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泰妍 why mv高清:邓子恢六回故乡搞调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0:23:20
邓子恢出生在福建闽西龙岩东肖镇，是中共杰出的农村工作专家。他和龙岩，和闽西的群众有着深厚的乡情、友情、亲情。
“我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个‘小脚女人’走路似的、思想保守的邓子恢。”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主管农村工作，对闽西农村经济发展更是关注有加。
1953年12月，邓子恢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乡。当时，他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返回故乡除到基层走村串乡、访贫问苦，探望革命烈士的亲属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接头户外，主要是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落实中央帮助革命基点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
邓子恢看到龙岩农村到处喜气洋洋，大批农民正争先恐后组织互助组，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内心充满喜悦。他鼓励家乡干部和农民要扎扎实实、稳步前进，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活。
1956年11月，邓子恢第二次回乡。他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务院农林口的工作，任务更为繁重。
那年，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邓子恢心情既高兴又凝重。在过去历次革命斗争中，家乡有许多人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其中就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郭滴人等。
纪念碑落成时，邓子恢和张鼎丞一起返回家乡，出席落成典礼。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当地父老乡亲一起，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牺牲的战友敬献花圈，表达缅怀深情。随后，邓子恢和张鼎丞等亲切拜访郭滴人等烈士的亲属，赠送慰问品。
这期间，邓子恢还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组，在闽西深入农村基层，通过个别访问、开座谈会等方式开展调查研究。
有一次，在漳州停留时，龙溪地委书记邀请邓子恢给当地干部作报告。尽管邓子恢已年过六旬，但他不顾旅途劳累，爽快地答应了。
一进会议室，邓子恢看到当地干部鼓掌欢迎，马上笑着向大家问好，并风趣地自我介绍说：“同志们应该都认识我吧，我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个‘小脚女人’走路似的、思想保守的邓子恢……”他豁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使当地干部肃然起敬，大家再次报以热烈掌声。接着，邓子恢介绍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宣传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思想，但也指出合作化运动中存在和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告诫大家不要辜负父老乡亲的重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搞好农村工作。
邓子恢早年在漳州工作过，对漳州有浓厚的乡情。有一次，他和张鼎丞一起上街察看民情，坚持不坐小汽车。他们边走边谈，走到大众电影院那条小街，邓子恢拉着张鼎丞到老字号广发牛肉店门前，想请张鼎丞尝尝风味小吃。工作人员感到小店不大卫生，不同意他们进去。邓子恢认为老百姓吃得，我们也吃得，没有问题，想进去。后来倒是张鼎丞劝道：“我们出来，还是听工作人员的吧，不要让他们为难了。”邓子恢这才没有坚持进去。
在这之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经来过漳州，住在地委招待所时，曾感慨地说：“我们现在常年住在北方，难得回家乡一次，你们弄点家乡菜让我吃吃吧。”厨房师傅马上给他炒了一份闽西米粉丝，刘亚楼吃得很高兴，大呼：“还是家乡菜好吃!”
邓子恢听说此事，也要求招待所厨房炒一份米粉丝。鉴于邓子恢患有多种疾病，随行保健医生看到服务员临时端出一份米粉丝，立即上去挡驾，生怕没有经过卫生检验会影响首长健康。邓子恢听后解释道：“这道家乡菜很卫生，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尝过了，是我临时决定增加的，大家都来尝尝吧!”这样，医生才表示同意。
“同志们啊，还是你们说得对，我刚才错了呀！”
1957年冬天，邓子恢第三次回乡。当时，邓子恢在广东汕头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接着转道到福建漳州。汕头距离漳州较近，所以福建省委让漳州地委派车到汕头接邓子恢。
邓子恢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疾苦，向漳州地委书记洪椰子提了许多问题。他还考虑如何为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
洪椰子有问必答，如实相告。随后，邓子恢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组，分头深入农村个别访问，或召开座谈会，或开展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结果向党中央作专题报告。
有一次，邓子恢在龙岩农村主持召开群众座谈会，到会的有农村基层干部、妇女、老红军战士、生产积极分子等十余人。当时，谈的都是有关生产、生活、农村政策等问题，群众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邓子恢感到有名群众讲某件事的根据不充分，于是故意从反面提问题说：“你这事说得不对，我看不像。”那名群众就和邓子恢争辩：“邓老，你的看法不对，我这个是对的。”邓子恢接着诱导说：“那好啊，你就再说说你的理由。”通过反复座谈，邓子恢最后说：“同志们啊，还是你们说得对，我刚才错了呀!”
