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鱼钩老班长神态:“千古之谜”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380年后的今天，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为纪念沈阳故宫的创建，近日举行了学术研讨。由于史料缺失，沈阳故宫仍然有许多待解谜团。为此，专家们各持己见，众说纷纭。

       努尔哈赤

       谜团之一，罕王仓促迁都只为保江山龙脉?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挺进辽东，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东重镇辽阳，大兴土木，修筑宫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盛京（今沈阳），诸亲王、臣子当即强烈反对，但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

       努尔哈赤为何如此“仓促迁都”？民间一直流传：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他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

        但是，三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要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罕王以为龙是奉天旨意，命他在龙潜之地再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此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风水中有关阴阳的规定为：山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水的南边为阴、北边为阳），所以又称“沈阳”。

       当然，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教授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表示，历来建都建城，风水都是放首位的。沈阳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两位专家同时又指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出于战略进取上的考虑。首先，沈阳乃四通八达之处，其地理位置对当时的满族而言非常有利，北征蒙古，西征明朝，南征朝鲜，进退自如。其次，原先的都城辽阳满汉民族矛盾冲突严重，而沈阳当时还只是个中等城市，人口少，便于管理，这样可以避免满汉矛盾的激化。

        谜团之二，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

       大政殿内藻井天花板

       由于史料没有任何明文记载，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说，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件劳民伤财的举动，清代统治者认为不值得提倡，而且修建宫殿本身也就是为皇帝建个家，没必要将具体建造年份写进史书。然而几年前，鞍山市文物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当地发现了一本《侯氏宗谱》，其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

       据《侯氏宗谱》记载，负责为沈阳故宫烧制琉璃瓦的侯振举家族是“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有专家据此推断，沈阳故宫应该是在天命九年，也就是1624年开始建造的。

        2003年1月15日，沈阳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沈阳故宫到底建在哪一年？》的文章，经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清前史专家支运亭研究员多年研究，认定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为1624年（天命九年）。

        但佟主任却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侯氏宗谱》中所说的“天命九年”指的是侯振举一家迁居沈阳的时间，而不是说侯振举搬到沈阳后就立即开始建造故宫。佟悦认为，沈阳故宫应该是从1625年开始建造的，理由有二：首先，1624年，东京城还没有建好，许多贝勒、大臣都还在忙着建自己的住所，努尔哈赤在没有下达迁都命令之前，不可能在沈阳建造故宫；其次，努尔哈赤居住在位于城北的罕王宫，而不是故宫里。如果沈阳故宫1624年就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不住在故宫里反而要在故宫城旁居住？

        谜团之三，谁才是沈阳故宫的“总工程师”？

        沈阳故宫大政殿

        这些清代宫殿建筑到底是谁设计的？又是由谁建造的？这一次，同样是《侯氏宗谱》掀开了冰山一角。

        宗谱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文字：“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

       选择一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

        佟悦认为，这段文字说明，侯振举这个人与沈阳皇宫的营造关系很大。从以上文字可以判断，侯振举应该是建造故宫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考虑到沈阳故宫中有许多建筑是满蒙风格，侯振举作为一个汉人，不可能设计出来，所以除了侯振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专家认为，侯振举只是“烧制琉璃瓦的管窖人”，而不是沈阳故宫的“工程师”，因为侯振举是从海城迁至沈阳的，根据《海城县志》载：“城东南三十五里，在岩山山麓有黄瓦窖，制黄琉璃瓦。清时工部派五品官监制黄瓦。以备陵寝宫殿之用。”其卷2《民族》中有这样的记载：“侯氏，原籍山西明福县，后徙本境。清初隶汉军旗，世袭盛京五品官，监制黄瓦，族繁户众，世居城东南析木城。”该县志又在《重修缸窖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说：“清初修理陵寝宫殿，需用龙砖彩瓦，因赏侯振举盛京工部五品官……”

        所以，究竟是几个人一同修筑了这座清代宫殿，还是由某位大师具体设计，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未解之谜。

        谜团之四，努尔哈赤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

        努尔哈赤在位期间，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这在史学界同样存在很大争议。李治亭教授认为，努尔哈赤在沈阳时一直都居住在故宫北门旁边，而不是居住在沈阳故宫里，这说明当时故宫肯定还没建完。

        而且建造宫殿是一项耗资巨大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纷繁复杂，而努尔哈赤率部迁都沈阳18个月后便猝然离世。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能将复杂的宫殿建造得如此之快。

　　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位于贺兰山中段东麓，距宁夏银川市城区（西夏都城兴庆府）３５公里。陵区东西宽４．５公里，南北长１０公里，总面积近５０平方公里，陵区内共有９座帝陵，约２５０座陪葬墓。西夏王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是从７０年代初开始的，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对５、６、７号陵和３号陵，以及一些陪葬墓进行了局部发掘。

　　这次历时两年的考古是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为首的专家组，与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一起进行的。范围是西夏王陵３号陵地面建筑遗迹，包括月城和陵城。这次发掘是西夏王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揭露面积３万多平方米。

