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螺肉什么样的:朱晓农：《古音学始末》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5/01 22:07:30

[再贴一篇朱晓农先生的旧作]

                              古音学始末
               ——关于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史的分期问题*

                              朱晓农

                              一、引言

一门学科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结束，这本来是学术史家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行的学术和科学史观认为：学术或科学是累进的，后人只能在前人成就的大厦上添砖加瓦。如果用图形来表示其发展，那就是一条连续曲线。在这条连续曲线上，要确定一门学科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说完全办不到的话。因此，学术史家们在谈到某一学科的起点时，倾向于尽量往前推（注1）。至于终点，则趋向于无限远。
新的科学史研究（参看库恩）表明，科学发展的曲线有连续，也有跳跃。连续曲线表示常态科学，而跳跃表示科学革命。科学进步不再是永远地逐步累积。科学革命会引起世界观的改变，科学范式的改变，研究前提的改变，以及所关心的问题的改变。后人不再是永远地添砖加瓦，而是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另找地基自建大厦。
我们就是在这种科学史观的启发下重新考察了古音学史，并处理了一些以往没注意或解决得不够理想的问题。有迹象表明，库恩所谓的“范式的形成和转移”是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 (注2) ，而且在越是成熟的学科中就越是明显。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首先是在古音学而不是在人文学科或社会社学的其他学科中出现“范式的形成和转移”的发展模式。

                        二、传统的音韵学史观

张世禄先生和王力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古音学史专家。张著《中国古音学》、《中国音韵学史》和王著《中国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中所论，代表着通行的古音学史观。本节内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古音学的起始是如何表述的。
【2.1】“河源唯长”。前面说过，学术史家在讨论某学科起点时，倾向于尽量上推。但是，这种“河源唯长”的追溯法，并不能使我们对于古音学的起点有个明确观念。张世禄先生和王力先生都是在这种观点指引下上穷滥觞，把古音学的根源一直追到汉代。
张世禄（I，8-9）：“吾国古音之学，发韧于宋明，而大盛于今世。然推其源，则汉人解经，已明古音与今音有殊……明古今音读之异，实为考求古音之嚆矢。”
张世禄（II，261-2）：“我们在上文第四章第二节里说过，郑玄、刘熙诸人已经注意到古今音的异同，在汉魏之间可以说是已具有古音学的根源。只可惜当时音韵学的基本知识未曾发达，所以对于上古音也未曾加以系统的研究。”
王力（I，1）：“在汉朝已经有人谈到古音。例如刘熙……也注意到古今音的异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古音之学在汉朝已有根源，只不曾作有系统的研究罢了。”
这就是说，自从汉朝学者意识到周秦典籍中某些字音韵归类和当时的归类有差异时，即“古音”意识刚一露头，古音研究就开始了。我们本来只要量一下树枝的长短，可现在连树干都量进去了。
【2.2】当然，张先生和王先生也不是干枝叉桠全然不分。他们也用了些办法来区分。但是，这些办法看来并不怎么有效。他们关于古音学起始的讨论是模糊的，使我们无法看清干枝的分节点。
张先生在谈到古音学的起始时，又曾提到好些时代的人名。他认为唐代陆德明“言古韵宽缓，实吴棫通转之说所自出；其有造于古音学者，又岂浅鲜”（张I，10）。但又认为“吾国古音学，肇始于宋人”（张I，10），“吾国古音之学，发韧于宋明”（张I，8）。因此，吴棫的研究“实开后来研究之途经”（张I，22），吴棫作《韵补》，“遂为近代古音学的萌芽”，《韵补》是“考求古韵之书”的“首始”（张II，265），“吴氏为近代古音学之始祖”，“吴氏诚古音学之鼻祖哉”（张II，18）！而杨慎“为才老（即吴棫）之功臣，即同为古音学之首创者也”（张I，28）。郑庠是“近世言古韵分部者”之祖。不过，在陈第以前，古音研究只处于萌芽（张II，266）。 “盖自陈氏，叶音之说，始破除净尽（注3） ……数千年古音之弊，乃始昌明焉”（张I，29）。陈氏提出的“音有转移”的“历史观念，实为古音学成立之基础”（张I，31）。再往后，他又说“古音学之成立，顾亭林为首功”（张I，34），“古音之学，至亭林犹草创伊始”（张I，40）。
王力先生的说法也大致相同。他认为宋代已有吴棫﹑程迥﹑郑庠三个“古音学家”（王I，2）。吴棫在“古音学的路途上”“是一个开路先锋”（王I，3）。后来他又说古音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王III，1963.3，496）。“历史观点一天不建立，古音学就一天不能产生。古音学的建立，首先应该归功于明代的陈第”（王III，1964.1，62）。“有了时间概念和地点概念，古音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王II，145）。“如果说陈第是开路先锋，顾炎武就是古韵学奠基人”（王II，146）。但是王力先生最近又认为陈第和清儒都还不能算有真正的历史观点（王IV，37）。
王力、张世禄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汉语音韵学三百年来的传统看法。从江永开始到严式晦，他们的说法都差不多。例如，江永在《古音标准·例言》里说：“言韵学者两家 [按指吴棫《韵补》和杨慎《转注古音》] 为古韵权舆。”邵子湘（转引自江永）：“吴才老作《韵补》，古韵始有成书。”段玉裁（I；III）把古音学开端从郑庠分部开始算起。《四库提要》：“言古韵者自吴棫……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 [按指陈第《毛诗古音考》] 实为首功。”张裕钊：“吴棫、杨植之徒，稍稍窥见涯涘，颇悟古今音读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源，洞晓其旨趣者。陈氏季立乃始才辟扃奧，为《毛诗古音考》一书。于是古音之说炳若日月。国朝诸大儒，益因其旧，推扩而精求之……实陈氏有以启之……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严式晦：“吴才老、陈季立两家书，言古音者大辂之椎论也。顾亭林出而音学大明。”
张先生和王先生和前清学者一样﹐使用了一系列含义不清的词语，尤其是用了许多比喻说法，来描绘古音学的开始。“发韧”、“始祖”、“首创”是不是一样意思？“萌芽”跟“基础”有什么区別？“昌明”和“首功”是什么关系？“开路先锋”、“首先归功”、“奠基人”又是谁先谁后谁重要？这些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其内涵是不明确的。通行的学术史观缺乏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术语，因此，它对古音研究史的分期问题便无能为力。或许可以说，这种分期问题在传统的学术史中还没有成为重要问题。总之，这样的历史研究，无论从方法论上来说，还是从它所能给予我们的实际知识和新的启发上来说，都需要重新考虑了。
【2.3】通行的学术史观对于一门学科的起点难以确定，对于它的终点就更难确定了（参看后文 §3.5）。后人的理论观点，或多或少总是跟前人有相似之处。往前的追溯毕竟还有个头，而往后看去就无穷无尽了。因此，一门学科的终点就要推到无限的未来。在我们传统的认识论中，曾经适用的，就永远适用；曾经是学问，就永远是学问。这种认识与科学相悖，也与历史不符。
在“添砖加瓦”的发展观的指导下，史家们便会去搜寻某一观点对于后世语言学的永恒贡献，比如张世禄先生（I，22）和周祖谟先生（217）都指出了吴棫对后世的永恒贡献。又如张世禄（I，44）把毛奇龄的“两界两合”看成是“开阴阳对转之先河”，而实际上阴阳对转是在一种与毛氏学说截然不同的范式指导下发展出来的理论。