邓子恢就是这样虚心向群众讨教，让群众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说出心里话。对群众的各种意见，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他都能听得到、听得进，从而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便于中央正确制定农村方针政策。
在深入农村调查过程中，邓子恢还注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工作组在福建某县听农民群众反映，他们曾经在附近山上修了一个水库，用于灌溉农田和养鱼。但因山上有军事设施，驻军不准使用水库，影响了农业生产。工作组向邓子恢如实汇报，邓子恢马上让秘书请福州军区负责人前来商谈。
谈话中，邓子恢先讲了一些解放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和道理，接着就提出某县某村有一个小水库的问题：你们在当地的驻军不准农民使用，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群众有意见。请你们查一查，将小水库交给农民使用。军区领导感到军事设施不能影响农民群众的利益，表示一定纠正。第二天，问题就处理完毕，驻军将小水库交给了农民使用，用于发展农业生产。
这期间，邓子恢带领农村工作组，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农村作了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八次报告，汇报沿途考察情况。主要有农民收入偏低，生活贫困；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业合作社增产不增收；并社大中小，贫富一拉平，造成经济纠纷；许多农业合作社经营不善，不能保证90％社员增加收入；沿海较富裕地区社员在闹退社，应该允许社员退社等。不久，邓子恢回到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整顿农业合作社，强调整社是整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整作风、整经营管理、整政策、整组织。依据这一指导思想，会议集中讨论、修改了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央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邓子恢第四次回乡，是1961年4月。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盛行，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导致全国农业持续减产，城市居民吃不饱，农村出现大批农民饿死，情况十分严重。1961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对策，迅速予以纠正。
对于“左”倾错误，邓子恢一向深恶痛绝，他多次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头脑冷静，不要跟风摇摆。1958年全国处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当时邓子恢虽然生病住院，但仍不忘关心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不顾医生劝阻，立即赶往“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先后考察人民公社劳动军事化、吃饭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等所谓新生事物。邓子恢回到北京后，心情极不平静，批评道：“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央某些领导脱离实际，头脑发昏，胡吹乱讲，搞瞎指挥。同时，在会上又表扬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赞扬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河北、山西、江苏的农村调查是对的，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公开表示：“我过去同邓子恢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
毛泽东甚至说“这几年农村工作犯的错误，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找邓老。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人民公社条例》首先是邓老倡议的，然后是周总理支持的……”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邓子恢为榜样，进一步深入农村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邓子恢深受鼓舞。会议期间，他打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组织工作组准备下乡调查。会议一结束，他没有回北京，而是带工作组前往福建漳州，调查研究如何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如何解决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如何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张鼎丞正在福建农村调查，看到邓子恢身体不好，劝他到厦门休息几天。工作组的同志也认为邓子恢确实身体不好，唯恐他回到龙岩看到群众生活困难，心里会很难受。再说，回到龙岩后，看望他的乡亲必然很多，身体肯定吃不消，故而也劝说他先休息，不必亲自下乡调查。然而邓子恢态度坚决地说：“家乡群众来信反映有困难，我一定要去看看。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更应该去看看，这是我的责任。”就这样，邓子恢第五次回到了故乡。
“今天农村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啊！”
邓子恢知道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时期，龙岩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群众缺吃少穿，生活很苦，许多人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心里十分不安。所以，在漳州招待所，他特地嘱咐老伴陈兰(龙岩红军出身)买了20多斤黄豆、红糖和点心，一斤一包分好。
回到龙岩东肖乡古井村当天，邓子恢首先同陈兰在村里拜访那些革命时期曾经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烈士家属和老接头户，向他们赠送慰问品。邓子恢满怀歉意地说：“给你们送一点儿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啊!”大家则亲切地呼唤着他的乳名说：“绍基啊，这么多年你还总想着我们，你的心同我们的心一直连在一处啊!”
