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门的起源有众多版本，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康熙清剿福建南少林寺，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美国举行第3届世界洪门恳亲大会，经来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代表两天讨论，通过总会章程，宣告成立世界洪门总会。首届会长李志鹏，总会设在美国檀香山。

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以下相同）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名称，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袍哥会发源于晚清，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这一特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

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清朝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中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他们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这些游民团伙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

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白莲教起义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的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最早在四川的开山堂一般被认为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

最初的袍哥会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员，太平天国运动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无钱无势者当袍哥袍哥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也积极加入袍哥队伍。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入袍哥会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由于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袍哥会在四川的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堂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袍哥一般都不以此为职，但也有少数组织者或骨干以此为职业。还有一部份乡镇山区的袍哥会完全就是绿林作风，占山为王，以抢劫为生，这一类被称为浑水袍哥，另外那些不搞盗、抢等以武力掠夺他人财物的袍哥被称为清水袍哥。从人数上说清水袍哥占大多数。

从清朝中期开始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反社会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政府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因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民国初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发展到最后的四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川成年男子有30-50%参加了袍哥会（也有人估计70-80%）。

袍哥会的最初的联络的聚点为山头或香堂，成立一个袍哥会组织就叫开山立堂，山头和香堂的名称就作为袍哥会一个组织的称呼，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后来随着参加人员的逐步增多，聚会场所的变化，袍哥会的组织又改称为码头、公口、社等。

袍哥会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没有地区性的组织，每一个袍哥会组织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依存、隶属关系，但会经常有人员联系。因此袍哥会的数量众多，一般一个乡或城市的一条街道就有一个，甚至还更多，如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

到了民国后期曾经有些实力较大的袍哥试图进行合并，达到地区性的统一，如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但都是只有名义而已，实际仍是独立存在、活动的。

袍哥组织的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

头排：头排大哥即舵头，也称舵把子、社长。另有闲位大哥，亦如一般社会组织的名誉理事，多为有声望的人，也有绅、商依靠袍哥关系便于在社会上活动的，他们挂个名，赞助若干钱取得“大爷”资格，俗称绅夹皮。

三排：又称三哥、钱粮。掌管一社经济及经营的商业（如茶馆、赌场、栈房）。

五排：又称五哥、管事、红旗大管事行交际、执法等职，在袍哥中最有社会力量，不少为职业袍哥，也有绅夹皮五哥、闲五。

六排：副六也可称五哥，是一般成员。绿林则称蓝旗，是负责巡风探事的小头领。

十排：统称老么，有凤尾老么、执法老么、跑腿老立之分。凤尾老么是有家资的年轻后生，可“一步登天海大哥”。执法老么多为流氓凶神，袍哥传堂把守辕门，制裁叛徒充当杀手就是此辈。跑腿老么如茶堂馆、赌场杂务均是。一般老么则是新人组织者。

排行中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关羽民间称为关二爷）。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

袍哥一年集会三次：最隆重的一次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内部内部及对外事务。新参加袍哥得有人引荐，在香堂上行叩拜礼，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

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开始全省武装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为蜀军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尹昌衡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至此，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

保路同志军起事成功后，四川各地成立了大量的袍哥组织，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识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在四川被蔡锷大败。

在这此护国战争中，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

按中国共产党如今的标准，袍哥会最少都要被列为非法组织，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但民国时期共产党势力较弱，加上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共产党常常要依靠、利用这类乡土组织的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共产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共产党办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共产党称为红色袍哥。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国内战争末期，国民党部队希望借助四川特殊的地形延续政权，就如抗日战争时一样，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成都，后来又迁到西昌，试图在四川与共产党部队抗争下去。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拒解放军的武装反抗，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之类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装。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叛乱，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

后来被共产党作为典型批判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组织策划执行了这次叛乱，并且拱手交给了共产党。刘文彩就是当时当地哥老会的主要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并且对反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大肆镇压，包括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红色袍哥组织也都迅速瓦解了，其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天地会，又稱洪門 ，三合會等（详见下）现在的普遍看法，是成立于明末清初的民间秘密结社，初期以反清复明为主旨，后逐渐演变为单纯的民间社团。

天地会别称繁多，不同的时期和地方有：洪門、三點會、三合會、三河会、圈子会等，据说有五十多种名称。

目前学术界对天地会的起源仍然有争议，大致有以下两种看法

康熙甲寅说（1674年） 认为天地会是在康熙十三年由汉族反清志士创立的。

乾隆二十六年说（1761年）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和尚万提喜创立。

补充：

《当代中国扫黑记实》称：洪门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由会首洪英进士依靠抗清名将史可法和黄得功，发展到数万人，后被清兵所败，由洪英之子洪旭和门人蔡德忠率残部投奔郑成功，据守台湾，重振洪门。郑成功鉴于当时部属朝秦暮楚军心不稳，为加强团结，一致抗清，遂于1661年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众将士结为异姓兄弟，以“明大复心一”作暗号，反读即“一心复大明”，此乃洪门开山立堂之始。

天地会的性质：

反清复明说 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或郑成功创立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

互助团体 认为天地会是社会下层人士组织的互助团体，成立之初并无“反清复明”的宗旨。

现代的洪门、三合会都脫胎自以前的天地会，但除了台灣以外，大多數地區都將參與者定位成為黑社會人士。

有没有可能天地会是清政府内部人士建立的（或发展壮大的）？为了防止在“去发留辫”运动中有更多的人对抗

甲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之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政权被颠复。延平郡王郑成功据守福建，抗清复明，接着渡海光复台湾，继续抗清；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汉馨香”、“挽澜水”，与大臣将帅结义为异姓兄弟，部卒也同时宣誓，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

洪门的秘密口号是“明大复兴一”，寓“一心复大明”之意。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为记，并以“洪英”为洪门开山祖师，暗寓“洪武门下英雄辈出”。郑成功创立洪门有两个意义：一是大明复兴；二是尊王攘清，富有民族意识，因此，洪门从开山立堂之始，就被清朝视为大逆不道，一被查出就要“抄家灭族”。

洪门在城市难于立足活动，只能占据山头，建立山寨，招兵买马，伺机起事。

洪门组织以弟兄相称，讲求平等。帮中职位分内八堂、外八堂，下设各种名目，等级森严。开山立堂或集会，要依职位在堂上排夹道，仪式隆重。

洪门对叛徒和清廷的探子的惩罚是极严的，光死刑就有好几种。

洪门成员的对象是九流：一流举子（知识分子），二流医（内外科大夫），三流地理（阴阳勘舆），四流推（算命卜课），五流丹青（书画家），六流相（麻衣柳庄相师），七流僧，八流道，九流琴棋（清客音乐师）。崇三教，三教是儒、释、道。

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后，非常重视以沿海各省作为桥梁，达到进攻清廷恢复明朝的目的。他派盟弟蔡德英等五人及其军师陈近南偷偷潜入清军占领区，谨慎地发展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共分为两路，蔡德英在东南几省发展，称洪门；陈近南在西北几省发展，后经顾炎武、王船山二人演变成为汉留，称哥老（袍哥）。洪门和汉留组织大致相同。

