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灵召唤礼包激活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

陈寒鸣

[摘 要] 从文化思想角度来分析，毛泽东思想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科学釐析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正确了解、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一把钥匙。

[关 键 词] 毛泽东；中国文化传统；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着数千年形成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以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两个方面。尽管在毛泽东以前，也曾有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试图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中国社会运动趋势，但是，真正将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使马列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形成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乃是毛泽东这位“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和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1）

一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很深厚的修养。姑且不说他少年时代在私塾里所读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由宋儒朱熹编定的儒家经典读本为他打下了最初的中国文化基础，就是1913——1915年间，在他已经大量阅读了当时已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术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等，对风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近代西学有一定了解的背景下，他仍然十分自觉地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由其当时的读书笔记看，他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从古代到近世，涉及到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思想家以至晚清曾国藩等人的著作。终其一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一直注重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和思想资源。这样，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修养，既使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机结合了起来，又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中在在有所体现 。或者说，毛泽东从多方面汲取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资源，并创造性地将之发展运用，使其成为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由此而将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了起来。譬如，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很好地继承、运用、发挥了中国军事思想遗产：他称赞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军事的规律”，并发挥说这句话包括了学习、掌握规律与运用实施两个阶段；他推崇孙子兵法中的“未战而庙算”的战略预测、筹划、决策，并从战役眼光和战略眼光两个层次上论及“庙算”问题；孙子重视战场主动权的争取，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则将之娴熟自如地运用到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中；他对战国吴起的“一可击十”加以肯定和发挥，明确提出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他运用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逸待劳”的军事原则，又将东汉班固所肯定的项羽“先发制人”的战术加以改造，提出“后发制人”的原则，从不同角度说在强敌的面前，要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待机破敌；他还把孙子的“兵不厌诈”、唐朝杜佑的《兵典》中提出的“声东击西”和南宋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用兵之道加以发挥，用来说明我军必须采取“主动”、“灵活”的战略与战术；……曾经有一些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认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左、胡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2）然而，正是毛泽东主要以传统军事文化为依据和参照而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方针和策略，才被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是正确有效的。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更已成为我国军事文化的经典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光辉论著中，毛泽东并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或者是结合现实武装斗争实际对传统军事理论和战史战例进行继承、运用、总结，而是尽量地把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述，同时，在这论证和叙述中，他又非常重视为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判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没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3）

显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不是搬用书本或套用一般的战争公式所能规范的。与此相关连，也是从战争经验出发，毛泽东强调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进程中能起决定作用、并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

……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4）

这自然使他注重战争中的指挥者、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5）当然，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还是要注意冷静、清醒地认识客观实际：“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6）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用他后来常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来概括，就是重视矛盾的特殊性、重视主要矛盾、重视主观能动性和把唯物主义反映论作为方法论以认识从而指导实践行动。正是从这种方法出发，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等客观实际情况，概括和制定了“以十当一”（不是硬拚）、运动战（不是阵地战）、歼灭战（不是消耗战）等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在抗战初期，根据世界局势和敌（日）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条件、因素（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国土、自然条件等等）全面、详尽、细致的分析描述，提出了抗日战争必将是经历战略退却、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战，反对悲观主义的亡国论和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更具体地发展了上述战略战术，总结为十大“军事原则”。（7）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又具体的如何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范例。

少年毛泽东即具鲜明的反叛性文化性格，青年时代接受了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要内容的“五四”反传统思潮的洗礼。及至晚年，毛泽东喜读批儒反孔论著，不喜儒家圣贤之言，甚至还亲自倡导、发动“评法批儒”，把孔子列为斗争的靶子。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全面否定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而是对之颇有称许，并加以发挥利用，如其在读了陈伯达的《孔子哲学》后写信给张闻天说：

“过犹不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路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一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还是老的事物，这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好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般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老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8）

1939年4月29日，在做题为“关于国民精神的总动员的号召”的讲话中，他又发挥道：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仁义。正是经过如此这般批判、改造、运用和发挥，毛泽东将他认为的儒学传统中的合理价值因素同他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融于一炉，形成其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这一被誉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儒学传统无疑是存在着内在契合之处的，譬如，凸显道德人文主义，乃是儒学传统的一大特质，而毛泽东也很高扬道德主义精神，看重主体的“慎独”之功和灵魂的革新，要求人们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他曾强调“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9）他更提倡学习白求恩精神，自觉培养起崇高 的人格，说：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别人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0）