而另一方面，“添砖加瓦”的观点是跟下述研究方法连在一起的，即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从对后世的影响和现代科学学术的成就出发来评估前人的工作，说它对还是错，都是从现代角度来定的。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用来评价过去的某项工作或某个人在今天的学术活动中所占的地位。它有许多缺点，其中一个是：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某事物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事物的各方面的意义会逐渐显示出来，而早先的观点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这就使得学术史家得不断地修改对它打的分数。既然分数只是时间的函数，那么仅根据某一时刻的分数褒贬某个观点便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着重注意某人的观点跟他前后左右有关者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学科兴起和衰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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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学习与探索》，1986。又载《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58-90，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 这儿需分清两件不同的事情。科学和学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说，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甚至劳动。这就像大树主干上有支干，支干上有分枝，分枝上还有叉桠。一方面可以说枝杈都发自主干，这只是认识史上的问题，属于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对于个別门类的科学或学术史来说，主要是要找到一个个分节点在哪儿。史家们爱用“滥觞”一词，这表明他们喜欢尽量上推。
(2) 举一个“红学”研究的例子。根据余英时的分析，红学史上出现过四个相互交替和/或竞争的范式。最早是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索隐派”，接着是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自传说”，以及修补自传说以赵冈为代表的“合传说”，第三个是以李希凡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说”，第四个便是余英时本人提出的以研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为重点的“两个世界说”。“范式”从科学史搬到学术史中，难免会发生概念移植中常见的变形现象。
(3) 其实，到陈第为止，叶音之说并未“破除净尽”。顾炎武的声调观点“四声一贯说”是叶音说的最后堡垒。参看朱晓农,I。

                     三、传统的音韵学史观分析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明确的标准会引出含混的结论。本节中我们尝试用几个不同的标准来帮助理解传统的古音学史观。
【3.1】方法标准
首先使用“方法”这一标准。顾炎武及后世清儒都是用归纳法系统地研究上古音韵部。不过，这方法并非始于顾氏。顾氏甚至陈第的方法都跟吴棫相同，只不过“格外精密”（周祖谟，217）而已。顾炎武自己（I）有段话最能说明问题：“如才老 [按即吴棫] 可谓信而好古者矣。后之人如陈季立﹑方子谦之书不过袭其所用，别为次第而已。今世盛行子谦之书，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叹也。”（注4）
再往前就没有人这么系统地研究古韵了。因此，如果以“使用归纳法系统地考察古韵”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把古音学上推到吴棫。（注5）
不过，假如以“明确划分韵部”这一研究方法作为标准，那么，起点就只能从与吴棫差不多同时而稍晚的郑庠算起了。段玉裁（I；III）就认为他自己的分部是郑庠、顾炎武、江永分部的继续。夏炘在他那部有一定影响的《诗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说》中首先就列出郑庠所分的古韵六部，然后是顾炎武、江永等。
这样看来，由于用作标准的“方法”不同，所确定的古音学的起点也就不一样了。
【3.2】目的标准
如果改用“研究目的”作为标准，则又可定出新的起点。
顾炎武研究古音是出于读经需要，他甚至想恢复古音（注6）。陈第也差不多，他希望在读古书时能用古音（注7）。吴棫虽然自己没说，但从其他人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是同一目的（注8）。再往前，陆德明﹑颜之推、沈重，甚至到东汉郑玄等都一样。他们一般都认为越古越优、越古越对 (陈第看法有些不同)，后世若有不同是后人搞错了。因此，像吴棫、顾炎武的韵书一方面是归纳古韵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希望它们能成位后世使用古音的范本。
目的的改变是从江永开始的。江氏似乎竭力想摆脫实用的桎梏，采用一种“为古音而研究古音”的态度（注9）。这可称得上一变，因为学术往往经历这么一个过程：纯粹为了实用 → 为研究而研究 (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用)  → 以社会需求为学科动力，以研究本身为个人的推动力（注10）。
后世古音学的目的接近江永而不同于顾炎武、吴棫。因此，若以“目的”为标准，可以说古音学是从江永开始的。顾炎武、吴棫等人是在另一目的的指导下进行古韵研究的。
【3.3】音移观标准
再用“音移 ”（注11）观念作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到顾炎武以后都受陈第影响。这就是说，古音学是从陈第开始的。至于陈第又受到谁的影响，早先还有谁提到过“古音无叶”，那是另一个有关“首创权”的问题。这里只是说明，改用“音移”的观念作标准，则古音学既非始于吴棫、郑庠，亦非始于顾炎武、江永。
【3.4】古今音观标准
“古今音”观念——如果把“音移”观念再扩大一下，凡已察觉到古今音异 (不管自觉不自觉，也不管明确不明确)而探讨古音韵，就算他具有“古今音”观念。用这作标准，就可把古音学上推到汉代。（注12）
【3.5】讨论
从上述这些不同的标准出发，我们得出了不同的起点。把这些起点跟§2.2中张世禄先生的描述加以比较，可看到有趣的吻合。原来张先生所说的古音学的“根源”、“鼻祖”、“萌芽”、“基础”、“昌明”、“首功”等，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得出的结果。不过，那位“草创伊始”的“奠基人”顾炎武，上面没有谈到。我们把他放到下一节去详细讨论。
我们虽然使用分析方法澄清了目前描述古音学史的混沌概念和模糊词语，但是对于如何看待这个“起点”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满足。按照不同标准得出的不同起点，使我们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对于那些爱问“为什么”的人来说，起点到底在哪里，似乎只有一串不能令人满意的相对的标准，而没有一种比较可靠、比较稳定的判断方法。
更为麻烦的是，使用这些标准会使我们难以确定今天的音韵学到底继承的是谁：从方法上来说像是吴棫或郑庠，从“音移”观念来说像是陈第，从目的上来说又像是江永。要说谁都是始祖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谁都不是。还有，今天的研究实际上已跟吴棫、除第等人的研究天差地別，如果要用上述标准来判断，似乎在看得见的未来，也不会改变它的出身和谱牒。