为了答谢乡亲们，邓子恢还架起大锅，煮了许多面条，请大家吃饭，乡亲们都过意不去。邓子恢深情地说：“家乡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当年参加红军，后来解放了全中国，全靠你们支持。没有你们过去的支持，我们哪有今天呀!今天农村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啊!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改进工作，请大家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度过暂时困难。我这次回来，就是调查研究如何改进工作，搞好农业生产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我们一起商量改进。”
4月18日，邓子恢深入后田、龙泉等大队开展调查。他不顾年老体弱，头戴草帽，拄着拐棍，先后去田间地头察看那里的庄稼，到食堂询问大家的吃饭问题，倾听社员的意见和要求。特别是在后田大队，他访问了几个老接头户以及基层干部、老农，详细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发现了许多问题。
事后，邓子恢在后田大队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良作风，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搞农业生产，不问土壤、气候、阳光条件，全县千篇一律指挥农业生产是错误的。他还说搞农业技术改革，不能一哄而上，必须事事经过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对于一切外来的经验，也必须这样，不然就坏了。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宣传，根本不对，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就会变成唯心论。所谓“技术革新”，实质上是瞎指挥，剥夺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两年减产，瞎指挥是重要原因。他还强调说：“我和张老(张鼎丞)、叶飞等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龙岩当前工作要坚持以‘六十条’为中心，彻底扫除‘五风’，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赢得时间，争取主动……”他还说：“这次‘六十条’是解决‘平’的问题。现在生产下降，群众吃不饱，有饿死人现象，我们深感痛心!”
4月下旬，邓子恢又到龙岩小池公社召开座谈会。他也是先提出问题，启发大家畅所欲言，然后分析研究，发表个人意见。他告诉大家，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和人民一起度过暂时困难，毛主席和我们都带头降低工资。只要大家同心同德，困难很快就会克服的。现在中央已经草拟了“六十条”，农村情况会好起来的。
随后，邓子恢应邀在龙岩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指出在生产上瞎指挥，基本思想是不依靠农民的问题。他还说应该认识自留地、小私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邓子恢在龙岩农村作了详细调查后，立刻向中央写了报告。他大胆提出人民公社食堂应该全部停办，要把基本口粮发到户，取消供给制，耕牛应归生产队所有，允许农民开荒种自留地，实行“三包一奖”和粮食包产，恢复供销合作社，城镇恢复手工业社等。
5月上旬，受毛泽东委托，邓子恢回北京主持召开了关于讨论如何确定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归属问题的座谈会，并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座谈情况。中央批准了邓子恢的意见，让他在农村进行试点。
“现在的变，是越变越好，变能使生产发展，群众收入增加。”
1961年10月28日，邓子恢率工作组第六次回到故乡。为推动试点工作的进程，邓子恢让一个组在连城县新泉公社试点，自己则带其他成员直抵龙岩，分赴后田、邓厝、孟头等大队开展工作。
11月2日，在铁山庙召开东肖公社、大队干部大会，邓子恢就有关生产队大包干问题发表讲话，指出：“中央政策是根据大多数农民的意见制定的，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又有了新章程了。原来的‘六十条’是讲大队为基础，因为这种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办法还有平均主义，现在要改为小队为基础，确定土地归小队所有，生产由小队管理，由小队分配。这叫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所有权下放，四权统一。牛包给你养，一头牛多少钱，牛仔要长年包下去，私人养牛也可以。公家要用，用一天算一天工钱。”
11月3日下午，在铁山公社干部座谈会上，邓子恢说：“自留地每人一份要留足。开荒地三年不纳税、征购，不计口粮。开荒地一般不超过自留地的一倍，即每人开荒地不超过三分。现在开荒地超过的不动，三年以后由小队收回超过的部分。”
会上，邓子恢十分关切地询问上洋大队的干部：“你们大队耕牛和仔猪多不多呀?”
上洋大队干部回答：“耕牛71头，会犁田的23头，不够用，农忙时拖拉机站来帮忙。现在仔猪少了，过去600多只，现在只有80多只。”邓子恢语重心长地说：“农业生产耕牛和猪都很重要，一个可以耕地，一个可以积肥。要把耕牛养好，最好实行耕牛养用合一，即谁养牛谁用牛。还要鼓励多养猪、多积肥。”他反对说大话、讲空话，主张办实事。
邓子恢十分熟悉家乡情况，哪里生产什么样的水果，他都很清楚，所以问道：“铁石洋村的桃、枇杷现在还多不多呀?”干部如实回答：“1958年归人民公社所有后，私人不种了，把老桃树、老枇杷树砍去烧火，现在很少了。”邓子恢听后摇摇头表示惋惜，心情沉痛地说：“这就是‘共产风’害死人，现在要鼓励私人栽种，强调谁种谁有，谁种谁收，长期归私人所有。”
11月5日上午，龙岩县委副书记邓根发、监委书记李居民陪同邓子恢到东肖公社开座谈会。座谈会的气氛十分热烈，不时出现争论声和欢笑声。
东肖公社副社长张鸿大说道：“群众反映说，邓子恢副总理前次带了‘六十条’来变，这次又带了大包干来变，来一次变一次。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变呢，大家难免有些担心。”
邓子恢笑道：“变了又变，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的变，是越变越好，变能使生产发展，群众收入增加，这有什么不好吗？”
张鸿大又说：“有人说，这次大包干如果搞不好，担心会出现单干。他们说分地问题解决不好，口粮对半开，那些半劳力和无劳力的人怕饿死，必然要求拿地来自己想办法单干。”
针对这些反映，邓子恢又进一步说：“这些问题都很实际，应该研究，慎重处理。土地处理，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区别对待，不能统一机械执行。口粮分配，也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有利于发挥社员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每个队里真正无劳力的人能吃上饭，不低于现在的基本口粮水平，更不能有饿死人出现。口粮低的生产队就不能采取对半分，人多地少的地方，口粮采用基本口粮80％、劳动粮20％，以保证每一个人基本口粮为第一。”
“生产小队大包干，定死了，大家就放心了。”
11月5日下午，邓子恢又到后田大队召开小队长座谈会。邓子恢问：“以生产小队包干如何处理，有什么意见?”