大体在同一时期，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中充分展开和发挥毛泽东的这方面思想。他正式提出个人“修养”问题：

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大家都无例外地需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修养。

他说：“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进行自我修养。但是，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 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种在人民群众革命实践中所进行的修养，其过程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11）“革命的唯物主义者”经过这样的修养，就能够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诚恳坦白，团结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从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总之，从《纪念白求恩》到“向雷锋同志学习”，从延安整风到“思想改造”，高扬共产主义道德、重视思想意识和个人修养，确乎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色之一。而细细体会则不难感受到，在这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中国传统的讲求道德人文主义的儒学经过改造、转换而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内容，马克思主义亦因之而被注入了中国文化内容、具有了中华民族文化形式。

对于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民众利益的墨家思想，毛泽东颇有研究。他曾称陈伯达撰《墨子哲学思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是“一大功劳”，说：“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路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12）1939年4月24日在延安“抗大”大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大会上，他把墨子评价为比孔子还要高明的圣人，因为墨子是劳动者，而孔子则不耕地。他更十分重视渊源于墨学而与墨子思想一脉相通的历代农民起义所发挥的作用，指出：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和平、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3）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实际是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革命看作是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再现。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也对墨子及墨子推崇的禹有很高的评价，要求共产党人学习禹王作风和墨子精神，说：“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关心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上面这‘由’字的意思和‘犹’字同）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所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14）据此可以有根据地说，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民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墨学传统的继承弘扬，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范例。

二

深受新思潮影响，又在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从此坚信不移的毛泽东，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与持守着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与梁漱溟的思想分歧就反映了这一点。

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当时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时所做1500字左右的批注来看，他与梁氏的思想分歧主要集中在几方面：

其一，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什么？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基础？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来自人们的生活方式。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于干涉的反动而来。”因为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这样，从中世纪到近代，团体与个人、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始终是西方社会文化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生活中，两方面在此起彼伏、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而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按理说，是人类（无论中、西）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但何以中国特重家庭？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象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象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象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总之，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而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由生活方式产生出来的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在中古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也承认中、西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认为这种差异并不是由所谓生活方式造成的，也不是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他认为：“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换个角度说，“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因为当时西方处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确认人类社会发展不同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标准，不是所谓生活方式，而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变，都是根基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征大体相似的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又据之认为近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诸问题并非如梁漱溟所说导源于集团生活对个人过度干涉之反动，其实是“从资本主义而来”，至于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不能象梁漱溟那样简单地归结为团体生活而无从反映个人问题，更不是象梁氏所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现在的民族国家，因而难以出现个人的“反动”，其关键乃在于中国始终是“农业经济”、“封建国家”。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本位”和“伦理本位”的差异的话，那末，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特征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

其二，中国社会生活中有没有阶级关系？如何看待传统的“伦理关系”？梁漱溟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竭力说明中国社会生活中没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不存在阶级对立，而毛泽东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梁漱溟提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天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一句话，“中国社会生活，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而毛泽东在批注中则鲜明指出：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所谓的“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封建经济”，而所谓“共产”的特征也“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共产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护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更无其他。”毛泽东对此说批注道：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阶级则作到极不好处。

由此看来，这种所谓“伦理政治”本质上就是“罪恶多端”的“封建政治”。梁漱溟又认为人际关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伦理本位”的特征。在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人们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着。”毛泽东在批注中则指出：

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

总之，梁漱溟眼中的中国社会既以伦理为本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在这样一种只有职业途而无阶级差异的社会里，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蒸汽机、电动机未发明，乃至较低大机械亦无之。当然，这里也并非全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而毛泽东则在批注中针锋相对地写道：“百分之七十五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剥削。”“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其三，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毛泽东和梁漱溟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地看，是由于西方资本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然而，与外患交合在一起的中国文化危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如何才能得以摆脱？他信对此的看法就有很大分歧了。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换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具体言之，“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至于“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这样，摆脱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就是“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以改良主义的方法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文化改造，民族自救。”从近代历史实践看，“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处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象一个革命，因为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毛泽东对梁氏的这些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不同意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指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又针对梁氏“政治上的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之说提出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并指出梁氏所谓“政治一断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的方法是“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根本乃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机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进步，在列强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因此，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舍革命别无他途：“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一点一切皆非。此点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又说，要抵制西方列强的侵入，“只有更高才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15）

