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人八哥电影在线观看:公车改革何以成为问题

　　多年来，有关公车改革的话题一直不绝于耳。今年，北京治堵新政对公务用车所做出的限制性规定、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公车改革以及财政部首次将公务用车纳入预决算管理，再次点燃了社会和公众对于公车改革的热情和希望，使得有关公车改革的各种争论和探讨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我国的公务用车改革，如果从1994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期间，中央及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公车配置和使用的规章条例，治理手段亦是层出不穷，但成效甚微。16年过去了，各地进行的种种公车改革的尝试与探索，要么在争议中搁浅，要么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以公车制度改革本身的目标和基本诉求来衡量，总体而言，我国的公车制度改革至今尚未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我国现行公务用车制度饱受诟病，最大的弊端则在于“公车不公”。公务用车，顾名思义，乃为保障执行公务之用，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公车成为官员个人等级身份和待遇级别的象征，成为与权力等级挂钩的官员个人的“隐形福利”。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超标准配车现象普遍存在，公车数量严重超标，公车私用现象泛滥，公车支出费用惊人。我国现有的公车数量及每年公车消耗的财政支出，目前尚未有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权威数据发布，但据广为采用的民间数据测算，我国公务用车每年消耗财政资源4000亿元左右(据中央党校主办的第326期《学习时报》报道：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超过每年的国防开支，可以再造一个三峡工程，超过每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投入之和。庞大的公务用车支出费用，对比艰难的民生现实，尤其让人震惊与心痛。必须指出的是，现有公车制度之弊，还不仅仅在于公车数量超标、使用效率低下及由此导致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其更主要的危害则在于由此所滋生的特权意识、等级观念和奢侈浪费之风，严重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腐蚀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这从民间形象地称其为 “车轮上的腐败”，可见一斑。由此，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必须改革。

　　然则，公车改革何以这么难?公务用车制度的改革，相较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审慎推进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单纯从治理技术的操作层面而言，应该是最容易首先进行变革并取得突破的改革领域。但我们看到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成为改革进程中少数最难以攻破的“堡垒”之一，至今仍徘徊不前，难以寸进。我国公车制度之弊，在某种程度而言，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国际上，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不存在大面积的公务用车实物配给制，同时，公务用车不与官员的等级身份挂钩，并非官员的福利待遇，少量的公务用车也仅为保障执行公务之用，且在公务用车使用和管理上有严格的监督和问责，有一套成熟的治理手段、技术和方法确保公车用于公务。换言之，目前中国饱受诟病的公务用车制度的种种弊端，在当今大多数的现代化民主国家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由此，我国公车制度之弊，根源在于缺少约束的权力及由此滋生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在此意义上，公车改革的本质，乃在于改革公权，在于改革缺少约束和监督的公车使用特权。这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利益格局带来冲击，遇到阻力在所难免，首当其冲的就是从现有公车制度中直接受益的庞大的官员群体，他们构成了推进公车改革最大的现实阻力，这一既得利益者群体更可延伸至从整个公车采购中受益的汽车上下游相关产业链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阻力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公车司机群体，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阻挠和影响改革的进程。特别是这一以官员为主体既得利益群体又属转型中国社会的强势群体，改革的阻力相当大。由此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对于公车改革，民间有着高度的改革共识，而来自政府方面的动力则明显不足，就已有的改革实践而言，主要集中于迫于财政压力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尝试和探索，而这些改革也大多或在争议和口水中偃旗息鼓，或无疾而终，个中缘由，无需赘言。

　　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于，从已有的各种改革尝试来看，公车改革均是在政府单方主导下进行，各级政府本身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主体，是改革政策的设计者、执行者，同时还是改革效果的评估者，完全掌握改革的话语权，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作为改革外生力量和诱制性制度变迁推动力量的社会和公众则缺少话语权，更缺少实质性的政策设计过程中的讨论与参与。在缺少有效外部制约和监督的现实背景下，政府自己改自己，改革的成效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的公车改革，有着民间和社会凝聚起来的高度的改革共识，有国外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可资借鉴，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和规范体系，本该是一个“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但16年来公车改革所走过的曲折路程，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式改革”的现实图景和改革范例。公车改革难，不是难在治理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是难在缺少法律规范和红头文件，难在改革触动了一个庞大且强势的、由官员主导的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难在改革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权思想和等级意识，难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基本宪政理念的真正落实，这才是不该成为问题的公车改革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公车改革若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做到三点：一是要真正拿出改革的决心，公车治理不缺少技术，也不缺少方法，缺少壮士扼腕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二是公车改革相关信息须透明公开，必须改变原来神秘、封闭、缺乏透明度的政府运作状态，杜绝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通过有效地制度设计和安排，将公务用车预算、审批、采购、使用、管理等情况向社会公开，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三是公车改革的政策设计和方案的拟定、实施不能由政府单方主导，改革过程必须引入社会和民间力量，广开言路，集中民智，汇聚民意，问计于民;其监督和管理则要打破单一的行政体系内部监督和同体问责，借鉴国外经验，可考虑进一步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和问责。若非如此，则公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可能还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文/刘文萃 作者系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