龙岩县委副书记邓根发说：“土地按人口60％、劳力40％分，参照各小队耕地为基础，参照土改时期各小队的土地好坏进行适当调整，但要尽量照顾到土地归片，避免插花过多。这样做十个小队有几个队已同意，就是还有第八生产队不同意，他们认为该队职工户、军烈属户多，因此无劳力的户很多，怕地种不上，提出调出几户无劳力户和相应调出部分土地。”
公社党委书记邓坤插话说：“我看一个劳力耕种6亩地不多，孟头大队一个劳力耕种13亩地，问题主要是这些有劳力户怕吃亏，多劳怕不能多吃粮，多劳是给别人吃。如果提出基本口粮和工分各50％之后，他们就无意见了。”
随后，邓子恢以商量的口气说：“我看是否这样解决，土地按人口和劳力六四开，各生产队户数不动，主要是在口粮分配上妥善解决，这样既照顾了无劳力户，又使有劳力户不吃亏，基本口粮和劳动粮多半分。这样会劳动的人，多得粮食就不会吃亏，第八队如果还有困难，是否大队再在公粮征购方面适当减轻一些。但不能减太多，以便照顾到各小队负担上基本合理和平衡。”
县委副书记邓根发问：“邓副总理这个意见，第八队是否同意?”第八队的干部表示：“真正无劳力户调不出，那就按副总理的意见办吧。”
在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上，邓子恢不仅重视粮食生产，还十分关注副业生产。座谈会上，他问：“农村副业生产怎么搞?有哪些副业生产?”党支部书记李松波说：“有养鸭群、养猪、锯木头，大家意见这些副业可以下放到小队去搞。”邓子恢说：“小型的副业，小队能经营又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可以归小队经营，大队只经营小队经营不了的或者经营有困难的副业生产。有的可以大队办，有的可以小队办，有的还可以大队与小队合办等几种形式。”李松波又说：“山林分给小队管理经营，各小队就有责任心和积极性。”
邓子恢高兴地表示：“那就按你这个支部书记的意见办。不过，你们还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村子附近的山拿出部分来，分到各户作为各户的自留山，给各户去种竹子、油茶、果树等，甚至还可以开荒种地？”
由于邓子恢的话说到大家心坎上，座谈会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对于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公粮等农村问题，邓子恢也引导大家展开认真讨论。最后，他说：“这些都要每年定死，以后不动。这叫生产小队大包干，定死了，大家就放心了。同时，今年还确定各种的基数，要增减，按基数，这样各小队就无意见了，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迅速扭转当时农村的被动局面，邓子恢的试点工作日程安排很紧。试点工作后期，即11月7日，他还给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作了大包干问题的报告。对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子恢归纳了六大好处，同时对大队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要求，中心是“希望各级农村工作干部，重视走群众路线，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瞎指挥，搞主观唯心主义，影响农业生产，妨碍农村经济发展”。
11月19日，邓子恢又到龙门公社参加干部会议。他说：“你们公社有14个大队，现在划为23个，小一些好管理。昨天华东局打来电话，传来毛主席的指示，明年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以后所有权、分配权、生产权、管理权都归小队，四权下放。多做多吃、少做少吃、不做无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没有多吃，口粮又是一个样，这样不公道。以后不能这样了，你们回去可以告诉农民，发动大家发挥劳动积极性，多劳可以多得多吃，农业生产很快会发展起来的!”
