间已到1959年春，瞎指挥、大跃进搞得全国经济困难，粮食减产，副食品供应奇缺，城市居民口粮定量供应每月只有21斤.我父亲从来食量很大，每顿至少吃六两饭，而现在定量只有二、三两，还差一半.我爸说是参加教学工作，实际上是干体力活，劳动强度大，吃的饭更多.我得知
情况后，心里很不安.我在专县粮食定量还要少两斤，整天都感到饿，只好在当地农民工带领下,抽空到附近农民家的自留地里，悄悄买一些高于市场价格的红薯、南瓜、胡萝卜等，以菜代粮，尽量少吃粮食，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爸 .
1959年5月，我到重庆出差.一天抽空回家，看见父亲在摆弄一个自制的仪器.我问他是什
么，他说这是他搞的科研项目，是自动测试方位的仪器，尚未成功，他想把他赶快完成我听后心里为他难过：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这些?看到他明显衰老浮肿的身影，我心酸地对他说：``算了吧，人家已经把你看成敌人，不稀罕你搞的这个东西，不要费心了，还是好好想想如何能保命吧! ``
我妈妈悄悄告诉我，爸爸身体情况很不好.有次夜里12点钟，学校教职员紧急集合拉练.他年已六旬，老眼昏花，心里发慌，又不敢掉队，急匆匆追赶队伍，在野外行军途中，不慎掉入粪坑内.幸好粪坑里的粪只有半人深，他在同事们的帮助下爬上来，一身满是大粪，臭不可闻.一向爱清洁的父亲，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好心的同事，在附近的农家，要了几盆冷水为他冲洗.父亲回来后，因过度惊吓、劳累，感冒发高烧，卧床不起，生了一场大病.
我弟此时在成都纺织专科学校读书，他来信说颈子前后长了对口疮.这种疮很厉害，死亡率高，但家里情况如此，无法照顾他，无奈只好写信叫他留在学校医务室治疗，这成了父母沉重的心病.妈妈告诉我，父亲经常独自关在书房内抹眼泪.我长这么大，从未见我父亲哭过，听说他哭了，我非常难过.我对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给他们带来了25斤全国粮票(这是我近一个半月的口粮啊 !)，希望参加重体力劳动的父亲，能吃上几顿饱饭.
我从重庆出差回厂后，因厂里技术人员少，事多、任务重，工作忙起来想家少了，感觉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周围的同事逐渐熟悉，心情也好多了.但好景不常，噩耗和厄运又突然从天而降.
1959年7月13日夜12点半，冯明国厂长的小通讯员敲开了我的小茅屋，我从梦中惊醒。他说冯厂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讲.我心里七上八下，心想，半夜三更有什么重要的事，莫不是家里出了事?我立即随通讯员爬上小山头，来到冯厂长的住处.刚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说：``可能已经不行了。``我心里格登紧了一下，进门后，冯厂长告诉我建院来电话(那时全厂住宅只有冯厂长有电话)，说我父亲病重，要我赶紧回去.在通讯员的陪同下，我们急急忙忙地打着手电筒，摸着小路，连夜赶往火车站，又是乘那班慢车，坐了6个小时，天亮时到重庆，回到家已是上午10时.重庆连晴高温多日，炎炎烈日似火，妈妈独自一人焦急悲伤地坐在家里，见到我哭天喊地说：不得了罗，你爸在医院抢救，你赶快去看他!
我天生晕车，加上又热、又急、又伤心，已经走不动了.绍宾怕我中暑，无奈只好在重庆大学汽车队要了部小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大学附近汉渝路边的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并告诉我父亲住内科14床.待我赶到病房时，已是人去床空，病床上已重新铺上白床单。医生告诉我，这床的病人已于凌晨一时死亡，昨天下午送来时已是重度昏迷，高烧摄氏41度多，经过一夜的抢救，终于无力回天，中暑身亡..我在护士的带领下，到医院停尸房，进门朝左边走了几步，即看见我爸睡在约半人高的木板上，左手拖在木板外，紧闭着双眼，脸色较红，像睡着了.身上穿着妈妈为他缝的白布背心，下身穿一条深蓝色布内裤.我强忍泪水，在父亲遗体前三鞠躬，算是代表我母亲、姐、弟，以及老家的亲人们，为远去的父亲送行.我不敢哭，因为他是右派分子，是“敌人”，虽然是因公死亡，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我在痛苦中挣扎，我的心在流血……
走出停尸房，烈日炎炎，我沿着汉渝路，爬上长长的坡路，经过沙坪坝正街，极艰难地回到建院家中.我累，主要是心累.我告诉妈妈，爸爸在医院抢救无效，已于凌晨在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去世.我是在停尸房和他见最后一面的，人死已不能复生，没死的人要好好生活下去.妈妈伤心地说：``昨天还是活鲜鲜的人，还叫我煮绿豆稀饭等他回来吃,怎么就去了呢?``她告诉我，昨天中午吃了两碗饭，睡了一会，下午二点钟外出，就没有回来.当时重庆已连晴高温多日，下午正是烈日高照，父亲却要在野外带领学生测量实习.在烈日曝晒下，60岁年老的父亲，终于支持不住，于13日下午四时左右中暑倒下，口吐白沫，昏迷不醒，高烧41度，在场的师生急忙通知建院的校医到现场急救，同时通知王荣老师和绍宾,将父亲送到附近的第二工人医院抢救.绍宾和建院的王荣老师等，一直守候在病房，直到父亲断气.当时从我父亲身上衣服口袋内发现一封信，里面装有15斤全国粮票，这是我从永川寄给他的.
此时的母亲极度的悲伤和绝望。她是个家庭妇女，她的天就是父亲；现在天突然塌了，不知今后日子怎么过?我安慰她，还有我们三姊妹，我和姐姐已经成人，有我们呢!
我爸当时是建院的教授，工资算高的，是我们解家的``顶梁柱``.他老家在安徽省来安县张山集，是个经济落后的穷地方.老家有老父老母，家里虽然有几兄弟，但收入少，孩子多，经济非常困难.我爸是个孝子，自1927年参加工作以来，除每月定期寄钱回老家供养祖父母外，并用一切机会兼课及寒暑假尽力外出打工挣钱，用这些额外收入，支援老家兄弟.他时时惦念着贫困中的家乡的老父老母和众多的兄弟姊妹，因此我家里没有存钱.我妈手里的钱，全用于日常生活和三个孩子读书，特别是平弟病多，差不多月月用光.爸爸对于自己的猝死，毫无思想准备，经济上更无积蓄，这也是妈妈接受不了爸爸突然死亡的原因之一.
当天傍晚，建院总务部门派人来转达医院的意见，因正值酷暑高温，停尸房没有冷冻设备，尸体马上要处理，通知后天上午必须火化或土葬.我妈当时思想保守，告诉我，昨天还是活鲜鲜的人，明天就一把火烧掉，她接受不了.我再三向她解释火葬的好处，可她听不进，一直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也许她伤心过度，糊涂了.
我们立即着手准备后事。因为我父亲是中暑突然死亡的，是穿的背心和短裤抬到医院的，他一生注重仪表和清洁，现在走了，必须穿戴干净、整齐.我和妈一起为父亲找了一套灰色中山服，但没有像样的布鞋和袜子.妈妈说，一定要穿布鞋，老人传说，如果死人穿皮鞋，来生要变牲畜.晚上9点钟，我和绍宾到沙坪坝正街，商店已关门，心急的我，死劲地敲门，终于敲开了百货公司的大门.我们抱歉地向守店的店员说明来意，买到了一双黑布鞋和一双蓝白相间的袜子.因为是因公死亡，棺材是建院总务部门购买的.但当穿戴整齐的父亲放进棺材时，因个子高大，棺材短了只能屈着身体，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又去换了一副大的棺材.盖棺时没有让妈妈看，以免发生意外.
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清晨，即1959年7月16日，绍宾陪我乘建院的一辆卡车，车厢中间停放父亲的黑色棺木，除司机外，还有十几个年轻人，拿着锄头、杠子、绳子，奔向歌乐山半山腰的金银岩(俗称棺山坡).那时不准“阴阳先生”看风水，由我在坟包间选择了一块空地做墓基。十几个年轻人开始挖坑土，挖了约一人多深，用杠和绳将棺材缓缓放下，回填土垒成一个坟包.我跪在新坟前磕了三个头，向父亲最后告别.没有烧钱纸、没有放鞭炮，父亲就这样默默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安葬后，为了对帮忙安葬父亲的十几人表示感谢，我向他们下跪致谢.后来绍宾悄悄告诉我，他认识其中一人，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名字记不得了，是同时参加市学联开会时认识的，听说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猜想另外那十几个人大约也是右派学生.听了绍宾的话，我不禁悲从中来：我爸年纪大了，这样死了说不得了，毕竟他在这世界上活了近60年，而这些学生，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谁不是爹娘的心肝宝贝?!年纪轻轻被划为右派，前途渺茫，今后漫漫人生路将充满坎坷，我真为他们惋惜…...