先谈洪门。

洪门却说蔡德英潜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称下院，河南登封县少林寺称上院），投方丈智通大师，寺内有僧徒一百二十八人，都是武艺精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蔡德英在寺内落发为僧，精练武艺。寺僧中有个叫马福仪的，艺精剽悍，在僧众中位居第七，也被结为同盟，待机起义。恰在这时，郑成功又派来侄儿郑君达和妻子郭秀英、妹郑玉兰前来练武，加强反清复明力量，那马福仪奸恶成性，强奸郭秀英及郑玉兰未遂，被僧众斥逐下山。

马福仪含恨叛盟，向清朝抚台告密，引清兵三千夜间围攻，放火烧毁少林寺，僧众百余人全部殉难，只蔡等十余人突围。他们用袖箭射死马福仪，逃至惠州宝珠寺，与在那里的洪门弟兄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会合。清兵追至，蔡等又逃往乌龙山，投史可法部将吴烈、吴延贲父子、合力杀死清将陈文耀，清兵败走，蔡等就在右寻镇高溪庙剌臂歃血为盟，重新组织规划复明，尊洪英为始祖，郑成功为武宗，史可法为文宗，这是洪门在清统治区结社之始，并定社名“天：组织义军称”三合军“，取天时、地利、人和之意。

起兵抗清，震动七省，他们以明总兵周遇吉的侄儿周豪与史可法的儿子史鉴明为正、副统军，以侠女关玉英为女兵统领，率军由襄阳进入四川。川督王春美派心腹符四、田七诈降，周豪不察，竟加信任。迨义军抵达重庆，与清兵接战，符、田二人便为内应，以致义军大败。

关玉英在途中与田七遭遇，擒田七，剖心祭阵亡将士；复擒符四，以一百零八刀鱼鳞剐死，惩治了仇人。因此，洪门永忌四、七两排。

洪门组织发展很快，影响极大，各省纷起秘密结社，先后出现了三点会，三合会、匕首会、双刀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抗清复明组织。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正成在新加坡创立三合会，并派分支到厦门，是为洪门在海外组织之始。嗣陈正成在厦门被清兵杀害，黄威继领其众。

咸丰年间，刘丽川创立洪门支派小刀会于青浦，响应太平天国，攻占上海，清廷勾结美、英、法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终遭失败。

光绪初年，孙中山与郑士良在檀香山立“致公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去到美国波士顿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迎接和协助，又得到司徒美堂作他的义务保护人员。有了洪门弟兄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便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接着又先后成立了“安良支堂”或分堂。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陶成章在浙江策动九龙山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又有加入“光复会”的。民国成立后，哥老、洪门、青帮的反清目的已达，逐渐转化为社会团体，以后又形成江湖流派。再谈汉留袍哥。

汉留陈近南到西北组织洪门的时候，正逢顾炎武在陕西华阴县云台书院讲学，常以民族大义激励学生，同时受到洪门影响，率众结社反清复明。大家推顾炎武为首领，仿洪门组织称为“汉留”，取“汉族遗留”之意；亦称“袍哥”，取“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意。“汉留”鉴于“洪门”受清朝严密防范，便以创立礼门戒烟、戒酒、戒赌、戒嫖为掩护，这是清朝允许的。

同时又在道教中发展反清扶明的秘密组织，创立“白门”，以后发展演变成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等组织，其政治目的都是反清复明。“汉留”成员的发展对象不限于“洪门”的九流人物，还吸收江湖上的惊（看相算命）、培（四平摊子内外科医生）、飘（写诗条子、一字破）、猜（赌博单双红宝）、风（见风使舵取人钱财）、火（炼丹提汞）、爵（以显宦骗人钱财）、耀（伪充官职骗财）、僧、道、吏、卒、戏（梨园人物）、解（卖武技杂耍）、幻（变戏法）、听（说评书、相声）等江湖人物。因为这些人常在江湖上跑四方，正好藉以搞联络通讯。特别是官府中的吏卒，有了他们便可随时掌握官府的动向。“汉留”组织发展很快，遍及全国各省城镇乡村、山林水泽，甚至鸡毛幺花店都有公口组织。

清代康、乾年间。北道上的响马镖客都是“洪门”、“汉留”的成员。河间府的窦尔敦，就是一个“汉留”支派首领。黄三泰、黄天霸父子指镖借银、李家店比武，使用丢头一字暗器打伤窦尔敦，后来当了清朝武职，专门与江湖绿林弟兄作对，成为支派的叛徒。

由于“汉留”组织发展迅速，各省山头林立。这些开山者，都与清兵发生过多次壮烈血战。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洪门”的政治目的已达，“汉留”转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各省“洪门”、“汉留”除在沦陷区内秘密活动外，大部集中在川、黔、湘、陕、甘、青、宁等省公开活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人员都大量参加。最后谈谈青帮。

青帮郑成功组成洪门以后，曾派翁××，潘××二人到北京坐控清朝消息。翁被清廷查获，叛降清廷。潘××坚持继续组织“安清帮”，以“安清”二字迷惑清廷，“”并为清廷担负运河的运粮任务。为了掩人耳目，改弟兄叙义为师徒相传，并定辈份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二十个字。徐锡麟、秋瑾二人参加后，由他二人续添上“大通悟学”，凑成二十四个字辈。

清亡后，又兴第二个二十四代。再后又兴第三个二十四代。“青帮”以替清廷在运河运粮为掩护，因此受到清廷笼络，在沿运河的江淮各集镇分立码头，并以六品官职为码头官，以码头官收徒，老年时择一得意门生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称为“关山门”，传师位于继承人。传师位之后，老师就不能再收徒弟了。太平天国时，“青帮”曾大量供给太平军有关清兵的情报。

清末发展海运，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组织离开江淮流域，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活动。民国建立后，“青帮”已是很强大的社会组织了。特别是在江浙和河北省很盛行，上海更是一个中心点，驰名的老头子有叶澄衷、虞洽卿、黄金荣、朱坤山、杜月笙、杨阿毛（自耀）等人。此中，有的成为国民党幕后人物；有的成为黑社会的首领。 天地会创始人方以智传奇　天地会，通称“洪门”，外称天地会，因会内成员“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姊” 而得名，载于正史的有着“三点会”“添弟会”“小刀会”“袍哥会”“哥佬会”等十多个异名，是近世华人世界最大的民间社团组织。

八十年代以降，随着被誉为宗师的金庸等武侠小说影视的滥觞和持续火爆，天地会等江湖民间组织的名目渐为人们所熟悉。作为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最大民间社团，天地会在海外华人世界传承至今，但关于它的起源，一直无有定论。最近，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们无意中发现：最早的天地会确曾有一位“总舵主”，他并非是金大侠武侠著作《鹿鼎记》中所称的陈近南，而是另有其人……