邓子恢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和农民，同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参加革命后，又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对农村、农民、农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1953年，邓子恢被调到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起初，邓子恢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内，他不愿远离群众，主动要求搬出中南海，执意到西郊万寿路中央农村工作部机关大院内安家落户，以便时刻密切联系机关干部和家属，随时听取、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正因为如此，邓子恢过去向中央提送的许多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大都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符合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心愿，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
“我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个‘小脚女人’走路似的、思想保守的邓子恢。”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主管农村工作，对闽西农村经济发展更是关注有加。
1953年12月，邓子恢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乡。当时，他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返回故乡除到基层走村串乡、访贫问苦，探望革命烈士的亲属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接头户外，主要是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落实中央帮助革命基点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
邓子恢看到龙岩农村到处喜气洋洋，大批农民正争先恐后组织互助组，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内心充满喜悦。他鼓励家乡干部和农民要扎扎实实、稳步前进，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活。
1956年11月，邓子恢第二次回乡。他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务院农林口的工作，任务更为繁重。
那年，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邓子恢心情既高兴又凝重。在过去历次革命斗争中，家乡有许多人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其中就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郭滴人等。
纪念碑落成时，邓子恢和张鼎丞一起返回家乡，出席落成典礼。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当地父老乡亲一起，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牺牲的战友敬献花圈，表达缅怀深情。随后，邓子恢和张鼎丞等亲切拜访郭滴人等烈士的亲属，赠送慰问品。
这期间，邓子恢还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组，在闽西深入农村基层，通过个别访问、开座谈会等方式开展调查研究。
有一次，在漳州停留时，龙溪地委书记邀请邓子恢给当地干部作报告。尽管邓子恢已年过六旬，但他不顾旅途劳累，爽快地答应了。
一进会议室，邓子恢看到当地干部鼓掌欢迎，马上笑着向大家问好，并风趣地自我介绍说：“同志们应该都认识我吧，我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个‘小脚女人’走路似的、思想保守的邓子恢……”他豁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使当地干部肃然起敬，大家再次报以热烈掌声。接着，邓子恢介绍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宣传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思想，但也指出合作化运动中存在和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告诫大家不要辜负父老乡亲的重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搞好农村工作。
邓子恢早年在漳州工作过，对漳州有浓厚的乡情。有一次，他和张鼎丞一起上街察看民情，坚持不坐小汽车。他们边走边谈，走到大众电影院那条小街，邓子恢拉着张鼎丞到老字号广发牛肉店门前，想请张鼎丞尝尝风味小吃。工作人员感到小店不大卫生，不同意他们进去。邓子恢认为老百姓吃得，我们也吃得，没有问题，想进去。后来倒是张鼎丞劝道：“我们出来，还是听工作人员的吧，不要让他们为难了。”邓子恢这才没有坚持进去。
在这之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经来过漳州，住在地委招待所时，曾感慨地说：“我们现在常年住在北方，难得回家乡一次，你们弄点家乡菜让我吃吃吧。”厨房师傅马上给他炒了一份闽西米粉丝，刘亚楼吃得很高兴，大呼：“还是家乡菜好吃!”
邓子恢听说此事，也要求招待所厨房炒一份米粉丝。鉴于邓子恢患有多种疾病，随行保健医生看到服务员临时端出一份米粉丝，立即上去挡驾，生怕没有经过卫生检验会影响首长健康。邓子恢听后解释道：“这道家乡菜很卫生，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尝过了，是我临时决定增加的，大家都来尝尝吧!”这样，医生才表示同意。
“同志们啊，还是你们说得对，我刚才错了呀！”
1957年冬天，邓子恢第三次回乡。当时，邓子恢在广东汕头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接着转道到福建漳州。汕头距离漳州较近，所以福建省委让漳州地委派车到汕头接邓子恢。
邓子恢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疾苦，向漳州地委书记洪椰子提了许多问题。他还考虑如何为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
洪椰子有问必答，如实相告。随后，邓子恢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组，分头深入农村个别访问，或召开座谈会，或开展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结果向党中央作专题报告。
有一次，邓子恢在龙岩农村主持召开群众座谈会，到会的有农村基层干部、妇女、老红军战士、生产积极分子等十余人。当时，谈的都是有关生产、生活、农村政策等问题，群众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邓子恢感到有名群众讲某件事的根据不充分，于是故意从反面提问题说：“你这事说得不对，我看不像。”那名群众就和邓子恢争辩：“邓老，你的看法不对，我这个是对的。”邓子恢接着诱导说：“那好啊，你就再说说你的理由。”通过反复座谈，邓子恢最后说：“同志们啊，还是你们说得对，我刚才错了呀!”
