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悔改”了吗？

    “冷战”结束后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噪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其观点历来为国内学界重视。最初的时候，他可能更多被树为一个批评的靶子，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那些认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优越性或主张“中国模式”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证福山的“观点”。

    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最近中国共产党正在隆重庆祝建党90周年，笔者浏览报纸，常可见一些人出面发言，认可中共的执政能力，赞许中国的发展成就，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名，仿佛自己人夸没分量，请“洋人”出来捧场，才更有说服力。

    但在仔细地研究了国内媒体上那些有关福山“转向”的说法后，笔者不禁对所有类似于“外国学者盛赞中国”的报道都生出了些许怀疑：我们能相信这些引言的准确性，并相信转述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观点吗？

    还是以关于福山的报道为例证吧。仅举几例如下：

    （1）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先生在《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中写道：“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做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它变得更加刚性。在事实面前，这是他对20年前发表的《历史的终结》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2）2009年由新华网发布并经许多网站转载的一篇文章说，福山发生了“思想巨变”。据《广州日报》转引，福山表示：“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先生在《苏联解体后果再思考》一文中表示：“2008年底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彻底破产。福山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类似的援引还有很多，兹不详述。这些文章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福山一夜之间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中国模式”的拥趸，可见“中国崛起”的感召力之大，连这个曾经的美国“极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也加入了赞美中国的大合唱。

    但是，这也许取决于我们从哪里获取信息来源。虽然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对福山“转向”的描述，但从国外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笔者至今还未找到任何显示福山彻底否定其“历史终结论”，转而推崇中国现行体制的报道。相反，福山在很多文章中认为当前中国体制有缺陷，今年3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一看标题就很“反动”——《下一个倒下的是中国政权吗？》（Is China's Regime Next to Fall?）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

    具体分析上述的三个例子，可以查知其中的玄机。

    第二个例子的错误最为明显。熟悉福山写作风格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段话根本不像是他的手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专门进行了考证，调查结论为：“那篇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也因此产生了某种误导倾向。”（详情可见刘擎《“历史终结论”面对的中国模式》一文）。

    第一个例子中，胡鞍钢教授所引文字的来源，可能是福山今年1月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美国民主没有多少可以教中国的》（Democracyin America has little to teachChina）一文。福山确实在该文中表示，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势在于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策，并且相对有效地执行这些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是这样。但他并未把美国体制断定为“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只是认为它在目前已变得“极化”，在意识形态上变得“刚性”。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句中就表示，美国民主拥有中国体制所缺乏的固有的合法性。

    笔者不揣浅陋，觉得对福山此文应这样理解：他批评的是美国当前的体制（他此前曾是小布什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激烈反对者），西方各国的体制都是不同的，他没有论及别的民主国家的制度，也不是笼统地针对自由民主制本身。批评美国并不等于批评民主制度，更不等于赞许中国体制。而且，从福山的这些话中推导出他“自我修正”甚至“自我否定”“历史终结论”，也是一种过度解读。从目前所有的公开报道看，福山一直坚持他1992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在伊拉克战争陷于僵局后，逐渐与其他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划清界限而已。

    第三个例子中的引语，笔者至今尚未找到其出处。不过综合他就此问题发表的其他言论，可以肯定的是，福山虽然承认美国金融与经济体系的一些问题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责任，但他迄今从未表示过自由市场体制本身具有致命缺陷，需要为其他模式取代。如果听说自己的话被引为“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彻底破产”的旁证，恐怕福山本人也要大吃一惊吧。

    通过阅读福山的论述，笔者的基本结论是，福山这些年来确实对中国的独特体制有更多关注，而且认为其拥有一些相对于其他威权体制的优势和灵活性，但这并未改变他持有的“自由民主制将是人类历史终极政体”的观点，而且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中国迟早会走向这一步。

    而国内网络上流传的许多关于福山“悔改”的论述，很多是对原文的选择性摘引、过度诠释、断章取义，或者是直接篡改原意，随意“创新”。这些不负责任的“摘引”已经影响了国内舆论，笔者注意到，连一些对现行体制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在困惑地转引这些经过“加工”的福山言论。另一方面，也有人借此拉大旗作虎皮，以福山的“观点”作为攻击异见分子的武器，那架势仿佛是说：“你看，连美国名学者福山都倒戈了，你们还整天批判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本人并非福山的“粉丝”，对他的“历史终结论”和对中国的判断也有不赞同之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严肃地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客观看待其优劣利弊、部分肯定中国“做得对”的地方、而不是以谀词邀宠的学者，笔者也非常尊重。历史有没有终结，中国构不构成“模式”，这些问题都需要具体探讨，笔者并不倾向任何一方。本文只是想指出一个方法和态度问题：靠误读或篡改别人的观点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除了证明自己的虚弱与绝望外，没有别的作用。

    不管在今天还是过去，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工作中，类似的有意无意断章取义、误引他人（尤其是外国人）言论的例子并不鲜见。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50年前的中国。在信息高度自由和发达的时代，任何试图“愚民”的做法都可能适得其反。政府和官方学者们在嗟叹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对长久以来的宣传策略做一些反省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