天地会的神秘方以智

——一个旷世奇才的传奇人生和思想

方以智自画像

江西黎川、广昌等地近年发现了多处像航母编队一样排列地面的“船屋”，据专家考证，正是洪门传说中喻意“同舟共济”的洪船的物化形态，也是清代天地会举行会议的总舵

清代天地会举行会议的“总舵”豪宅

精美的门窗

1671年10月初七，一个阴晦之夜，在清兵靠杀戮征服中原近30年的时候，曾作为清王朝政治对手，但已避世出家20年的方以智，在父子双双由江西押解广东对质的途中，于赣江波涛汹涌的惶恐滩头从容自尽。

这是1972年当代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历经艰难求证，在《方以智晚节考》中给我们钩沉出来的方以智的结局。此时，距一代风流“明末四公子”方以智因粤案殉难已经三百年。

末世奇才和他的神秘“∴”

方以智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他离奇的身世，以及身后著作的传奇遭遇。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末崇祯进士。他中年披发出家后有着“无可、药地、竹关、浮山、墨历、木立、极丸老人、龙眠愚者”等十多个名号。年轻时，他跟随在四川嘉州（今乐山）、湖北等地做官的父亲船载书籍游学，并与陈贞慧、冒辟疆等结成复社，时称“明末四公子”。方以智还十分重视学习西学，他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等都有着深厚交往，并著有一部《物理小识》，被现史学界称为最早系统掌握和学习过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明亡后，方以智投奔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但遭到奸佞宦臣阮大铖、马士英等排挤。弘光旋即败亡，方以智南下广东，被推荐进在肇庆建立的永历政权。眼看颠沛两广的永历垂暮政权陷入一片混乱倾轧，方以智力辞宰相，在广西街市一边卖药，一边组织联络抗清力量。1650年，方以智在广西平乐被搜出，清将感于其意气，听任他出家为僧。

清康熙十年（1671年），足迹再未踏上过两广大地的方以智，忽然卷进一桩“粤案”而致命。凭方以智生前的声名和影响，不但事后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对粤案遍无记载，而且清初浩如烟海的民间野史笔记也无述及。

方以智的重新引起关注，缘于他著述的一本手抄本《东西均》于1962年被发现。此前，人们隐约听说过点他的一些故事，知道他是一位明末思想家和科学家，他早于鲁迅等人两百多年提出过一个汉语拉丁化（拼音化）的主张……

近半个世纪以来，方以智留下的一百多种宏富著作被不断发掘和整理，人们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被埋没了的旷世奇才。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和现代性。如他在遗著《东西均》中，把他极尽深邃驳杂的思想，竟表述为一个我们今天在电脑符号和麻将游戏中还能见到的“∴”。该著作被埋没了近三百年。

那么，这中间是否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隐秘呢？

一手缔造天地会

历经十多年，在极其稀少的史料中披沙淘金，余英时为我们勾勒出方以智最后的活动踪迹：1650年（清顺治六年），方以智在广西平乐披发出家；1652年北归，因其父方孔炤奉养庐山的关系，曾两度停留江西，最后因“粤案”被捕殉难也在江西；北归后的20年间，方以智大部分时间在寺庙中埋头著述，交游甚少。只是与桐城同乡钱澄之潜去南京密会钱谦益；1667年福建武夷山之游，隐约显露了他的反清迹象。除此之外确乎难有证据证明和解释晚年的方以智为什么会牵连进粤案，并差点遭致灭门惨祸？

由粤案的隐晦不明，让人联想起明清之际的另一桩历史疑案：天地会（洪门）的起源之谜。

由于真实影响过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一百多年以来，洪门（天地会）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但由于天地会本身留下文字资料的极少，关于它的创始人，就有郑成功说、殷洪盛说、朱洪英说、洪二和尚说等；发源地也先后有福建、广东、台湾、四川、山西等不同说法，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更为蹊跷的是：学者们对天地会的研究也彼此牵袢、互相对立，最后竟陷入一个越研究越复杂的沼泽泥潭。如著名史家罗尔纲就曾慨叹：“天地会问题，循环论证，终至无解”；整整一个清代，清庭对天地会的明查暗访一直没有断过，“研究”文字也汗牛充栋，但始终不得其要领……

这确实是一段堪称离奇的历史。

在当代，经由金庸等演绎，神奇的天地会再度令华人世界倾倒、痴迷。金大侠演绎的天地会，蓝本出自一个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天地会会簿《西鲁故事》，大意为：清顺治末、康熙初，退守台湾的郑成功为团结将士抗清，效仿梁山结义，首开金台山明远堂，与文臣武将结为异姓兄弟，随后又遣蔡德忠、马超兴、李式开、方大洪五人回大陆发展。五人拜福建莆田少林寺方丈智通为师，秘密发展会众。康熙纵火烧毁少林寺，蔡德忠等五人逃脱，辗转至襄阳万云山万云寺，投奔明亡后出家的万云龙。万云龙又结纳陈近南，在红花亭聚义，奉崇祯太子朱洪竹为王。后为清兵所败，万云龙牺牲，陈近南遣众散于各省，自行开山立堂发展……

“西鲁故事”虽有着文字依据，但早有专家指出：这份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天地会会簿，是后人附会记述，只能当成神话来看待；同样，福建莆田是否真实存在过一座南少林寺也一直遭人质疑。武侠娱乐自然等同不得历史，真实历史也不是区区武侠所能推动得了的。值得思索的是：一段历史逝去了，但它却持续不断地让人困惑，它又是如此的让人着迷。这中间莫非有着什么关键人物和情节的缺失？

方以智研究的重新被发掘，为解开天地会之谜提供了可能。

韦小宝“戏言”揭开“∴”真相

金庸《鹿鼎记》中“韦小宝”加入天地会时，引用了来自天地会簿史料的几句口号诗：歌曰：“三点暗含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说是天地会的纪律要求。这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尚钺主编的《中国古代通史》中也有着明确的记录。

这几句顺口溜如今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过去。因为在时隔三百多年听来，这简直就犹如儿戏和天方夜谭：“三点”能含有什么高深的“革命”道理？然而，回看历史往往能发现令人难以置信之处。

在遗著《东西均》中，呵佛骂儒的方以智，把他复杂深邃的思想总结为一个简明形象的“∴”；同时他强调，他的思想是极高深又极其浅显的。联想到天地会最早有个“三点会” 的别名，此“三点”莫不正是彼“ ∴ ”？方以智因其著述《通雅》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语言音韵学研究第一人，熟谙汉语通假、同音字多等特点的他，不正是巧妙地把“三点”和“∴”进行了置换和还原？

那么，“∴”又能暗含怎样的革命宗旨呢？

在方以智的哲学观念里，上一点是虚拟设象，表示鸿蒙初辟，称“绝无对待”，无极衍生太极贯行阴阳而无形；下两点为“相对待”，日月轮转，乾坤倒置，这不正是反清志士心目中地覆天翻的革命宗旨？江湖言传：“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祖庭是一家”，说的是近世华人所有社团都源出明末清初的天地会。如果说在几百年的时间传承中缕缕不绝的民间社会也需要一个理论指导的话，那么，这个精神导师只能是方以智。在明清时代，惟有他才惊世骇俗地提出过一个“三教（儒佛道）合一”的主张而不被理解。

