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荷兰大学:故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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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美丽富饶的家乡………………………第 2 页
二、 快乐的童年生活………………………第 5 页
三、 祖 籍 印 象 ……………………… 第 8 页
四、 阳光灿烂的校园………………………第12页
五、 锻 炼 成 长………………………第 17页
六、 师 恩 难 忘………………………第 21页
七、 我的父母兄妹…………………………第 24 页
八、 手 足 情 深………………………第 30 页
九、 郑 氏 源 流………………………第 33 页
美丽富饶的家乡
我出生于
住宅。 当时正值辽沈战役解放沈阳期间，虽说沈阳附近战事不激烈，但
枪炮声时有所闻，人心惶惶，妈妈怀着我，不敢出屋。沈阳是11月2日
解放的， 据说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的很大。
父亲那时在铁路上做工，开始是管道工，还当过出灰工， 解放后经培
训改为给水司机。父亲所服务的铁路水塔，作为苏家屯的标志性建筑，挺
拔伟岸，约有40多米高，雄踞沈南将近一个世纪， 其高度纪录直到香港
回归之后，才被市区的其他高层建筑所取代。
苏家屯作为城镇，始建于1903年，是伴随着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繁荣起来的,当时叫东清铁路南满支线，是单线，1909年改建为复线。中东铁路南北走向，老苏家屯堡子在火车站以东，只有几十户人家，再往东十几里路就是丘陵山区。铁路以西是辽河平原，车站面向西。站前大路解放后叫青年路，向西延伸3.5公里就与日本人修的哈大公路相接，当年日本人也是准备修高速公路的，从沈阳铁西到鞍山腾鳌一段路基很宽。
东北地区是我国铁路网最密集的，苏家屯又是铁路枢纽，有东北最大的苏北货运编组站。除哈大干线之外，向东有苏抚线与吉林相通，东南有沈丹线与丹东相连，交通极为便捷。苏家屯铁路职工较多，与铁路有关的厂、矿、站、段在东北地区也举足轻重，远的不说，解放以后我国的几次重大的对外活动，如抗美援朝运输军事物质和我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建设，都有苏家屯铁路职工的身影。清晨在劳动公园散步，围在一起聊天的几个老头说不定哪个就是“英雄司机长”或“援外功臣”。
铁路职工住宅集中在青年路以北，苏白路以南，东至铁道边，西至
铁路医院约两平方公里的方型区域内。布局合理，房屋整齐。学校，商
店，书店，医院，浴池，俱乐部，体育场，公圆，绿地，配套齐全。住宅
大体有两种形式，俱乐部以南为平房，六个单元为一个小区，以植物做围
墙。以北为楼房，四个单元为一个小区，水泥砖墙做围墙。 而青年路以
南则房屋杂乱破旧。我们住的街道解放后叫铁友街，家庭住址为铁友街
二段西四里八号。改革开放以后动迁盖楼，改称含笑街。
当初我们住的是波形铁皮屋面板砖房，解放后改为瓦顶，后来又几经修缮。我记事时的布置是一栋房住两家，结构对称。我们家住西侧临街，北门双开，不常走人。朝西的单开门是主要通道，门上装有精致的信报箱，门口有一棵高大的唐槭树，果实很象小刀，我们都叫它“飞刀树”。院墙是日本人留下的修剪得很整齐的榆树墙。房子南面有一个三四间房大的院子，夏天可以种菜，东北人喜欢把大酱作为主要调味品，窗下家家都有一个大酱缸，上面盖一个“酱斗篷”，每年春季都是自己做大酱，夏天免不了苍蝇产卵，经常需要敲缸沿挑蛆，当时的说法是“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尽管不经加热消毒，拿起大葱就沾大酱，却从没有拉肚子的。冬天在院里挖一个菜窖用于储菜，我能干活儿时，挖菜窖大多是我去挖。记得那几年家乡地下水位较高，挖窖超过一人高就出水，没有现在水利术语讲的地下漏斗现象。进门左边是仓库，仓库西墙有挡板连通外面水泥砌的“煤箱子”，右面是厨房，有上下水道。里面是小居室，墙角遗留装饰很讲究的弧形黄铜壁炉，废弃不用，爸爸管他叫：“鳖里耷”，大概是俄语音译。再往里是大居室，窗台朝南，呈三角型，采光很好，可以放花盆。北面有从地面到棚顶的三层壁柜，壁柜旁有门通走廊、北门、北屋和厕所。解放初过往的部队都借住在居民家，我们北屋住过一个班，关系融洽，每当一开饭他们就把我抱过去一起吃，部队走了之后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只刺杀训练用的木枪，作为玩具陪伴了我们好多年。这只木枪的皮带很结实，在我上学时改做了腰带，以后我到苏家屯堡子游泳时不知被谁相中，给偷走了。后来北屋让给了姜殿才家，姜家搬走了之后老吴家搬了进来，老吴家搬来以后结构重新做了调整：北门，北屋做了两家共用的通道和厨房，大居室给了老吴家，西门封闭，厨房和仓库改做居室。改造前屋里都是木地板，距原地面有一尺多高，为防止发霉，每间屋地板下的外墙面都安装内有铜网外有木门的通气孔，夏天打开可以防鼠防虫，冬天关上可以保温。我们睡的是木头搭的床铺，下面可以放物品。当时的厕所在室内，大小便分室，有大便器，小便器和通气孔,室外有出粪口，很干净的。修房期间我们借住赵连奎家。第二次修房时我和哥哥还在家斜对过的原日式浴池的走廊里住过一段时间。
我家距火车站很近，也就200米左右，相距不远就是东北最大的苏北货运编组站出发场，所以从小就习惯了火车的汽笛声，调度员的传令声和广播员的报站声。这些声音使我觉得亲切，自然。也许那时人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值班人员报站都很详细，我们都耳熟能详：“有往林盛堡，十里河，灯塔，张台子，辽阳，鞍山，海城，大石桥???????方面去的开始剪票了，检完票的旅客请到第三站台去上车”。“有往吴家屯，陈相屯，姚千户，歪头山.....，本溪方面去的.....”如果我们要出门，听到广播之后再走都赶趟。上中学时，我是地理科代表，也许和从小就开始的地域灌输有关。那时没有对讲机，车辆调度都是用广播下令。调度员的传令与众不同的是对车次数字中的1发“腰”音，2发“两”音，7发“拐”音，0发“洞”音。而且约定俗成，听起来不易混淆。
童年的“摇车子”是东北地区特有的用三合板做的，据说是妈妈小时侯都睡过的，在摇大了我们兄妹八人之后“光荣退休”。这大概也是东北三大怪之一吧：“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十八岁姑娘叼个大烟袋”。爷爷家和姥姥家的窗户纸就是糊在外面的，为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摇车子便于边看孩子边干活。女人抽烟在农村很普遍，妈妈年轻时也吸烟，炕头上经常摆着纸糊的烟笸箩，和竹杆铜嘴铜头的长烟斗，如果有女客来串门，待客的第一道程序就是让坐，把烟笸箩和烟斗推到面前。妈妈在公社化之后改为抽纸烟，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因身体不好，在我们和医生的劝说下，才把烟戒了，看来习惯也是和环境有关。
我家原籍在西苏堡，距苏家屯20里路，据说爷爷和父亲和不来，又由于躲避抓“勤劳奉仕”，于1945年秋来到苏家屯做工。开始住在“地号”，顶一个同族兄弟郑孝元的名字做工，后来搬到我的出生地。我参加工作之后，在碧流河水库时遇到一个辽阳的郑姓老人到他的女儿郑新鲜家串亲，他女儿和我都是水利工程局的，住处相距不远。我们攀起了宗亲，他说我们的祖籍是新民县土台子，老人给后辈排的字号是：文、宏、裕、国、元。天、德、世、安、全。 孝、友、新、忠、义。 明、良、启、善、关。我觉得还是可信的，因为爷爷叫郑全芝，父亲叫郑孝库，我们下一辈是新字。
· 苏家屯站建于1898年。离沈阳站16公里，离丹东站261公里，隶属沈阳铁路局沈阳车务段管辖。现为特等站。客运：办理旅客乘降；不办理行李、包裹托运。货运：办理整车、零担、集装箱货物发到；办理整车货物承运前保管。
1998年，在原苏家屯站旁建立了沈阳南站。12月25日，苏家屯站停止使用并逐步拆除。新的沈阳南站成为苏家屯区的新地标。
2010年1月28号，原沈阳南站，恢复为苏家屯站，此后沈阳南站与苏家屯站为独立的两个站点
清贫快乐的童年生活
我从小记忆力尚可，但没有音乐细胞，以至把每天中午门前广播喇叭里的评剧唱腔“杨二嫂我这里笑容满面哪—啊”很长时间听（唱）成“杨二嫂我家里秀荣买面”，也没人给我纠正。由于家境贫寒，虽然离铁路俱乐部很近，却从未买票进去看过电影，但检票员有个惯例：“前紧后松”，每当电影快要散场时，就允许我们这帮小孩子进去看个尾巴，有时趁检票员不注意，也混进去看过电影。那时看所有的电影都是先演几分钟的新闻记录片，记得头一次看电影的内容是一个电工在电线杆上接电，屋内的小孩高兴的大叫：“灯亮了”。鬼使神差，参加工作之后我真的当上了电工，这是后话。
尽管如此，铁路俱乐部还是给了我很多文化熏陶，也是孩子们的活动场所之一，除了电影戏曲演出，室内还有图书馆，文艺活动室。室外夏天经常有篮球比赛，冬天有冰场滑冰，那时还小，但很羡慕在冰上驰骋的感觉，我的滑冰情结就是那时种下的。那时每到五一，十一，区里总要组织各单位群众游行，鼓舞士气。还有欢迎志愿军归国，支援古巴，支持黎巴嫩等政治运动都要游行。铁路的仪仗队和乐队服装整齐，气势宏大，最为壮观和威武。铁路的运动会开的也最为热闹，到最后总要给小孩子一个机会，奖给一些铅笔，作业本一类的奖品。我也去凑过热闹，但没得过奖。上学之后进俱乐部的机会就多了，上中学时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我还登台参加过大合唱，记得是王老师教我们的“十送红军”，“ 我们走在大路上”和朝语歌曲“庆丰收”。当时我们班的“歌唱家”是男高音宫庆轩，男中音顾恩理，梁炳林，男低音耿文朋，获得过校级表奖。我的初级篮球知识也是在俱乐部附近，区劳动科门前的球场上跟同学陈嗣苏等篮球好手学会的。