人类或许跟禽兽鱼虫有共同的远祖，但现在只要找到他的直系亲属就够了。近代一切科学和学术也许有着共同的渊源——宗教和哲学，但现在只要找到经验科学和经院研究之间的分节点。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范式——来帮助确定某一学科的始末。用这一观点来看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知识是如何一代一代增长、又怎样一批一批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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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 一般都强调顾氏受陈第影响极大而忽略吴棫。如王力（III，1964－1，62）：“清代古音学以顾炎武为首创者，而顾炎武就直接受陈第的影响，顾氏在他着的《音学五书?音论》一开头就引了陈第《毛诗古音考》和《读诗拙言》的几大段议论，可见顾氏对陈第的推崇。”王显（34）就更进一步了：“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主要就是在陈第的启示下及其成就上写成的。”他们的论断也许是这样推出来的：吴棫的“通转”韵学是不科学的（见王力II，144），陈第的“音有转移”观是科学的；既然顾炎武的研究也是科学的，当然只能受陈第的影响并以陈第为基础，而与吴氏无关。如果他们是这种“科学只能生自科学”的想法，那么思路的尽头便是死胡同：最初的科学来自何方？顾炎武的确曾大量引用陈第，“音移”观的确对他影响很大，但顾氏更是个考据家，更注重实际工作和归纳法。无论从《音学五书》的体例、方法来说，《韵补正》就更不用说了，还是从正文所引的这段话来看说，他本人似乎更看重吴氏。顾氏在归纳方法、系统研究上自觉追随吴氏，而在“音移”观点上不自觉地听从陈第。因此，本文若是只作小修小补的话，那就可把王显的话改成：“顾氏著作主要是在吴棫和陈第的启发下，并在吴氏的成就基础上写成的。”但本文是想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评价顾炎武，因此就没必要那么改了。
(5) 张世禄和王力都把“古音学家”的称号首先授予吴氏。
(6) 顾炎武（II）：“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嗟夫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圣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顾（III）：“今韵行而古韵亡……宋韵行而唐韵亡……世曰远而传曰譌﹐此道之亡盜二千有馀岁矣……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証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臣责]而不可乱。乃 (作是书)……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有望于后之作者焉。”
(7) 陈第：“夫诗以声教也……又惧子侄之学诗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盖为今之诗，古韵可不用也。读古之诗，古韵可不察乎？”焦竑：“韵之于经，所关若浅鲜。然古韵不明致使诗不可读，诗不可读而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几于废。此不可谓之细事也……若夫为今之诗，从今韵﹔以古韵读古诗，所谓各得其所耳。”
(8) 徐蒇：“自《补音》之书成﹐然后三百篇始得为诗，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謠谚之类，莫不字顺音叶。” 陈凤梧：“经生渚子……虽读其书而不知其韵，识者病之。宋儒吴才老博学好古，乃采辑古经传子史协韵，分为四声，各释其音义，汇成一书，名曰《韵补》。”
(9) 江永：“顾氏又曰：‘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愚谓此说亦大难。古人之音，虽或存方音之中，然今因音通行既久，岂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譬犹窯器既兴，则不宜于笾豆，壶斟既便，则不宜于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笾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后之摹仿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废今日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观明初编《洪武正韵》，就今韵书稍有易置，犹不能使之通行，而况欲复古乎？顾氏《音学五书》与愚之《古韵标准》，皆考古存古之书，非能使之复古也。”
(10) 国内的语言学目前似仍在“为研究而研究”的阶段。
(11) 我不愿把“音变”这个词用在陈第身上，因为“音变”所包含的意思比“音移”多得多。陈第和清儒所谓的“音有转移”观念只是认为古音变化是在一个固定音系内的转移，如甲古读乙，丙古读丁，而甲乙丙丁这些音节在明清各方言音系中都实际存在。他们还未意识到在音变过程中某些音素、音节会产生或消失。
(12) 戴震：“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寘同。’又注他经，言古音者某某同，某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钱大昕(I)：“古今音之別，汉人已言之。刘熙《释名》：‘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车，声近舍。’ 韦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自汉以来，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证也。”



                     四、范式理论中的古音学史

本节内我们用“范式”标准来考察古音学的始末，并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
【4.1】“范式”是什么？
首先来看什么是“范式”？凡是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就是“范式”(库恩8)：
a. 这种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功中各种形式的竞争”。
b. “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
简单地说，“范式”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套工作方法，它被广泛接受而又留下许多有待证明 (证实或证伪) 的问题。
范式在科学领域中触处皆是，但在学术领域中就少多了。
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学问中，成就最高的是清代学术。这跟清儒的求实、疑古精神和使用的归纳方法有关。清儒研究范围很广，其中成绩最昭着的便是通称为“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这也许是因为小学是传统学问中最为基础的东西，正如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也是走在最前列（注13）。而在小学中，又是音韵学，尤其是古音学，理论最完备，体系最精密，成就最显赫。其原因不外是：(1) 研究对像比较简单明确，因而 (2) 归纳法使用得最为成功（注14）。由此看来，学术领城中的范式首先出现于古音学就是很自然的。
【4.2】吴氏学说的出现和顾氏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古音学的两个阶段
宋以前的古音研究始终是零碎的，任意的，无固定目标的。汉唐学者从整体上来说还没有意识到语音系统的演变，对于古音的探求是为读经目的服务的，并以改韵协句为手段的。实际上，这种古音研究不是客观的考察，而是规定性的理解。其所以旧有九家《诗经》注音，方言因素固然免不了，但这种有着很强的主观性的规定性理解也是原因之一。
古音研究到了宋代有了第一次飞跃。吴棫把它发展成为一门有专门的研究对象 (虽然还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有系统的学问——通转韵学。吴棫本人著述甚富，据徐蒇说，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韵补》。但除了最后一种外，其馀都失传了。吴棫的古音学说就是通过《韵补》留传下来的。此书以“通”、“转”来重新分合古音韵部。关于吴氏韵学，周祖谟、张世禄、王显诸位先生有所评价，其中好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这里只注意他的学说是否定于一尊，成过范式，从而成为作为常态科学的古音学的起点。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吴氏之后的古音学界是一派混战局面。