尽管只是三言两语，但如果将毛泽东在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时所做的批注与其撰著于大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系统性论著结合起来看，他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和观点，这就是：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根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文化形态必然反映出相应的阶级关系——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冲突，固然体现了两种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类型的差异，但本质上是处于低级形态的封建社会同处于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求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思路和观点当然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情有深刻体认，他才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农民问题，才会开创出一条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毛泽东无愧为一位最看重中国问题特殊性的革命家，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数千年来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长期处于人类文明的先进行列。这自然易于使中国人产生自豪感，以至引发出华夏中心主义的情趣与意识。而一旦这古老的中华文化遭遇到亘古未有的挑战，受到异质异型而又优胜于己的外域文化的冲击，并因之而发生深刻危机之时，中国人往往或则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堂吉诃德式的方式与外域文化抗争以维持华夏文化“本位”的颜面，或则全面否定自家传统，皈依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提倡“全盘西化”。毛泽东则有异于是。他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故而能从根本上既打破华夏文化本位主义的思考模式，又突破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窠穴；既反对坚持国粹，又反对全盘西化；既不是用西方文化来压倒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是用传统文化来抵御西方文化；既吸收大量的外国的进步文化，又继承古代中国长期累积下来的优良文化；既反对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和半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无耻的中国人所提倡的以奴化思想为特质的文化，又反对反映半封建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包括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文化的复古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所追求的是创造起一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

三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确实有着一种超迈古今的独特态度。一位澳大利亚的汉学家曾这样来论述道：

毛泽东从来不花时间去考虑是否会丢掉自己的中国特点，也不为中国文明的衰败而忧心忡忡。他一向深信自己是中国人，正如丘吉尔深信自己是英国人那样。毛泽东从未象同时代的某些中国人那样为此而愁苦忧虑，而正是由于没有上流绅士的神经过敏，才使他得以专心致志而又顺理成章地把马列主义带给中国人民。（16）

唯其如此，毛泽东才不像中国现代的许多著名人物那样愿意显露自己言行是如何符合传统、表白自己的思想是怎样承继传统，而是更乐于渲染自己对一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观念的背叛。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曾绘声绘色地讲自己少年时代如何“不孝”、与父亲作对，如何独出心裁地追求一种不受陈规旧俗束缚的生活习性等。建国以后，他多次表示要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然而，这些又不足以表明毛泽东已背离了传统中国人的思想、思维与行为模式。他的内在理路、基本思想，以及他毕生的行为追求，都一再证明他是一位十分彻底的中国人。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人——无论是热情讴歌毛泽东者，或者是竭力贬损毛泽东者——都一致公认的，以后的研究者也都会认同这一点吧？

另一方面，毛泽东时常地讲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他个人对传统典籍有着非同寻常的嗜好，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兴亡更迭，有着独特而又颇中肯主綮地领会。对此无需举例，是每个对毛泽东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了然于胸的。但这些又都丝毫没有束缚他独具创新的开放性格，而恰恰造成他非凡的自信，即超越历史传统的自信。在《沁园春·雪》中，他写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历史上建立过雄功伟业的卓越人物均在其视野中渐渐远去，——“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不是简单的自喻，那种将之用来论证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说法显然是很浅薄的；而是一代人超越传统的象征和宣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本人的自白。他自信他开创和领导的事业是亘古未有的，历史上圣贤们的任何一种美妙构想都无法与之比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他1955年以欣喜自豪的笔调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7）中所写的一段话：“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色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生产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不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的。有兴趣去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法国学者阿兰·鲍克在其所著《毛泽东思想指南》中说：“毛泽东有些中国古代思想的东西，但这个事实不能解释成毛泽东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继承者。……作为一个革命者、唯物主义者、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崇拜者，早在一九一九年就与那时占优势的思想决裂，参加了中国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他后来付诸实践的策略，使他和旧时代之间的鸿沟更深了，此后，再也不会有人跨过这道鸿沟。”确乎如此。试想：毛泽东如果不同传统的思想道德划出相应界限，他能够真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据之真正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吗？据此，我们既不能因为毛泽东的言行、思想中充斥着大量的传统性因素（思想、情感、智慧、语言等等）而认为他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不能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他显而易见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而认为他是一位背弃或轻视传统的人物。事实上，毛泽东是依据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并阐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关系的。他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只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8）

