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范飞翔:中国施工潮，地方债务不能承受之轻

7年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纽约市花了7年时间修建了2英里的第二大道地铁线，华中城市武汉却计划要在7年内完成整个新地铁系统，这是一个全长将近140英里的工程。

武汉地铁只是武汉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投资1200亿美元，包括建造两栋新的机场候机楼、一个新兴的金融区、一个文化区、一段滨江大道以及一座比纽约帝国大厦高出一半的沿江办公楼。

尽管一队队洒水车不断在街头洒水，施工的狂热大潮仍然笼罩着武汉这座中国第九大城市。无怪乎新近由武汉市市长晋升为市党委书记的阮成发被称为“满城挖”。

武汉是位于上海以西425英里的省会城市。对它来说，这样的计划似乎显得太过铺张，但却并非与众不同。其他几十座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都在竞相竣工。它们同样地造价不菲，雄心勃勃。或者更进一步说，它们同样在中国令人称道的经济奇迹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近几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支成为中国增长的最大作用因素，超过了外贸的推动力。换言之，地铁和摩天大楼取代了出口家具和代工iPhone，成为中国实力的新代表。

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可能受到这些无节制建设影响。它们得到的融资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大量借款。同时，巧妙的做账方式也掩盖了这类债务的真实规模。

专家认为，中国的市政府已经坐在巨大隐形债务的巍巍高山之巅，这种潜藏的债务威胁着中国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上周，中国国家审计署审查发现，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负债已经达到10.7万亿人民币。本周二，评级机构穆迪驻北京办事处发布报告称，中国监管机构可能低估了中国银行向地方政府贷款的实际风险。

近年来，中国是全球经济之中少有的稳定发展经济体之一。因此，只要这个国家出现显著经济下滑就会带来国际影响。

市政工程是所谓向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开支，这种建设方式严重依赖于政府和房地产项目。随着它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目前这项开支在中国几乎相当于70%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种比例在当代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媲美。

即使是日本，在它20世纪80年代建设发展的高峰期，这样的比例也只达到了35%而已。美国几十年来这一比例都在20%左右徘徊。

中国这样高的比例有助于解释其增长为什么能够飞速蹿升。但它也反映出过于依赖政府基础建设开支的危险状况。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中国问题专家 Pieter P. Bottelier说：“中国擅长的莫过于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看来中国的投资率太高。没有谁知道有多少投资欠缺考虑，以及今后会出现多少不良贷款。”

过去十年间，经济学家寻求着解释中国崛起的理由，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的技术专家不断高明地协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机制。可实际上，地方政府经常违背中央的目标。而且，部分中央的目标和政策也自相矛盾。

因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外界所见的更加混乱，经济也更不堪一击。

再看武汉这个例子。了解下这座城市的财务状况就会发现，它已经向国有银行贷款数百亿美元，其中很少直接由地方政府出面获得，而是通过市政府特别成立的投资公司借款而来。这些投资公司的债务不会在武汉市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

风险更大的一方面是，很多贷款的抵押担保是高价估值的当地土地，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这些地产就会崩盘。过去十年，武汉的地价已经上涨两倍。

市政府最大的独立投资公司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UCID）。成立这家公司是为了帮助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融资。这些项目包括建设道路、桥梁和污水处理厂。

据市政府记录文件，UCID公司有员工1.6万人，25家分支机构，150亿美元资产总值中包括旗下可能价格上涨的土地。但UCID的负债也达到了140亿美元之多。

该公司一名孙姓发言人在采访中承认：“UCID债务负担重，这可能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做一些调整。”他拒绝透露详情，说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是“我们的核心机密”。

其他几十座城市也都有着相似的风险发展轨迹：创建市政府资产负债表上不予显示财务记录的公司，由他们来背负兴建那些形象工程、新的地铁系统、高铁线路和豪华的政府办公楼的债务。这些市政府的行为与中央政府控制过度投资的努力背道而驰。

为了限制地方债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禁止市政府发行债券融资地方政府项目。中央还进一步加强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贷款的限制。但地方政府利用那些表外投资公司逃脱了大部分中央规定的管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东估计，武汉市不少于5%的基础设施开支来自市政府总预算。他说：“大多数来自表外融资。”

这样的系统对中央政府也不是秘密，中央已经表示，中国这类地方政府融资实体有大约1万家。实际上，目前由于大部分地方税务所得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自己的方法发展，土地开发就是他们主要的方式。

但这是一场危险游戏。瑞银集团最近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后几年间，中国地方政府建立的投资公司会有高达4600亿美元贷款违约。这笔违约款按中国GDP的比例算，比美国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方案比例高得多。

也许这很危言耸听，许多分析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理由恐慌，中国不会发生银行危机，经济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主要源于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许多投资于美国国债。而且，中国的国有银行还有13亿中国人的大量存款储蓄做靠山。

因为政府限制资金流入流出，保护了所有的现金。如果中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就不可能提供这种保护。