我们先来看吴氏学说的前提。吴棫所依据的前提是语音不变。在这前提限制下，他对不协的古韵文的处理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1) 古人韵缓不烦改字，(2) 改韵协句，(3) 两者兼而有之。张世禄先生 (I，21﹔II，265) 力主第一种说法，尚欠有力证据。周祖谟先生 (215-7) 排斥第二种说法。这么一来，陆德明的“古人韵缓不烦改字”的观点对于通转韵学的启蒙意义就不下于陈第“古诗无叶”对于顾氏古音学的影响了。从吴棫《韵补》的体例及通转韵学的发展来看，第三种说法，即两者兼而有之，比较符合实际。吴氏把整部通押的称为“通”、“转”，把个别字通押的称为“叶”，即所谓“吴棫不知其故，而以音读之异名为叶，部分之殊註为通转”(《四库提要》“韵学”条)。
稍后的朱熹把早先吴棫的“叶音”方法发展为全面的“叶音”说。朱子注《诗》是否“尽从吴氏”，仍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是的（注15），但也有些人认为并非尽然（注16）。朱熹肯定大受吴棫影响，否则也不会这么彻底地把叶音说贯彻到《诗经》、《楚辞》中去。他也一定利用了吴棫的研究成果来为自己的“实用韵学”服务，要不两个押韵系统不会这么接近。不过，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叶音说仅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某字的临时读音，只考虑个别字在特定语境中的语音表现（注17），而不考虑整个语音系统，当然也不考虑每个字的统一的语音表现。说穿了，朱熹所注重的是事理发挥，至于音韵，只是那么个意思。他 (卷八十) 说：“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
直接继承吴氏学说的郑庠进一步发展了通转韵学，并使它第一次具备了分类学上的特点。这一派发展到清初毛奇龄、仇廷模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并跟叶音说势同冰炭。不过，毛氏只承认郑庠，他认为吴棫跟朱熹一样是主张叶音说的（注18）。由此也可看到吴氏“通”、“转”的含义是不太明确的，至少在后人眼中并不仅仅只有“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一义。
不管吴棫、朱熹是一开始就有区别的，还是郑庠、朱熹都是从吴氏学说中发展 (或者说分裂) 出来的，总之，他们都没能统一天下。朱熹靠着他的名声和几本通行的集注，在实用上影响较大，普及面较广。但在学者的研究中，追随朱熹的较少，只有茅凑、张献翼等（注19）﹔而追随吴棫的较多，如龚黃、刘慎、吕维祺、王值、方日昇、柴绍炳、毛先舒等（注20）﹔还有些人如甘雨、杨贞一等想用吴氏《韵补》来修改朱子叶音的（注21）。
到明代中叶，又有一种理论，杨慎的转注说 (认为古诗叶音的基础是转注) 也加入了竞争行列。
真正使叶音说感觉到威胁的是十五与十六世纪之交出现的陈第的“古诗无叶” 观点。陈氏的“音移”观也大大刺激了通转说。为了对付陈第，叶音说和通转说都努力修补自身，使其臻于完备。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他们耗尽了最后一点活力，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亡之路 (参看§4.5)。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还有一些竞争的学说，如杨庆、杨时伟想杂糅吴棫和陈第﹔而朱简、熊士伯等则自辟一路，与他人不相类同（注23）。
这种有多少古音学家就有多少古音学说的现像一直延续到清初。跟顾炎武同时的方日昇、邵长衡、黃扶孟、毛先舒、毛奇龄、柴绍炳、熊士怕，一个个固执己见，“南辕北辙，互相攻击” (《四库提要》“声韵源流”条。又可参看江永、向楚、张世禄 I，42、张世禄II，268-9)。只有李因笃一人服膺顾说，他跟毛奇龄辩论韵学总是不欢而散，有一次甚至拔剑打架（注24）。不同学派之间分歧之深、争斗之烈，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情况颇似牛顿以前有多少光学家就有多少光学见解，富兰克林以前有多少重要的电学实验家，对电的本质就有多少看法 (参看库恩9-11)。
但是在顾炎武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顾氏学说在“韵学战国”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学说成了范式。清代第一流的学者一致追随其后（注25），而其他学说则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人响应。这些第一流的学者包括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钱大昕、王念孙、江有诰。他们的古音研究工作都是在顾氏范式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些学者周围及其后，又有许多追随者 (参看张世禄I，63-4，74，91-8，108，115-7，118-33)。三百年中形成一个群星灿烂的古音学时代。所有这些学者的工作组成了在顾氏范式指引下的“常态科学”。
上面讲的是顾氏学说符合 §4.1中所说的条件a，要说顾氏学说是“范式”，还需符合条件b。这一条是再清楚不过了。自江永以后，或者在古韵分部上越来越精密 (从顾氏十部到江永十三部，又到段氏十七部，再到王念孙、江有诰廿一部)，或者在考察对象上顺理成章地扩大 (从顾氏的韵部研究到段氏的四声考察，再到钱大昕的声类探索)，从而也扩大了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的范围 (从顾氏主要利用韵文和参考使用谐声、读若等，到段氏全面使用谐声，再到钱氏注重读若、声训、异文、重文等)，或者是音系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从顾氏的入配阴，到戴震的阴阳入三配)。有一句经常引用的括“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很能说明顾氏学说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要不是有这些问题，也不会吸引这么多大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孜孜奋斗。
古音研究从宋代吴棫开始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古音学，但随即也产生了各种互相竞争的学说。古音学发展到清初顾炎武，有了一个跳跃 (关于两者的区别，还可参看§4.4)。顾氏古音学发展到本世纪初，由高本汉的学说又引起了一个跳跃(见§4.3)。为了明确念，我们把顾氏以前的古音学叫做“古韵学”，顾氏到高本汉之间的古音学叫做“古音学”，高本汉以后的研究称为“音韵学”。
【4.3】高本汉学说的兴起标志着顾氏古音学的结束
在顾氏范式指引下的古音研究持续了三百年。它的殿军章炳麟、黃侃把古音学维持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此之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写下了一部辉煌巨著 Etudes sur 1a phono1ogie chinoise (Stokho1m，1915-26)。跟清儒相比，高氏研究的目的、方法、旨趣、眼光、材料都大大不同。这部巨著是用历史比较法研究中古汉语的重大成果。稍后，高氏又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上古音 (他又使用了内部构拟法)，接连发表了 Ana1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The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Prob1ems in Archaic Chinese，Shi King Researches，Grammata Serica等一大批论文专著。