说来好笑，正所谓“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而生命之树常青”。今天我们在麻将游戏中常见的这个∴，大至无限，可以看做太阳系内宇宙星球运行的缩微图画；小到极至，是世间万物“相反相因而相成”的隐性变化辩证规律；汉语中的“天地”一词，本指生命和对创造生命环境的尊重，如我们今天还说“开辟了××新天地”，新人结合缔造新生命至今还有“拜天地”的习俗。后世天地会崇“三”，正因“天、地、人”排序中，人至为尊贵！

《东西均》在清代曾遭到过禁毁，但传抄本不可能没有。方以智“极高深而又极浅见”的思想，正是“无思想的思想”，他是把我们后世所称的“思想”提升到了生命信仰的高度！生命自由本是自在自为的，这样的“敌人” 根植于人性、深藏于内心，又怎么发现得了，又是怎样的严刑峻法能根除得尽？

方以智人既因粤案被害，他的怪异主张又恰好不被一般狭隘冬烘的读书人“理解”，于是正好借此走入草泽民间。有此崇信生命、无影无形的“∴”理论，在民族歧视严重的清代，断续存亡的天地会绵延不绝，屡败屡起，洪门最终能超越对一家一姓的忠贞，成为一个侠义、忠信的民族文化符号，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吗？

方以智是极有气节之人：1644年3月19日凌晨，崇祯上吊，北京城内一片帝国末日崩坏的混乱，惟有他前去为崇祯号哭吊孝；在弘光、永历混乱短暂的两个南明小朝廷虽屡遭排挤陷害而灰心，但他仍不忘时上“恢复条陈”、“条陈大计”；对于他的出家，《清史稿》简短的记述,“左置官服右白刃，以智趋右”……

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1671年秋冬之交，赣江的那个幽暗之夜，波湍浪急的惶恐滩头舟中的毅然一跳，完全在方以智缜密的策划中。他要为他心目中丽日西斜的大明王朝最后举行一次凄艳的葬礼，同时也要用他的绝世才华为后世布下一个天大的谜阵，以让臻于烂熟的汉文化浴火重生，日月幽而复明。“名者，命也，虽帝王富人不能免”，为实现他这个“策划”，他是连他认为世界根本的“名”也不要了！他的这个“策划”，在后世看来，却因忠直执著太过，兀显出三百多年身后的荒坟乱草及与天地同在的怆绝、孤清！

还有个可兹证明《东西均》正是天地会清代秘密革命教材的依据是：天地会的组织形态是分散自行发展，各自开山立堂，互不统属；而这正符合方以智对“∴”的解释：“非纵非横”、“可纵可横”、“非三非一”……

独辟洪门身成谜

方以智1652年北归后，师事南京高座寺的明末名僧觉浪道盛（简称“觉浪”，下同）。

觉浪，福建莆城人，俗姓张。他曾用自己的声名保护过金陵城南免遭清兵劫掠，被尊为“江南三宝”。这可能是后世攀称福建莆城有座南少林的原因。

明末清初，觉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才华卓著的明遗民。在觉浪1659年离世后，这个遗民僧人团体转为以方以智为中心。这批人中，包括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和被称为“岭南画僧”的石濂大汕（简称大汕，下同）。此外，在方以智晚年停留时间最久的庐山山中，有魏禧等人结庐读书讲学，称为“易堂九子”，九子中还有一位变姓易名的明朝宗室林时益（朱议霶）……

明遗民的“出家”，多是为躲避多尔衮损毁汉人尊严的剃发令，或者只是托身空门方便奔走四方联络豪杰。如经方以智引荐，师事过觉浪的大汕就曾与九子之一的曾灿一起到过安南（越南），试图搬取救兵；大汕行事豪迈、夸张，被安南国王封为国师，他一次就授戒1400余人；在清初粤案30多年后的1705年，大汕忽然被捕押回江南原籍，“死于路途”。他的死因和死法和方以智都有些相近（王坚《岭南奇僧大汕和尚》）。

方以智在寺院中还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为从事一些隐秘活动进行联络和沟通。1656年，粤案中一同被逮的二儿子方中通游楚地而归，欣喜地向父亲汇报工作：“楚国逢遗逸，人人感至今。云沾王父泽，聊慰老亲心”。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明亡前曾任湖北巡抚，是曾与绰号“曹操”的农民军罗汝才一起八战八捷的明末名将。后仅因一次失利就被下狱，楚地和粤地多散落有方孔炤的军事旧部。在广西时，他们还曾想推举方以智出任军事；这样的“身份”和经历，纵使匿身寺庙，方以智也不得不倍加谨慎、小心。

就算方以智不去犯粤案，但远在千里之外的粤案未必就不会来找他。东南复社文人屈大均，广东番禺人，青年出家后又还俗。1653年他北游南京、北京、山海关等地，后被查出曾参与导引郑成功、张煌言部攻入长江，曾遭到通缉。1658年，为父守墓期满的方以智回到江西，他在建昌府周围四处走动，惹得议论纷起；还有他长达一年之久的武夷山之游也给后世留下谜团……

方家和广东、福建沿海的不解关系，让人推测方以智生前曾领导一个什么秘密团体，以为海上策应。这个团体（“三点会”）在粤案后被他的继承者加以保存和延续。还有一个可兹证明方以智正是早期天地会领袖的实据是，清中期接连查获的会簿中留下著名的“木立诗”（《三六底》）。不但天地会会众中多有“木立斗世知天下”、“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之类的歌诀流传，还有“攻打木阳城”的入会仪式，考古界在据信为天地会发源地的福建漳州碑亭上也发现有“木立斗也（世？）清皆绝，万里和同再复兴”的模糊碑文，多处提到“木立”。

清档记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十二年（1787年），接连破获被俘天地会众对“木立斗世知天下”一句的解释为：“木”字指顺治十八年，“立”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指雍正十三年，“世”指乾隆三十二年……，这的确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搞笑的是，乾隆也据此相信：“天地会名色，朕已查清”，显然，这不过是神经高度紧张的乾隆被层出不穷的神秘天地会搞得头昏脑胀后的自欺。

此时距方以智离世已有百余年时间，粤案既因他自沉后不了了之。他的书籍又因遭禁转入地下，自然无人再记得起晚年方以智变幻无常的名号中，正有一个“木立”。行无定名既是身历亡国之痛后枯寂幻灭心境的体现，也流露出他成就无名之真名的自信。和“三点暗含革命宗”一样，“木立斗世知天下”这句并不是什么隐语，当作正解，是说天地会开创者木立知彻宇宙人生，敢于逆立斗世！木立即是晚年方以智的化名，联想到重重云遮雾罩的天地会传说中在襄阳“万云山万云寺为僧的万云龙”， 方孔炤曾任湖北巡抚、明亡后粤地和楚地又多散落有他的军事旧部等历史事实，“万云龙”未必就不是“方”氏去点为万、入云成龙的另一“马甲”。