父亲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不善交友。因此我们家除招待过姥爷，舅舅等少数亲友外，很少有外人光顾。爸爸同我们也很少交流，他给我的影响主要是行动上的。爸爸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具备铁路工人的品质。给水所离家很近，只有100多米，但爸爸从不脱岗。单位没有食堂，当班时或自己带饭，或由我们去送饭。爸爸经常单独值班，铁路上供水不能中断，爸爸即会电动机抽水，又会柴油机抽水，还会锅驼机抽水。每到年底，爸爸都要拿回家里一个奖状或日记本，饭盒等奖品。落款一开始属中长铁路局，后来是哈尔滨铁路局，最后才改为沈阳铁路局。名头大都是奖给“先进生产者”，“全年出满勤”，“安全无事故”等等。我也觉得很荣耀，心里想：长大以后一定要象爸爸那样好好工作，也要争先进。
爸爸上进心很强，大概念到小学四年级。我看到过爸爸小时候画的几张水彩画，其中的一张题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看到过爸爸解放后学的“工农速成课本”，和自编的几首适应形势，歌颂新生活的诗歌。铁路上一切都很正规，规范，半军事化。我看到过爸爸保存的一张晋升工资的“命令”：“兹命令从即日起将给水司机郑孝库的工资从 ××元晋升为 ××元”。落款是“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 ××××夫”（苏联人的名字）。
爸爸为人谨慎，小时候不让我们出屋，爸爸在家时我们很少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夏天有时候偷着跑出去和别的小朋友捉迷藏，捉蛐蛐，踢毽子。冬天用砖头磨成陀螺或用铁线钉在木板上做冰车，出去打冰嘎，滑冰（雪），从未花钱买过玩具。妹妹们在外面玩跳皮筋，扔布口袋，冬天在炕上撮嘎拉哈，或大家围着火炉扒拉黄豆吃。稍大一点和小伙伴们玩走五道和“打瓦”游戏。那时街上常有吹糖人的，挑着熬好的糖稀叫卖，有来买的，就把糖稀放在特制的模子里吹成孙悟空，猪八戒，猴子，苞米等动植物形象，即可玩，又可吃。但我们总是看的多，买的少。对崩爆米花的我们倒是并不陌生，时常买些或从家里拿些粮食去崩，回家大家一起吃。
我总觉得那几年的雪要比现在大的多，也冷的多，下雪之后我们在院子里不仅是堆雪人，而是堆了个雪山，里面还挖了个雪洞，能藏好几个人呢。冬天屋子里都是支个铁炉子做饭兼取暖，晚上临睡觉前，妈妈把买的陶瓷“水鳖”装满热水，放在被窝里取暖，第二天早晨取出来还有点热呼气儿用来洗脸。孩子多了水鳖不够用，就拿几快红砖在炉子上烧热，用破布包上放在脚下取暖。爸爸妈妈用的枕头是从老家带来的四方型的，两个侧面都绣有花样，又高又硬。我们用的都是扁枕头，睡觉时把棉衣棉裤都盖在被上保暖。每天早上都是妈妈先起来生炉子烧水作饭，屋里暖和了我们才起来。夏天在厨房里做饭热的慌，有时就在院子里盘个炉子做饭。
为了节省买煤的费用，铁路货场有时卸下原木，爸爸就领我们去扒树皮回来烧火。有时让我们自己去。我们并不愿意去，因为货场管理人员面对数十个大人小孩随意进出货场肯定不满意，经常过来撵我们，弄的我们很尴尬：空手而归爸爸不满意，死皮赖脸我们还拉不下那个脸。家斜对过原日式浴池的房子58年前还办过小工厂，大概叫硼酸厂，煤炭是主要原料，晚间也倒班。用量大难免烧不透，经常有人去捡煤核，因为去晚了就捡不着，妈妈就每天起早到硼砂厂的炉灰堆去扒拉没烧透的煤渣，有时工人刚把炉灰推出来又热又埋汰，大家就冲上去抢，回来掺在煤里烧。我们人小觉大早晨起不来，所以帮不上妈妈什么忙。但“提蓝小卖拾煤渣”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
爸爸一般很少打我们，有时我不听话，惹爸爸生气时，爸爸把脸一沉吼道：“今个别吃饭了”，我便不敢回嘴。妈妈则偷偷把留出的饭给我，爸爸装着看不见就过去了，我的哥哥大概也有过类似经历。爸爸过日子很仔细，花钱一定要物有所值，领我们到铁路公共浴池去洗澡，五分钱一张票，不泡一个小时不让我们出来。领我到机务段内部浴池去洗澡不用花钱，则比较宽松，愿洗多长时间出来都行。
到爸爸的工作单位要路过民政局办的军饮接待站，苏家屯是铁路枢纽，过往的部队都到此吃饭休息，最集中的一次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大批部队回国，军饮接待站每天都要用十几个镀锌铁板做的槽型容器蒸饭供应部队，大多数情况下都吃不了，剩饭便很便宜的处理给附近的居民，我们家跟着吃了一个多月的大米饭。当时大街上彩旗飘扬，到处贴满了标语横幅，欢迎志愿军归国。还组织学生给英雄模范献花，献红领巾，志愿军一般都回赠笔记本，钢笔，题字的弹壳等纪念品，我那时还没有上学，很羡慕学生能有此机会同英雄接触。实际上苏家屯也有很多工人参战，尤其是机务段，工务段的铁路工人，负责后勤供应。我家的邻居老吴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炊事员。
童年的记忆里，走亲戚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好回忆，我家亲戚少，舅舅当时住在电业局附近的一栋二层楼上，北面是区政府，辽无五厂是大跃进以后才在区政府原址修建的。舅舅是长春职高毕业，虽说离的很近，但去的次数并不多，稍大一点他们就搬家了。还有就是住在铁路食堂附近的，我的叔伯三姨夫闽忠录，他也在铁路上当电工，三姨的烟袋抽的也很凶，她家的大儿子闵长芝和我的二哥郑友桢同龄同学，交往比较多。
祖 籍 印 象
去的最多，印象难忘的是老家西苏堡，到西苏堡有两条路，一条是经大淑堡，新立屯到西苏堡的近路，那时还没有铺柏油路，如下大雨就不好走，就要绕经金宝台，胡家店，沿浑河大堤到西苏堡。如果从西苏堡往回走，一出村子就能看到地平线上高高耸立的铁路水塔，我们知道，到了水塔就是到家了。
上学前跟爸爸去“串门”，我只能走一半路，过了新立屯就走不动了，这时爸爸就要背我。有时我伏在爸爸的背上就睡着了，过了三棵树，五座坟，快进堡子时我又醒了。自己走时则边走边玩，沿着渠道沟边捉蜻蜓，采野花。当时不象现在这样寸土寸金，两个堡子中间还有些荒地荒坟，除新立屯附近几户鲜族种水稻外，其余都是旱地。土质肥沃，种植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改种水稻则是合作化以后的事了。快进堡子时道旁有两个大水塘，大概是挖地烧砖形成的。
浑河自东向西经过西苏堡之后拐向南，姥爷家在村西，所以西面北面距浑河大堤都不足百米，东距村“完全小学”也不足百米。门口有两棵大柳树，西厢房是磨房和仓库，东厢房是仓库和牲口棚，三间正房中间是过道，两面是手拉风箱的四口农家大锅，做饭兼烧炕。西间住二姥爷一家，姥爷住东屋。南北大炕，山墙放了一排炕柜，太姥和太姥爷都住在北炕，我们去串门一般住南炕。睡觉时铺炕毡，炕沿都有幔子，冬天睡觉时拉上，起分割保暖作用。那时农村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姥姥家吃水要到村里的一口大井去挑，因此水很珍贵，冬天烧热的一盆洗脸水要全家轮流洗，当然我们“客人”优先。当时农村没有地坑式厕所，大小便到房头烟囱根方便。我们初来乍到胆小，上便所或由大人看狗或自己拿鞭子赶狗，便完之后当然就是狗的事了。姥爷家还专门有一段枯木用来生木耳，夏天每隔几天就够吃一顿的。当时村里没有理发的，只有一个叫姚大包的剃头匠，男人一般都是光头，女人梳头后用榆树皮抹光。城市里也只有几个理发店，去理发的都是有身份的，大部分市民由走街串巷手拿一把音叉吆喝的剃头匠理发。为了省钱我家自己买了一把推子，由妈妈给我们理发。农村夏天用皂荚树果实洗衣服，冬天用杀猪的猪胰子洗脸洗衣服。女人则用酸菜水洗头，妈妈用酸菜水洗头的习惯传给了妹妹们和儿媳妇一代，也许确有好处，姥姥九十多岁去世，妈妈七十多岁去世头发一直都是黑的。当时农村妇女炕上活的主要工具是：洗家织布和麻花被后整理用的捶布石和棒槌；补袜子专用的袜板；掌鞋纳底子用的锥子，顶针。炕上冬天少不了炭火盆，一年四季少不了烟笸箩。
与城市不同，农村的清晨，傍晚，除了鸡鸭鹅狗的叫声之外，做饭时风匣子的呼哒声和捶布时清脆的棒槌声是夏天的主要音乐，现在这些东西只能到博物馆去寻找了。农村中每家窗下还都有一个或两个草编的，专为母鸡下蛋用的悬吊在半空的鸡窝，母鸡钻进去时，也经常吸引我们好奇的目光。
姥姥家的房子是土坯，木梁，草顶结构，窗子下扇是玻璃，固定的。上扇窗棱上糊的是纸，可以内开，夏天打开通风。窗扇，门扇都是木轴，木插销。夏天我们的零嘴是甜杆和洋菇娘，或姥爷铲地带回来的“乌米”，晚饭后姥爷经常领我们在浑河大堤上散步，讲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民人”，什么叫“旗人”，“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冬天有时到村里的“果子铺”给我们买些点心，或围着炭火盆听姥爷讲古：精忠报国，五鼠闹东京，郭鬼子反奉等等。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给了我最初的启蒙教育。有时老姨领我们“过家家”，抓“蛤喇哈”。姥姥则经常是长杆大烟袋叼在嘴上，她抓虱子的处置方法也很特别：用嘴咬，据说那时的老人都如此。冬天姥爷赶大车或爬犁时，脚穿兀拉，头戴翻毛毡帽，手带狗皮护手，腰扎黑布腰带，一杆大鞭在手，在我们眼里很是威风。
在西苏堡，我只是在有一年的春节期间到爷爷家住过一宿。因为爷爷是富农，阶级斗争的阴影笼罩了他后半生，为了避嫌，平时很少和我们往来。那次是在饭后，爷爷到姥爷家去领我，我跟着爷爷到了后街。奶奶早已过世，我没见过面，爷爷独居。据说我还有一个大爷，也是为了避嫌，我们从未谋面。我的姑姑也在西苏堡，见过几次面，但没去过她家，姑父也早已去世。爷爷住在一间半草房里，没有院子，只有一个L 型的过道。房前有个倭瓜架，屋子很窄，只有一铺炕和一个过道。据说土改后原来的房子被分了，住在这里。外面半间是厨房和过道，里面是居室。也许是买不起墙纸，墙面和棚顶贴满了国民党的“金元券”。爷爷的话语不多，小屋收拾的很干净，他给我拿了个烀猪蹄，又给我用炒高粱米冲水喝，因为已吃过饭了，我只是吃了一点，喝了一口。晚上睡在这里。吹灯之后，觉的虽黑暗，但温暖宁静。爷爷到苏家屯的次数也不多，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两次，其中的一次领我上街排队买西红柿，为了换两个坏了的柿子还跟售货员吵了起来。这也是爷爷和爸爸性格不同的地方，爸爸为人随和，从不跟别人吵架，如果我们跟邻居家孩子发生纠纷，即使我们有理，爸爸也绝不会找上门去跟人论理，而是训斥我们：“他不讲理以后别跟他玩”。我们当然不可能不在一起玩，久而久之，我们在外面吃了亏也不告诉爸爸。但我们家同邻居的关系确实都很好，从未打过仗。