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高氏学说是否具有 §3.1中说的“范式” 的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举一些翻译的例子。为了介绍高氏音韵学，决定翻译 Etudes sur la phondogie chinoise 一书。这项工作前后耗费了当代语言学界三位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五年工夫，“此固近年我国译学上未有之业，瞻望明代译《天算》诸贤，可无愧焉”(傅斯年)。此外，在上古音方面，张世禄先生翻译了《汉语词族》，赵元任先生翻译了《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近年来，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几位先生又在翻译《修订汉文典》。这都说明高氏的巨大成就强烈地吸引了当代中国学者（注26）。
第二、它是否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答案也是肯定的。从二三十年代起，李方桂、罗常培、王力、陆志韦、王靜如、赵元任、周祖谟、周法高、董同龢，一直到现在的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作出不懈的努力，进一步完善高氏的中古音和上古音系统。
高氏学说既大别于顾氏古音学，又符合这两个条件，因此它成了新的范式取代了顾氏范式。高氏理论成了当代中国音韵学的正宗。
有一段时期人们很贬低高本法，说他错误、反动，没什么了不起，至多不过给传统音韵学带来了音标。这种话是不值得从学术上加以认真看待的，因为它们是在一种大批判的氛围中说出来的“中体西用”的翻版。说高本汉不希奇，那顾炎武也算不得有能耐，他的方法、观念大多也是从别人那儿来的 (看注34)。高氏音韵学不是修补传统之器，而是范式替换之体。
还有一事要交代几句。§4.2中说过，顾氏学说胜利以后，其他竞争理论销声匿迹了。高本汉最早的著作问世已有六十多年，其间音韵学虽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虽然章炳麟的治学方法早已被“才力学说既比得上清代的大师如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同时又能充分运用近代文史语言学的新工具”(高本汉) 的当代最傑出的一班新兴学者所不屑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但时至今日，章黃遗风竟时时拾头。究其原因，乃是近数十年来学术研究屡经沧桑，有相当一段时期陷于停顿，因而出现了这种不利于常态科学时期知识积累的情况（注27）。这是学术的不幸，历史的讽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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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 倡导结构主义哲学运动的人类学家列堆-斯特劳斯曾把语言学和人文学科的关比作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 (见李幼蒸344) 。
(14) 这话并不意味着语言是个简单现象，而是指古音学所利用的材料是有限的，研究目标仅仅是古韵分部 (以后又扩大到声调、韵母) 。王国维 (II)：“原斯学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材料不过群经诸子及汉魏有韵之文，其方法则皆乎古人用韵之自然，而不容以后说私意参乎其间，其道至简，而其事有涯。以至简入有涯，故不数传而遂臻其极也。”
(15) 杨慎(II)：“吴才老……作《韵补》……程可久又为之说……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说。”杨(I)：“宋吴才老作《韵补》……朱晦翁诗传骚订，尽从其说。”陈凤梧晦庵先生作《诗集传》，悉本其韵，以协三百篇之音。” 邵长蘅：“吴才老作《韵补》，古韵始有成书﹔朱子释诗注骚，尽从其说”(转引自江永)。程可久：“才老《韵补》为朱子所推服如此”(转引自江永)。江永：“朱子取《韵补》释诗。”又陈振孙、朱彝尊都认为朱氏从吴之说 (见《四库提要》“韵补”条)。
(16) 《四库提要》“韵补”条：“则朱子所据非此书明甚。” 钱大昕(I)态度较折衷：“朱文公《诗集传》间取才老之《补音》而加以叶字。”从朱熹 (卷八十) 自己的话也可看出并非全照吴氏：“吴才老《韵补》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又：“叶韵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补入。” “叶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
(17) 这是一种“随句审音”的方法，它跟“随文释义”的训诂方法出于同样的思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只见特定场合的个别，不求统一原则的系统。这种思路当然不限于音韵训诂学。
(18) 毛奇龄(I)：“古韵无明注，惟宋吴棫、郑庠各有古韵通转注本。惜当时但行棫说，不行庠说，致韵学大晦……考郑庠《古音辨》，分古韵六部。此书出吴棫《韵补》后。其所通转，按之古音，已得十九。所略不足者，鱼虞歌麻与萧肴豪尤分两部耳。”毛奇龄(II)：“乃朱明以还，韵学丧亡。郑樵、吴棫妄作音叶，而朱氏引之以注《诗》、《易》，极其乖诞。”
(19) 茅凑著《韵谱本义》，张献翼著《续易韵考》。
(20) 龚黃著《古叶读》，刘慎著《古音丛目》等四种，吕维祺著《音韵日月灯》，王植著《韵学》，方日升著《韵会小补》，柴绍炳著《古韵通》，毛先舒著《韵白》、《韵学通指》、《声韵丛考》。
(21) 甘雨著《古今韵分注撮要》，杨贞一著《诗韵辨略》。
(22) 杨庆著《古韵叶音》，杨时伟著《正韵笺》。
(23) 朱简著《总韵持》，熊士伯著《古音正义》。
(24) 《清国史馆儒林传》：“李因笃……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所著《音学五书》，因笃与有力焉。”江藩：“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因笃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奇龄骇走。当时相传为快事。”
(25) 江永：“近世音韵学家毛先舒稚黃、毛奇龄大可、柴绍炳虎臣，各有论著，而昆山顾炎武宁人为特出。余最服其言曰：‘孔子传易亦不能改方音。’又曰：‘韩文公笃于好古，而不知古音。’非具特识能为是言乎？有此特识，权度在胸，乃能上下古今，考其异同，订其是非。”“顾氏悉用《唐韵》，最有见，今本之。”段玉裁 (II)：“玉裁自幼为诗，即好声音文字之学。甲戍乙亥间从同邑蔡丈一帆游，始知古音大略。庚辰入都门，得顾亭林《音学五书》。读之惊怖其考据之博。癸未游于先生之门，观所为江慎修行略，又知有《古韵标准》一书，与顾氏少异，然未能深知也。”段玉裁 (I)：“乃得昆山顾氏《音学五书》、江氏《古韵标准》。读之叹两先生之勤至矣。后进所得未敢自以为是也。”戴震 (II)：“顾氏于古音有草创之功，江君与足下皆因而加密。”孔广森：“广森学古音，幸生于陈季立、顾宁人二君子之后，既已辩去叶音之惑，而识所指归。近世又有段氏《六书音均表》出，折衷诸家，从其美善。”江有诰：“有诰謭劣无知，惟好音韵之学。曩者有志于此，不得其门而入也。博观毛西河、邵子湘诸之说，当时虽不敢以为非，然觉其言之滉漾而无岸涘。及见顾氏之《音学五书》、江氏之《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叹其言之信而有徵，谓讲音学者当从此入矣。后得先生《六书音韵表》读之，益佩其造诣深邃，真能复三代之元音，发唐宋以来未宣之秘，足与顾、江二君子参分鼎立者，惟先生而已。但其书宏纲大体，固已极善，而条理似未尽密。还淳方氏有言：‘学者当为宋儒诤臣，不当宋儒佞臣。’有诰敢为先生诤臣，而献其疑焉。”段玉裁：“我师 [按指戴震] 序之云：‘谈始为之之不易，后来加详者之信足以补其未逮。’始为之谓顾氏也，后来加详者谓江氏及余也。” 江永：“甚则依吴杨二家之书，杂糅汉晋唐宋、舛谬鄙俚之韵而命之曰：‘此古韵也。’其纷乱曷有极乎!”引文如不节制，可以加长数倍。当然，比这些议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们研究工作本身的性质。
(26) 胡适 (I，219) 有一段话虽然常被责为说得过份，但的确很能代表当时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引进的科学作为新的工作范式的一般看法：“高本汉过去二十年研究的成绩，有清三百年中的中国音韵学者都不能望其项背……他仅仅只有数十年的功夫，其成果则为清代学者数百年的成绩所不能及。”