稍可多说两句的是，要真正理解方以智这样一位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还需从“语言”入手。早在十七世纪就在提倡文字改革的方以智并不仅仅只是汉字拉丁化（拼音化）那么简单！

后世天地会所传“海底”（意思是深如大海，传说为一年轻水手从海中捞得的天地会会簿），也和这位深通语言奥妙的思想巨子不无关系。粤案中方以智被收监关押庐陵时，曾在狱中托人带诗给儿子方中通说“复壁有深意”，方中通复诗“此间能破壁”，是否暗示他被捕前藏身的江西富绅世交萧孟肪家中夹壁内，藏有天地会的重要文件需要及时取回？他是否预感到清朝征服者将以文化歼灭行奴役统治，遂为后世天地会另创一套文字符号、以“春典”“隐语”（手势）行世？这是很可让人遐想的。这样的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

天地悠然，弹指瞬间，三百多年沧桑而过。一代英雄伟哲方以智的面貌至今没被认清。什么时候才会有一部关于方以智的精彩书籍呢？

（钱王刚，安徽桐城人，桐城地方史志文化及方以智研究爱好者。）

小资料：天地会小史

天地会，通称“洪门”，外称天地会，因会内成员“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姊” 而得名，载于正史的有着“三点会”“添弟会”“小刀会”“袍哥会”“哥佬会”等十多个异名，是近世华人世界最大的民间社团组织，青帮也只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

19世纪中叶，天地会“洪船”出海，成为近世中国最早的华侨；天地会对中国近现代史走向发生过深远影响：孙中山先生1904年去美国檀香山，经叔父钟水养介绍加入洪门。辛亥革命中的同盟会员很多同时也是天地会会员（洪门成员），如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69人是洪门中人。辛亥革命也可看作一场天地会革命。在马克思笔下，天地会还是中国最早与共产国际发生过组织联系的民间社团。李大钊曾援引马克思在为《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做通讯员时期的一则记录说：在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的天地会是共产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会员达百万人，遍及整个中国和印度。1949年，美洲天地会致公堂堂主司徒美堂因率领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巨大贡献，应毛泽东之邀曾经参加过开国大典。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的前身也是洪门的一支。洲洪门爱国老人——司徒美堂1894年，他在致公堂内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1905年继设安良总堂，任总理，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提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名闻遐迩的洪门“大佬”司徒美堂可谓中坚人物，不能不表。

司徒美堂（1868—1955），出生于广东开平，1880年到美国谋生。曾当过厨夫，随美国军舰到过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后加入当地华侨组织的洪门致公堂。1894年，他在致公堂内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1905年继设安良总堂，任总理，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十九路军上海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七秩高龄之身，亲自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筹措战费。为集中精力从事救国工作，他辞却它职，专司该会工作，一干就是5年之久。其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尽管自己并不太富有，他还是竭其所有，尽力捐输，名列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

在司徒美堂的带领下，美洲洪门侨众全力捐助祖国，贡献至巨；而他所在的筹饷总会在八年抗战期间，亦募集了约330万美元的巨款。1941年，司徒美堂受聘为中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冬回国活动。途经香港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欲拉拢其出面组织香港帮会，他坚决不就，并成功地设法离港，辗转到达重庆。翌年，他又专程前往南美洲各国，向华侨宣传祖国抗战。抗战后期，他还鼎力支持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银行；1945年春当选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全美总部主席后，还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备尽保护服务之责。

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之邀辗转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于会后居留北京。其间，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余生。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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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改洪门为致公党

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次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到旅馆来看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又专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此前，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并不了解，听完周恩来向他介绍敌后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并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后，他在寄给美国杂志的文章中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 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中伤都是谣言。”司徒美堂回到海外，便呼吁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抗战胜利前夕，司徒美堂等致公堂领袖决定组织华侨政党，以便回国参加各党派联合政府。考虑到“堂”字带有太重的旧式帮会气味，1945年3月他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提出将组织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自己也在会上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

1946年4月，司徒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们分别致电蒋介石、共产党和民盟，中共和民盟均复电表示欢迎。惟独蒋介石因坚持一党专制而不愿有其他党派存在，未予答复。此次回国，司徒美堂又看到国民党大员“劫收”时“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票子、条子、婊子）的种种丑态，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6月，司徒美堂前往南京梅园新村拜访老朋友周恩来，接着周恩来又两次回访。在几次长谈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随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司徒美堂毅然与之决裂，代表进步侨界宣布抵制伪“国民大会”，并转赴香港。上书毛泽东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倡议，司徒美堂闻讯激动不已，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当公务早日回国”。

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最后离开居留近70年的美国，回国出席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司徒美堂刚到达北平，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会面。那里坡陡，小轿车不易上去，过去来客常在香山慈幼院换乘吉普车开上去。毛泽东考虑到司徒年高体弱，不便乘坐吉普，嘱咐用担架去接。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毛泽东便出主意，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棍，制成人工轿子，并特别叮咛抬的时候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司徒被接上来时，毛泽东亲迎搀扶，老人大为感动。

新政协筹备会经过讨论，将国名全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在筹备会上提出应在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为慎重起见，周恩来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就国名问题听取意见。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语铿锵有力，博得全体在座者的一片掌声。马寅初、沈钧儒、陈嘉庚纷纷发言表示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就这样正式确定。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身旁的“洪门大佬”

　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

左一为司徒美堂

1949年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银须飘动、精神矍铄的八旬老者，鲜为人知的是，他竟然是一位“洪门大佬”，名字叫司徒美堂，此时他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华侨领袖。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2岁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洪门致公堂是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它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为旗号。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20岁那年，一个白人流氓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司徒美堂气愤不过，三拳两拳把那个流氓打死，被判了死刑。华侨及洪门人士立即凑钱营救，最后改判了十个月。这件事使司徒美堂在华人社会出了名。

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司徒美堂本人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该堂也像现在的社团那样，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当时的法律顾问竟然是后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和罗斯福。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被孙中山革命理想所打动，决定亲任保卫员之职，洪门组织从此开始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当监印官。但司徒美堂却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理由，婉言拒绝。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美国唐人街有很多下层华工社团，被称为“堂口”，有各自的地盘。在美国东部，安良堂和协胜堂是两个比较大的堂口，相互之间曾长期堂斗。“9.18”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认为，华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并召开了两堂的“和平大会”。从此，两个堂口团结一致，共同发动华侨募捐支持抗日。”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亦遭软禁。

日本特高科头子矢崎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

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表现出的却是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司徒美堂在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化装冒险潜离香港，偷渡到了大陆。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此时却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

1945年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多年后，仍然可闻其声。

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

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但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10日，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是对于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明清时代的丐帮受朝廷直接控制

丐帮帮主”这样的名目，当然是小说家的创作。在花子社会中，统治大小花子的头目，统称“团头”。他们在花子世界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30年代北京的乞丐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对“丐帮”这个名目都不陌生。许多人都以为，既然称为“帮”，必然是江湖上生成的帮派，却不知道至少在明清时代，丐帮是受朝廷直接控制的。

