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颁奖典礼海报:地瓜花

—— 范学德自选文集
地瓜花
九九年年底，我们搬进了新家。新家的门前屋后，原来的房主开了七块小小的花匍。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多的花园，很兴奋，自然就想起了种花。
芝加哥地区的春天来的晚。三月中旬时，虽然日历上标明是春天了，可外面却有飘飘洒洒的小雪花。不过，落地不久就化了。地暖了，雪花先知道。等到了三月底，终于看见地上冒出了一棵棵嫩嫩的绿色小草，浑身都透出一股新鲜的灵气。种花的时候到了。
我先去买花种、花苗。
除了专门的花圃之外，美国的五金商店里头也卖花种和菜种，有的还有一个花圃，花草树木都卖，并且价钱比较便宜。我来到了全美最大的一家五金连锁店─Menards，转了一圈后发现，有一种花种很像小时候我在家乡看过的地瓜花，但那上面标的英文名字叫，Dahlia。 拿不准它到底是什么花，我回到家后，赶快就查〈新英汉词典〉，一看，是大丽花。虽然大丽花这个词挺文雅的，但在我们家乡人都不那么叫，我们管它叫地瓜花。俗了点，但挺实在的。
地瓜花的叫法大概与地瓜的形状有些关系。我们当地的人都把红薯叫做地瓜。地瓜花的根茎跟地瓜一模一样，只是皮不是红色的，而是白的，当然我也见过白色的地瓜，吃起来也甜滋滋的。到美国快十年了，但很少看到地瓜花，也许是我以往没太注意。但在我们家乡，你就是想不注意它都办不到，一到夏天，它开得到处都是，花又大又亮，从夏天一直开到下霜。一团一团的，这朵花还没谢，那朵已经怒放了，开个没完没了。
不久，我就花了四、五美元，买了四株地瓜花种。地一暖，我就把它们种到了门前的花园里。半个月后，第一片绿叶就冒出来了，那叶子毫无娇嫩之态，它的形状大大方方，挺得结结实实，连颜色也是深绿的，一切，都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是地瓜花，没错，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肯定了。
又要看到家乡的花了，我有些激动。
以后接下来要干的活就是浇水而已，没施肥，也没去管虫害，地瓜花的生命力很强，家乡话说它长得“泼实”，自己就照顾自己了。但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它们又长大了多少，随着它们越长越大，我就越盼它开花了。
终于等到了。先是一朵，然后两朵、三朵，不到一个星期，就数不出开了多少朵花了。有粉色的，有金黄色的。我特别喜欢金黄色的的那一株，它的花心有些白，越是到花瓣的尖上，那金黄色就越重。当太阳照在上面时，那金黄色就发出亮光了。早上，又有太阳的时候看它更好，绿叶上滚动几颗露珠，露珠中含着一闪一闪的金光。
有时是早上，有时是晌午或者黄昏，我常常站在三、四十朵大小不一的粉色、金黄色的花前陷入了沉思，就是那起舞的蝴蝶，轻柔的夏风也带不走我那一丝愁绪。我的愁绪浸着少年时心灵的苦水。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爱花的人：景叔叔。
景叔的名字叫景奉文。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粮和菜都不够吃。因此，虽然有一块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自留地，但从来舍不得在那上面种花。别说自留地了，就是我们房前屋后，除了小道之外，凡是能放下一支脚的空地，妈妈都领着我们在那里种上了蔬菜。春天种小白菜、茄子、辣椒、土豆、云豆，秋天种大白菜和萝卜，全家吃的菜全靠这点地。
有一年前院还种了烟草，烟叶长得像芭蕉叶那么大时，生产队来人要拔掉，说是上面下了命令，要农村的社员们“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烟草就属于那尾巴。想那原因也就是因为农民想靠烟草卖点钱。大哥发火了，站在地头要跟他们拼命，因为我们家还指望靠卖烟叶的钱来买粮、买盐、买酱油。
我们那个大杂院中十二、三户人家，只有景叔叔的家在门前开了一个花园，他家后院那块地也种菜，还有玉米。我感到很奇怪，他家的玉米熟了，不摘下来吃，也不拿去卖，就那么长着，直到老了，才摘下来，挂在屋子里头的窗户上边。当种子用。可他家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的种子。都弄到哪里去了？我不明白。
十多年后我才知道，景叔是玉米专家，在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他得到了一等奖，当时全国只有两三个科学家得到了这个一等奖。可我小时候只听妈妈说你景叔有学问，有什么学问，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我想，就连我妈妈也不知道景叔有那么大的学问。我那时关心学习，但不关心学问，更没有想到景叔的学问对农民有多么重要，在北方，玉米是农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中，多收一棒玉米，就意味着农民少挨一顿饿。
我没注意到景叔的玉米，但他家的花园我却留心了。花园在他家的门前，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一块地，种满了花，从开春到下霜，开着不同的花。
景叔爱花，下班回来时常站在花园前看花，有时还进去拔草。他个子高，在花丛中显得很起眼。那些花有荷包花，芍药花，月季华，还有地瓜花，他们家的地瓜花有好几种颜色的，但现在清楚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大红色的和紫色的了。那大红色的的红就像农村婚礼上新媳妇的小脸蛋，擦得通红通红的，又偷偷地开心笑了。