(27)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种由学术停顿而引起的倒退现象。张世禄先生告诉我说，训诂学学界至今仍在黃侃二十八部中打转。其实就连音韵学界也常可听到“一声之转”。王力先生 (IV，8) 甚至还发现有继续采用叶音说的人。他们根本无视高本汉以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国外汉学界的新成果。这种情况只能以学术停顿来解释，因为二十年代的第一流学者都已服膺高氏学说。《史语所集刊》开宗明义，把章炳麟一流斥为“人尸学问”。这种抨击既显示出后学自信自强超越前儒，又可看到不同范式指导下的研究之间的激烈争斗情况。

麦老师的电子版很难得。
有时发现有篇好文章，却很难与大家共享。
朱先生的音韵学方面的文章我没读过，这篇尚未详细读就乐而回复。我于2011-3-30辞去版主，以后我基本上不会再以此ID登录论坛。

【4.4】常态科学和非常态科学
所谓“常态科学”﹐就是某个科学团体遵循同一种范式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注28）。对某一对象进行的研究一旦进入常态科学时期﹐研究人员就能在同一范式指引下进行工作。他们有一致的工作前提﹑一致的操作程序﹑一致的工作语言﹐对于好坏对错有统一的判别标准。这就非常有利于知识积累和科学进步﹐而且也容易一致发现反常现象。正是这种反常现象最终导致了常态科学的危机和科学革命的爆发，并促使新范式的产生。于是再开始一轮新的周期。
非常态科学的特点，是同一时期内对同一研究对象有着互相竞争的理论 (这不包括两种范式交替之际出现的短暂竞争现象)。在同一个范式共同体内也会有竞争﹐但那像是服从同一组比赛规则的体育竟争。而非常态学中的竞争有时候多少像跳远选手跟跳高选手比赛谁是冠军。
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前者的研究成果一般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报告的﹐而后者些总是不厌其烦地出版综合性﹑概论性的书。
常态科学分初级和高级两种形态。初级常态期的研究以描写﹑分类为重点﹐仅仅满足于回答“怎么样”。像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音位学和句法学﹐都处于初级常态期。当这一时期的分类工作几乎穷尽了一切被考察对象﹐或者﹐如果被考察对象是个无穷集合﹐则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剩下的描写分类工作的进展足以跟得上对象的变化速度时﹐它便开始迈出重要的一步，跨入高级常态科学期﹐由描写进入解释﹐开始回答“为什么”了。这一步可能迈得很顺利﹐也可能不顺利﹐这完全取决于与其有关的广义的物理学的分支的进展情况。比如生物学在四十年代由描写分类进入解释时﹐顺利地建立了分子生物学﹐这得力于遗传学和量子力学的发达。
高本汉音韵学在十几年前受到一批当时在普林斯顿工作的汉藏语学者的挑战。后者不像高氏那样认为《切韵》音系是现代汉语各方言的直接来源﹐主张在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粤语﹑原始官话等的基础上再追踪原始汉语。此项计划己陷困顿﹐大部分人偃旗息鼓﹐把目标压得很低。只有两个人例外﹐一是罗杰瑞仍跋涉在原始闽语的历史小径上﹐二是桥本万太郎彻底改弦易辙﹐砍掉谱系树﹐另盖地理类型楼。此外还有一个在谱系树框架内工作的“形态构拟派”(包拟古等)﹐因得到国内新一代学者如郑张尚芳﹑潘悟云等的支持而进展颇快。几乎同时﹐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也受到两种新理论——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说”和拉波夫的“变异理论”——的严重挑战。他们以及 Greenberg﹑Ferguson等人对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使我们升起了把分裂为二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统一起来的希望。我们预期在音韵学研究中将随着新的语言演变假说的出现而有新的突破。
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吴氏古韵学还在非常态科学期﹐而顾氏古音学则进入了初级常态期﹐以后通过范式转移进入另一个初级常态期——高氏音韵学。实际上﹐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十九世纪达到的高度并不亚于当时的生物学﹑地质学。当代的自然科学都进入了常态期﹐而社会科学大多还在非常态期﹐人文学科就不用提了。语言学之所以常被认为是领先学科﹐就是因为它的一些分支已进入了常态期﹐如语音学﹑共时音韵学 (包括早期的音位学和现在的音系学) 和历时音韵学。
【4.5】顾氏范式被取代的原因（注29）
首先必须澄清这里的“取代”并不仅仅意味着“淘汰”﹐它包括三种情况﹐参看下节。
毛奇龄和顾炎武在清初并肩称雄﹐但后世学者都沿着顾氏模式走下去﹐而毛氏韵学全然没人理会。其原因并不是顾氏学说比毛奇龄更为圆满（注30）。恰恰相反﹐是毛氏理论在“通转韵学”范围内完美得没再留下任何问题﹐这当然无法再吸引有才华的学者了。“通转韵学”在它没有发挥到顶时也曾吸引了好多饱学之儒 (包括毛奇龄) 来进一步探讨。同样﹐古音学在“前修未密”的情况下﹐吸引了大批学者来解难题﹐而到了王念孙﹑江有诰以后﹐“后出转精”已是“日丽中天”了﹐于是就走下坡路了。
从理性认识上来说﹐一种范式被取代必须具备一下两个条件 (必要性)﹐而凡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必然会导致旧范式被取代 (充分性)﹕
1﹑或是捉襟见肘﹐矛盾百出﹐如十五世纪的“地心说”﹔或者已经到了在本范式指导下的研究人员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地步﹐几乎能解释一切有关现象﹐如十九世纪末的古音学和经典物理学﹐十九世纪前期的灾变说生物学。
2﹑必须要出现有吸引力的新理论。倘若无新理论出现﹐符合条件(1)的旧范式就会不死不活地拖着。乾嘉以后的韵部研究已趋向完备﹐其后一直无所建树﹐不死不活拖过夏炘﹑严可均﹐一直拖到章炳麟﹐他的脂队分部算是最后的余威﹐而他的“成均图”巳经跟毛奇龄的“五部三声两界两合”的分类框架性质上差不多了。这是一个严峻的教训。中国式的经验科学往往把研究对象﹑材料﹑方法看成一个封闭系统﹐一个自足系统﹐结果不可避免地原地转圈。古音学的创始人顾炎武曾跟毛奇龄势不两立﹐而古音学的殿军章炳麟却跟毛奇龄相差无几。这当然不能从章氏个人身上找原因。像章氏这样的饱学之士﹐总是渴望开辟新领域﹐获取新成就的﹐但由于缺乏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尤其是中国学者普遍缺乏使用假设-演绎法来构建逻辑构造型理论这一科学基本素养﹐朴学到了此时便无所作为。上面讲的是韵部研究。声类和四声的研究起步较晚﹐情况也更复杂﹐因此更需要新的方法和材料。
从上面可以看到﹐一旦在旧眼光﹑旧方法﹑旧材料的圈子中﹐饱学之士无法满足他们的“格致”欲望﹐即尽管“材料掌握丰富”但没有假设-演绎-检验思想时﹐便很容易从“朴学”走向“玄学”。直到高本汉带来逻辑构造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才有了一场范式交替的音韵学革命。可见﹐一种范式若到了号称包医百病﹑老在圈内打转而仍无新范式来取代时﹐那将是这门学科以及该学科研究人员的极大不幸﹐因为他们的精力才智都将投入没有回音的无底洞。
虽然从原则说，一种范式终将被另一种取代﹐但是只要前者仍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他理论就不会对它构成真正的威胁。“理由是清楚的﹐科学象制造业一样——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能留待需要的时候进行”(库恩﹐63)。由此看来﹐把一种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即所谓走极端﹐对于该理论本身的命运来说是糟糕的﹐但对于整个学科来说却是大大有利的﹐因为这促进了工具更新。
顾氏古音学发展到本世纪初﹐就其对韵部分类来说﹐已经到了几乎是完美的地步﹐这就是说它基本上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完全有资格取代它的理论——高氏音韵学。这就是说﹐第二个条件也已满足。因此﹐一场引起范式交替的音韵学革命爆发的理性条件已经具备。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探讨高氏音韵学是怎么取代顾氏古音学成为新范式的。