邓子恢就是这样虚心向群众讨教，让群众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说出心里话。对群众的各种意见，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他都能听得到、听得进，从而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便于中央正确制定农村方针政策。
在深入农村调查过程中，邓子恢还注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工作组在福建某县听农民群众反映，他们曾经在附近山上修了一个水库，用于灌溉农田和养鱼。但因山上有军事设施，驻军不准使用水库，影响了农业生产。工作组向邓子恢如实汇报，邓子恢马上让秘书请福州军区负责人前来商谈。
谈话中，邓子恢先讲了一些解放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和道理，接着就提出某县某村有一个小水库的问题：你们在当地的驻军不准农民使用，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群众有意见。请你们查一查，将小水库交给农民使用。军区领导感到军事设施不能影响农民群众的利益，表示一定纠正。第二天，问题就处理完毕，驻军将小水库交给了农民使用，用于发展农业生产。
这期间，邓子恢带领农村工作组，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农村作了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八次报告，汇报沿途考察情况。主要有农民收入偏低，生活贫困；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业合作社增产不增收；并社大中小，贫富一拉平，造成经济纠纷；许多农业合作社经营不善，不能保证90％社员增加收入；沿海较富裕地区社员在闹退社，应该允许社员退社等。不久，邓子恢回到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整顿农业合作社，强调整社是整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整作风、整经营管理、整政策、整组织。依据这一指导思想，会议集中讨论、修改了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央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邓子恢第四次回乡，是1961年4月。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盛行，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导致全国农业持续减产，城市居民吃不饱，农村出现大批农民饿死，情况十分严重。1961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对策，迅速予以纠正。
对于“左”倾错误，邓子恢一向深恶痛绝，他多次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头脑冷静，不要跟风摇摆。1958年全国处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当时邓子恢虽然生病住院，但仍不忘关心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不顾医生劝阻，立即赶往“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先后考察人民公社劳动军事化、吃饭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等所谓新生事物。邓子恢回到北京后，心情极不平静，批评道：“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央某些领导脱离实际，头脑发昏，胡吹乱讲，搞瞎指挥。同时，在会上又表扬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赞扬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河北、山西、江苏的农村调查是对的，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公开表示：“我过去同邓子恢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
毛泽东甚至说“这几年农村工作犯的错误，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找邓老。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人民公社条例》首先是邓老倡议的，然后是周总理支持的……”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邓子恢为榜样，进一步深入农村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邓子恢深受鼓舞。会议期间，他打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组织工作组准备下乡调查。会议一结束，他没有回北京，而是带工作组前往福建漳州，调查研究如何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如何解决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如何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张鼎丞正在福建农村调查，看到邓子恢身体不好，劝他到厦门休息几天。工作组的同志也认为邓子恢确实身体不好，唯恐他回到龙岩看到群众生活困难，心里会很难受。再说，回到龙岩后，看望他的乡亲必然很多，身体肯定吃不消，故而也劝说他先休息，不必亲自下乡调查。然而邓子恢态度坚决地说：“家乡群众来信反映有困难，我一定要去看看。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更应该去看看，这是我的责任。”就这样，邓子恢第五次回到了故乡。
“今天农村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啊！”
邓子恢知道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时期，龙岩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群众缺吃少穿，生活很苦，许多人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心里十分不安。所以，在漳州招待所，他特地嘱咐老伴陈兰(龙岩红军出身)买了20多斤黄豆、红糖和点心，一斤一包分好。
回到龙岩东肖乡古井村当天，邓子恢首先同陈兰在村里拜访那些革命时期曾经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烈士家属和老接头户，向他们赠送慰问品。邓子恢满怀歉意地说：“给你们送一点儿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啊!”大家则亲切地呼唤着他的乳名说：“绍基啊，这么多年你还总想着我们，你的心同我们的心一直连在一处啊!”
为了答谢乡亲们，邓子恢还架起大锅，煮了许多面条，请大家吃饭，乡亲们都过意不去。邓子恢深情地说：“家乡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当年参加红军，后来解放了全中国，全靠你们支持。没有你们过去的支持，我们哪有今天呀!今天农村搞成这样，我心里难过。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啊!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改进工作，请大家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度过暂时困难。我这次回来，就是调查研究如何改进工作，搞好农业生产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我们一起商量改进。”
4月18日，邓子恢深入后田、龙泉等大队开展调查。他不顾年老体弱，头戴草帽，拄着拐棍，先后去田间地头察看那里的庄稼，到食堂询问大家的吃饭问题，倾听社员的意见和要求。特别是在后田大队，他访问了几个老接头户以及基层干部、老农，详细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发现了许多问题。
事后，邓子恢在后田大队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良作风，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搞农业生产，不问土壤、气候、阳光条件，全县千篇一律指挥农业生产是错误的。他还说搞农业技术改革，不能一哄而上，必须事事经过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对于一切外来的经验，也必须这样，不然就坏了。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宣传，根本不对，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就会变成唯心论。所谓“技术革新”，实质上是瞎指挥，剥夺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两年减产，瞎指挥是重要原因。他还强调说：“我和张老(张鼎丞)、叶飞等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龙岩当前工作要坚持以‘六十条’为中心，彻底扫除‘五风’，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赢得时间，争取主动……”他还说：“这次‘六十条’是解决‘平’的问题。现在生产下降，群众吃不饱，有饿死人现象，我们深感痛心!”
