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审计署公开了该部门“三公支出”的明细“账目”。这份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央单位公布的最详细的部门清单”显示：该部门去年财政预算2711万；拥有公车206辆；购车4辆，花费115万元；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花费5万余元。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审计署将公务车编制及实有数“206辆”明白列出，在中央各部门中可谓“头一份儿”。 然而，在称赞之余有一组数据格外刺眼：该部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达1229万元，占总支出近半。

　　近年来，事关“公车改革”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目前，被外界预测为“史上最严格”的车改亦在深入推进当中。

　　今年年初，以《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下发为标志，新一轮公车改革拉开帷幕。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与此同时，财政部出台了相关办法，首次明确公车购置和运转费用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4月25日，在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政府的频繁动作表明：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再次成为反腐倡廉的突出问题，被提上日程。

　　事实上，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进行了将近17个年头。在该规定出台后，全国各地曾陆续刮起公车改革之风：1997年，广东省曾尝试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试行；2003年，全国多地曾通过“卖公车、发补贴”的方式再次参与改革。

　　然而迄今为止，公车改革实效如何？

　　有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公车养护费用高达2000多亿元。另据报道，2008年，该项花费增至3000多亿元。财政部、发改委和统计局的调研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公务车购置费用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除此之外，曾有媒体报道：相较于私家轿车每万公里0.82万元的运行成本，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车这一费用竟高达3万元以上。

　　多年努力之后，公车改革缘何仍只是一阵风似的吹过？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并未真正触碰问题的核心。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车改革主要有三种模式：货币化改革模式、半货币化改革模式及加强管理型模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和部门却普遍存在“用错力气”的现象：即并未着力“革”去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运用制度及政策将公车使用合法化。其中，颇受争议的举措即是车贴发放模式。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曾启动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都在改革范围之内。在该区的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人员每年车贴高达8万元。

　　消息一出，引来舆论一片哗然：车改难道是官员们的一轮“变相加薪”？2009年7月25日，辽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实行仅一年多的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

　　从此类“车改之怪现象”不难看出：在部分地区，车改没有节约公共财政支出，却成为既得利益者“福利变现”的渠道。通过改革，本来“不占理”的公车使用，反倒通过货币补贴合法化了，公共资源成为被堂而皇之地分割的“大蛋糕”。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对公车改革表态：“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国家发改委也曾表态，公车改革已经逐渐从各地“单打独斗的细枝末节的变革，进入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变局”。

　　种种回应正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在当前财政资金使用仍旧缺乏监督及制约的背景下，公车改革仍需通过体制调整实现实质性突破。

　　对于公车改革，或许香港模式值得借鉴。在香港，“预算细化到一张办公用纸”,信息公开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2009年的数据显示，香港拥有近17万公务员，公务用车数量仅为6777辆。

　　香港公务用车管理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香港财经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政府车辆的采购配置、运行监管和专职司机的管理工作，政府各个部门负责配置本部门政府车辆的保管和使用，并随时将车辆运行情况上报给物流服务署，形成了一个职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

　　事实上，对于公车改革，公众期待的决不仅仅是一组组数据的发布，更重要的是据此监督相关部门“钱花得是否合理、车用得是否合理”。目前我国的公务用车管理模式，已弊端频现。如何抑制公车消费支出增长、杜绝管理黑洞，仍将考验政府智慧。

　　公车改革，别再只是一阵风吹过。本报记者 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