我虽然看到过景叔站在花园前笑，但好像没看见他开心地大笑，他的笑我时常令我感得有点不痛快。现在回忆，想必是他的笑中包含了几许的抑郁。邻居说老景成分不好，是地主家庭出身，还有历史问题，是“控制使用”的。那时我还不明白控制使用是什么意思，只觉听起来挺吓人的。后来一位被控制使用多年的老先生告诉我，说那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个（政治）帽子，命令你拼命干活，你要是稍微不老实，他随时就可以把帽子扣到你头上，让你作不成人也作不成鬼。
景叔挺喜欢我，说我聪明，他看到我时常微笑，还爱摸我的脑袋，还给过我糖块吃。我虽然每一次都推辞说我不要，但景叔总是坚持把它们塞到我手里，说景叔给的，没有事。想必景叔知道我们家穷，大人舍不得花钱给我几块糖吃，而我是个小孩子，哪能不馋糖吃呢？
我很感谢景叔给我糖吃，因为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块糖。我接下了糖，但不敢马上吃，怕妈妈说我。妈妈一再告诉我们，不许要人家的东西吃。我一般是把糖紧紧地攥在手中，跑回家，告诉妈妈：妈，景叔给了我一块糖，不是我要的，是景叔硬塞到我手里的。妈妈会说，下回可别再要了。还问，你谢谢景叔了吗？还建议，分一半给你弟弟。于是，我就把糖咬成两半，将我自己的那一半，含在嘴里，慢慢地化，连心中都甜透了。
我每一次见到景叔，都会跟他打招呼，问景叔好。
就这样，我说了好多年的景叔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那时，我刚刚十来岁。从有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向他问好了。
景叔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还有“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那些罪名的确切含义我不懂，只知道那是坏人。我不明白景叔这样的好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坏人，我妈也不懂，只是偶尔偷偷对我们说你景叔是好人哪，可惜出身不好。可好人怎能么成了敌人，我更不懂了。但我常常听到上面说，有什么化成美女的毒蛇，有什么披着羊皮的狼，那么，兴许景叔就是这样的敌人，我拿不准，但怕他了。我要离他远点。
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景叔下班了，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大院里。往常，景叔一到了大院的门口就下了车，推着自行车往家门走，院子里的人见到他了，都彼此打个招呼，至少，说一句“你回来了”，或者微笑着点点头。
但那天，看到景叔推着自行车进院子里了，在院子里聊天的那么多大人，一下子都不吭声了，或者是低头了，或者是扭过头了，虽然是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但没有一个人同他打招呼。景叔也就这么低着头回到了家中。
就是那一天，我看见了景叔，他也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伸出手摸我的头，我则赶快低下了头，装着没看见。
从那以后，我一看到景叔，就赶快躲开，不敢和他说话了。和敌人说话，就是敌人一伙的人，这我知道。我也不再问过景叔的好了，问敌人的好，就是站在了敌人一边，这我也知道。景叔叔在他工作的单位经常批斗，怎么斗的，我没看见。
我看见的就是为了惩罚他，每天一大早，他就要扫大街。我们门前的那条大街其实也就是一个小胡同，一百来米长。景叔扫得干干净净的。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到景叔家去玩过。
在这以前，我经常到景叔家中玩。景叔的三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从打我们会玩的时候起，我们就在一起玩。再大点，我们一起看小人书。虽然街上有摆小人书摊子的，一分钱看一本，但太贵，我看不起，无法天天看。但景叔家有许多小人书，看起来不要钱，还能慢慢看。于是，我就常常到景叔家看。
我在那里看过多少小人书啊。
有时景叔看我看书都看迷了，就叫着我的小名说：小三，你爱学习，很好，好好学习，长大能有出息。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看到景叔的小女儿也将近三十年了。文革又进行了两三年后，景叔一家就被赶到农村去了，是劳动改造。走的时候，没有一个邻居送行。在我的印象中，他家的那个花园从那以后就荒芜了，我也就再没看到那样美的地瓜花了。
七五年前后，我和景叔在一个学校工作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彼此见过几次面。见面时，我还是改不了口，还叫他“景叔”。他还叫我的小名：“小三，你妈好吗？”
可是，当年的小三子已经大了，是大人，他心中也觉得有些对不起景叔，但没有勇气说出口。那几次，我们谈话了，但不多。
我真糊涂。
我为什么那时不跟景叔说一声对不起呢？要是我说了，景叔一定会摸着我的头说，小三，忘记那些吧，叔叔没恨过你。可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跟景叔说一句对不起，没想到请他饶恕一个少年当年的软弱和绝情。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饶恕，更没有听到说上帝愿意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今天，当我想说“景叔，请你饶恕我”时，他早已离开人间了，有二十多年了。