回到家里，回想父亲辛酸的一生，想到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慈爱的父亲，眼泪止不住往下淌.两天后，我再次去金银岩墓地，请墓葬场工人，将刻好的墓碑立在父亲坟前.
后来，我到第二工人医院为父亲领取<因公死亡>证明，先由医生开条子，凭条再到医院办公室领取.我拿着这个证明到建院人事处，要求按因公死亡待遇时，人事处仲处长告诉我，因为死者是右派分子，是敌人，不能落实政策.后来几次找他，都说“忙”，不见我，和他约了三次，到时都失约而躲我，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个``证明``纯属一纸空文.但这``证明``对我很重要，它是一个老知识分子正直、敬业、真诚、忠厚的证明，是我父亲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在我的心目中它无比珍贵.
办完了父亲的后事，我该回永川上班了.妈妈说，心里空，家里也空，很难受，不要我走.但我工作单位在永川，有什么办法?!那里条件太差，她肯定不习惯.带她去，不可能.今后这个家，还要靠我挣钱过日子，虽然当时每月工资只有40元，但却是我生活的唯一来源，我必须回去上班.
回到永川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建院通知我妈，要她搬家.妈妈告诉我，建院领导口气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准备将我家``扫地出门``.于是我又从永川赶回来，和绍宾商量怎么办?我在永川的处境前面已经说过，非常困难，我妈搬去随我住，绝对受不了，只有请他在重庆大学要房子，将母亲接过去随他住.绍宾答应了，由于他刚留校工作，只要到两间共20平米的旧房子.搬家时，妈妈极度悲伤，痛不欲生.父亲多年积存的心爱的书籍、字画、古董，以及我父亲集存多年的珍贵邮票，丢弃一地.为数众多的专业书籍，我用不上，送给了父亲生前测量教研室的某些同事.面对眼前的一切，我极度悲伤，心烦意乱.这些东西我父亲生前视为珍宝，记得我还是小孩子时，碰也不准我碰.现在不要了，这就是人死了的感觉，这就是``人走屋空``，``人亡家破``.我的心麻木了，无心收拾，再说绍宾那间小屋也堆不下，许多东西没有搬走，以后也散失了.现在想来,非常可惜.
搬家那天，正是有名的``火炉城``重庆的``三伏天``.我在建院总务部门借了一辆人力拉的板板车，将家里的铺盖、箱子、衣物，以及锅、盆、碗、瓢等生活用具，捆在板车上准备搬走，因为绍宾那里是个空家，什么也没有.我这样“右派家属”身份的人，不愿麻烦和连累任何人，决定自己将建院这个“破碎的家”，搬到重庆大学.炎炎烈日，坡坡坎坎，拉着板车挥汗如雨，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那天，我埋着头、咬着牙，一步一喘地挣扎着共拉了三板车，才把这些赖以生活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拉到重庆大学绍宾处，他在屋里负责堆放和整理这些零乱的东西..当时我家的家俱是向建院租借的，搬家前已请建院家俱库房的人来清点收回了家俱，并付了租金.最后，我扶着妈妈，怀着沉重 的心情，离开住了八年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我终身难忘的伤心地.
母亲在惊吓悲愤中自尽
不久我又回到永川，妈妈就跟着绍宾过日子.生活遭此强烈冲击，她受不了，也想不通，但是没有办法，残酷的世事由不得她. 她时时想念父亲，怀念父亲在世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阴影和伤痛在她心中挥之不去，“文化大革命”风暴又凶猛袭来，她受到冲击和影响，轻生离开了人世.
1969年，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母亲在居民小组参加学习，因为是``右派家属``和有人揭发她是``地主分子``，受到影响和冲击.这段时间，有许多父亲生前的同事及学生，向所在单位交代经历时，要求父亲证明，但父亲已故多年，外出调查人员即来询问我母亲.有的态度很不好，妈妈意识到，她过去生活圈子里的人，包括父亲生前的同事、亲友、学生多遭不测.我弟弟的不幸遭遇，也是她心中的痛.她神情恍惚，常常口中念念有词说``某某糟了``，``某某又糟了``。因为父亲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自己的艰难处境，既悲愤又害怕，终于有一天，她对生活彻底失望，决定告别人生，于1969年5月8日早上，趁我在学生一宿舍集中学习，未在家中住宿时，自杀身亡.
那天上午九点多钟，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的婆母，未见我母亲出来，喊她也不答应，就到隔壁母亲房中去找她，见妈妈已吊在床架子上，气绝身亡.她惊吓万分，立即跑到邻居洪妈家求助.洪妈派多人分几路外出找我.因当天发工资，我到系办公室领了当月工资人民币51元5角，急匆匆上街为我妈买药(她常喊头痛心慌).我从沙坪坝正街转到双巷子，沿汉渝路回家，在下坡的路上，迎面遇见我最知心的邻居洪妈.她告诉我：``你妈上吊了，快回家.``我听后万分震惊，心急如焚，急匆匆地跟着她回家.在洪妈一家的帮助下，为我母亲洗脸换衣，理顺身体，穿上鞋袜，经过简单处理，我即打电话与石桥铺火葬场联系，请求将母亲送去火化.火葬场负责人知道我母亲属非正常死亡时，我的请求遭到拒绝，他要求我到单位开证明说明死亡原因.因为天气渐热，遗体放在家里不妥，也怕吓着孩子，我找到正在开会的绍宾，要他到重庆大学革委会说明原委，开了证明，并通知火葬场，这才派车将我母亲的遗体拉走.我陪着她老人家走向火化炉，妈妈在自杀的当天就化成了灰.母亲逝世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告诉我远在大连的姐姐，她家因姐夫正在单位被批斗不得安宁.我弟弟正巧在从渡口(现攀枝花市)绕道昆明回重庆探望母亲的路上，他不知道母亲身亡，我们也不能等他了.
母亲火化后，我慢慢回忆起来，她后来的日子有些反常，早晨经常不起床，总是用被子蒙住头.我有时怕她闷着，突然将被子揭开，想知道她究竟在干什么?只见她手放在胸前，用手指在掐算，并且口中念念有词.我问她：``你在算什么?``她回答说：``我想死，我在算什么时候死最恰当。``她又说：“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死了你不要害怕。”我以为她在说胡话，对她说：``不要这么想，困难是暂时的，运动过了就会好起来!``不过，她确实算得还很恰当.因为母亲死后，就一直没有收到姐姐按月寄来的生活费.后来姐姐来信，说姐夫陈宫甫(时为大连海运学院电工基础教研室教师)在学校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攻击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彭德怀鸣冤叫屈``，被开除公职，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当时姐姐家有三个孩子、婆母，加上夫妻二人，共六口人吃饭，她的工资70来元，已无法供养母亲了.她是个孝女，父亲去世后整整十年，她每月按时汇给母亲20元.姐夫成了``反革命``，没了工资，她家生活立刻困难，虽然省吃俭用，月底全家还要过几天忍饥挨饿的日子.