分析师们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市政债务开始对国家发展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如果投资没有带来发展，中国就必须开始投入资金帮助银行避免地方政府违约。一些专家预计，中国最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像日本那样陷入停滞。

衰退的危险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Kenneth S. Rogoff研究了中国的蓬勃发展。他预计，十年内，中国的房产高价泡沫及其高涨的债务会导致亚洲地区衰退，也会扼杀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活力。

Rogoff教授说：“说到中国，最终会有一种‘这次不同’的综合症。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有巨额储备，有存款，有勤劳工作的人民。这种说法很天真。运气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好。”

据中央政府预计，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总计2.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国GDP的三分之一。一系列地方政府债务违约会成为中央的巨大债务包袱，中央政府自身还有2万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Victor Shih认为，中国政府预计的地方市政债务金额可能太低。到目前为止，加上2011年年初增加的借款，以及政府审计时隐而未报的数据，中国地方债务总额可能接近3万亿美元。

Shih教授说：“大多数借款的政府企业甚至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

而现在在武汉，施工队伍正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日以继夜地开挖修建耗资450亿美元的地铁系统。这是在滚滚长江强劲脉动之下穿梭的工程。

武汉地铁的规划负责人之一林文书说：“大多数地区我们都挖掘18到26米深，但这条地铁我们已经下挖了50米，因为长江水的压力很大，江水还带有很多淤泥。但市民希望有一套地铁系统，所以我们要尽快建造。”

武汉市官员表示，全市在建的施工项目大约有5700个。在一些周边地区，工人们以大锤甚至赤手空拳拆除旧房屋，为购物中心、高层住宅综合楼和新的高速公路开辟空间。

目睹北京、上海和其他沿海大都市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迎来繁荣，武汉这类距他们千里之外的内陆城市也在努力走上这样的道路。武汉希望成为中部的制造与交通中心，即中国的芝加哥。

然而，这样的梦想构建却在负债之上。今年，武汉计划为基础设施项目斥资220亿美元。这笔资金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提供，为去年武汉总税收的5倍。尽管满怀雄心，武汉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城市，市民年收入约3000美元，仅为上海市民的三分之二。

但大部分武汉的土地已经大幅升值。在武汉西北地区，推土机已经夷平了大块空地，面积比纽约中央公园多一倍以上。12年前，那里还是一座空军基地。

巨幅广告牌宣传着这块土地的新用途：未来王家墩中央商务区的所在地，其特色是可容纳20万人的办公楼和豪华公寓。当然，它的前提是项目的融资能支撑下去。这是一张贷款和交易网，主要植根于土地的潜在价值。

这里的规划始于1999年，当时武汉市就决定迁移空军基地。2002年，武汉市耗尽了为项目投入的资金，开始转而依靠财力雄厚的北京开发商——中国泛海集团。泛海同意出资2.75亿美元，以负担部分基础设施的成本为条件得到了这块地的精华地带。

从那时起，武汉市就向其他开发商出售原空军基地的大面积地块，同时圈定其他地块待售，以此负担建设新商业区的费用。

毫无疑问，为了满足大部分人口转型为城市居民的目标，中国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但现在还不够确定，是否中国能够以这种速度保持建设进度，是否许多这样的项目能以它们所支持的经济开发为由付清款项。

2009年初，面对全球衰退，中国政府帮助推动了地方政府建设的热潮，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大动作，并宣布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为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解禁。

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付志华说：“2008年以前还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普遍。而今，所有的城市都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

如今，中央虽然也尽己所能，还是无法阻止这一风潮。

问题部分源于中央决策层推动的经济体系带来了激励。简单来说，中国市政官员依赖短期经济增长保住职位、赢得升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曾康华指出：“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而竞相提升GDP。”

现年54岁的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今年年初提升为市委书记。“满城挖”的声名当然也让他在政界获益。

他本人拒绝接受本文作者采访。但他在今年2月的讲话中提到，“如果想让武汉实现飞跃发展，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就必须修建地铁和桥梁。”

来自北京的压力

武汉开始显示出承受财政压力的迹象。

据纽约研究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数据，过去5年武汉出售了价值250亿美元的土地，不过市政府仍在努力筹措项目款项。市政官员已宣布大幅提高过桥费。面对中央政府要求削减债务的压力，武汉方面已承诺今年向政府支持的放贷机构偿付23亿美元。

目前还不清楚武汉能否以增加借款或出售土地或资产付清这笔贷款。但借新款还旧债在中国城市中并不少见。2009年，UCID向投资者借款2.3亿美元，然后用其中近三分之一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

即使一些分析师预测这样的做法将要崩盘，武汉的领导人还在大部分寄望于房产价格能继续扭转形势。

瑞信集团今年的一份报告将武汉选入“中国前十大应避免投资的城市”之列，称武汉的现存住房数量庞大，要8年时间才能将它们全部出售，这还未包括目前在建的数万套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