新范式能够形成﹐有三方面的原因（注31）。
一是学科内部的发展结果。这可以普朗克提出量子学说为例。当根据经典物理学的能量连续发送的观念所作出的理论计算总难很好符合黑体辐射的实验数据时﹐普朗克终于提出了量子式能量发射的新观念﹐从而吹响了物理学革命的号角。
第二个原因是学科间的影响。这可以生物学出现以遗传学为基础的新范式为例。描写分类的古典生物学发展为现代的分子生物学﹐在这中间﹐量子物理学的影响是关键因素。战后﹐有很多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改行进入生物学。这批在高级常态科学研究中受过熏陶的科学家给当时还处于初级常态期的生物学带去一整套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
第三是社会原因。这里面又包括 (1) 社会需要的刺激﹐(2) 社会革命﹐ (3) 社会政治力量的干预 (政策﹑奖励制度等)。第(1)点指狭义的功利刺激﹐它主要对应用学科影响大。第(2)点﹐社会革命的作用也很明显﹐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五四运动都使许多学科发生了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第(3)点社会政治力量的干预﹐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古代的数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到了宋辽金元之际趋于失传。从明代开始﹐科学又有了复苏。天文﹑历算﹑算学﹑几何都开始接受西方的新内容﹐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熊三拔 (S. Ursis) 著《泰西水法》﹑汤若望 (J. Schall von Bell) 修历等等。这种科学兴旺景象到清初方兴未艾﹐大有形成高潮之势。但突然﹐清政府为对抗罗马教廷“1704年教令”﹐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受到打击﹐殃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接下去雍正皇帝为了争位之事又把耶苏会势力进一步压迫。于是﹐一次接受西方科学范式的机会由于政治力量的干预推迟了两百年。
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取代顾氏古音学﹐哪一个原因最重要呢﹖
第一个原因马上可以排除。从古音学中是难以直接发展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这一方面是受研究对象——汉字不是表音文字的限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同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重文言轻口语﹐重文献轻实验﹐重古代轻现代﹐重标准轻变体﹐重感觉轻理性﹐重现象轻本质﹐有材料无 (逻辑构造型) 理论﹐有事理无检验﹐尤其重要的是有玄学的想象、有朴学的勤劳但偏偏没有演绎﹐结果是有特色学问而无普遍科学。从我们的传统学术中是难以发展出现代意义的科学来的。这是一个痛苦但又必须正视的事实。传统学术以建立一个标榜“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自圆其说﹐自认没有毛病（注32）﹐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封闭系统为最高目标。它不寻求解释（注33）﹐也不启发新知。正如“通转韵学”最后发展为毛奇龄的“五部三声两界两合”理论﹐章炳鳞四面八方都能转的“成均图”就是顾氏古音学自然发展的结果。
第二个原因很吸引人。诚然﹐不引进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不会有音韵学取代古音学的。不过﹐怎么会引进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呢﹖这里就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也许更准确应该说是“缘” 而不是“因”﹐那就是第三个原因中的第2点﹐一场社会革命 (五四运动) 直接导致了音韵研究中的范式转移。
实际上﹐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十九世纪中叶已形成﹐到“青年语法学派”已蔚为大观。但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学者并没引进它的原理。甚至在高本汉之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者﹐比如J. Edkins (艾约瑟)﹐S.H.Schaank, V. Rosthorn﹐Vo1picelli Kuhnert等。但那时还没有引进他们学说的社会条件。要说引进高本汉是因为他比前人成就高﹐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成就高低是相对的﹐Edkins 等人比起高本汉是低﹐但他们比更早的汉学家的成就就高多了﹐尤其是Schaank (商克，著Ancient Chinese phonctics﹐T’ong Pao﹐1卷8-9期﹐1897-8) 的工作很出色。晚清学者实际上根本没有注意他们的工作。直到“五四”以后﹐新一代中国学者把眼光投向西方。这时正好高本汉在西方汉学界脱颖而出﹐于是便成了被介绍﹑被模仿的对像。如果没有高本汉﹐中国学也会引进Edkins﹐Schaank, Maspero (马伯乐), A.von Stael Holstein (钢和泰) 等人﹐汉语音韵研究中的范式转移照样会发生。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验证。除了高本汉﹐中国学者还受到其他西方汉学家的影响。比如﹐引起中国音韵学界一场大规模辩论的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6) 就是受钢和泰的梵汉对音研究启发的。这场以汪荣宝﹑钱玄同﹑林语堂为一方﹐章炳麟﹑徐震为另一方的大辩论标志着音韵学研究中范式转移的开始。又如﹐国内第一部古代方言研究专著﹐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2) 是受马伯乐的 Le dia1ecte de la Changngan sou les T’ang 的影响﹔第一部“域外汉语”(Xanic Chinese) 专著﹐王力的《汉越语研究》(1945) 是受马伯乐的Phonetique de la historique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s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完成的。
我们再把本节的要点重复一下。顾氏古音学延续到清末民初﹐已经提不出什么新问题了﹐也就到了危机阶段 (符合条件l) ﹔而与此同时﹐既然西方有可以引进的科学 (学科间的影响) ﹐而当时的社会情况又使这一引进成为可能 (社会因素) 。早百八十年﹐历史语言学还没成型﹐早二﹑三十年呢﹐社会条件还不成熟﹐于是不早不晚﹐引起范式转移的中国音韵学革命就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爆发了。
【4.6】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不同形式
新范式终将取代就范式﹐这是作为最终结果来说的。但是﹐作为一个过程﹐一种理论是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的﹔而曾作为范式的理论尤其如此。新理论取代旧理论大致有三种形式﹕
1﹑“接力棒”式。新旧理论互不相容﹐新理论完全取而代之﹐如牛顿力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烧理论取代燃素说。顾氏古音学排斥吴氏通转韵学也同此﹐只是后者还未成为范式。不过﹐一种理论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即使是被认为早就淘汰了的理论﹐往往可能随着新事物的发现﹐会赋予它新的解释。
2﹑“滾雪球”式。旧理论被包容进一个更普遍的理论中。比如顾氏古音学被包容进其材料和方法都大大扩展了的汉语音韵学中。又如欧几里德几何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和黎曼几何一起构成更普遍的几何系统。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也被包括进社会语言学的“多维向量”式的描写中 (参閱朱晓农﹐II﹐§9.11) 。