4月下旬，邓子恢又到龙岩小池公社召开座谈会。他也是先提出问题，启发大家畅所欲言，然后分析研究，发表个人意见。他告诉大家，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和人民一起度过暂时困难，毛主席和我们都带头降低工资。只要大家同心同德，困难很快就会克服的。现在中央已经草拟了“六十条”，农村情况会好起来的。
随后，邓子恢应邀在龙岩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指出在生产上瞎指挥，基本思想是不依靠农民的问题。他还说应该认识自留地、小私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邓子恢在龙岩农村作了详细调查后，立刻向中央写了报告。他大胆提出人民公社食堂应该全部停办，要把基本口粮发到户，取消供给制，耕牛应归生产队所有，允许农民开荒种自留地，实行“三包一奖”和粮食包产，恢复供销合作社，城镇恢复手工业社等。
5月上旬，受毛泽东委托，邓子恢回北京主持召开了关于讨论如何确定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归属问题的座谈会，并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座谈情况。中央批准了邓子恢的意见，让他在农村进行试点。
“现在的变，是越变越好，变能使生产发展，群众收入增加。”
1961年10月28日，邓子恢率工作组第六次回到故乡。为推动试点工作的进程，邓子恢让一个组在连城县新泉公社试点，自己则带其他成员直抵龙岩，分赴后田、邓厝、孟头等大队开展工作。
11月2日，在铁山庙召开东肖公社、大队干部大会，邓子恢就有关生产队大包干问题发表讲话，指出：“中央政策是根据大多数农民的意见制定的，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又有了新章程了。原来的‘六十条’是讲大队为基础，因为这种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办法还有平均主义，现在要改为小队为基础，确定土地归小队所有，生产由小队管理，由小队分配。这叫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所有权下放，四权统一。牛包给你养，一头牛多少钱，牛仔要长年包下去，私人养牛也可以。公家要用，用一天算一天工钱。”
11月3日下午，在铁山公社干部座谈会上，邓子恢说：“自留地每人一份要留足。开荒地三年不纳税、征购，不计口粮。开荒地一般不超过自留地的一倍，即每人开荒地不超过三分。现在开荒地超过的不动，三年以后由小队收回超过的部分。”
会上，邓子恢十分关切地询问上洋大队的干部：“你们大队耕牛和仔猪多不多呀?”
上洋大队干部回答：“耕牛71头，会犁田的23头，不够用，农忙时拖拉机站来帮忙。现在仔猪少了，过去600多只，现在只有80多只。”邓子恢语重心长地说：“农业生产耕牛和猪都很重要，一个可以耕地，一个可以积肥。要把耕牛养好，最好实行耕牛养用合一，即谁养牛谁用牛。还要鼓励多养猪、多积肥。”他反对说大话、讲空话，主张办实事。
邓子恢十分熟悉家乡情况，哪里生产什么样的水果，他都很清楚，所以问道：“铁石洋村的桃、枇杷现在还多不多呀?”干部如实回答：“1958年归人民公社所有后，私人不种了，把老桃树、老枇杷树砍去烧火，现在很少了。”邓子恢听后摇摇头表示惋惜，心情沉痛地说：“这就是‘共产风’害死人，现在要鼓励私人栽种，强调谁种谁有，谁种谁收，长期归私人所有。”
11月5日上午，龙岩县委副书记邓根发、监委书记李居民陪同邓子恢到东肖公社开座谈会。座谈会的气氛十分热烈，不时出现争论声和欢笑声。
东肖公社副社长张鸿大说道：“群众反映说，邓子恢副总理前次带了‘六十条’来变，这次又带了大包干来变，来一次变一次。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变呢，大家难免有些担心。”
邓子恢笑道：“变了又变，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的变，是越变越好，变能使生产发展，群众收入增加，这有什么不好吗？”
张鸿大又说：“有人说，这次大包干如果搞不好，担心会出现单干。他们说分地问题解决不好，口粮对半开，那些半劳力和无劳力的人怕饿死，必然要求拿地来自己想办法单干。”
针对这些反映，邓子恢又进一步说：“这些问题都很实际，应该研究，慎重处理。土地处理，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区别对待，不能统一机械执行。口粮分配，也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有利于发挥社员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每个队里真正无劳力的人能吃上饭，不低于现在的基本口粮水平，更不能有饿死人出现。口粮低的生产队就不能采取对半分，人多地少的地方，口粮采用基本口粮80％、劳动粮20％，以保证每一个人基本口粮为第一。”
“生产小队大包干，定死了，大家就放心了。”
11月5日下午，邓子恢又到后田大队召开小队长座谈会。邓子恢问：“以生产小队包干如何处理，有什么意见?”