他是这样理解和阐述的，也是这样去做的。正是在通过剔除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吸收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他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譬如，毛泽东一方面从马列主义那里学来的“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另一方面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中“平等”、“博爱众”诸观念，又将历代起义农民的造反意识和近代洪秀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精神予以发挥，更把这两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他对人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诠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9）“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千头万绪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20）如此“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观”实即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极大地号召广大民众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洪流之中，而且为这种革命提供了最有力的理据。这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既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斗争的传统有了内在联系，又超越了这种传统而具有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不仅自己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而且，他还要求全党同志都这样去做，即“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历史遗产”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本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还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譬如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性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紧紧地把二者结合起来。（21）

他又从新文化建设的角度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必须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我们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运用，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就在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2）旧瓶装新酒。这或许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特性、实质的一把颇为可行的锁钥。其实，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他思想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确乎是了解、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关键。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梁启超、孙中山辈被初步介绍到中国，而作为革命理论、尤其是指导中国革命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引入中国，并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的中国革命的开端。从开端时起就直接参与中国革命的毛泽东，由于国内条件的限制，所读的马列原著并不如那些后来在苏联接受过系统理论训练的人多，但他是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依据着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体认，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了解、认识并接受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一位经历过传统经典启蒙的中国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无疑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的，然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的学习，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是进学校学资本主义，后来客观形势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又说：我读了八年的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建党时，我们也很幼稚，开始搞革命，谁知道怎么搞呀？这种真实而又直率地自述，反映了他思想渊源构成上的复杂性。即使在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领袖以后，他不仅提纲挈领地运用和发挥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又如鱼得水地在浩瀚的中国文化海洋中遨游。我们既不能认为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被他简约化了的东西，或者说他只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外在的工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思想就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壤；同样地，我们既不能因其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修养而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因其信奉马克思主义而说他彻底背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毛泽东那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当然，这“结合”的含义很复杂，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一般延续。“结合”的复杂性又不止于此，进而论之，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思考现实课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思维——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当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推展社会变革运动以求中国尽快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某些传统价值观念实行“决裂”，并坚定不移地信奉着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社会目标。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在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绝不是“1+1=2”式地简单相加。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其实并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各自的理论框架及其各方面内容的逻辑联系，所关注的是如何把它们运用于现实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故其往往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地拿来：一方面通过民族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并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特殊规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高度来说明和发挥。从而在这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下，总结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及其改造途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如此建构而成的毛泽东思想，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在两者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创造。前于他的陈独秀、李大钊们，与他大体同辈的瞿秋白、周恩来们，都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至于那些在苏联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人（王明、博古等），当时甚至连努力做到这点的意识都没有。而唯独毛泽东不仅做到了，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23）诚哉斯论！

因此，我们要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性，认识它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更要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气韵，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作风气派，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哲学思维方式等如何具体地积淀在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如何从他的理论与实践中透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流中，把毛泽东的文化气质与内在精神融入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根基及其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便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他是在“引儒入马”，对马列主义作儒学化或法家化的诠释。就根本性质而言，毛泽东思想无疑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或者确切点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无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这体系的内在逻辑，或者是它的基本方法、基本观念乃至基本范畴，都有十分严格而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内涵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是自觉地把它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科学指南，作为其终身信奉的意识形态。只不过与教条主义者不同，他不是生搬硬套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没有抽象的而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他那里才有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苦的、创造性的探索。这样，由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折射出来的文化意义，就并不在于他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或中国文化之外别创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而恰恰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而把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转换成另一个文化圈中的人——寻求解放和发展的中国人从事自己事业所需要的科学指南。其结果，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重要地位，又在中国揭示了一条如何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有效途径（24）。伟哉，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会永远指导着中国人民，而且必将给中国人民以无穷的有益的启示。

[注释]

（1）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1、332页，人民出版社1934年版。

（2）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3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4）同上，同上书第160页。

（5）同上，同上书第166页。

（6）同上，同上书第165—166页。

（7）参阅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收入李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致张闻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7、147—1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

（10）《纪念白求恩》，上书第2卷第620—621页。

（11）《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8—109、109、12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致陈伯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1页。

（1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6页。

（14）《论待人接物问题》，《张闻天选集》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参阅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16）见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274页，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收《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668页。

（19）《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上书第4卷第1424页。

（20）这观点虽公开发表于毛泽东晚年，但青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也说过：“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

（2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上书第2卷，第499—500页。

（22）《新民主主义论》，同上书第667页。

（23）《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页。

（24）参阅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