母亲自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为我弟弟解励平的遭遇终日忧愤.母亲视为心肝宝贝的平弟，因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高考落榜，家破人亡，生活无著，长期在社会上打零工.他曾经在土湾小学代过课，到沙坪坝搬运站拉过板车，到嘉陵江河滩筛沙、锤过石子.后来，参加劳动大军，到渡口挖土石方、抬水泥板，建攀枝花钢厂.``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曾被怀疑``写反动文章``而遭追查打击，长期在外面漂泊。这也是母亲心头的痛，促使她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点滴往事
我父亲解士杰，1900年2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来安县张山集，老家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小镇.家里有五兄弟和一个妹妹，我父亲排行第四，大伯父和二伯父早年夭折.祖父解少儒在镇上开了个小中药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经济很困难.父亲在读完私塾后，祖父将他送到距家约15公里的来安县城就读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因经济困难，准备参加工作.但聪明好学，为人忠厚的父亲，被当时的校长陆子章看中，由师母做媒，将侄女章书吟(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并订婚.但章家在滁县是望族大户，有钱有势，要求婚姻门当户对.按我外公的意思，中师毕业学历太浅，将来前程有限，
1956年北京
决定由章家资助父亲继续升学.父亲到南京，于1923年考进东南大学数学系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与我母亲完婚，即参加工作.早些年先后辗转于华东各地搞大地测量，
1935年在安徽高级工业学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带着全家五口人，沿长江逆江而上，逃难到四川重庆.1942年我上小学时开始懂事，在我印象中，父亲已40多岁，是个个子高大的中年人，在重庆大学土木系测量教研室任教师.他总是很忙，讲课认真细致，常年住在仪器保管室，精心维护设备.寒暑假很少休息，常带着一邦学生外出测量，为建房、修路、建桥作前期工作.最重要的一次工作是上世纪40年代初，一个暑假，在重庆市下水道工程处工作.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由于人口猛增，生活用水的流泻成了大问题，急需彻底整治整个城市的下水道.父亲从勘探测量，到规划设计，自始至终参与主要工作.工程处设在两路口附近，休息日他曾带着我和平弟到市中区去玩.带着自己蒸的馒头、腊肉和咸鸭蛋，在小龙坎乘4~6人坐的马车到牛角沱，``走马观花``到两路口，三人又同骑一匹马，爸爸坐中间，平弟在前，我在后拉住爸爸腰间的皮带，沿着山崖小路，爬过浮图关，再到大坪.然后又骑马下山，回到市内。这是我第一次进城，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多车.在工程处父亲的住处休息，喝着开水吃自带的干粮，我觉得真好吃，也好玩，这是我和父亲玩得最开心的一次.
父亲是个孝子，常惦念家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三伯、五叔家因挣钱少，孩子多，经济也很困难.我妈在家手握经济大权，每月只寄钱给祖父母.父亲外出打工挣的钱，有时不告诉妈妈，就寄回老家支援兄、弟，妈妈知道后，总是免不了大吵大闹.因父亲是靠章家资助读完大学，因此在妈妈面前总是``矮一截``，妈妈有时吵吵，爸爸不啃声.但吵归吵，给老家的钱是一定要寄的.
父亲作为测量仪器室主任，对测量仪器极其爱护.记得抗日战争时日寇飞机来轰炸重庆，他总是首先安排学生和工人将仪器扛进防空洞，深怕仪器有闪失.家里的大人小孩由母亲负责，他是不管的 。
我父亲学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平时少言寡语，总是将全部精力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他教书认真，工作负责，为人忠厚，耿直老实，自1940年到重庆大学土木系、院系调整后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作19年，先后由讲师，副教授至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解家只有我爸一人逃难出来，母亲滁县章家人常来重庆，但当时我小，只断断续续从大人口中，听到一些有关父亲的往事，特别是我表姐王萱璋与我同辈、但她比我大18岁，又比较亲近，从她那里听得多一些.我母亲在世时，有时也给我讲讲有关爸爸的过去.遗憾的是，也许是少年时慑于父亲的威严，也许是年轻时我不懂事、不关心大人的事，从来没有和父亲倾心交谈过，等到长大时情况变了，在政治运动中不可能平心静气，谈话内容也大受限制.所以，我很少从他口中知道父亲过去的事，也不知道老家的境况。我只是在他慈爱的眼神里和晚年无言的沉默中，感受到他对我深深的爱。
现在回忆起下面几件事，对我的一生很重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2年夏天，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已快成为孤岛.当时生活物资极端匮乏，物价飞涨，加上日机日夜轰炸，妈妈的胃病严重发作，躺在床上几个月，吃什么吐什么，家里乱得一塌糊涂，生活十分困难。虽然请了个保姆帮忙做家务，但爸爸又忙工作，又要照顾病人，仍感到力不从心.那时我6岁，弟弟4岁，姐姐11岁，我和弟弟因无人照顾，整天在外面混，回家满身是土，手脸很脏，只剩下两只眼睛转来转去是干净的.亲友们劝我爸说，你家这么困难，不如把二毛(我的小名)送人，老大已11岁可以照顾自己，老么是个儿子，留下传宗接代，这样你家的困难会小得多.妈妈都有点动心了，可我爸坚决不肯，他说我的孩子我要自己负责到底，这样我才没有被送给别人.
另一件是我读中学.1948年暑假，我12岁，从重庆大学附属小学毕业.当时考取了三所中学，即私立重庆南开中学，私立树人中学和国立重庆第一中学。南开中学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筹办的，抗战胜利后，学校部分教职工迁回天津，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办.它的教学质量，教学设备，学校环境，校风校纪在重庆都是第一流的，是众学子心中仰慕的学校。我非常想进南开中学，但该校是私立学校，学费昂贵，我入学那年，法币，金元卷迅速贬值，学校每学年向学生收费77块银元(银元上因印有袁世凯的头像，又称袁大头)，包括学杂费住宿及伙食费.，为了省钱，我姐姐1943年小学毕业后，家里让她就读离家100华里的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青木关分校，学杂费，生活费全免，但生活极其艰苦。爸爸为了让我进南开中学读书，将家里所存悉数付出，还借了钱，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重庆南开中学.
再一件更让我十分感动.的事是1952年我16岁，读重庆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当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机关学校是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我爸身为测量实验室主任，又长期住在测量仪器室，有人``揭发``他盗卖公家的仪器，
因此被软禁审查，数月不能回家.为了``攻心``，当时重庆大学参加运动的一位学生，到南开中学找到我，说我爸有贪污盗窃行为，要我站稳立场，检举揭发.我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检举``?如何``揭发``?但年轻的我，为了表示``坚决和党一条心``，向贪污盗窃的可耻行为作斗争，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每天写一封短信，向父亲交代政策，要他彻底交代贪污盗窃行为.信是由家里给父亲送饭时带去，但去的人不准和父亲交谈，以免串供.妈妈对我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也带着怨恨，觉得我没有良心.由于我家的言行均为``三反``工作组监视，她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说什么.9月初新学年开始要缴学费了，我妈写了条子，给我爸说：``二毛(我的小名)读书没有用，也不听话，你的工资也停发了，没有钱缴学费，她就不用读书了.``我爸看了条子后很着急，当天就写信回来，叫妈一定要给二毛交学费，读书是头等大事，不能耽误她的前途，没有钱借钱都要给她缴学费.这才避免了我失学.后来，经过重庆大学``三反``办公室的认真核查，我爸没有任何问题，反而认为他长年保护测量仪器完好无损有功，发还了父亲被扣发的工资，那个动员我写检举揭发的年轻大学生，还登门向我爸当面陪礼道歉.事后，我听我爸对我妈说：``二毛的信写得好，文章写得很流畅……``我为给父亲写了那么多揭发信而内疚，害怕被责骂；父亲不但没有恨我，反而表扬我 ! 回想起来，至今我都为父亲的慈爱深深感动 .
父亲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不拖累和影响别人，我们与几乎所有的亲友和同学，包括家乡的亲人，断绝了来往.对于这段心酸往事，好多年都不能面对，一想到就锥心的痛。人到老年，心境开始平和，追忆这段日日夜夜，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段文字，让往事不要灰飞烟灭.幸运的是，我父亲最孝敬最惦念的我的祖父母，在我父亲猝死前不久，先后以高龄仙逝，这也使我们在那多灾多难的蹉跎岁月，免去了一份牵挂.
我姐姐解励勤，比我大五岁，前几年她在回忆录<风风雨雨七十年>中，谈到了父亲的一些往事，但她1953年大学毕业就去了大连，后来许多事不知道.在这里，我将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晚年不幸遭遇和点滴往事记录下来，算是给关心我父亲身世的亲友的一个交代，也是<风风雨雨七十年>回忆录的后续部分.
2008年4月5日清明节撰写/2011年7月14日修改
于美国达拉斯
----追忆50年前令我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
解励诚
人到老年突然醒悟，生命是有尽头的，于是赶快行动起来，做想做而几十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的事.这是使我提起笔来的原因 。 我今年已72岁了.50年前那段坎坷的经历，是我永远的痛，一直深埋在心底.岁月流逝，转瞬间已人到老年，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已能从容面对过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这段尘封50年不堪回首的心酸往事，在脑海里挖出来，献给老家亲人们,我姐,弟,家人，以及父亲众多的学生(他们在世的都已七八十岁，不少也是同父亲几十年患难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让他们知道，我父亲最后那段令人心碎的日子.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纪念生我养我的父亲 。
父亲被划成 ``极右派分子``
1957年在綦江实习留影
回校的当天炎热的下午，我不顾晕车和疲累，急急忙忙赶回家.妈妈见到我，立即哭诉说：``不得了，你爸爸闯大祸了，已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问她，爸爸讲了些什么?妈妈说她也不清楚，只是前些天，市里邀请各高等院校部分老教师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你爸参加了那个座谈会(当时我父亲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系教授，测量实验室主任)回来说，他在会上讲了十几分钟，为了慎重，打了个草稿，稿子还未念完，就被主持人拿去.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建院)第一个揪出来的头号右派分子.为了弄清楚父亲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忐忑不安地走到校园内，看有关揭发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归纳起来有三条，我爸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高等院校，为什么要挂``军管会``的牌子；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年轻娃娃在管理学校``(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外行”和“娃娃``)；共产党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像秦始皇一样``焚书坑儒``.
