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经济改革需要新思想 核心是财税体制改革

　　经济正在经历30年未有之变化

　　《投资者报》：经过30年长足发展，我们的经济在目前遇到了不少瓶颈，出现了很多看不懂的现象，很多东西，比如流动性究竟是泛滥还是短缺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无法解释，为什么？

　　曹远征：今年宏观经济确实比较复杂，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短缺同时并存。一方面是社会上资金很多，资产泡沫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银行信贷非常之紧，中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这个现象如果从宏观上讲就是货币还有点松，但是信贷还有点紧，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整个经济结构不合理。

　　这种不合理，从中国过去的10年来看，它凸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这个经济结构还是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是偏弱的；二是中国的工业是以出口导向为特点，在这期间积累了巨额外储。

　　这种不合理结构的持续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在当前出现了很多看不懂的怪现象，而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候较大范围地发生，这又和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30年未有之变化有关。

　　《投资者报》：这些变化主要有哪些？

　　曹远征：跟过去30年相比，支持中国经济的一些条件在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呈高速增长态势了，而是处在低迷时期，而且这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不可持续。

　　第二，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了，农村适用劳动力越来越枯竭了。这就必然导致工资成本大幅上升。另外，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在提高，这意味着年轻人将越来越少，而且， 0到14岁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更意味着未来新增劳动力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多。我们预计到2015年左右，劳动力市场将基本平衡，理论上那时候中国失业问题就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了，但会产生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这样就对中国过去的低成本制造业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跟过去30年不一样的。

　　第三，中国经济是投资推动型的，其依赖基础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储蓄率为什么高呢？就是中国人口年轻，抚养成本非常之低，一个夫妇一个孩子，花费就相对少，结余就相对多，然后储蓄率就高，高储蓄率支持高投资率。但是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这个抚养比重将再次上升，而且老人的抚养成本要高于儿童的抚养成本，因为医疗费开支很大，所以抚养成本上升会很快，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有急速下降的可能性，储蓄率一旦下降，相应的高投资便无法维持，而相应的高增长也不可持续，这和过去30年也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中国经济过去是粗放型增长，基本是资源耗费型的，环境不太友好型的，现在看来这也不能持续了。

　　可以说，正是由于正在发生的这些转变，使得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比如流动性问题，比如理财市场大跃进，比如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不规范活动……当然，这些怪现象其实都是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改革需要一架“望远镜”

　　《投资者报》：之所以出现这些怪现象，是不是也和我们国家的各种经济改革滞后有关系？如果改革不继续、不深入，单纯的中国经济转型会不会失败？

　　曹远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革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当然，我们说改革不一定非要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也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理财产品快速发展这事，其实质就是利率要市场化，它会给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各方面提供新的契机，会自下而上地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推出时间上要斟酌。比如资源价格改革，就一定要选一个好的推出时机，如果在物价高点的时候推出就容易火上浇油。

　　《投资者报》：不过过去十多年来，改革每年都在喊，包括资源价改，但每次都因特殊的情况而搁置，不是因为通胀，就是遭遇坏的国际环境，给人的感觉是在拖，改革很不真诚，规划也不够，执行层面的随意性就更大了。

　　曹远征：所以我们说有长远眼光很重要，改革要做预案，要认真梳理中国基本的经济关系，要搞清楚哪些改革是能拖的，哪些是不能拖的。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计划制造一架“望远镜”，就是想梳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看看未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做好预判。这架望远镜的观察基点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这里面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很深刻的变化。

　　这个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成本是急剧增长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生产能力是相对下降的，这时候一定会出现资产负债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债务负担，以及美国目前的债务问题，凸现资产负债能力持续性的重要性，而这都跟人口结构有高度关系。

　　人老以后是净支出，人口老龄化使得支出成本是不断上升的，如果收入还上不来，这就形成一个缺口，缺口就是债务，这个债务用财政解决不了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发生了。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能未富先老，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支付能力还不如发达国家宽裕，但支出成本比人家还要大。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资产负债表还不是一个国家的负债表，他是一个全民的负债表，应该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未来这个债务怎么分担？社会经济如何才能平稳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这架“望远镜”可以观察人口变化以及跟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关的一些问题。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确实需要一场重大的调整和改革，需要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塑财税体制。比如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其实都是通过财税体制这个问题反映出来的，只有重塑财税体制，才能真正重塑我们未来的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可跨越人口的代际更替。

　　核心是财税体制改革

　　《投资者报》：历史地看，最难的经济改革就是财税改革，因为这个不但直接关系到利益的分配，而且还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最近大家担忧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牵涉财税体制，弄不好就会出现大麻烦。

　　曹远征：关于财税体制的问题，一种形态是联邦制，比如美国体制，还有一种就是行省制体制，比如法国。联邦制就是各地立法，然后地方做不了的事就交给中央去干。

　　就说美国吧，联邦制有一个条件就是各个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才能连在一块，地区差异不能很大。像前南斯拉夫，过去是四个加盟国、两个自治省，后来为什么内战了？就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是最富的，其他的地方都很穷，穷省就说你富省得帮我，但富省又不愿意，在铁托这个强人时代这个事还能罩得住，铁托一过世，内战就爆发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才可以连在一块，如果差异太大就搞不定。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联邦制的条件就不具备，那一定是行省的，是中央政府集权式的。

　　理清楚这个逻辑，就能明白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了。看看我们现在的财税结构，中央政府的收入集中了大概70%，支出只有20%，地方政府的支出有80%，收入只有30%，这个结构需要发生变化，中央需要加大支出责任，比如公、检、法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这是全民福利问题，这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不能说我的省富就保障好点，我的省穷就保障差点。这并不是说让地方增加收入，而是要让中央增加支出，这就叫行省制国家。当然，这样会有人说这有点集权了，但这可能就是客观事实，否则更没法弄。

　　市场化方向不能动摇

　　《投资者报》：最开始您提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30年未有之四大变化，既然经济变了，那经济改革是不是也需要换换思路了？

　　曹远征：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定了，后面其实只是在这个路线上更技术化、细致化，假如说在之前的那个增长条件下，过去30年我们做得很成功，那么在现在这个四大变化之下，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确实需要一个全新的设计。

　　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目前经济已经基本现代化，但社会也需要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也变得非常重要，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有这个目标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财税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就说要“大社会、小政府”，现在提出“社会管理”的任务，也是从新的角度回应了社会现代化的要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一阶段的改革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改革，更牵扯到社会方面的改革，比如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上的改革，它本身就是个社会问题。

　　《投资者报》：在您看来，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其实和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要在未来30年取得成功，也该有新的经济思想才行吧？

　　曹远征：所谓经济学，字面上的意思是“经世济用”，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经济活动日新月异，经济思想也应适应形势不断更新提高。但经济学也是历史的科学，过去的30年，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国家和市场中寻求某种平衡，离开国家不行，离开市场也不行，这是一个共识。但目前的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对市场的干预，于是也就产生了很多看法，也制造了很多的混乱。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讲“北京共识”，哎呀，这个我也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还是少说点好。再比如，现在有人说美国人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中国也应该回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美国可能是市场过头了需要往回走一点，但咱们是市场化还不够啊。

　　我说这些绝不是空穴来风，很多公开的报道都在呼吁国家这个要多管管，那个要多管管什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是中国，千万不要为这些所困惑。我们在30年前选择的路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实践也证明中国在这条路上是获得成功的，从未来的方向来看，还是要继续市场化，而且要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体系，要更关注社会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方向。当然可以稳妥一点，进程、速度这些都可以商量，但是方向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