龙岩县委副书记邓根发说：“土地按人口60％、劳力40％分，参照各小队耕地为基础，参照土改时期各小队的土地好坏进行适当调整，但要尽量照顾到土地归片，避免插花过多。这样做十个小队有几个队已同意，就是还有第八生产队不同意，他们认为该队职工户、军烈属户多，因此无劳力的户很多，怕地种不上，提出调出几户无劳力户和相应调出部分土地。”
公社党委书记邓坤插话说：“我看一个劳力耕种6亩地不多，孟头大队一个劳力耕种13亩地，问题主要是这些有劳力户怕吃亏，多劳怕不能多吃粮，多劳是给别人吃。如果提出基本口粮和工分各50％之后，他们就无意见了。”
随后，邓子恢以商量的口气说：“我看是否这样解决，土地按人口和劳力六四开，各生产队户数不动，主要是在口粮分配上妥善解决，这样既照顾了无劳力户，又使有劳力户不吃亏，基本口粮和劳动粮多半分。这样会劳动的人，多得粮食就不会吃亏，第八队如果还有困难，是否大队再在公粮征购方面适当减轻一些。但不能减太多，以便照顾到各小队负担上基本合理和平衡。”
县委副书记邓根发问：“邓副总理这个意见，第八队是否同意?”第八队的干部表示：“真正无劳力户调不出，那就按副总理的意见办吧。”
在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上，邓子恢不仅重视粮食生产，还十分关注副业生产。座谈会上，他问：“农村副业生产怎么搞?有哪些副业生产?”党支部书记李松波说：“有养鸭群、养猪、锯木头，大家意见这些副业可以下放到小队去搞。”邓子恢说：“小型的副业，小队能经营又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可以归小队经营，大队只经营小队经营不了的或者经营有困难的副业生产。有的可以大队办，有的可以小队办，有的还可以大队与小队合办等几种形式。”李松波又说：“山林分给小队管理经营，各小队就有责任心和积极性。”
邓子恢高兴地表示：“那就按你这个支部书记的意见办。不过，你们还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村子附近的山拿出部分来，分到各户作为各户的自留山，给各户去种竹子、油茶、果树等，甚至还可以开荒种地？”
由于邓子恢的话说到大家心坎上，座谈会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对于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公粮等农村问题，邓子恢也引导大家展开认真讨论。最后，他说：“这些都要每年定死，以后不动。这叫生产小队大包干，定死了，大家就放心了。同时，今年还确定各种的基数，要增减，按基数，这样各小队就无意见了，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迅速扭转当时农村的被动局面，邓子恢的试点工作日程安排很紧。试点工作后期，即11月7日，他还给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作了大包干问题的报告。对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子恢归纳了六大好处，同时对大队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要求，中心是“希望各级农村工作干部，重视走群众路线，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瞎指挥，搞主观唯心主义，影响农业生产，妨碍农村经济发展”。
11月19日，邓子恢又到龙门公社参加干部会议。他说：“你们公社有14个大队，现在划为23个，小一些好管理。昨天华东局打来电话，传来毛主席的指示，明年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以后所有权、分配权、生产权、管理权都归小队，四权下放。多做多吃、少做少吃、不做无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没有多吃，口粮又是一个样，这样不公道。以后不能这样了，你们回去可以告诉农民，发动大家发挥劳动积极性，多劳可以多得多吃，农业生产很快会发展起来的!”
邓子恢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和农民，同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参加革命后，又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对农村、农民、农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1953年，邓子恢被调到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起初，邓子恢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内，他不愿远离群众，主动要求搬出中南海，执意到西郊万寿路中央农村工作部机关大院内安家落户，以便时刻密切联系机关干部和家属，随时听取、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正因为如此，邓子恢过去向中央提送的许多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大都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符合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心愿，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