　　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考古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大量的砖、瓦，以及饰以兽面纹的滴水瓦当，还有形象逼真的套兽、脊兽等。其中，以最近在陵城南门、献殿出土的、用于建筑装饰的绿琉璃“妙音鸟”（佛经上称为迦陵频伽）最为重要，其数量之大，外型之完美，实属罕见，神态更是栩栩如生。

　　在现场指导发掘工作的中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忠义告诉记者，这次考古通过对月城、陵城以及献殿、陵塔（过去称陵台）等遗迹的发掘，基本搞清了陵园的建筑形制。

　　出土遗迹及文物表明，陵城内建筑从南门、献殿、墓、到陵塔都呈列在由南向北的一条线上，略向西北偏。陵城４个角由群塔组成，其中南边两个城墙角各５座塔形建筑，北边两个城墙角各７座塔形建筑，４座城门两侧各３座塔形建筑，整个塔形建筑高低错落，衬托底部直径约３４米的中心陵塔。陵塔为一座圆形密檐塔，内部为夯土结构，外檐有装饰瓦。

　　从陵园围墙遗迹看，底部宽３．５米的陵城为红色墙体，顶部铺瓦，其滴水、瓦当有完整而精美的兽形等装饰图案。

　　从出土的建筑遗迹看，陵城东、西、北门均为面阔３间的门屋，没有城门洞。在西门出土了房顶两头用于装饰的残高１米余的鸱吻。南门用于走人，且此门台基长２１米、宽１２米，墁道上铺有花砖，面阔也比其它城门宽。

　　陵城每个角阙分别由５个呈近圆形的夯土台基组成，台基外层以青砖包砌。根据周围出土的建筑装饰构件推测，其上面原有塔形装饰性建筑。专家们认为，这种由多个近圆形建筑组成的角阙目前尚属首次发现。每座建筑物类似亭式塔，并饰以迦陵频伽。

　　陵城献殿为面阔３间、进深３间八角形台基的方形大殿。从献殿后门到墓道直接进入约２０米深的墓室，。由此看出这些建筑形制具有西夏佛教的突出特色，但也吸收了中原汉唐文化特色。

　　记者看到东西相距１２０米，南北相距５２米的月城地面遗迹发掘已完成，墙体遗迹清淅可见。专家介绍说，主要墙体以黄土夯筑而成，墙基宽２．４５米，夯土之上涂有草秫泥，表面再涂以朱红色染料。在夯土层墙体上还发现了许多柱洞。在墙体两侧发现了大量的、形状比较完整的板瓦、筒瓦和滴水瓦当，瓦当上有完整而精美的兽形图案。

　　在月城门两侧还发现柱洞，由此推断月城门为等级很高的木质乌头门。月城内东西向５０米内排列两排石像身座，石像不到２米高。专家认为，把文臣武将集中摆列在月城，突出了皇家陵园的威严和气势。同时这样的陵园建筑形制还模仿了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

　　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　

　　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去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苏峪口风景区内新落成的“三清观”里传出奇闻：当游客用数码相机或手机拍照时，有两尊佛像就会立刻有所“感应”——火焰频频闪动，眼睛不停地眨巴，嘴巴居然也能闭合。

　　倒影塘 广州一村庄有个奇怪的倒影塘。塘内的倒影来自广东花县最高的山峰独秀峰。此峰并不高，海拔仅400多米。它离那口鱼塘有5公里之遥，然而它的倒影竟然出现在那口鱼塘里。附近有许多类似的鱼塘，但都没有倒影，唯独那口鱼塘是个例外。更有趣的是，独秀峰在鱼塘西边，倒影也出现在西边，如果倒影在下午出现，也许是夕阳斜射的结果，可是，上午太阳从东方升起，鱼塘也有倒影出现。

　　旋松冲 贵州省惠水县的七里冲，有一片连绵数里的松树林，那里的松树无一棵直立挺拔，所有的树干都是七扭八拐地生长着，有的匍地盘旋，有的东倒西歪，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千万棵松树不论大小，都是按顺时针方向成螺旋状扭曲生长的。

　　孔林谜 在山东曲阜的孔林有这样一奇：万树成荫，乌鸦不栖；百草丛生，绝无蛇迹。然而，孔庙里却乌鸦成群，早出晚归。为什么乌鸦只栖孔庙不栖孔林？为什么孔林草中无蛇，却有不少外界罕见的昆虫和植物？千百年来，这一直是一个谜。

　　香米田 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悦来乡有个叫寺院村的土家山寨，山寨海拔1200多米，周围有数百亩梯田。在这些梯田中，有5块香米田。田中长成的稻米，晶莹，透亮，蒸熟后香气扑鼻，馥溢四邻。这5块地零星分布于数百亩梯田中，总面积不过2亩，外貌与周围水田没有什么区别，并与其他水田同耕同种。最令人不解的是，不论变换什么品种，这5块田长出的都是香稻米，而且，不论遇上什么灾害，它总是旱涝保收，米的香味也丝毫不减。

　　哑蛙湖 在山东济南市的大明湖，湖内有草无蛇、有蛙不叫。而济南市别处的蛇却很多。有人将大明湖中缄口不鸣的蛙移到别处，蛙便叫了；又把外界会叫的蛙放进大明湖，便成了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