听妈妈讲：爷爷一生省吃简用，从小家里很穷，太爷是个半拉木匠，平时做农活，间或给人家打棺材，做锅盖等木工活。爷爷十一二岁给人家放猪，后来到私塾当堂役。给老师做饭，上下课摇铃，打杂。后来给人当半拉子，十八岁干活就当打头的。
结婚以后自己过，奶奶比爷爷大四岁，住两间小房，给吴家堡，孙大头等三户人家扛年头（长工），爷爷很能干，有一次给人家挑水浇白菜，从堡子里到堡子外一天挑了一百多担水。
攒了几个钱，租了人家几亩地，用人工换牛犋工，生活能够维持。以后我们的祖太爷死了，爷爷得到他的几佃地，生活本来可以过的很好，但爷爷的发财欲望很强，吝啬的很，为了赚钱买地，还是每天稀粥度日，过年杀一只鸡都要下很大的的决心。
从爷爷到爷爷的爷爷，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很生分。据说爷爷的爷爷九岁结亲，共五房，活了九十多岁，号称：“活太爷”。我的二爷（爷爷的弟弟）是贫农，只有五个女儿，据说都是半傻，没成年就死了两个。爷爷对爸爸妈妈很不好，驱赶着牛马一样的干活，不给做衣服穿，十冬腊月也舍不得做手套戴。拼死拼活到解放后，赚了个富农帽子和一大堆做废的国民党钱币。由于父子邻里的关系都不好，这也是爸爸妈妈搬到苏家屯谋生路的主要原因。
据说爷爷后来参加过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的“一惯道”，这也是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专政”的原因之一，而且也给哥哥和我的入团入党问题造成了很多麻烦和障碍。尽管如此，我并不怨恨我的爷爷，他只不过想靠自己的劳动和节俭使生活过的好一点。在有儿不能投，孤独寂寞苦闷的情况下寻找一下精神寄托罢了。如果我在那种精神压抑的环境下生活，承受力可能还不如爷爷。原来我认为西藏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他们都信教，现在看来，在那荒凉贫困闭塞的环境中生活下去总要找一个精神寄托，要看到一个哪怕是虚无飘渺的希望，或者不求今生，但求来世。
童年时代最快活的日子当然是过春节，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穿新衣，放鞭炮和压岁钱，而是节日的欢快气氛和热闹场面。春节前的十几天，当时苏家屯的商业中心“圈楼”和文化中心文化馆及新华书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或品评欣赏琳琅满目的年画；或用有限的零花钱买一分钱一块的糖块以及最便宜的黑枣，有几年还集中销售过又甜又粘的伊拉克蜜枣。对圈楼上下的日用百货和副食杂品并不关心，采购年货并不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当时每家过年都要在扫尘之后换上新年画，市里和农村都不供奉宗谱，只是在农村都在厨房贴灶王爷和在大门贴门神。市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墙上还挂有相框，我们家很少照相，墙上除了年画还有父亲的奖状和石膏伟人像。三十晚饭前由大哥主持给父母磕头拜年，给兄长行礼问好，并接受妹妹们的行礼问好。晚饭丰盛，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留在这一天，但没有酒，因为爸爸不喝酒。饭后全家包饺子，准备初一，初二早晨吃的。鞭炮一般不买，并不是对我们小孩子没有吸引力，主要是没钱。有时我们也捡别人放完落地没响的鞭炮放嗤花玩，年景好时大哥张罗买过几个二踢脚（双响）。压岁钱也没有，只是在饺子里放几个硬币或红枣，谁吃到了便开怀大笑，图个吉利。包完饺子的零嘴是冻秋梨，花生，瓜子或柿子饼。我们家习惯早睡早起，也不守岁。
苏家屯是城乡结合部，又是鲜族聚居区，正月里看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和鲜族歌舞是非常热闹的，中心区就在文化馆路口，那时文化馆除室内演出曲艺外，经常露天放映幻灯，配以解说，内容多是政治教育和破除迷信。如抗美援朝，月蚀并不是天狗吃月亮等等。
57年在区工人俱乐部斜对面修建了“卫星电影院”，（原址大概是个基督教堂或者是个庙我记不大清了，大哥说是日本神社）旁边又盖了个百货大楼，工人俱乐部后面是自由市场，苏家屯的商贸中心就此西移。
阳光灿烂的校园生活
到了上学的年龄，妈妈领我到“苏家屯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无非就是数数儿。从小学到中学很少花钱，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的，或哥哥穿小的。每当开学就让爸爸到单位开一个家庭生活困难的证明交到学校，就可以免交三元或五元的学杂费。念中学时学习成绩好，甚至拿到过五至八元的助学金。上学之后，逐渐对春节期间文化馆的有奖猜谜感兴趣，虽说猜对的不多，奖品也非常薄，但觉得好玩。文化馆的阅览室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之一，是我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窗口。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不在家，妈妈就叫妹妹到文化馆去找，十有八九我在那里。文化馆一是离家近，二是报刊杂志数量多并开架免费阅读。文大之后则取消了这一公益性服务，很觉遗憾。当时虽说家境不富裕，却也吃穿不愁，充满欢乐，再说别人家也不比我们强多少。我们家还有一个优势是家庭和睦，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遗传给我们，儿女们也没有一个“属驴的”，互相之间都能互谅互让，关心爱护，精神上是充实的。父母之间的恩爱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粮食统购统销之前，吃粮大多以高粱米为主，为了妈妈奶水充足哺育妹妹，一大锅饭里通常带一小袋大米或小米给妈妈吃，我们都认为很正常，从不争嘴。妈妈在生素娟时身体很不好，经常要到沈阳去看病，我不懂事非要跟去，爸爸哥哥就哄我，把我藏到壁柜里去，等妈妈走了，再把我放出来。
以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供养到我上学时已达十口人的吃用自然不轻松，爸爸则把苏北给水所及第二给水所附近的空地收拾种菜，姥爷的大马车每次进城来都给我们捎些粮食蔬菜，也忘不了给我们这些孩子带些“零嘴”。在三年困难时期物价飞涨，食品奇缺，有时爸爸买些饼干偷偷拿给妈妈补充营养，我们并不介意，拣食包装纸里的饼干渣觉得非常香甜。那时舅舅已搬到本溪，太姥太姥爷都已去世，老姨到苏家屯参加工作，姥爷也离开农村到本溪电业局在火连寨办的农场做临时工，也是干农活，我也到那里去过一次看姥爷。
那时逐渐体会到生活的艰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革前铁路职工及家属每年可四次免费乘车，我们在外地没有亲属，当时也没有旅游的条件及可能。每到秋季，爸爸要了铁路免票，领我到沈丹线高家岁，火连寨一带的山区去采山里红，山梨，山葡萄等野果。早饭后乘车起程，下车后，走出十几里路，基本以山果为食，采了一天，晚上摸黑顺着火车道，背着面袋子，又累又饿，以铁路信号灯为目标走回高家岁或火连寨车站，再乘火车回家。为了提高铁路免票的利用率，要一次票都是连续去几天，有时二哥也跟去。进山之后，各自为战，走远了就互相吆喝一声。一般是先把面袋子（或书包）放在树下，采了山里红先放在兜里，衣兜装满了再装到面袋子里。有一次我连上了几棵树才装满兜，下来之后却找不到面袋子了，急的我出了一身冷汗，那时可劲吃一回山里红是不亚于孙悟空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大吃蟠桃一样的享受。所幸后来终于找到了，没有留下遗憾。父亲的想法除自吃外，让我们几分钱一碗再去卖点钱，我们都不是做生意的料，拿到街上都张不开嘴喊，自然“创收”失败。
大跃进期间，城市里也成立人民公社，我们也吃过大概一两个月的大食堂，位置就建在家西南面原日式浴池的废墟上。食堂黄了以后改为托儿所，又办了几天商店，最后改为菜籽商店一直到盖楼动迁。当时个人家不许开伙，那时吃食堂时为了能吃饱，买面汤时，宁可多排队，两次各买一小碗，也不一次买一中碗，实际上是自欺欺人，自我感觉良好。
三年困难时期，春天我同二哥一起到农村河边挖过“救命根”（一种白色的根茎植物，至今我也不知学名叫什么），掺到苞米面里吃；夏天到苗圃附近的庄稼地里偷啃过青苞米；秋天到收过的稻田地里挖过老鼠洞，看人家能挖到粮食，我们多数是空手而归；冬天冒着北风烟雪到北营子一带拣过菜帮子，罗卜缨。吃过大哥单位用稻草为原料加工的“淀粉”，大便干燥还得妈妈用手抠；喝过用榆树钱掺包米面搅的“榆钱粥”。那时粮食奇缺，很普通的苞米面掺白面的饼干也冠以“高级饼干”出售。以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共产党的严密统治，社会秩序还算安定。老百姓的忧怨只能以儿歌的形式发泄：高级饼干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的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的老头要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的老头肚子疼 。