晚上，疲惫不堪的父亲回到家，当天在教研室被开会批判.他告诉我：``从5月份鸣放到现在，大小批判会已开过无数次了，过两天全院还要开大会批判我.``由于焦虑和恐惧，怕当反革命祸及全家，他已经多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一旦成了反革命，全家将不得安宁.我弟将考大学，我也面临毕业分配，这都是让他担心的事.
我当时也怕，但怕归怕，眼前最担心的是，一旦建院全体师生员工开大会斗争我父亲，他要能站住就好，一旦倒下就完了.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已经60高龄，参加这样的大会她肯定受不了，她要我在开斗争会时站在后面关照父亲，我答应了.
记得是在1957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在校门口附近的大礼堂内，建院师生员工开大会斗争我爸.我去了，悄悄站在后面隐蔽的地方，我反复考虑，如果我爸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因体力不支倒下，我该不该去扶?如果去扶，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和反动父亲站在一起是什么行为?!如果置之不理，见死不救，面对生我养我的父亲，我又于心何忍.我的心痛苦地挣扎着，最后横下决心，决定去扶。我知道后果极其严重，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炎热的天气，激烈的场面，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使我汗流浃背，忐忑不安.令我心悸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是重庆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我校也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大鸣大放中我虽然向党提意见是``和风细雨``，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但我在綦江生产实习时，曾向党支部书记说我父亲是好人，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会不会批判我丧失立场，包庇右派?我站在那里，心神不定，胆战心惊 .
斗争大会上，不断有人上台检举揭发、厉声指责，``打倒右派分子解士杰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只见我父亲胸前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派分子解士杰``的牌子，90度弯腰接受批斗.他同教研室的教师肖师表上台摁着我爸的头，对他大声责骂.我认识此人，他曾是我爸的助教，同事多年，常来我家，我父亲待他不错，过去相处很好.他的揭发批判和过头动作，使我惊愕万分.我想，这么熟悉、这么了解的人，怎么会这样?我心里难过，极力撑着、躲着，怕见熟人惹来是非.好不容挨到斗争会结束，我急忙跑回家烧水、煮稀饭，等我爸回来.我妈终日惊慌失措，精神恍惚，整个垮了，睡在床上起不来.
不久，我爸步履艰难地跨进家门.见到他灰头土脸，身上挂着牌子，极度疲惫的样子，心里很难受，急忙帮他解下身上的牌子,让他躺在床上休息.
另一次大会是斗争两个大右派，也是那个炎热的夏天，也是在进校门右边的大礼堂，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批斗的对象是我爸和鲁承宗.鲁承宗在大鸣大放中说了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是我爸的同事，比较年轻，当时大约40多岁.听我母亲说他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且有5个孩子，都很小，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鲁承宗解放初期在四川南充工作时，和当时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曾有一段机缘，得到胡耀邦的赏识和重用，对当时南充的建设有过较大的贡献.批斗会上，有人发言说他和我爸互相吹捧，鲁说解``德高望重``，解说鲁``年轻有为”，他俩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唱一和向党猖狂进攻``，对他们的反动思想要批倒批臭。声讨和批斗很激烈，上台发言的人很多，我仍站在会场角落里，心已麻木.没等散会，我就急忙回家.
不一会，父亲失魂落魄地迈着蹒跚脚步回来，连日来被批斗精神极度紧张的他，明显的消瘦了，身体支持不住，吃碗稀饭后就躺下了. 我吃完晚饭，急忙赶回学校.
第二天，我抽空回家看望父母.面对忧愁的父亲，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幼稚地要他低头认罪，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我爸说，他已多次检讨向党认罪了，但还是不行；在批斗会上，遭到严厉的斥责，有时是拳打足踢.他说：“我真的不知怎样检讨才是对的，我怎么才能过得了这关呢?“说实在话，我也茫然，心慢慢地往下沉.心想，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何处是头啊 !
妈妈哭着对我说，这样下去，年已花甲的父亲，经不起几折腾，恐拖不过了.她要我想办法，一旦家里主要劳动力倒下，后果可想而知.可我又想，我是一个年轻学生，自身还难保，有什么办法可想?!父亲把他历次的检查拿给我看，他为了记住自己说的话，不至头晕了打胡乱说又闯祸，每份检查都小心翼翼留了底稿.当时高校老师中，说过我爸说过的话大有人在.我在报上看了有关反击右派的文章后，冒险帮他修改了检查稿，让它“更深刻”.这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做这件事时既恐惧又矛盾，心里极其不安，幼稚地认为，这是让我爸尽快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
经过两次大张旗鼓地针对我爸的批斗大会后，建院开始了深挖右派的新斗争，就把我爸这只大的``死老虎``放在一边，于是年迈的父亲开始到建筑工地参加重体力劳动.我有一次悄悄到建院附近的建筑工地，看到一辈子教书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父亲，背上背着50公斤的水泥袋，沿独木跳板，抖抖颤颤地爬上二楼架子上，心都紧了.心想，这样下去，恐怕拖不了多久，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站在这里没有任何好处，不但心里不好受，又帮不上忙，被熟人看见还会惹来是非，不如赶快离开，心里还好受些.我的任务只能是尽量抽时间回家帮妈妈料理家务，好让在外面参加繁重劳动的父亲，回家能吃上喝上。沉甸甸的心事，只能藏在心里.我从学校回家，也是偷偷摸摸的.在正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重庆大学同学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痕迹，因为我怕受到批判 .
庆幸我的婚姻没有受到影响
父亲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许多意料中和意想不到的问题将摆在我的面前.有一件事不能回避，那就是我和叶绍宾的关系.他是我大学同班、同组的同学，不知为什么，他正迷恋着我，我们彼此相爱.那时的他，年轻英俊，是甲级优秀生，是重庆大学学生会主席和重庆市学联主席，并作为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全国学生代表会，在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副主席，可谓前途无量.我思忖自己学习成绩一般，相貌平平，家里遭此变故，今后要走的路一定很艰难，被边缘化是免不了的，如他和我联姻，岂不毁了他的大好前程?经过慎重考虑，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约他在校园内民主湖边谈话.我诚恳地对他说：``我父亲已成反党的极右派分子，我们不适合走进婚姻殿堂，你要慎重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说这些话，我心里虽然难过，但对你绝无怨言.``我不愿丝毫勉强他，说这些话尽管不好受，但受良心的驱使，不得不说.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即答覆我说：``你爸说的那些话，由他负责.他是他，你是你，不是你的问题.``他握住我的手安慰我说：``不要东想西想，相信我，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至于今后的前途，我不认为有多大影响.我工作后又报考大学，是想学好技术，工业救国；我喜欢搞技术工作，并不想当官.``停一会又说：``我想，你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影响我今后的工作.``我问他：``你这话可当真?莫后悔哟!``他说：``是真的，不后悔!``至此，我心放下，有了他这份慎重的承诺，我满心欢喜，也增添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1958年在重庆大学
我家原住建院内和平东村18号，是别墅式小洋房，一栋小楼分两家住.上下两层，每家居住面积约120平米，全套九成新的家俱由学院租借，是当时学校的高档住宅.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暂时还住在这里，终于有一天，我带绍宾回家见我的父母.绍宾在重庆大学的名声，我父亲早有所闻，当我向父亲介绍我的男朋友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我爸以他自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身份，不知如何面对他满心喜欢的``大红大紫``的准女婿.他不知绍宾心里对他怎么看，想对绍宾说句欢迎的话，也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他采取回避的办法，对绍宾笑了笑，点点头就转身上楼去了.我妈和绍宾聊了几句，问他有多大了，家里有什么人，都做什么.然后用青花大瓷碗，给绍宾下了一碗面，上面盖了两个荷包蛋，说：``下回来，给你们包饺子.你们来得太突然，没有准备，实在抱歉.``就这样，准女婿第一次走进了丈母娘家.