“丐帮帮主”这样的名目，当然是小说家的创作。在花子社会中，统治大小花子的头目，统称“团头”。他们在花子世界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官绅、商贾、文士们的眼中，按“九儒十丐”的次序排位，团头即便是个“头儿”，也属于“下九流”中的末流，没人看得起他；但是在花子世界中，他可就是皇上，他定下来的规矩，就是金科玉律，他吩咐下来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谁要是不听，按“帮规家法”处置起来，简直比“国法”还要严酷三分。花子们犯了“事儿”，团头居然也同官府一样坐堂问案，轻则掌嘴打屁股，重则三刀六个洞——给你一把七寸钢刀，让你自己在身上随便哪儿戳三刀，但每刀必须戳穿；更重的还可以割鼻、剟眼、砍手、剁脚直到淹死、吊死、乱石砸死、乱棍打死。这种“帮规家法”，也跟各姓各族的“族法”一样，是受到“王法”保护的。受了刑的人，即便有那胆子告到县衙门去，太爷一听是小花子告团头，这就叫做“以小犯上”，向例是轻则轰下堂去了事，重则打四十大板再枷号三天。至于被处死的花子，自从入了丐帮，丁税钱粮全免，连个户籍都没有，乡官、地保才不愿多管这些并无油水可捞的闲事呢！

明朝各府州县的团头，据说是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与各府州县的城隍同时受封的。所不同的是：封为城隍的，都是已经死去的功臣，而被封为团头的，则都是一些立有战功但又犯有小小过错的活着的下级军士。朱元璋一方面封他们当世袭的“花子头儿”，一方面又明文规定：团头生子，不得读书，生女不得裹脚。——那年月，男子不读书则不得出仕做官，女子不裹脚则不能嫁进绅宦大户人家。因此可以说，这是“皇恩浩荡”，也可以说是“逐出军队、政府”，永世不再录用；既是一种恩惠，也是一种惩罚。

团头也有“级别”，最低的是乡级，上面还有县级、府级，从上而下，层层统辖。团头除了受上级团头管辖之外，也受本级地方官诸如知府、知县、乡官的节制。朱元璋分封团头，很可能只封到省级为止，没有封过“国家一级”的。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被御史邹应龙等人所参，明世宗朱厚熜革去了他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的爵位，抄了他的家，杀了他的儿子严世蕃，却念他“专权二十年有功”，赏给他一个银碗、一双金筷，让他去讨饭吃，并封他为“天下都团头”，总管全国各府州县的大小团头。但是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他走到哪家门口，谁家也不打发布施，结果饿死在北京银碗胡同。

严嵩死后，因为他是“受过皇封”的天下都团头，终于被丐帮所承认，奉为“祖师爷”接受大小花子们的香火供奉。抗战期间，我在浙江省缙云县壶镇“栖流所”的大门里面，还看见过一张巨幅彩绘的壁画，画的是严嵩身着红袍，头戴乌纱，脚蹬皂靴，腰围玉带，左手端银碗，右手执金筷，却因为饿肚子而仰面朝天作哙叹状。至于严嵩的后人是不是继承了这个“封号”，却无从考证了。

这些受过“皇封”的大小团头，也像帝王公侯一样，是可以世袭罔替，代代相传的。皇帝继位，接的是传国玉玺；团头继位，接的则是当时为当地众花子都认可的一件“信物”，例如一根特殊的打狗棒，或一根老竹根做的旱烟管之类。我见过一个团头手中代表权力的旱烟管，是老竹根做的，烟管红中透亮，熠熠生光，一看就可以知道绝不止传了三代五代，很可能还是明代初年传下来的，比严嵩的年纪还要大呢。

栖流所，一般是当地财东个人出钱或多人合力出钱盖起来的，俗名“讨饭屋”。本意是给过往的流浪汉栖身之用。所以我见到的壶镇栖流所的大门两边，有一副石刻的对联：“只可路过暂栖息；不可长川作住居。”别看名称难听，其实栖流所的规模都不小，至少也有大小七八间房间。这样宽敞的房屋，没人管理可不行，所以通常各地的栖流所就成了团头们的公廨了。正房中不但住着团头及其妻儿老小一家，中间的一间厅堂就是团头的“公廨”，审案、行刑、打屁股，就在这里执行，全所大小花子都能看得见。此外还有一个存放各种杂粮的仓库。

大小花子，则按照男女有别的原则，分住两廊厢房的通铺上。房后还养有猪羊鸡鸭。一个“乡级”栖流所，团头所能统辖的花子大约有二百多名，不过住在栖流所里的，则只有三四十人。其中一部分人每天出去乞付，当天晚上回来，必须交纳“份例”——三五文钱或几两米；一部分人在“家”里养鸡鸭、喂猪羊，由团头每月发放份例钱，和雇佣的长工差不多；还有一部分人是花子王国里的“公差”——花子们犯了家规，掌刑的就是他们；地面上有了“路倒”或“冻尸”，背到义地去埋掉，然后从地保那里领赏钱的也是他们。当然，团头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跑腿的，也是他们。而那些有家室却没有饭吃的穷人沦为花子，则仍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过却得按月交纳“份例”，并绝对服从团头的管辖，不然，就甭想在地面上张口讨饭！

宋元时代的团头和花子，好像还管地方上死人的入殓。因为这是一宗“肮脏”的职业，一般人不肯干。《水浒传》写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死以后，就是团头何九叔带着花子去入殓的。《水浒传》写的是宋代的故事，但是作者是元代末年的人。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元代是有这样的习俗的。

不了解丐帮内情的人，只以为一个人穷到了不得不讨饭的地步，也算是穷到底了，却不知道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底层，依旧分成三流九等，依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且各有各的行当，各有各的地盘，绝不容许掺和混淆的。

粗分一下，花子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两大类。

初听起来，花子还有“业余”，似乎是个笑话，但在丐帮内部，却并不奇怪。

所谓“业余”，指的是那人本来另有职业，因为发生了紧急的或特殊的变故或困难，不得不临时客串一下。下面以清末江南的丐帮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种业余花子，被尊称为“先生”，他们大都是天生的瞎子，从小投师学说书，江南称为“唱故事”。像《海公大红袍》、《薛仁贵征东》、《大香山》（讲观世音菩萨从出世到得道的过程）这样的长篇故事，能唱上一两个月不带重样的。但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没有人来请的日子居多。饿急了，不得已，只好背起褡裢，拿上鼓板，走街串巷，去沿门乞讨。每走进一家人家，不管主人爱听不爱听，敲起鼓板，就唱上一段。主人哪怕十分不愿意，也得开销几个小钱或者几勺大米。这一路被尊称为“先生”的业余花子，有一种讲究，叫做“讨饭不带碗”，有剩饭剩菜打发，必须连碗筷一起端出来。这，也可以解释为对民间艺人的一分敬意吧。

第二种业余花子，叫做“讨青花子”。青黄不接期间，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玉米面儿、白薯干儿，要留给下地干活儿的男人吃，于是老婆婆只好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到大户人家和小康人家门口去乞讨，靠残汤剩饭度过饥荒。