尽管如此，由于妈妈的精打细算，我们虽说吃不饱，但也没饿着。妈妈按每个人的饭量定量定数做，苞米面的窝头我爱吃碱大的，哥哥妹妹爱吃碱小的，妈妈不厌其烦，发完面和两次碱，在同一锅里做出两样的。当时没有剩饭剩菜的概念，一率吃光舔净。有来要饭的也无饭可给。
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家屯最有名的饭店是“天一坊”，就在圈楼对过，我和我的父母都没有进去过。我们只是偶尔起早到站前或回民饭店排队买过油条或豆腐脑拿回来大家一起吃。或是妈妈及姥姥过年过节过生日时，我们奉命去到市场饭店给买过油炸糕等食品，拿回来给老人家享用。
除父母之外，最关心我们的是我的姥爷何福顺。他对我们的关心不亚于自己的亲孙子，孙女。小时候来往密切，对我们循循善诱，呵护有加。上学之后仍是扯筋挂骨，关怀备至。我曾几次在放假的时候跟姥爷到浑河北岸于洪区潘台镇侯家堡我二姨家去串门，过河时冬天走冰，夏天坐渡船，过河后顺着浑河大堤走一路唠一路。姥爷告诉我：张作霖时代东北民富国弱，松辽平原物阜民丰，旱涝保收。浑河发大水，高粱地垄沟里可以捉到鱼，那时候营口的木船可以沿浑河直达沈阳。当地人要饭的很少，除非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地主家雇的长工，短工，吃的都很好，有钱人家办红白喜事，对要饭的都有专桌侍侯。老百姓仅对“胡子”（土匪）或“拍花子”深恶痛绝，大人吓唬小孩子的口头语是：再不听话叫胡子把你抓走。我之所以愿意跟姥爷唠这些，还想了解一下书本以外的、解放前的真实情况，我总认为我的爷爷不是坏人，地主、富农也不都是坏人。结合我爷爷的情况，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东北的地主富农都是勤劳致富的。二十多里路一晃就到了，二姨夫付长祥也是农民，有三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叫小铃子，比我小四五岁，性格开朗，活泼，两小无猜自来熟，见面只老实半天，吃完饭就和我在炕上闹，滚。两个儿子万洪，万俊都很老实。二姨家的香瓜，西红柿我没少吃，最后一次和姥爷去串门，正赶上生产队死了一头驴，二姨用苏子叶蒸的驴肉包子是我吃过的最好美味。
尽管随着我的成长逐渐脱离了姥爷的庇荫，但姥爷正直，善良，慈祥，只求奉献，不讲索取的人格力量对母亲和我都有明显的影响并终身难忘。用老姨夫的话讲：他这个人到哪儿都不讨人嫌。在我结婚时老人家已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还用自己的积蓄给我买了一套当时时兴的粉红色晴纶服。遗憾的是在我的生活刚刚有了转机的时候，他老人家却在
也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哥哥，妹妹在学习上都不用父母操心，在性格上我比哥哥胆子大一些，家门前的唐槭树哥哥爬不上去我能爬上去。父母不让我们上河，我则偷偷的跟邻居小哥们蒋明志，姜艺杰等到远处的泡子里学会了游泳。第一次下水是在配件厂墙外的河沟，当时我也就是十岁左右，看别人狗刨我也学着扑腾起来，但脚一离地心里就没底，埋头划拉几下就想站起来，当时没有方位感，脚没碰到地就以为水深，心一慌连忙喊救命，一张嘴就灌了一口水，后来脚碰到地站起来才发现水只没腰深。有了点经验以后游泳再没喝水。会游泳以后胆子大了就想划船，第一次划船是在小格镇生产队的鱼塘里，船是人家养鱼用的木船，只有一个尾舵，趁没人时爬上去划拉。开始当然只是画圈，后来居然也能前进了。我成年后来到二妹夫则义家串门，他家房后就是当年我划过船的水塘，只是由于污染日甚，已不养鱼了。
我们这个年龄段人口较多，班级比上一年级多，当时学校的课业负担不重，课外时间比较充裕。学校组织看电影，站队出发，浩浩荡荡。前面已到卫星电影院，后面才出校门。家附近比较调皮捣蛋的孩子头是一个体格健壮小名叫小胜子的和一个外号叫满秃子的，他们都比我大。看了电影《地道战》，小胜子就组织一帮孩子在他家院子里挖了个地道，有五六米长，每天晚上进进出出的“捉妖”，他家大人也不管。不知为什么他们和青年路南，南货场附近“杏核大院”的孩子产生了纠纷，就组织我们这帮铁路的去和他们“打仗”。实际上就是以青年路为界互相投掷石块，有时我们冲到他们大院附近，对方反攻过来我们又退到路北家跟前，由于都有准备，被击中的不多，遇有大人干涉，我们就一哄而散。这种争斗我只是随从，决不主动参与。但不参与会被讥笑为胆小鬼，并可能受到惩罚：有一次找我没去，晚上我们全家正围着桌子坐在院子里吃饭，不知谁从院外投过来一团用报纸包着的沙石，乓的一声散开，所幸没有击中饭桌。我们惊愕的站起身，只看到一个跑远的身影。爸爸用疑惑的眼光打量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问道：“是不是你在外面惹事了”？我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又没法说，只好底气不足的蠕嗫道：“我没惹事.....”。姓郭的满秃子长大也不学好，听说触犯刑律被关了几年。比较本分的小伙伴是乔恒伟和朱志刚，他们都比我小。还有两个伙伴是长的挨肩的姓佟的哥俩，叫大明，二明。住在与我家房屋结构完全相同的北面40 多米，听说他的爸爸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连长，同他的爸爸比，他们的妈妈长的很年青，上中学后他们就搬家了。我没有和邻居女孩子在一起玩过，也许是性格爱好不同，或者是我本人没有吸引力。不过家跟前的孩子确实是女少男多。
胆子大也不见得是好事，弄不好就可能出事：上小学时，我到学校旁边的劳动公园去玩，看到别人荡秋千悠起来后顺势跳出去很浪漫，便也照猫画虎跟着学，结果落地后不知道跑几步抵消惯性，一下子跌倒把胳臂杵了。回家没敢和大人讲，但胳膊疼痛没减反而肿了起来，只好告诉妈妈。妈妈领我到街里的一个老中医那里去看，说是尺骨骨折，给我糊了些粘呼呼的中药之后上了夹板吊在脖子上。好在伤的不重，药也好使，十几天就好了。在看了电影《铁道游击队》后，也学游击队员的样子到铁路上爬车。好在我们爬的都是从驼峰上溜放下来的速度不快的单节编组货车，往上爬的时候光手抓住了还不行，如果胳臂没有劲，腹肌没有力量还真上不去。往下跳的时候也知道顺势跑几步，没出什么危险。看了表现旧社会杂技艺人生活的电影《飞刀华》，我和同学们很多用废旧钢锯条磨成尖刀练飞刀，出现过个别同学扎破同伴脸部的情况，在学校的坚决制止下，这种现象很快平息下去，连电影也禁映了。上小学时，我的一个姓韩的同学在大格镇的泡子里游泳淹死了，我亲眼看到被人捞上来之后，他裸露僵硬的身躯，在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
小学后期有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大哥单位组织游园活动到沈阳北陵游玩，把我和二哥也带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远足旅游，心情愉快，不免欢呼雀跃，在北陵后山坡上往下跑的时候停不住了，要不是大哥在下面拦住，必然摔倒无疑。
锻 炼 成 长
上中学时，有一天早晨我和伙伴蒋明志到附近的三十中学操场玩双杠，我在双杠上做钩脚悬垂动作，双杠的一头螺栓没有了我没发现，结果杠子的一头撅起，我从双杠上掉了下来，头先着地，晕了几分钟，摔了个轻度脑震荡，鼻泪管破裂，左眼气肿，被蒋明志送了回来。平生第一次住了几天医院，惊动班主任王本仁老师买了红糖和大枣到医院去看我。当时买什么都要票证，二斤红塘可是很大的破费。铁路医院认真负责，让我住院观察，眼睛用热水袋垫湿毛巾热敷，一天就好了。以后几天坐不住，各屋溜达。以至别的患者都奇怪：“这小孩得的什么病，怎么不老实呆着，到处乱窜？”
这次脑震荡，表面上没什么事，实际上还是有影响的：以前班级考试，我经常轻松拿第一，此后只是前几名。到林校学习没有排过名次，但我知道只是中等。后来看过有关资料介绍：招飞行员如果小时侯有过头部外伤晕厥情况则不予考虑，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对一个人大脑的分析、记忆、判断能力和小脑的行为协调及平衡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舅舅搬到沈阳之后我去过一次，是在振兴街，也是电业局宿舍，大概和二舅何思贤住在一个楼，可能离铁路医院不远，陪妈妈去看病路过这里。舅舅搬到本溪之后我也去过几次，主要是去看姥姥，姥爷。舅舅在本溪从平房到楼房搬了好几次家，我每次去几乎都是换了一个地方。记得比较清楚的是60年太子河发大水之后，火车只通到本溪湖，我和爸爸沿太子河公路桥走到本溪，看到上游的铁路桥桁架被洪水冲的七零八落，象玩具一样散落在河床里。舅家当时住的是楼房，旁边就是平顶山公园，自然少不了去玩。公园很大，园中有一座小山，山顶是本溪解放纪念碑。舅舅的一个女儿小芳是本溪业体校体操队的，经他们安排，我有幸在本溪体育馆观看了体校的一次自由体操集体汇报表演：翻跟头，练功，劈叉，造型等等，在当时算是开了眼界。
苏家屯的教育水平较高，那时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除了痴，呆，傻。就是聋哑儿童也在林盛堡办有聋哑学校。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下乡劳动。开始时是去一天，中午带饭，晚上回家。我常常是不等到中午就把带的饭吃光了，别人吃饭时我去玩，以至到家时饥肠辘辘。记得有一次劳动回来，家人都吃完饭了，妈妈烙了十张饼放在炉台上留给我，本意是我吃剩下好留明天带饭的，我却一口气都吃光了，我自己都奇怪我怎么有这么大的肚子？
大概是在四年级，学校第一次组织到大淑堡住宿劳动。男生集体住在一个大礼堂的地上，时间也就是四五天，我却觉得比一年都长，白天干活还行，说说笑笑就过去了，晚上几十个人住在一起，很不习惯，睡不好觉，非常想家。劳动结束那一天，老师安排打好背包站队往回走，我却归心似箭，走了不远便脱离队伍，一口气跑回家，在家里睡觉异常香甜。