过了几个月，大概是1958年5月的一天，绍宾陪着一个身材瘦小、眉眼端正，衣着整洁，年纪60左右,满脸喜气的小脚老太太到我家.绍宾背着背篓牵着她，告诉我，这是他的母亲，是特地从涪陵来``会亲家``的.背篓里装着300个鸡蛋和一只母鸡，这就是她送亲家的见面礼了.绍宾三岁丧父，当时36岁的母亲守寡至今，听说儿子交上了女朋友，一定要上来会准亲家.绍宾说，他母亲是城市贫民，不识字，由于经济困难，平时省吃俭用，衣着简朴，这次来会亲家，才穿上这身现做的新衣服.绍宾母亲在我家住了三天，就高高兴兴回涪陵了.由于她不识字，同校内的人没有接触，我们也未告诉她我爸被划为右派分子有多么严重.其间，我爸和她老人家没有说几句话，也没敢说右派之事，父亲在家里的尴尬处境和难受心情可想而知 .
1958年暑期结束了大学生活.人生路漫漫，我们即将走向社会，走向新生活，开始自食其力.绍宾的想法是，不管今后面对怎样的日子，我们始终要在一起，他提出``结婚``.我说，虽然结婚是迟早的事，但我不想是现在，我才22岁，年轻人事业未成，就走入婚姻的围城，似乎早了点.他说：``现在如不结婚，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各奔东西，困难会更大.``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世事难料，应该有准备,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我们决定悄悄登记结婚.当时，我们顾虑因父亲右派问题，怕受到影响和阻拦，没有让几个人知道.
1958年8月1日，我们到重庆市沙坪坝正街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巧的是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人，竟是我的胞弟解励平.他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使我们的结婚证书更加珍贵.我弟1957年在重庆第七中学高中毕业，成绩优秀，又是校足球队员，但因为爸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政审不合格，高考落榜.他升学无望，就申请到重庆市沙坪坝街道办事处参加义务劳动，他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临时安排做文书工作，于是就有了如此的巧遇 .
1958年8月1日<结婚证> 我们结婚登记后，在沙坪坝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当时，正值全国``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大家忙得昏头昏脑、精疲力尽，而且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如果请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估计很多人都不会来，我父亲也不便出面.所以决定不举行仪式，也未通知任何人.妈妈给了我80元人民币(当时每月伙食费为10元)，叫我自己去买几件喜欢的衣服，这是我唯一的“嫁妆“，也是家里给我的最后一笔钱.绍宾是个穷学生，什么也没给我买，但他为我付出了一颗赤诚的心.绍宾因学校工作需要，宣布提前毕业留校工作，调到重庆大学实习工厂任厂长.他在学校新华村教七舍要了一间约十平米的房子，到学校家俱库房借了一张约一米宽的单人床，一张课桌，二张凳子，都是旧的.两人把铺盖、衣物搬在一起，就合成我们的``家``了.那段时间父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常偷偷抽时间回家去看他们.当时运动不断，成天不是``炼钢``，就是政治学习，作为待毕业分配的学生，参加这些活动至关重要，不能缺席，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住在女生宿舍.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毕业分配工作时，号召毕业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话实际上只适用于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同学.后来事实证明，少数当权的人，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出身、成分和个人利害关系，成为分配工作的唯一标准.这些当权的人，尽管成绩一般,表现平平，大多分配到大城市、大机关单位.而一些被认为政治上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通通都``响应号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次毕业分配，毫无公平可言.
估计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虽然我们向领导反映，我和绍宾已正式结婚，希望能分配到一起，或分配到就近的单位工作.但天不如人愿，绍宾早已提前留重庆大学工作，我则被``照顾``到离重庆200公里一穷二白的永川县.在深冬季节，我告别了父母和绍宾，背着铺盖卷去了永川.当时的永川县城比较破旧，没有什么工厂企业.我被分配到待建的永川通用机械厂工地劳动.``大跃进``时建厂，``白手起家``，缺乏规划、资金，工厂建在坟山上.我去时正在迁坟，农民挖开坟包,用火钳捡出尸骨放在箩筐里，然后将箩筐挑到一个大深坑前，将尸骨倒入坑内.每迁一座坟，可获两元人民币的报酬.有的农民图快，一担挑两具尸骨，走在山坡上，高一脚低一脚，免不了掉胳膊掉腿，有时骷髅掉在地上，很吓人.地挖滥了，一下雨，遍地稀泥.在坟间草垄内，雨天会爬出一尺多长的小蛇。每天走路，都要穿过其间，我好害怕 .
工厂没有专门的职工宿舍，我一个单身女人，住在工厂临时搭建的茅草屋内，这里还兼做绘图室.茅屋屋顶和泥糊的篾笆墙之间有间隙，四面透风，冬夜寒风刺骨，身心都被风吹冷了，加上饥饿(此时粮食开始紧张了)，彻夜难眠.最让人害怕的是夜晚出屋上茅厕，没有电灯，在漆黑的土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小心翼翼地摸着走路，有时不小心感觉踢着一块滚动的石头，早上起来一看，竟是一个骷髅脑壳!我好怕好怕，觉得日子难熬 .
我自幼生长在繁华的大都市，家住在著名的文化区重庆市沙坪坝，从6岁就读重庆大学附属小学，南开中学，到22岁重庆大学毕业，一直在花园般的校园内学习和生活，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没想到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的影响，被分配到这种``鬼地方``工作一辈子，使我的生活突然从天上陷入谷底.想到自己16年寒窗苦读，学得并不比别人差，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悲从心来，独自偷偷流泪 !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实在不能控制自己，临时决定摸夜路到火车站(没有路灯，两边是冬水田)，乘了六个小时的火车慢车，星夜赶回重庆大学，向绍宾诉苦.他见我如此落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对我说，困难是暂时的，以后想办法调到一起，共同面对困难.他叫我要坚强，等过新年放假，一定去看我.那时大家都很忙，我来不及回家看父母.第二天，我上街买了工地生活急需的手电筒和长统雨靴，乘夜车赶回工地 .
回来后，厂领导告诉我，不必在工地参加建厂劳动了，现在厂里在当地招了不少民工担任此项工作.我的任务是与一位被划为右派下放的老工程师一起，造计划购置生产所需的基本设备,如车、、刨、钻床和钳工、铸工基本用具等.此外，当时``全民办工厂``，急急忙忙上马，还不知道生产什么产品，所以叫我们选择生产的产品，即选择适合广大农村使用的最基本的农业机械，如水泵、鼓风机、制砖机、小型柴油机等，并决定其型号及技术参数……因为我是该地区第一个本科毕业大学生，被人们寄予厚望，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尊重.后来，厂里又陆续分配来几位中专毕业生.我想，为农村现代化作贡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工作需要我，随着工作的开展，我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
厄运临头 家破人亡
不久，妈妈来信告诉我，父亲因劳动表现好，有悔改表现，仅受降职降薪处分，已从小洋楼迁出，搬入公寓式教工宿舍楼.但倒霉的是，萧师表住在同一单元同层楼的对面，大概是为了专门监督父亲这样安排的。妈妈气不过，见了面就说他是打手.信中还告诉我，爸爸已争取回到教研室工作，现正带领学生在建院内测量实习.有时同师生一起参加战备行军拉练，晚上突然集合急行军10~15公里.
时间已到1959年春，瞎指挥、大跃进搞得全国经济困难，粮食减产，副食品供应奇缺，城市居民口粮定量供应每月只有21斤.我父亲从来食量很大，每顿至少吃六两饭，而现在定量只有二、三两，还差一半.我爸说是参加教学工作，实际上是干体力活，劳动强度大，吃的饭更多.我得知
情况后，心里很不安.我在专县粮食定量还要少两斤，整天都感到饿，只好在当地农民工带领下,抽空到附近农民家的自留地里，悄悄买一些高于市场价格的红薯、南瓜、胡萝卜等，以菜代粮，尽量少吃粮食，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爸 .
1959年5月，我到重庆出差.一天抽空回家，看见父亲在摆弄一个自制的仪器.我问他是什
么，他说这是他搞的科研项目，是自动测试方位的仪器，尚未成功，他想把他赶快完成我听后心里为他难过：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这些?看到他明显衰老浮肿的身影，我心酸地对他说：``算了吧，人家已经把你看成敌人，不稀罕你搞的这个东西，不要费心了，还是好好想想如何能保命吧! ``
我妈妈悄悄告诉我，爸爸身体情况很不好.有次夜里12点钟，学校教职员紧急集合拉练.他年已六旬，老眼昏花，心里发慌，又不敢掉队，急匆匆追赶队伍，在野外行军途中，不慎掉入粪坑内.幸好粪坑里的粪只有半人深，他在同事们的帮助下爬上来，一身满是大粪，臭不可闻.一向爱清洁的父亲，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好心的同事，在附近的农家，要了几盆冷水为他冲洗.父亲回来后，因过度惊吓、劳累，感冒发高烧，卧床不起，生了一场大病.