第三种业余花子，叫做“赶庙会花子”。凡是庙会，行善的人除了烧香之外，一般还要散几贯铜钱给花子们，叫做“积德积福”。于是庙会上除了真花子之外，还混进了许多假花子——大部分是业余串演的。为了取得香客的可怜与同情，他们有的装瞎，有的装瘸，有的把瘦肉剁碎了糊在迎面骨上装烂脚。庙会期一过，瞎的，瘸的，烂脚的就全都好了。

第四种业余花子，叫做“赶新春花子”。这一路人，并不人人都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而只在正月新春的十几二十多天中“插空”出去讨讨饭。这是因为正月里几乎人人都不干活儿，闲着反正也是闲着，出去讨饭既不误工时，也不误农时。再者，正月新春里出去讨饭，只要说上几句大吉大利的拜年话，小康以上人家，就家家户户都会打发，除了大米之外，年糕、馒头、粽子什么都有。只要拉得下这张脸来，或者走得远一点儿，一个人正月里乞讨所得，满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月的。

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业余花子。例如跑野台子的戏班遇上了连阴雨，戏箱子挪不了窝儿，班主开不出伙食，不得不仨一拨儿俩一伙儿带上胡琴、笛子去沿门清唱。这些人，似乎也可以纳入“业余花子”的范畴，但就其“大宗”来说，当以上述四种为主。

对于各种各样的“业余花子”，团头有从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不成文的帮规：征收多寡不一的“行业税”。对于“唱故事先生”和“赶青花子”，只要“意思”到了，哪怕只上门说两句客气话，打个招呼，就算尽到了尊重团头的“礼数”；而对于那些行近诈骗的“赶庙会花子”和“赶新春花子”，却责令他们必须拿出一定成数的“贡品”来，才能允许他们充当“伸手大将军”，喊一声“相公、奶奶，做做好事”。不然的话，只要团头一声令下，他的那一帮“孩子们”立刻就会围了上去，把胆敢混迹于丐帮的假花子撕一个上下衣衫片片飞扬，掐一个浑身皮肉块块青肿，从此再也不敢冒充叫花子了。

凡是“业余花子”，只是名义上受团头的管束，必要的时候听团头的调遣，行乞的时候遵守“丐帮”的规矩，就可以了。平常日子，依旧住在各自的家中，各操本业，各安生计。只有住在栖流所中的那一帮“孩子们”，才是花子王国中的忠实子民，才是丐帮中货真价实的“专业花子”。

在穷人中，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花子”的。要当花子，先得具备当花子的条件。首先一条，是家业失尽，亲友不认，安生无处，谋食乏术；其次才是老无所养，幼无所依，病无所治，残无所为。只有这些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才能在栖流所中求得一席之地，才能在团头的管辖之下，或外出乞讨，或在家操作，过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的。

不要以为当上了花子，一定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冻馁的死亡线上作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其实，只要拉得下这张脸皮来，进了丐帮，入了花子的行列，他们的生活，即便赶不上小康人家，至少比那些糠菜半年粮的贫苦农家要强得多。而对他们来说，最舒服的还是“不劳而食”这一条。难怪当时有“讨了三年饭，做官不肯换”这样一句谚语了。

当时的江南地区，除了大户人家的婚丧喜庆、各种各样的庙会和正月新春有人布施之外，每月的初二、十六两天，是不成文的打发叫花子的日子。每逢这两天，小康以上人家，都要量出一二升米来放在门口，每来一个花子，就给一小勺米，以求积德积福。对唱小曲儿、玩儿杂耍和抱小孩儿的花子，照例还要多给一小勺儿。这样一家两家一勺两勺地攒起来，只要腿脚不懒，挨家挨户地走去，积少成多，一天所得，数量也相当可观。有些花子，为了争得这多给的一小勺儿米，每每到育婴堂去抱一个弃婴来养着。养到十一二岁，就卖给大户人家做使唤丫头，或卖到娼家去当稚妓，收入几十吊钱，添置被褥。

按照丐帮的规矩，花子们的一切收入，必须先经团头过目，然后按一定成数交到“公库”中去。有胆敢隐匿不交者，处分极重，虽不致死，大概打板子、割耳朵或者三刀六个洞之类的酷刑是逃不掉的。花子们慑于“帮规家法”的淫威，极少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更何况到了凄风苦雨、大雪封门或者是一病不起的日子，还要靠团头熬粥给他们喝呢！

栖流所里的“专业花子”，又分为外出乞讨和在家操作两大类。绝大多数花子，只要不是大雨大雪出不了门，每天都得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除所得铜钱、大米必须按成交库之外，所带回来的剩饭剩菜，也可以折价上交，用来喂猪。比较年轻能干的女丐，团头单挑出来，专门饲养鸡鸭猪羊，也兼管雨雪天气给花子们熬粥。还有那极懒的女丐，连大门都懒得走出去的，团头也不勉强，就用大米粥养着她们，让她们白天蒙头大睡，夜晚充当丐妓，把花子们三个五个攒起来的积蓄，三百五百地收进团头的钱柜儿里去。

外出乞讨的花子，虽然同为乞讨，但因各人行乞的本领有高低上下之分而收入也有多少厚薄之别。在花子世界中，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粗略地分一分，沿门乞讨的专业花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

第一种称为“强叫花”。这种人尽管骨瘦如柴，但是抽足了鸦片烟，两只眼珠子滴溜乱转，透着十分精神。不论春夏秋冬，他们总是大敞着怀走上街去，手里拿一块砖，走到商家富户的门前，一声嘶哑的“老爷太太，行行好！”抡起砖头来，就往自己那肋骨根根可数的干瘦的胸脯上砸去。

打发这一类花子，三五个小钱的是不行的，出手至少一百(按清末的市价，大约能买五斤米)。若不如数布施，他手中那块青砖，就会“啪”地一声往自己的脑门儿上砸去，登时鲜红的血就会“哗”地流了下来，随着“啊呀”一声，往后便倒，口吐白沫，人事不知。这时候，他的同伙儿就会一拥而上，大喊大叫，高呼“偿命”，引来大批的行人驻脚观看，是住家的无法进出大门，是店铺的无法继续营业。事情闹到了这个气候，商家富户不拿出三吊五吊钱来，是打发不了的。去找地保来排解么？一者地保跟团头早就有了默契，讨不出便宜来，二者惊动一次地保，没有二三两银子也请他不回去，算起来，花钱更多；三者得罪了这批花子，他们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没准儿半夜三更到乱葬岗上扒出一具死尸来背到你家门口，第二天早上叫你一惊一吓之外，还是要花钱雇人去埋掉。所以商家富户见到这一路花子驾到，大都自认不敌，赶紧捧出百儿八十个铜钱来打发他们走了算完事儿。至于他们拿了这笔钱是去抽大烟，还是去嫖丐妓，可就管不了那许多了。