还有一次在小淑堡也是住宿劳动，是住在社员家里，我在午饭后去上厕所，落在同学后面，过一片“青纱帐”时好象听到有人喊我，回头看时却没有人，到地头和同学们说起这事，有人吓唬我说这附近坟地里可有狐狸，我并不在意。回家之后母亲听说了，表面上若无其事，却在我睡觉之后拿一条皮带在我身上比比划划，口中念念有词。后来听哥哥说，妈妈是在为我“叫魂”。尽管妈妈不迷信，却不愿意她的儿子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起码叫过之后她觉得放心了。
有了小学时的磨练，上中学时再到农村劳动，心情就轻松多了。有一次我们到文成堡劳动，帮助农民插秧，分头住在农民家里，记得我是和章新民住一个屋，还安排我领了一些外用药，业余负责卫生员工作。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劳动热情很高，越干越顺手，非常受农民欢迎。开始插秧时，秧苗只有将近十厘米，插到最后秧苗已长到二十多厘米。没有我们帮忙，当地稻田肯定插不完。临走那天，生产队杀了一头猪，烀了一大锅红焖肉慰劳我们。我们大概干了十几天，却不觉得长。回校之后，语文老师武传兰布置我们以农村劳动为题材写作文，我文思奔涌，一挥而就，农村清晨景色写的清秀镌永。受到武老师的好评，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农村的活我们都不熟练，开始割稻子不会打把，背稻子不会使劲。家住农村的冯常柱，文德恩，把打的又快又结实，稻子背的多还不累，干完了自己的就来帮助我们。逐渐我们也能跟上了。
中学时的最后一次劳动给我留下了病痛，那是一九六五年四月下旬在林盛堡修水渠，干了十几天。最后几天大家干劲很足，都很卖力，我也出了一身汗，劳动休息时我躺在堤坝上睡着了，醒来时就觉得腰疼。回来后到铁路医院去过几次，吃药，针灸，电疗都试过，一直没好，一着凉就腰疼。直到在辽阳汤河水库参加工作，集体宿舍睡的都是火炕，当地得天独厚有温泉，会战指挥部修的温泉浴池每天24小时开放，也许是睡火炕或洗温泉的关系，腰总算是不疼了。
我的身体并不是很好，体育课都能及格，但运动会从未得过奖，班级打篮球只能当替补，身体虚弱，干点活就冒汗。同学张景奎说：“你怎么一干活就一头汗，象我们全身摊一点就没了”。为了方便擦汗，商店卖的手绢我们舍不得花钱，妈妈专门为我用白布轧了几个手绢。先天不足后天补，从中学开始的长跑晨练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既锻炼体力又锻炼毅力。
妈妈对我是否偏爱我不知道，但直到我上中学时妈妈还常常亲自给我洗头，用篦子刮头。我不用妈妈洗，妈妈则呵斥我说：“你洗不干净”。坦白的说，我们那时头上身上常有虱子、虮子，我的头发长的又厚，我觉得这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吧。哥哥妹妹是否有这种待遇我没有注意到，但妈妈一生整洁干净却是真的。我们从小就养成了睡觉前洗脸洗脚的习惯，被褥都很干净。我们都穿过旧衣服，却没有穿过破衣服，脏衣服。妈妈虽然是家庭妇女，却比国家工人都劳累，每天起的最早，睡的最晚，那时我们从头到脚的装备从未买过现成的，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的。最费工费力，能体现女人技巧的是做鞋，要打袼褙，纳鞋底，留鞋样。既要合脚，又要好看，耐穿。我直到上中学才买过胶鞋，参加工作才买过皮鞋。妈妈绣花也有一套，她年轻时绣的被蒙子不但花鸟鲜艳逼真，还绣了一首唐诗，是我接触最早并记得最牢的一首：“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后来知道这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七言绝句。这个被蒙子妈妈后来给我改做了枕头，只剩下“一片冰心在玉壶”，陪伴了离家在外的我好多年。
小学时班主任老师变动频繁，大多印象不深，只记得在五年级时有个女老师叫李希萍的，态度和蔼，亲切，对同学很关爱，现在不知在哪里。学校管理严格，校风很正，既没有逃学，退学的，也没有打架斗殴的。使我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素质教育。但毕竟年幼，有时偏颇，小学时有一个叫任微林的女同学和我同桌，她有不会算的题问我，我故意不告诉她，她的腿上生了疮我还笑话过她。
有一个姓陈的男老师上课时我和另一个同学在下面做小动作，老师把我叫起来到走廊上去罚站，我心理不平衡，便在墙上划了“学校是培养精神病患者的乐园”，老师发现后并没有难为我，却把我吓的够戗，就怕老师上纲上线。学校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楼房，宽敞明亮，离家不远，冬天有暖气，室外有操场。小学的楼房是外国人留下的，厕所在楼内，据说以前是铁路职工独身宿舍，日本话叫“独寮”。中学的楼房是59年建成的，厕所在室外，原址是北煤场。中学还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音乐教室及乒乓球室。铁中没有住校的，家都在附近，家远的乘火车通勤，中午自己带饭。赵德文，刘紫青家在浑河，冯常柱家在林盛堡，刘玉梅家在张台子，蔡洪明家最远，在孤家子，要倒两遍车。在苏家屯住的最远的是家在高楼子的项文珍。并非当地没有中学，而是铁中的条件好，教学质量高。
小学放假时老师都组织家较近的在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做作业，刘新志，陈嗣苏，章新民，耿文朋等我们经常在一起，作业做完了就在一起打扑克，打球。能记住名字的还有马广林，以及腿有点残疾的董文贵，说话很文静的王志国，家在楼房住的高士杰，庄殿祥，我们也都经常在一起玩。董文贵，王志国家在青年路北，豆腐房附近，旁边就是小人书店，我们把32开的连环画册叫做小人书，它在我们少年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那时每个同学家里都有十几本小人书，我们互相串换着看，或到小人书店租书看，看一本书是一分钱，我也和哥哥一起到卫星电影院门口摆摊出租过几天小人书。我的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知识就是在小人书上得到的，而且至今也没看过原著。还有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名人。敌后武工队，红岩等故事也是通过小人书了解的。那时长篇小说很少，也买不起，家里只有日本人留下的一本妇产科医书，大哥买的老舍著的《骆驼祥子》和描写太极宗师杨露蝉的《露蝉盗技》及《皇姑屯的传说》。象《晋阳秋》，《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等长篇小说都是二哥借回来看，我在二哥看累了时接过来加班连夜看，妈妈干完家务活不耐烦了，吆喝闭灯时才睡觉。尽管如此，我只是增加了对英雄的敬重，并没有当英雄的野心，对我志向产生影响的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书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和同学们大多对到工厂铁路比较偏爱。
师 恩 难 忘
感谢我在中学时代遇到的一位好老师王本仁，他使我的中学生活充满阳光。王老师是大学生，学体育理论的，原在沈阳体育学院教政治，后来调到苏家屯铁中教政治，并做了我们将近三年的班主任。他那时没结婚，住独身宿舍，把全身心都交给了我们学生。王老师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敬业爱岗。除教政治外，上自习时，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全面辅导，有问必答。早上带领我们家在附近的同学到公园里跑步，教我们练长拳。晚自习后，有时天黑了，组织不同方向的同学结伴回家。假期护校，王老师同我们一起值班，值宿，给我们讲故事，讲人生。王老师思想要求进步，教导我们以国家利益为最高需要，鼓励我们争取加入共青团。并在我们同学面前许愿：如果我不入党就不结婚。当然，由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且他希望我们同学中间出几个大学生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表现在对文化的摧残，我记得有一个和二哥同届的铁中学生叫李德义，个子高大。上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上中学时是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的名气比校长都要大，（我至今也想不起校长是谁）那时没有歌星，球星，学业优秀的佼佼者就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上高中时考到了三十中学，按理考清华，北大毫无问题，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白专典型批判，含恨自杀。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难过，惋惜，迷惘。我们同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王春芝，是我们届四个班200多同学中的佼佼者，家在铁路医院附近，是转学过来的，清秀文静，不知她的前途怎么样。
王老师领导我们在全校文艺汇演中取得好成绩，并培养出前述的几位校级“歌唱家”。铁中开运动会，他自费买了一些纪念品，鼓励参与，全班同学只要上场，人人有份，并从沈阳体院请了几个学生给我们做表演。我们班的体育成绩也不错，张秀芹，柳云杰，李桂春和家住孤家子的蔡洪明都是短跑好手。张秀芹后来成了省级运动员，72年我们单位十几人到柳州出差，在饭店吃饭排队时同事洪景伟的钱被偷了，他在店员的悄声提示下闷头追了出去，我们不知所以也跟着跑，小偷地熟腿快跑掉了之后我们与张秀芹等人巧遇，她目睹了我们的追赶过程，埋怨我们为什么不喊一声，她和她的队友们一定不会叫小偷跑掉。当时她所在的辽宁省田径队在柳州冬训，正在去体育场的路上。为这件事洪景伟被同事戏称为“柳州赛区第二名”（小偷第一）。