3﹑旧理论被安置在一个特定的较小的范围内作为方便的近似工具﹐比如地心说虽然在几个世纪前就被宣判为“不科学”﹐但时至今日﹐在大地测量﹑航海定位时仍假定地球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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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8) 库恩 (8) 对“常态科学”下的定义是“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成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又 (库恩﹐10) ﹕“一种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成熟科学”即“常态科学”﹐我们不使用“(不) 成熟科学”字样﹐那容易引起误解。此外﹐中译本“常规科学”﹑“规范”﹐分别改为“常态科学”和“范式”。
(29) 谈“原因”是件很危险的事。一则我们的学术传统没这习惯﹐“秦人不懂演绎法”﹔二则“一个简单的现象可以有很复杂的原因﹐很繁多的原因﹐而且主因未必就是通常认为是重要的事件或因素”(钱锺书﹐私人通信)﹔三则有些被认作原因的事件往往只是时间上的巧合﹐由于历史事件不像物理事件那样可以重复﹐所以要分清历史事件间的先后关系 (Sequence) 和因果关系 (Causation) 就多了一重困难﹔四是常会把一些实质上是“缘”的事件误认为“因”﹐其实“真正的原因叫做因 (Cause)﹐而一时触发的媒介叫做缘 (occasion)”(潘光旦﹐134) 。我们之所以还要“强不能为或难为而为之”﹐主要是出于理论工作“聊胜于无”的考虑﹐切望能因此一砖而引出一筐玉来。
(30) 新理论刚问世时并不见得比旧理论解释能力强﹐这是常见现象。海森伯 (4)﹕“在今天﹐人们一般已不很清楚﹐对于正确地表述经验事实来说﹐哥白尼的思想起初并不比托勒密的看法来得高明。”
(31) 这三种因素常常是共同起作用的﹐我们只能指出在具体某学科的范式交替中哪一个原因最直接。
(32) 这种“没毛病”只是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来说的﹕特定情况特定处理而排斥统一考虑。比如朱熹并不认为他的叶音说有什么毛病﹐章炳麟也觉得他的成均图很圆满。但是从亚氏逻辑来看﹐中国式学术系统内部矛盾重重﹐到处都是非理性的思维跳跃和特设性假说。顾氏古音学之所以在几千年传统学问中鹤立鸡群﹐原因就在于它的理性因素多于非理性因素﹐统一考虑压倒特设性假设。我们使用“理性”一词﹐大抵与“逻辑”相当。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多的是懂切身利益和晓道德好坏的“理智”﹐而没有明客观是非的“理性”。
(33) “解释”有两种理解﹕一是现象解释﹐一是机制﹑原因解释。要作现象解释﹐可以用一个分类系统来解决﹐某个现象能放入某个空格便算得到了解释。这在中国学术中能见到﹐尽管往往是糊里糊涂﹑比喻性的﹑且无视内部矛盾的﹑贴标签式的自圆其说。后一种解释是中国学术尽量回避的﹐生怕违背了“子不语怪”原则。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有根本区别。西方人对任何现象都追求一个初始解释。对于一个判断﹐他们上溯其前提﹐下生其推论。如果推出谬误﹐则另作选择。如果没有别的选择﹐或别的选择更其大谬不然﹐他们就宁愿相信这个判断及其逻辑上相应的前提 (解释﹑解释的解释﹑一直到初始解释)。我们一般不追求解释﹐因为那会逼出初始解释﹔而我们的祖先对于原始的初始解释的来源——天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不置可否的态度。理学倒是追求系统解释﹐只是仍停留在哲学式而非科学式玄妙凿空的阶段﹐仍然是伦理中心主义。不在客观上用理性去寻求解释和原因﹐固然可以保证不出错和少出错﹐但换得的是最坏的结果﹕不能促进求得或多求新知。

                                 五﹑结论

上面我们用一种新的观点重新考察了古音学史﹐并连带讨论了一些必然要涉及的问题。最后我们想通过分析王国维的两段议论来重申我们关于古音学始末的观点。第一段话是﹕
自明以来﹐古韵上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王国维﹐I。)
这个结论为后世古音学史家所接受。但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顾炎武才是第一功臣（注34）。其对于古音学的最大“发明”是把吴棫的归纳法和系统研究法﹑郑庠的明确分部方法和陈第的“音移”观﹐再加上他自己的“离析唐韵”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创造了西学东渐以前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寥寥无几的经验科学中最精彩的一门（注35）。如果说陈第是古音学史上的伽利略﹑拉马克﹐则顾炎武便是古音学牛顿﹑古音学达尔文。
第二段话是﹕
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王国维﹐II。)
关于这段话﹐近世学者颇多异议。他们认为学术研究总是后人超越前人﹐并举了高本汉以后的成就来证明。很清楚﹐这是“添砖加瓦”式的连续发展史观。按照本文所论来看﹐王国维这一结论是很自然的。上世纪末的物理学界也出现了同样的豪言壮语 (开尔文)﹕整个牛顿物理学除了一两朵乌云外﹐已是完美无缺了﹐今后的物理学只需要在测量和计算方面增加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就行了。单就原有范式而言﹐上世纪末的古音学和物理学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就是那两朵乌云促发了古典物理学中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古音学中的一朵乌云 (实际音值问题（注36）) 也必然迫使出现于五四时代已接触到西方语言学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引进历史比较语言学。因此﹐即使没有高本汉﹐也一定会有范式转移的音韵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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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4) 从“添砖加瓦”的角度看﹐顾氏的方法观点大多继承宋明学者﹐仅有“离析唐韵”这么一个技术革新。这使我们想起因建立DNA模型而获诺贝尔奖的沃森和克里克。也有人认为他们并无创新﹐只是把别人的成果加以综合罢了 (参看胡文耕﹐23)。
(35) 所谓经验科学﹐指的是站在实物证据基础上进行的系统研究。实物证据包括自然物和文化产物。梁启超 (19) 在考察清代学术活动时说﹕“客亲的考查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后者所指未免狭隘了些。中国古代的技术固然随机发明了不少﹐但由于缺乏导致共性研究的统一观念﹑逻辑构造型理论和受控实验﹐始终与科学无缘。无数惊人的创造自生自灭﹐周而复始。至于文献研究到清代形成高潮﹐梁启超 (22) 说﹕“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代科学的研究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 又 (梁启超﹐214) ﹕“音韵学为清儒治经之副产品﹐然论者或谓其成成绩为诸学之冠。”胡适 (II﹐550) ﹕“中国旧有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根据胡氏﹐朴学主要包括文字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清代汉学的成绩﹐要算文字学的音韵一部分为最大”(胡适II﹐555)。
(36) 段玉裁在经历了发现支脂之三分最初的狂喜之后﹐晚年却陷入深深的惆怅之中。他向年轻的江有诰请教它们各自该怎么读﹐可惜的是这位“精进未艾”(段玉裁语﹐II) 的江晋三也一筹莫展 (见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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