我弟此时在成都纺织专科学校读书，他来信说颈子前后长了对口疮.这种疮很厉害，死亡率高，但家里情况如此，无法照顾他，无奈只好写信叫他留在学校医务室治疗，这成了父母沉重的心病.妈妈告诉我，父亲经常独自关在书房内抹眼泪.我长这么大，从未见我父亲哭过，听说他哭了，我非常难过.我对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给他们带来了25斤全国粮票(这是我近一个半月的口粮啊 !)，希望参加重体力劳动的父亲，能吃上几顿饱饭.
我从重庆出差回厂后，因厂里技术人员少，事多、任务重，工作忙起来想家少了，感觉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周围的同事逐渐熟悉，心情也好多了.但好景不常，噩耗和厄运又突然从天而降.
1959年7月13日夜12点半，冯明国厂长的小通讯员敲开了我的小茅屋，我从梦中惊醒。他说冯厂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讲.我心里七上八下，心想，半夜三更有什么重要的事，莫不是家里出了事?我立即随通讯员爬上小山头，来到冯厂长的住处.刚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说：``可能已经不行了。``我心里格登紧了一下，进门后，冯厂长告诉我建院来电话(那时全厂住宅只有冯厂长有电话)，说我父亲病重，要我赶紧回去.在通讯员的陪同下，我们急急忙忙地打着手电筒，摸着小路，连夜赶往火车站，又是乘那班慢车，坐了6个小时，天亮时到重庆，回到家已是上午10时.重庆连晴高温多日，炎炎烈日似火，妈妈独自一人焦急悲伤地坐在家里，见到我哭天喊地说：不得了罗，你爸在医院抢救，你赶快去看他!
我天生晕车，加上又热、又急、又伤心，已经走不动了.绍宾怕我中暑，无奈只好在重庆大学汽车队要了部小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大学附近汉渝路边的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并告诉我父亲住内科14床.待我赶到病房时，已是人去床空，病床上已重新铺上白床单。医生告诉我，这床的病人已于凌晨一时死亡，昨天下午送来时已是重度昏迷，高烧摄氏41度多，经过一夜的抢救，终于无力回天，中暑身亡..我在护士的带领下，到医院停尸房，进门朝左边走了几步，即看见我爸睡在约半人高的木板上，左手拖在木板外，紧闭着双眼，脸色较红，像睡着了.身上穿着妈妈为他缝的白布背心，下身穿一条深蓝色布内裤.我强忍泪水，在父亲遗体前三鞠躬，算是代表我母亲、姐、弟，以及老家的亲人们，为远去的父亲送行.我不敢哭，因为他是右派分子，是“敌人”，虽然是因公死亡，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我在痛苦中挣扎，我的心在流血……
走出停尸房，烈日炎炎，我沿着汉渝路，爬上长长的坡路，经过沙坪坝正街，极艰难地回到建院家中.我累，主要是心累.我告诉妈妈，爸爸在医院抢救无效，已于凌晨在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去世.我是在停尸房和他见最后一面的，人死已不能复生，没死的人要好好生活下去.妈妈伤心地说：``昨天还是活鲜鲜的人，还叫我煮绿豆稀饭等他回来吃,怎么就去了呢?``她告诉我，昨天中午吃了两碗饭，睡了一会，下午二点钟外出，就没有回来.当时重庆已连晴高温多日，下午正是烈日高照，父亲却要在野外带领学生测量实习.在烈日曝晒下，60岁年老的父亲，终于支持不住，于13日下午四时左右中暑倒下，口吐白沫，昏迷不醒，高烧41度，在场的师生急忙通知建院的校医到现场急救，同时通知王荣老师和绍宾,将父亲送到附近的第二工人医院抢救.绍宾和建院的王荣老师等，一直守候在病房，直到父亲断气.当时从我父亲身上衣服口袋内发现一封信，里面装有15斤全国粮票，这是我从永川寄给他的.
此时的母亲极度的悲伤和绝望。她是个家庭妇女，她的天就是父亲；现在天突然塌了，不知今后日子怎么过?我安慰她，还有我们三姊妹，我和姐姐已经成人，有我们呢!
我爸当时是建院的教授，工资算高的，是我们解家的``顶梁柱``.他老家在安徽省来安县张山集，是个经济落后的穷地方.老家有老父老母，家里虽然有几兄弟，但收入少，孩子多，经济非常困难.我爸是个孝子，自1927年参加工作以来，除每月定期寄钱回老家供养祖父母外，并用一切机会兼课及寒暑假尽力外出打工挣钱，用这些额外收入，支援老家兄弟.他时时惦念着贫困中的家乡的老父老母和众多的兄弟姊妹，因此我家里没有存钱.我妈手里的钱，全用于日常生活和三个孩子读书，特别是平弟病多，差不多月月用光.爸爸对于自己的猝死，毫无思想准备，经济上更无积蓄，这也是妈妈接受不了爸爸突然死亡的原因之一.
当天傍晚，建院总务部门派人来转达医院的意见，因正值酷暑高温，停尸房没有冷冻设备，尸体马上要处理，通知后天上午必须火化或土葬.我妈当时思想保守，告诉我，昨天还是活鲜鲜的人，明天就一把火烧掉，她接受不了.我再三向她解释火葬的好处，可她听不进，一直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也许她伤心过度，糊涂了.
我们立即着手准备后事。因为我父亲是中暑突然死亡的，是穿的背心和短裤抬到医院的，他一生注重仪表和清洁，现在走了，必须穿戴干净、整齐.我和妈一起为父亲找了一套灰色中山服，但没有像样的布鞋和袜子.妈妈说，一定要穿布鞋，老人传说，如果死人穿皮鞋，来生要变牲畜.晚上9点钟，我和绍宾到沙坪坝正街，商店已关门，心急的我，死劲地敲门，终于敲开了百货公司的大门.我们抱歉地向守店的店员说明来意，买到了一双黑布鞋和一双蓝白相间的袜子.因为是因公死亡，棺材是建院总务部门购买的.但当穿戴整齐的父亲放进棺材时，因个子高大，棺材短了只能屈着身体，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又去换了一副大的棺材.盖棺时没有让妈妈看，以免发生意外.
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清晨，即1959年7月16日，绍宾陪我乘建院的一辆卡车，车厢中间停放父亲的黑色棺木，除司机外，还有十几个年轻人，拿着锄头、杠子、绳子，奔向歌乐山半山腰的金银岩(俗称棺山坡).那时不准“阴阳先生”看风水，由我在坟包间选择了一块空地做墓基。十几个年轻人开始挖坑土，挖了约一人多深，用杠和绳将棺材缓缓放下，回填土垒成一个坟包.我跪在新坟前磕了三个头，向父亲最后告别.没有烧钱纸、没有放鞭炮，父亲就这样默默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安葬后，为了对帮忙安葬父亲的十几人表示感谢，我向他们下跪致谢.后来绍宾悄悄告诉我，他认识其中一人，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名字记不得了，是同时参加市学联开会时认识的，听说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猜想另外那十几个人大约也是右派学生.听了绍宾的话，我不禁悲从中来：我爸年纪大了，这样死了说不得了，毕竟他在这世界上活了近60年，而这些学生，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谁不是爹娘的心肝宝贝?!年纪轻轻被划为右派，前途渺茫，今后漫漫人生路将充满坎坷，我真为他们惋惜…...
回到家里，回想父亲辛酸的一生，想到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慈爱的父亲，眼泪止不住往下淌.两天后，我再次去金银岩墓地，请墓葬场工人，将刻好的墓碑立在父亲坟前.
后来，我到第二工人医院为父亲领取<因公死亡>证明，先由医生开条子，凭条再到医院办公室领取.我拿着这个证明到建院人事处，要求按因公死亡待遇时，人事处仲处长告诉我，因为死者是右派分子，是敌人，不能落实政策.后来几次找他，都说“忙”，不见我，和他约了三次，到时都失约而躲我，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个``证明``纯属一纸空文.但这``证明``对我很重要，它是一个老知识分子正直、敬业、真诚、忠厚的证明，是我父亲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在我的心目中它无比珍贵.