王老师在假日自费组织我们全班同学到沈阳北陵游玩，照相，还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母校—沈阳体育学院。王老师对我们倾注的心血在我们离校之后仍在继续，不但经常通信，还组织了数次“班级联欢会”。我参加过两次，其中第二次班会时他已调到沈阳铁中，同学们都已参加工作，分布在全省各地，我就是从大连碧流河水库赶到沈阳铁中，与王老师任班主任的在校生一起开展了一次联谊活动。王老师又是自费买了很多花生，糖块，瓜子和水果，布置了会场，欢声笑语，歌舞升平。不知是谁发起，我们这些参加工作的同学集资给王老师买了一套西服以表心意，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王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由于中学时期正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所以王本仁老师的教育对我的性格，习惯，及人生观都产生重大影响，我现在仍然坚持的体育锻炼习惯，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就是受王老师影响。王老师既不是劳模，又不是大款。但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敬业精神，高尚品质，永远留在同学们的心中。
中学时代开家长会，也是妈妈感到荣耀，欣慰的时候。看着我们优良的成绩单，名列前茅的排名榜和别人赞许的目光，妈妈脸上挂满了笑容。有一次恰好我和二哥同时被评为三好学生，表奖会上大家戏称我们为“哥俩好”。（当时的电影名）
由于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影响，也吸引了一些女同学的目光。王秀芹曾和我是同桌，她以女孩特有的含蓄方式向我表示了好感，以借文具，碰撞等形式发出了试探信号。孙淑霞在下乡劳动时总找机会同我说话，我也以卫生员的身份对她给予关照，由此还引起了有些同学的非难。我们当时正处于青春期，对这些问题并不麻木，尤其是那深情的目光会告诉你一切。但考虑到家庭的具体情况，不愿伤了女孩子的心，只好装傻，没有接收及反馈热线信号。现在看来，我当时只能这麽处理。因为大哥长我十岁尚未成婚，自己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过早接触这个问题不一定妥当，但同学对我的深情厚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每当听到《同桌的你》这首歌时，就想到了我的学生生活。
小学后期，由于经常在家中光线不足的情况下，躺着看二哥借来的长篇小说，看困就睡,又没有人提醒，以至眼睛近视。开始不知道，有一次学校包场，组织我们到卫星电影院看电影，片名叫<<马兰花>>，恰好我的位置在后排，就觉得看不清楚。开始以为是影片质量有问题，就问旁边的同学：“这电影怎么这么不清楚？”同学告诉我说：“不对呀，这不挺清楚的吗”。我走到前面去看，果然挺清楚，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确实有问题了。后来在学校上课时看黑板上的字也困难了，就跟老师说调到前排。小学毕业时，到沈阳老精华眼镜店配了副眼镜：250度近视，75度散光。上中学后，尽管已开始学用眼保健操，因我的眼睛已经变成真性近视，已经无济于事。有个教生物的祝老师煞费苦心的要我借副老花镜来调节眼睛的轴距，更是于事无补。当时的课程不深，现在很普遍的外语那时也没有，作业也不多，同学很少有戴眼镜的。怕同学取笑，自己也不好意思戴，又不能中断用眼，以至中学毕业时近视发展到450度。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求学深造不再奢求。看着琳琅满目的招生简章，对林业突发奇想，自做主张，全校唯一一个以第一自愿报考了“辽宁省林业学校”，并顺利录取。沈阳的同学除李桂芳之外都是报的第二自愿，就是说：对城市同学来说，林校是个冷门。按二哥的意见是让我报考沈阳机器制造学校。我当时的想法是：林校是中等专业，有助学金。学林不累眼睛。幻想着毕业之后到绿色的大自然中去，即减轻家庭负担，又减轻眼睛负担。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爸爸送我到沈阳站，换乘沈阳到吉林的火车到南口前报到（学校由沈阳迁到清原半工半读）。爸爸望着渐渐远去的火车招着手，我望着爸爸越来越小的的孤单身影，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从此之后，我将离开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羽翼，独自迎接生活的挑战。心情是沉重的，眼泪在眼框里转，我心里很清楚：人人都要走这一步的。
远离熟悉的故乡和亲人，有亲人相送，心里很不好受，所以在以后的探家，离家期间我都不让家人相送。在二哥离开家乡去甘肃工作时，我也不敢去送。怕感情控制不住，对双方心情都不好。
我 的 父 母 兄 妹
父亲生于
父亲开始患的是肝炎，那时铁路上定期检查身体，发现的比较及时，大概是在66年。但后来文化大革命走入歧途，父亲因爷爷成分高的牵扯，和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歪风，被打成地下国民党。被造反派专政队关押，殴打，延误治疗，并加重精神负担，被释放后住院治疗。爸爸还有肛肠疾病，大概是肛瘘，在这次住院时挂线治疗痊愈。出院后本应在家休息，爸爸怕休息时间长了转成劳保开支，减少收入，断断续续坚持上了一年多的班。后来病情加重转成肝硬化，腹水，只好再次入院。住院时并发门脉高压症，导致吐血，便血。当时的铁路医院院长姓季，正好跟我们家是隔道对门的邻居，治疗还是尽心尽力的，先后输了好几次血，爸爸的血型是AB型，血源稀少，医院动员我们家属献血，我们自然义不容辞，无奈我是B型，哥哥是A 型，都用不上。当时只能是对症治疗，脾切除已来不及，每天都要吃利尿药，仍然控制不住腹水的膨胀，承受不了，就要放水，在放水时肚子要用带子扎紧，边放水边勒紧，防止虚脱。但吐血便血制止不住，父亲住院两个月后衰竭而亡。
父亲病重住院期间及垂危之际，没有语言障碍，头脑一直很请醒，却没有跟我和哥哥及妈妈交待一句话，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说了只能徒然增加亲人的烦恼，这就是父亲的性格。
父亲在沈阳水电段被“专政”期间，我曾去送过一次食品，看到爸爸憔悴的面容心里充满了愤怒，就想找到陷害爸爸的人去拼命。但当时那是一个环境或者说是一种形势，很难找到一个特定的人。爸爸为人谦和，从未跟别人吵过嘴，打过仗，跟谁都无冤无仇。那时人们头脑发热，阶级斗争的弦绷的特别紧，找到点毛病就上纲上线。听妈妈讲，父亲单位的头头和“黑五类”被批斗挨打，挺刑不过就信口胡说，承认自己是地下国民党，问还有谁是，便瞎编乱造，爸爸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自然不能幸免。爸爸被批斗时，即不承认自己是，也不乱咬别人，就比别人多挨了很多棍棒拳脚。开始时还让回家，可爸爸到家从不说挨打的事，妈妈看到有伤追问，爸爸就撒谎说是自己不注意碰的，尽管神情不对，妈妈满腹狐疑，爸爸也不说，直到后来被关押起来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既无处伸冤，也无处诉苦。
粉碎“四人帮”之后才驱散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乌云，开始拨乱反正。在妈妈和妹妹的奔走努力下，父亲单位给爸爸平了反，死亡按比照工伤处理，四妹素艳接班到给水电力段上班。
父亲去世以后，我和二哥都想调回苏家屯，照顾母亲和妹妹，却苦于没有门路。我在山沟施工，居无定所。迫于生计，妈妈一度想到甘肃天水二哥那儿去住。妈妈想搬到甘肃的主要原因是素娟初中毕业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还有下乡的可能。到二哥那儿找工作相对容易些。姥爷听说此事便着急上火，病了好几天，好了之后赶到我们家，见到妈妈就掉泪，劝妈妈不要去，这样妈妈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看来，姥爷的想法是对的，否则的话，即使能带走四个儿女，扔下这边还有三个，对妈妈的精神和健康更为不利。这也看出了姥爷对妈妈的那份感情，真要到了甘肃，姥爷几乎没有机会再和妈妈见面。所幸二哥终于调了回来，并子承父业，仍到沈铁水电段工作。这里面父亲的徒弟呼中堂帮了很大的忙，当时呼叔已当了干部，管人事工作。后来素菊初中毕业则没有逃脱下乡的命运，下乡到了十里河的灰菜岗子，粉碎四人帮那一年回城，分到水电段，是舅母那边一个远房亲戚丁明龙帮的忙，否则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城。
二哥在一机部所属的沈阳机器制造学校学的是铸造专业，全国分配。毕业之后，先是在沈阳铸造厂带培了一段时间，在内迁的工厂天水铸锻厂建成之后，与几个沈阳同学分到那里，如果不去天水，另一个选择是四川大足邮亭铺的一个汽车部件厂。
二哥到天水之后的第一次探家，行程颇为悲壮，当时陇海线上的拥挤状况并不亚与前几年京广线上的民工潮，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内情不为国民所知。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大搞三线建设，大批东部工厂内迁陕、甘、川。春节期间，工人集中探家，就使这条单线铁路不堪重负。当时规定参加工作不到一定年限不许探家，由于父亲去世，二哥得到特许。他的几个沈阳同学倾巢出动，护送二哥到了站台，但从乌鲁木齐（或兰州）至北京的火车到天水根本没有下车的，车内全部超员，虽然停车，车门一个也不开，想上车的旅客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二哥更是心急如焚，有一节车厢的某位旅客也许是想透透风或吐口痰，把车窗开了一条缝，被二哥的同学发现，立即把扁担伸了进去，硬是把车窗撬开，把二哥抬起来塞了进去。里面自然是人满为患，要想上厕所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厕所里也挤满了人。二哥从天水一直站到与京广线交会的郑州，才算有下车的捞到个座位，历尽艰辛回到沈阳。