景叔得奖后又活了几年，后来得癌病死了。死时大概还不到七十岁。
妈妈后来对我说，你景叔是怨死的，委屈了一辈子，什么病都作下了。
近来我常在问自己，为什么从文革开始我就没有再问过景叔好？在他生命最暗淡的岁月，我为什么没有给过他一个微笑，一个少年人纯真的微笑？当我这么问的时候，我很痛苦。我知道，我有一千条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知道什么啊。西方不是有一句谚语吗，小孩子犯的错，连上帝都会原谅。
但我没有一点勇气为自己辩护。
我问自己，我那时才十来岁，曾自信是一个纯真的少年，真的是那样吗？为什么我的纯真那么脆弱，政治风浪一起，就如成年人一样世故？即使明明知道一个人是好人，也不肯给他一点点的同情？
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困难，但恨人、忌妒人、贬低人、仇恨人却似乎那么容易？尤其是当外界条件提供了一个使自己可以合理合法地恨人的机会时，为什么自己就敢于放肆地去恨了呢？那恨、那忌妒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它们一直就隐藏在自己的心中吗？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说，孩子啊，你长大可得作个好人。孩子啊，你从小就得作个好人。上小学了，老师也教导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还鼓励我们把毛泽东的语录背得熟熟的，要作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切，我都接受了。我也立下志愿，一定要作这样的人。
不错，在常识上我确信，好人就要不自私，要善良，爱帮助人。但好人的这些标准，为什么那么不牢靠呢？为什么一到遇到了文革这样的大风暴，它们就被吹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呢？好人不见了，只剩下了人民，敌人；或者革命，反革命。而凡是属于人民的，就是好的；凡是属于敌人的，就是坏的。
当我用人民与敌人的范畴来衡量人的好坏时，我自己愿意行并且敢于行的好与善，就成了当局认为的好，就成了上面所允许行的善，因为只有他们能决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样，我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从心灵、精神到个性，我都主动地将自己融入那个疯狂运转的机器中，直到自己也变得疯狂，连起码的常识，起码的理性，都统统放弃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景叔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连一个微笑都没有送给他，而那微笑我曾送给过他无数次。
我想到了什么是人。
景叔是人，不是动物，这个常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多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一个人若成了敌人、反革命，就不是人了。对于这些不被看成是人的人，革命人民怎么对待他们，怎么无情，怎么残忍，怎么卑鄙无耻、流氓下作，都是对的，好得狠。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无情，要专政，要把他们彻底消灭。
其实，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人吗？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人算什么呢？算高级一点的动物，还是工具，或者东西。不信人是上帝创造的，使我既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也不知人之为人有其不可剥夺的尊严。
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懦弱，我可以与一、两个人拼命，但我不敢与“人民”为敌，尽管这“人民”二字只是一个空壳子，一切都取决于“人民”的领导，只有他们才能决定哪一个人是属于“人民”的。
我从来就不敢站在敌人一边。
于是，在景叔这样的好人遇难的时候，我胆怯了，我畏缩了，我扭过头不看他了。这是我的错，那错植根于我人性的深处。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一种倾向，它使我不敢行我当行的好事，而我所厌恶的恶行，它却给我千般的理由引诱我去行，并且明明知道错了，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
我们的古人称此为无“耻”。
人当有耻。
但若不来到上帝面前，“耻”有什么绝对性，何以为耻？
我要忏悔，对景叔叔，对一切我伤害过、侮辱过和欺凌过的人们。不如此，就是到了死的那一天，我的良心也不会安宁。不如此，我在上帝面前永远站立不住，因为我没有承认我犯下的罪并为此而忏悔。
快要下霜了。霜一来，一夜之间，美丽的地瓜花就全凋谢了。
但愿我的心中有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它就是那神圣之光永远在照耀。
2000年深秋，写于芝加哥北郊 Green Oaks 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