办完了父亲的后事，我该回永川上班了.妈妈说，心里空，家里也空，很难受，不要我走.但我工作单位在永川，有什么办法?!那里条件太差，她肯定不习惯.带她去，不可能.今后这个家，还要靠我挣钱过日子，虽然当时每月工资只有40元，但却是我生活的唯一来源，我必须回去上班.
回到永川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建院通知我妈，要她搬家.妈妈告诉我，建院领导口气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准备将我家``扫地出门``.于是我又从永川赶回来，和绍宾商量怎么办?我在永川的处境前面已经说过，非常困难，我妈搬去随我住，绝对受不了，只有请他在重庆大学要房子，将母亲接过去随他住.绍宾答应了，由于他刚留校工作，只要到两间共20平米的旧房子.搬家时，妈妈极度悲伤，痛不欲生.父亲多年积存的心爱的书籍、字画、古董，以及我父亲集存多年的珍贵邮票，丢弃一地.为数众多的专业书籍，我用不上，送给了父亲生前测量教研室的某些同事.面对眼前的一切，我极度悲伤，心烦意乱.这些东西我父亲生前视为珍宝，记得我还是小孩子时，碰也不准我碰.现在不要了，这就是人死了的感觉，这就是``人走屋空``，``人亡家破``.我的心麻木了，无心收拾，再说绍宾那间小屋也堆不下，许多东西没有搬走，以后也散失了.现在想来,非常可惜.
搬家那天，正是有名的``火炉城``重庆的``三伏天``.我在建院总务部门借了一辆人力拉的板板车，将家里的铺盖、箱子、衣物，以及锅、盆、碗、瓢等生活用具，捆在板车上准备搬走，因为绍宾那里是个空家，什么也没有.我这样“右派家属”身份的人，不愿麻烦和连累任何人，决定自己将建院这个“破碎的家”，搬到重庆大学.炎炎烈日，坡坡坎坎，拉着板车挥汗如雨，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那天，我埋着头、咬着牙，一步一喘地挣扎着共拉了三板车，才把这些赖以生活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拉到重庆大学绍宾处，他在屋里负责堆放和整理这些零乱的东西..当时我家的家俱是向建院租借的，搬家前已请建院家俱库房的人来清点收回了家俱，并付了租金.最后，我扶着妈妈，怀着沉重 的心情，离开住了八年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我终身难忘的伤心地.
母亲在惊吓悲愤中自尽
不久我又回到永川，妈妈就跟着绍宾过日子.生活遭此强烈冲击，她受不了，也想不通，但是没有办法，残酷的世事由不得她. 她时时想念父亲，怀念父亲在世的日子.
1959年母亲搬来重庆大学后合影
1961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个国家正经历严重困难时期，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跃进``盲目上马的单位开始下马，我所在的工厂也处于半停顿状态..这时，我因怀孕，身体不适，申请调回重庆工作。当时管技术的梁天志副厂长闲谈时曾对人说：``女人一旦怀孕生娃娃就没得用了，成天婆婆妈妈的，麻烦得很!``.大概他嫌我麻烦，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回重庆的申请批准没有?``因家里的变故，母亲住在重庆大学，我同绍宾长期两地分居，困难重重。绍宾在重庆大学申请照顾夫妻关系，重大已原则同意调我回学校工作.我对梁厂长说：``批准了.``他又问：``你回重庆上得起户口不?``我说：``上得起!``他又说：``你可以回去了.``我问他：``此话当真?``他说：``谁和你开玩笑，你可以办手续了。``我朝思暮想的事，想不到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万分高兴，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收拾东西回重庆大学，向人事处落实后，又急急忙忙地返回永川办理离厂手续.调回重庆大学后，我被分配到机械系机械零件教研室任教，时年25岁.我回来后，最高兴的是妈妈.在她的精心关照下，我顺利生下女儿叶小莹.小孩穿的，用的，她一手包了.她经常抱着我女儿在学校玩，有时她牵着小莹`到沙坪坝街上买包子和烤红薯给她吃 .
1964年，妈妈到北京散心和探访亲友，住在亲戚家.同时，我姐也请假从大连来看望母亲..那时交通不便，供应困难，她肩上扛着小儿子陈山，手上提着一大筐大连特产金帅苹果匆匆忙忙赶到北京，她们已经10多年没有见面了，在一起高高兴兴地玩了几天.不久，妈妈又去了太原乡下，看望在太原教书被下放到农村的妹妹章书笙(我五姨).记得她从北京回来，买了玫瑰红的羊毛线，给小莹织了件毛衣. 妈妈脸上，妈妈终于经常有了笑容.
但是好景不长.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阴影和伤痛在她心中挥之不去，“文化大革命”风暴又凶猛袭来，她受到冲击和影响，轻生离开了人世.
1969年，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母亲在居民小组参加学习，因为是``右派家属``和有人揭发她是``地主分子``，受到影响和冲击.这段时间，有许多父亲生前的同事及学生，向所在单位交代经历时，要求父亲证明，但父亲已故多年，外出调查人员即来询问我母亲.有的态度很不好，妈妈意识到，她过去生活圈子里的人，包括父亲生前的同事、亲友、学生多遭不测.我弟弟的不幸遭遇，也是她心中的痛.她神情恍惚，常常口中念念有词说``某某糟了``，``某某又糟了``。因为父亲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自己的艰难处境，既悲愤又害怕，终于有一天，她对生活彻底失望，决定告别人生，于1969年5月8日早上，趁我在学生一宿舍集中学习，未在家中住宿时，自杀身亡.
那天上午九点多钟，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的婆母，未见我母亲出来，喊她也不答应，就到隔壁母亲房中去找她，见妈妈已吊在床架子上，气绝身亡.她惊吓万分，立即跑到邻居洪妈家求助.洪妈派多人分几路外出找我.因当天发工资，我到系办公室领了当月工资人民币51元5角，急匆匆上街为我妈买药(她常喊头痛心慌).我从沙坪坝正街转到双巷子，沿汉渝路回家，在下坡的路上，迎面遇见我最知心的邻居洪妈.她告诉我：``你妈上吊了，快回家.``我听后万分震惊，心急如焚，急匆匆地跟着她回家.在洪妈一家的帮助下，为我母亲洗脸换衣，理顺身体，穿上鞋袜，经过简单处理，我即打电话与石桥铺火葬场联系，请求将母亲送去火化.火葬场负责人知道我母亲属非正常死亡时，我的请求遭到拒绝，他要求我到单位开证明说明死亡原因.因为天气渐热，遗体放在家里不妥，也怕吓着孩子，我找到正在开会的绍宾，要他到重庆大学革委会说明原委，开了证明，并通知火葬场，这才派车将我母亲的遗体拉走.我陪着她老人家走向火化炉，妈妈在自杀的当天就化成了灰.母亲逝世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告诉我远在大连的姐姐，她家因姐夫正在单位被批斗不得安宁.我弟弟正巧在从渡口(现攀枝花市)绕道昆明回重庆探望母亲的路上，他不知道母亲身亡，我们也不能等他了.
母亲火化后，我慢慢回忆起来，她后来的日子有些反常，早晨经常不起床，总是用被子蒙住头.我有时怕她闷着，突然将被子揭开，想知道她究竟在干什么?只见她手放在胸前，用手指在掐算，并且口中念念有词.我问她：``你在算什么?``她回答说：``我想死，我在算什么时候死最恰当。``她又说：“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死了你不要害怕。”我以为她在说胡话，对她说：``不要这么想，困难是暂时的，运动过了就会好起来!``不过，她确实算得还很恰当.因为母亲死后，就一直没有收到姐姐按月寄来的生活费.后来姐姐来信，说姐夫陈宫甫(时为大连海运学院电工基础教研室教师)在学校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攻击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彭德怀鸣冤叫屈``，被开除公职，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当时姐姐家有三个孩子、婆母，加上夫妻二人，共六口人吃饭，她的工资70来元，已无法供养母亲了.她是个孝女，父亲去世后整整十年，她每月按时汇给母亲20元.姐夫成了``反革命``，没了工资，她家生活立刻困难，虽然省吃俭用，月底全家还要过几天忍饥挨饿的日子.
