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左岸c区:习仲勋冤案始末7

2011年01月26日 07:47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贾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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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猝然而来的灾难，使习仲勋陷入极端苦恼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首先宽慰道：“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陈毅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语，在习仲勋的心头犹如一缕春风拂动，顿时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习仲勋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彭德怀没有出席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当他听到在全会上也以“翻案风”批判了习仲勋等人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习仲勋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习仲勋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十六年之久。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年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1月，在周恩来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八年“监护”岁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之时。

冰消雪化待有时

毛泽东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是由于他的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小说《刘志丹》冤案的发生。他后来曾讲：“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党中央写出《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习仲勋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4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党中央于8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页。）

为了更严肃慎重处理好这一株连甚广的政治文字冤狱，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