离家在外没有亲友关照，结交几个同学，同乡，朋友，都能起很大作用，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当时二哥在天水还认识了一个老家在苏家屯，在当地住的另一个工厂的老工人。多次请二哥去吃饭。
二哥是73年1月19日从天水调回到家的，安排到辽阳电力工区上班。以二哥调回为转折点，我们家逐渐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霾。我从南方出差回来到家，知道这个好消息后甚感欣慰，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幸桂粤避冬寒，辗转月余方回还，
祖国处处风光好，我道故乡胜江南。
* * *
归路除夕经湖南，春节良辰到韶山，
风雷起处细瞻仰，故居留影做纪念。
* * *
欣逢二哥喜还乡，沉郁心情一扫光，
安心水利无牵挂，建设祖国走四方。
家庭走出了阴暗，国家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里徘徊。物质匮乏，买什么都要票证。73年春天我休假在家帮家里买煤，与其说是买，差不多等于“抢”：几十辆手推车包围了一座煤堆，我们后来的已插不进去，只见铁锹铁铲上下翻飞，男女老少各显神通，把个煤堆搞了个深翻折个，抛弃碎面，大挑其块。煤场管理人员远远的站在一旁袖手观战。即已开了票，也只好跟着凑热闹，好容易才挤了块地方，到中午才推出一车。其间碰到了中学同学孙素霞，七八年未见，本应好好唠一唠，但在那种场合，互相望着对方满是汗水和煤灰的脸，只是尴尬地打了下招呼，继续各自忙了起来。下午又去推了一车，我们虽说挑了些块，但也付出了一身汗水。回想在混战中一位自称没有劳动力，退票还不给退的女店员焦急得要哭的神态，不禁使人哑然失笑。第二天，为给母亲买两碗豆腐脑，我又加入了一场混战：起了个大早，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鞋踩的都是泥，费了好大的劲才买回来。人多是一方面，讨厌的是有些人不排队，扰乱秩序。主要是当时可供老百姓选择的物品太少 。
父亲去世后，直到我结婚前的这些年，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我每月除留15元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给母亲。这期间我没有添置一件衣服，一双鞋和其他消费品，就是探家也都是工作服。以至在参加大妹的婚礼及和哥哥一起到侯家堡串亲都不得不借姜家二叔的衣服前去，这些事情妹妹们自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结婚后，我们哥几个仍然根据自己的能力尽一个儿女应尽的义务，互相之间从不攀比。做为妈妈贴身小棉袄的妹妹们对妈妈的关心照顾比我要周到。妈妈患病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的大哥大嫂，则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我们家庭在76年春节期间，遭到一场疾病的集中袭击，先是素梅得了黄疸性肝炎到沈阳东陵传染病院去住院。不到一星期，二嫂的结核性胸膜炎加重，胸腔积水，持续高烧，使得三个月的小新威也跟着发烧。然而铁路医院认为二嫂的病有传染性不收治，东陵结核病院二嫂又不去，三个月的孩子喂奶粉还不吃，新宏由于肝炎也由大嫂领去就医，大家忙的不可开交。我在素梅住院的第三天，骑老姨夫的自行车前去医院探望。沿战备路，环城路，二O一，沈抚公路到东陵肝炎防治院，九点出发，11点半才到，坐了不一会，素梅因才扔下不满十个月的孩子宏林，两个乳房涨的夜不成眠，我即起身到中街去买医用吸奶器。骑到半路感觉时间不赶趟，在汽车站把自行车扔下，乘公共汽车到商店买到吸奶器。回到医院已是下午三点，我立即登车回返，走到南湖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拐弯时，急于赶路没注意红绿灯，险些撞在公共汽车上，看司机的神态肯定是骂了我一句。紧赶慢赶总算在天黑时赶到了家，虽不觉太累，但汗水却把棉衣都湿透了。这次长途骑行总计行程八十多公里，是我有生以来骑车路程最长，强度最大的一次。
母亲何凤兰，生于1920年农历
母亲一生育有12个子女，在大哥之后，二哥之前夭折了四个，大概都属于产后风一类。当时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很差，我到农村串门看到有的人家小孩有了毛病，大多是找一个农村老太太给看，她的方法只不过比跳大神的强一点，说是孩子受了风，找一根普通缝衣针，也不消毒，不顾孩子的哭叫，在孩子的手上挑破几处放血，好了就算好了，不好她也没办法，再严重只好送医院。好在后来爸爸到铁路上工作，我们也有了医疗保障，比在农村时情况有了根本改善。
母亲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整洁干净，勤劳聪慧。她绣的花耐看，做的鞋耐穿。一样的蔬菜，妈做的就是好吃，尤其是炖酸菜。家乡的白菜品种好，土质好，妈妈渍菜不带绿帮子，勤换水，从来不烂。切菜精细，厚的菜帮要片两三刀才切，调料齐全，很有特色。现在妹妹们渍酸菜多少有点妈妈的真传，做的则有点逊色。小时候，妈妈切酸菜时，我们经常守在一旁，等着妈妈把清新酸甜的酸菜芯留给我们。我参加工作后，走过好些地方，吃过有名的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就觉得不如妈妈的炖酸菜鲜美可口。
妈妈去世的前一年，即有时神志不清，说话走板，因此也没有留下遗言。但母亲在父亲去世前叮嘱我的有关大哥的几句话，却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妈妈知道父亲快不行了，眼含热泪叮嘱我：“以后你们生活好了，可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大哥呀！”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即将不久于人世，妈妈自身生活都成问题，但她想的还是别人，惟独没有考虑自己。那时大哥被迫下放农村，身体不好，不会农活，生活比较艰难,让妈妈放心不下。
我在92年10月14日到桓仁出差路过本溪时，到舅舅家去看望舅舅和姥姥，那时姥姥已有老年痴呆症，已想不起来我是谁，自我介绍之后才想起来。妈妈在去世以前有时精神恍惚，说看到了什么什么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属老年痴呆症的前兆，但不象姥姥那么严重。
父亲母亲一生中做出的最英明伟大的决策就是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放弃土地房屋，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活、学习和医疗条件，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放飞了我们的翅膀。父母搬到苏家屯的时间是在1945年的秋季，即日本投降之后的9月份，高粱晒红米的时候。
我的大爷仍然留在农村，他在日本投降之后曾同爸爸一起到苏家屯的铁路编组站高楼子附近去"拣洋落"，拣了一捆军帽和纺织厂用的线轴。也有时运不济，被留守的日本兵冷枪打死的，如我的一个没见过面的叔伯四姨夫，被打伤以后致死。我没见过面的大爷有一个儿子叫郑友全，比大哥大两岁，58年前在老家西苏堡读书时因在黑板上错写“反动标语”（新社会暗无天日，旧社会一片光明），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监。住过马三家子、凌源等监狱、劳改农场 ，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九死一生。出狱后无亲可投，在劳改局工厂就业，至今孤身一人。退休后兄弟姐妹都不在了，侄儿及外甥都在浑河农场务农，自顾不暇，只好到浑河站敬老院栖身。我于99年12月经大哥介绍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年64岁，给我的印象是步履迟缓、声音细弱，精神不振。
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们把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遗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为社会尽力。我想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比父亲长寿，也许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会比父母更多的享受到现代文明和轻松和谐的气氛，这一切，都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虽然我和兄妹都是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在城市中属于中下等，但这毕竟和我们的能力成正比，活的心情舒畅，不埋怨任何人。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来更为险恶的四人帮时代，对人才的压制和对思想的压制以及随时可能飞来的阶级斗争大棒，使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使毛泽东过分看重权力，生怕大权旁落，不断的清君侧，搞运动。著名学者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被批判了数十年；治国大师朱熔基在57年被打成右派；开国元勋彭德怀说了几句真话被打倒；全国只允许有一种声音。当时一座普通楼房竣工也要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真不知道外国的高楼大厦耸立是什么思想的胜利。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国民如井底之蛙，每月三两油吃了几十年，还自我感觉良好，还要解放全世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我也是在林校读书时看了邹韬奋游历欧美的长篇通讯《萍踪寄语》之后，才对西方有了初步认识。