第二种叫做“艺叫花”。下面又可以分为“唱”和“做”两路。唱，以瞎子和小姑娘居多，有打着竹板唱莲花落的，有打着鼓板唱故事的，有拉着胡琴唱小戏的，有打着金钱板或三棒鼓唱小调儿的，还有由人唱曲子却由狗踩着特制的小钹——当地称为“狗踏碓”——击节伴奏的；做，有用一根竹棍儿转盘子转碗的，有用九连环——九个直径一尺的铁环——套进套出组合各种图案的，有用小道具变小戏法的。

这一路花子，进得门来，不管你听不听看不看，表演完了，不给钱米是不行的。真有那不开眼的主儿，舍不得两三个小钱，让他们献艺之后却没有收入，那他们也就老实不客气，难听的、不吉利的调调儿，可就要接着唱出来了。

第三种专业花子，叫做“神叫花”。这一路花子，靠神道或者占卜求得施舍。最常见的一种叫做“龙船”：肩上扛一条龙船——木制、四只脚、比板凳高大，船内供一尊像玩具娃娃大小的龙船娘娘。进门之后，放下龙船，敲响了小锣，拖长了尾音唱两句“龙船弯一弯，伤风咳嗽带回龙船湾；龙船摇一摇，天花麻症带回龙船桥”之类。家有小孩儿的人家，主妇就会出来烧一炷香，舍三五十文钱，求龙船娘娘保佑小孩儿无灾无病。已经伤风咳嗽的，还可以包上一包香灰当灵药，或多花几十文钱，许上一个小小的愿心，或认龙船娘娘做干娘之类。

简单说，这是把神像扛到你家门口来让你烧香，对于家务繁忙没工夫到庙里去烧香的主妇们说来，简直是大开方便之门。另一种叫做“跌门头卦”：把一块老竹根锯开成两半，再用一根线绳把两头拴住，就做成了一副特殊的卦具。把这种卦具扔到地上，就会出现全阴、全阳、一阴一阳三种卦象。连续扔下三副卦具，就可以组成一卦，根据卦象组成“六爻”，并据此判断凶吉及破解的方法之类。主人如果丢失东西，他们还能够指示寻找方向或范围。这一路花子，是神道派出来广施恩泽的使者，一般只收钱米，剩饭剩菜是不吃的。

第四种专业花子，叫做“苦叫花”。最常见的是“滚地龙”和“磕头虫”。“滚地龙”的手脚从肘、膝以下都断了，既不能走，也不能爬，只能在地上滚。一边滚，一边唱着诸如“前世不修行，这世现报应”之类的劝人布施行善的唱词，同时把一只小笸箩用半截肘棒往前推。路人如果有布施，就把钱扔进小笸箩里。“磕头虫”虽然也长着手脚，但那胳膊腿儿却又短又细，简直跟五六岁的孩子差不多，既不能走路，也不能做事，只能在屁股底下绑一个草垫子，盘着双腿，用两手撑地一步一步向前蹭。每蹭一步，在地上磕一个响头，把面前的一个笸箩往前一推，同时唱着有板有眼的劝人布施行善的“讨饭腔”。除了那哀哀求告的唱词儿之外，更能打动人心的，还在于他那每蹭一步就磕一个的响头。不管前面是土地，是砖地还是石板地，那头磕下去总是“咚咚”有声，让人听了心惊肉跳，不摸出几文钱来布施布施，就好像过意不去似的。

关于“滚地龙”和“磕头虫”为什么会没有手脚或虽有手脚也跟没有差不多，去问他们自己，答复总是“前世不修行，这世活报应，一出娘胎就是这样”；但是据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丐帮中人造的孽：把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拐去，剁掉手脚，或给他吃一种药，叫他长大以后胳膊腿儿又细又弱，从此只能讨饭，不能干别的。事实上，凡是这种“苦叫花”，身边总有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随时“伺候”着，一出村街，背起就走，还要买些烧饼馄饨之类一口一口喂给他吃，照顾得可谓无微不至。当然啰，这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是要依靠这个四肢残废什么也不能干的可怜虫才能有吃有喝的呀！

第五种专业花子，那就是数量最多的“赖叫花”或“懒叫花”了。这一路人，既不敢把命豁出去耍无赖，又不会演杂技唱小曲儿，更不会通神卖卜，至于剁去手脚，为时已晚，也办不到，于是就只好“死乞白赖”了。他们老的老态龙钟，弱的弱不禁风，病的病入膏肓，残的肢体不全。不论是真的假的，总之是一定把自己那可怜之处全都有意地暴露出来给别人看，以此换取他人的同情，给予施舍。除了初二、十六这两天可以名正言顺地挨家挨户去“收取”那一小勺子大米之外，平常日子，就只能依靠赖着不走这一看家本事乞讨一碗残汤剩饭，“赖叫花”之名，也因此而来。

当花子也有他的“好日子”和“苦日子”。苦日子当然是凄风苦雨或大雪封门的寒冬腊月，无法外出乞讨。那时候饥寒交迫，除了喝团头供应的稀粥之外，就不得不动用平时的积蓄了。好日子，则是本乡本土哪家财东大户的婚丧喜庆。你家婚娶或做寿，团头会拿出钱来，买一刀肋条肉，宰一只鸡，煮得半熟，放在一个红漆托盘里，再用红纸包两个银元，然后在团头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到喜庆人家去贺喜。这时候，这些大小花子就都是上门来送礼的“贺客”，应当受到主任的“礼遇”了。

一般情况下，是本主请出一位地面上说得响的绅董来，跟团头讨价还价，讲定以后，把花子们带到后门去，每人发给二十个铜钱、两个馒头、两块寸半见方的猪肉等等。这时候，团头只要把他那根代表权力的旱烟管在后门口一挂，就可以随着知宾到前廊去入席了。只要有这管旱烟杆坐镇，任何一个花子就都不敢在这里闹事儿了。也有的团头自知身份，不去入席而直接回家的。不过这样的话，本家办完喜事，把旱烟管送回团头家里去的时候，外带一坛好酒，那是免不了的。

遇上办丧事的人家，当时的风气，都以吊客众多为光彩。因此，都搭起席棚，准备了几十桌“豆腐席”，广招吊客。不管你和死者是否认识，只要带上一刀纸、两支蜡烛、几根香，就可以在丧家吃三天豆腐席(江南的丧家招待吊客，以豆腐为主，因此在丧家吃丧饭，通称“吃豆腐”或“吃死人豆腐”，含有占便宜的意思)。这时候，团头除了可以以“吊客”的身份带着花子们去“吊丧”，即便不能坐上“豆腐席”，作为回礼的“程仪”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带领整齐点儿的花子参加出殡的行列，或肩扛旗牌当执事，或临时客串一下送殡的“亲友”，那时候，他们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坐进席棚吃豆腐席，还可以给自己挣一份儿树木不小的“份子钱”。

以上所说，是清末以前江南丐帮的大致情形。如今城市里的乞丐，因为既没有丐帮的统治，也没有团头的管辖，以致真假难分。许多在大城市要饭的花子，“下班”后穿的是西服，吃的饭馆，回家盖的是大房子，娶的是大姑娘。这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花子世界，不是本文所能概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