母亲自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为我弟弟解励平的遭遇终日忧愤.母亲视为心肝宝贝的平弟，因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高考落榜，家破人亡，生活无著，长期在社会上打零工.他曾经在土湾小学代过课，到沙坪坝搬运站拉过板车，到嘉陵江河滩筛沙、锤过石子.后来，参加劳动大军，到渡口挖土石方、抬水泥板，建攀枝花钢厂.``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曾被怀疑``写反动文章``而遭追查打击，长期在外面漂泊。这也是母亲心头的痛，促使她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点滴往事
我父亲解士杰，1900年2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来安县张山集，老家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小镇.家里有五兄弟和一个妹妹，我父亲排行第四，大伯父和二伯父早年夭折.祖父解少儒在镇上开了个小中药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经济很困难.父亲在读完私塾后，祖父将他送到距家约15公里的来安县城就读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因经济困难，准备参加工作.但聪明好学，为人忠厚的父亲，被当时的校长陆子章看中，由师母做媒，将侄女章书吟(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并订婚.但章家在滁县是望族大户，有钱有势，要求婚姻门当户对.按我外公的意思，中师毕业学历太浅，将来前程有限，
1956年北京
决定由章家资助父亲继续升学.父亲到南京，于1923年考进东南大学数学系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与我母亲完婚，即参加工作.早些年先后辗转于华东各地搞大地测量，
1935年在安徽高级工业学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带着全家五口人，沿长江逆江而上，逃难到四川重庆.1942年我上小学时开始懂事，在我印象中，父亲已40多岁，是个个子高大的中年人，在重庆大学土木系测量教研室任教师.他总是很忙，讲课认真细致，常年住在仪器保管室，精心维护设备.寒暑假很少休息，常带着一邦学生外出测量，为建房、修路、建桥作前期工作.最重要的一次工作是上世纪40年代初，一个暑假，在重庆市下水道工程处工作.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由于人口猛增，生活用水的流泻成了大问题，急需彻底整治整个城市的下水道.父亲从勘探测量，到规划设计，自始至终参与主要工作.工程处设在两路口附近，休息日他曾带着我和平弟到市中区去玩.带着自己蒸的馒头、腊肉和咸鸭蛋，在小龙坎乘4~6人坐的马车到牛角沱，``走马观花``到两路口，三人又同骑一匹马，爸爸坐中间，平弟在前，我在后拉住爸爸腰间的皮带，沿着山崖小路，爬过浮图关，再到大坪.然后又骑马下山，回到市内。这是我第一次进城，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多车.在工程处父亲的住处休息，喝着开水吃自带的干粮，我觉得真好吃，也好玩，这是我和父亲玩得最开心的一次.
父亲是个孝子，常惦念家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三伯、五叔家因挣钱少，孩子多，经济也很困难.我妈在家手握经济大权，每月只寄钱给祖父母.父亲外出打工挣的钱，有时不告诉妈妈，就寄回老家支援兄、弟，妈妈知道后，总是免不了大吵大闹.因父亲是靠章家资助读完大学，因此在妈妈面前总是``矮一截``，妈妈有时吵吵，爸爸不啃声.但吵归吵，给老家的钱是一定要寄的.
1956年父亲回老家合影
父亲作为测量仪器室主任，对测量仪器极其爱护.记得抗日战争时日寇飞机来轰炸重庆，他总是首先安排学生和工人将仪器扛进防空洞，深怕仪器有闪失.家里的大人小孩由母亲负责，他是不管的 。
我父亲学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平时少言寡语，总是将全部精力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他教书认真，工作负责，为人忠厚，耿直老实，自1940年到重庆大学土木系、院系调整后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作19年，先后由讲师，副教授至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解家只有我爸一人逃难出来，母亲滁县章家人常来重庆，但当时我小，只断断续续从大人口中，听到一些有关父亲的往事，特别是我表姐王萱璋与我同辈、但她比我大18岁，又比较亲近，从她那里听得多一些.我母亲在世时，有时也给我讲讲有关爸爸的过去.遗憾的是，也许是少年时慑于父亲的威严，也许是年轻时我不懂事、不关心大人的事，从来没有和父亲倾心交谈过，等到长大时情况变了，在政治运动中不可能平心静气，谈话内容也大受限制.所以，我很少从他口中知道父亲过去的事，也不知道老家的境况。我只是在他慈爱的眼神里和晚年无言的沉默中，感受到他对我深深的爱。
现在回忆起下面几件事，对我的一生很重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2年夏天，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已快成为孤岛.当时生活物资极端匮乏，物价飞涨，加上日机日夜轰炸，妈妈的胃病严重发作，躺在床上几个月，吃什么吐什么，家里乱得一塌糊涂，生活十分困难。虽然请了个保姆帮忙做家务，但爸爸又忙工作，又要照顾病人，仍感到力不从心.那时我6岁，弟弟4岁，姐姐11岁，我和弟弟因无人照顾，整天在外面混，回家满身是土，手脸很脏，只剩下两只眼睛转来转去是干净的.亲友们劝我爸说，你家这么困难，不如把二毛(我的小名)送人，老大已11岁可以照顾自己，老么是个儿子，留下传宗接代，这样你家的困难会小得多.妈妈都有点动心了，可我爸坚决不肯，他说我的孩子我要自己负责到底，这样我才没有被送给别人.
另一件是我读中学.1948年暑假，我12岁，从重庆大学附属小学毕业.当时考取了三所中学，即私立重庆南开中学，私立树人中学和国立重庆第一中学。南开中学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筹办的，抗战胜利后，学校部分教职工迁回天津，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办.它的教学质量，教学设备，学校环境，校风校纪在重庆都是第一流的，是众学子心中仰慕的学校。我非常想进南开中学，但该校是私立学校，学费昂贵，我入学那年，法币，金元卷迅速贬值，学校每学年向学生收费77块银元(银元上因印有袁世凯的头像，又称袁大头)，包括学杂费住宿及伙食费.，为了省钱，我姐姐1943年小学毕业后，家里让她就读离家100华里的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青木关分校，学杂费，生活费全免，但生活极其艰苦。爸爸为了让我进南开中学读书，将家里所存悉数付出，还借了钱，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重庆南开中学.
再一件更让我十分感动.的事是1952年我16岁，读重庆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当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机关学校是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我爸身为测量实验室主任，又长期住在测量仪器室，有人``揭发``他盗卖公家的仪器，
因此被软禁审查，数月不能回家.为了``攻心``，当时重庆大学参加运动的一位学生，到南开中学找到我，说我爸有贪污盗窃行为，要我站稳立场，检举揭发.我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检举``?如何``揭发``?但年轻的我，为了表示``坚决和党一条心``，向贪污盗窃的可耻行为作斗争，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每天写一封短信，向父亲交代政策，要他彻底交代贪污盗窃行为.信是由家里给父亲送饭时带去，但去的人不准和父亲交谈，以免串供.妈妈对我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也带着怨恨，觉得我没有良心.由于我家的言行均为``三反``工作组监视，她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说什么.9月初新学年开始要缴学费了，我妈写了条子，给我爸说：``二毛(我的小名)读书没有用，也不听话，你的工资也停发了，没有钱缴学费，她就不用读书了.``我爸看了条子后很着急，当天就写信回来，叫妈一定要给二毛交学费，读书是头等大事，不能耽误她的前途，没有钱借钱都要给她缴学费.这才避免了我失学.后来，经过重庆大学``三反``办公室的认真核查，我爸没有任何问题，反而认为他长年保护测量仪器完好无损有功，发还了父亲被扣发的工资，那个动员我写检举揭发的年轻大学生，还登门向我爸当面陪礼道歉.事后，我听我爸对我妈说：``二毛的信写得好，文章写得很流畅……``我为给父亲写了那么多揭发信而内疚，害怕被责骂；父亲不但没有恨我，反而表扬我 ! 回想起来，至今我都为父亲的慈爱深深感动 .
父亲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不拖累和影响别人，我们与几乎所有的亲友和同学，包括家乡的亲人，断绝了来往.对于这段心酸往事，好多年都不能面对，一想到就锥心的痛。人到老年，心境开始平和，追忆这段日日夜夜，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段文字，让往事不要灰飞烟灭.幸运的是，我父亲最孝敬最惦念的我的祖父母，在我父亲猝死前不久，先后以高龄仙逝，这也使我们在那多灾多难的蹉跎岁月，免去了一份牵挂.
我姐姐解励勤，比我大五岁，前几年她在回忆录<风风雨雨七十年>中，谈到了父亲的一些往事，但她1953年大学毕业就去了大连，后来许多事不知道.在这里，我将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晚年不幸遭遇和点滴往事记录下来，算是给关心我父亲身世的亲友的一个交代，也是<风风雨雨七十年>回忆录的后续部分.
2008年4月5日清明节撰写/2011年7月14日修改
于美国达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