看了《孔繁森之歌》，孔繁森遇难当天，他远在家乡的母亲和妻子都有心灵感应（也许是作者杜撰），可我的父母去世时我却都在昏睡状态；父亲是在中午12点去世，那天辽阳下大雪，我晚间夜班在宿舍看炉子，白天睡了一天，第二天
母亲去世是在晚间9点30分，那天我们到庄河冰峪沟旅游，走了一天，晚上我在电厂值班，早早就睡了。据说给我拍了电报，我又没收到，也是在第二天晚间知道信的：佟柏军风尘仆仆的前来报信。我连夜找刘同福的车送我们到盖县，刹车出了毛病，又转乘火车，到家时已是第三天的清晨。大哥二哥已把丧事安排妥当，所有有来往的亲属都已到场，花圈摆满了大街，汽车也找了十几辆，送到殡仪馆之前车队绕家转了一圈，场面比父亲去世时要隆重的多，母亲地下有知，也应安息了。
手 足 情 深
对家乡，我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有我快乐的童年，有抚育我成长的父兄师长，留下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还在辽宁林校就学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夏天的晚上，去附近海阳大队搞宣传的路上，听到火车遥远清澈的鸣叫，心情激动，浮想联翩，挥笔记之：
在寂静的农村田园，
一声火车的鸣叫划破夜天，
它是那样的响亮、新鲜，
激起了我对家乡的思念。
※ ※ ※
家乡有很多南来北往的铁路线，
是祖国运输的枢纽站，
我每天在火车的鸣叫声中入睡，
又在它的鸣叫声中醒转。
※ ※ ※
在它的鸣叫声中我度过过了十八个春天，
在它的鸣叫声中我看到了祖国以火车一样的速度发展，
今天在异乡土地上听到它，
好象听到了久别的母亲对儿子的召唤。
※ ※ ※
它把我引到了城市的工厂、楼房、庭院，
它使我看到了妈妈、哥哥、妹妹的一张张笑脸，
我好象看到了一群孩子在大街上撒欢，
我好象看到了爸爸和工友们刚刚下班。
※ ※ ※
火车的叫声啊，你为什么那样动听、新鲜？
你为什么那样使我激动不安？
皆因为爸爸是铁路工人的一员；
火车是家乡特征的表现。
今年我也49岁，也是本历年。我的妹妹们清楚的记得我的生日，我却不记得她们的生日。也许是女人的感情细腻，也许是我离家较远难得经常相聚，我的安危冷暖不但牵动着父母的心，在妹妹的心里也占有重要位置。大妹素梅72年结婚后有半年没有见到我，便经常做梦梦到我并哭醒，我探家妈妈告诉我时，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妈妈去世一年后她又经常梦到我，就同妹夫陈荣光在我生日那天专程前来看我，并带来另外几个妹妹的礼物和问候。
我的小妹素春有智力缺陷，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妈妈去世后素梅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年春节给小妹素春的孩子张军买一套新衣服。每当做什么好吃的都忘不了素春娘俩，这些都是我们当兄长的想做却做不到的。
素艳更是多愁善感，亲情浓烈。母亲去世不到三个月，便到处打听另外几个兄妹，问我给家里去信没有，听说我给二哥去信了，特地赶到辽阳去看，当看到我写的信中有这么一句“没什么事我就不回去了”，便伤心落泪，认为妈妈不在了，怕我们兄妹疏远了。素菊结婚时，我在碧流河水库没有回去，婚后她和佟柏军特地到我们这个山沟里来休婚假，度蜜月。素菊对我的穿着打扮心细如丝，我从未买过或定做过象样的衣服，她按我的身材给我定制的铁路服，成了我出门或会客的“礼服”。看我有了白头发，亲自动手给我染发，在她的心目中，希望她的兄长永远年轻。凡此种种，足见妹妹们对我的关心思念倍切。
一位哲人说过：亲情、友情、爱情，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是遗憾，缺了两个是痛苦，一个都没有，生不如死。由于我在外地生活工作，事业心又比较强，我的七个兄妹结婚时，我只参加过大妹的婚礼，那时婚礼都比较简单，我觉得有母亲张罗，我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回不回去无所谓。现在看来，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哥哥妹妹不挑理，嫂子、妹夫可能要有想法。经常接触、交流，是建立感情，增进感情的重要渠道，所以后来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兄妹的儿女结婚，只要我知道，一定要赶回去参加。要把我们现在的亲密关系继承发扬下去，并传给下一带。
同学、朋友的的儿女结婚，只要通知我，也要赶回去参加。以使我们的生活既没有遗憾，更没有痛苦，有的只是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手足之情，弥足珍重，亲情乡情，
难以忘怀，遂成此忆，了表寸心。
1996年3月于碧流河水库
郑 氏 源 流
据2003年1月16日第200期《荥阳与郑氏》报纸，辽宁新民郑兴长追根溯源 “小云南之谜再告破解” 报道；辽沈郑氏后当堡支系世居
新民、辽中、辽阳、灯塔等四市县四十六个行政村，祖同属“小云南”。清顺治年间，由山东蓬莱迁至辽东，扩散到辽南各地。
郑氏源出姬姓，血缘始祖是后稷，名弃。按《史记》记载，后稷下传25世姬友是西周末期郑国始祖。
《百家姓》中关于郑姓的注解：“郑姓系出姬姓，周历王少子友受封与郑，后以国为姓 ………”。
郑氏祖地在河南荥阳，西周末期，郑氏祖先因封地而得姓。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动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为避战乱，中原人口向南播迁，郑氏先祖的一部分在云贵交界地区定居下来。
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戳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山东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乌撒卫为明代地名，在云南、贵州交界一带，即现在的云南镇雄及贵州威宁县境内。
祖籍“小云南”的辽南先民，发源于华夏中原地区，系黄帝子孙，后因连年战乱南迁至云贵一带，在祖国的南方度过了漫长年代。其后又于明朝初年跋涉数千里，迁至山东半岛，安居乐业260多年，几乎涵盖整个明代。清政府入关后实行移民政策，山东民众奉旨东迁，最终在清顺治年间（1645年—1651年），踏上辽南的土地。
以后当堡为主体的四十二个村落的郑氏，祖籍山东蓬莱，于顺治年间涉水攀山闯关东。
注：我于2006年5月28日到祖籍西苏堡探访宗亲郑友学，他的祖先流传的老家是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郑家庄，先人郑四，妣金氏。称四太爷。儿子郑文祥娶三房，冯氏、宁氏、傅氏，有六个儿子：长子宏学、次子宏仁、三子宏义、四子宏礼、五子宏智、六子宏信。四太爷公孙都供卢、其他郑氏供天地爷。家谱的记载是顺治二年到的辽东西苏胡堡。
西苏堡郑家共7支，前园子是一支，郑染房是二支，我们家属于郑染房的二支。我的祖太爷叫郑士玉，太爷郑安显，爷爷郑全芝、（二爷爷郑全明，）大爷郑孝昌，儿郑友权；父亲郑孝库，我们兄妹八人。
后当堡旗郑供奉郑德文、郑德强、郑德武、郑德胜四位先人为旗郑始祖，四位先祖生六子，郑四为四祖。我们西苏堡郑姓为四祖后人，辈序范字为：文、洪、玉、国、元。 天、德、世、安、全。孝、友、新、忠、义。 明、良、起、善、传。
我在前文述及的辈序排字：文、宏、裕、国、元。 天、德、世、安、全。 孝、友、新、忠、义。 明、良、启、善、关。个别错字系口误，以郑兴长所著《东北.辽沈地区郑氏宗谱》为准。
郑氏后代的遗传基因有一个明显的生理特征：即小脚趾的趾甲盖是不完整的，小脚趾甲略扁，外侧有一小块趾甲即合又分。传说，这是青牛踩的痕迹：据说孙膑为祖先出谋划策，祖先为了感谢孙膑，赠给他一头青牛，临行时，青牛依恋主人不愿走，孙膑在前边拉，祖先在后边赶，青牛不慎踩了祖先小脚趾，踩为两半。这个故事流传至今。
我与后当堡曾祖辈的十一世孙郑兴长书信、电话联系之后，郑兴长于2003年4月25日到我家走访，赠送《东北.辽沈地区郑氏宗谱》一书。由此知道我们友字为14世孙。四祖后人除西苏堡人口较为集中，还有辽阳灯塔县柳条乡北青堆子。和于1898年由郑世宦的夫人何氏老太太带领儿孙，从北青堆子北行五百多里迁居到吉林辽源市的西孟村。近几十年，上述郑氏聚居地的后代年轻人大多进入城市生活。
历史记载，时于一九四六年清明扫墓之际，由后当堡族内人士发起，进行了一次有二十九村族人代表参加的大规模祭祖仪式。在这次仪式上，统一续谱排编二十字，即从23世系起为：立宪庆维新，英才秉作斌，民生逢泰运，同幸希成仁。
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改变，我们的后代不大可能按先祖辈序排字取名，但中国人应以德为本，以孝当先，应当知道自己姓氏的由来，宗族的去向，祖辈的功德，进一步弘扬传统美德，增强民族凝聚力。
201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