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纱窗品牌:张维为对话福山

    相关链接：福山与张维为对话“中国模式”（上）；福山与张维为对话“中国模式”（下）

　　关于“中国模式”还是可以激烈讨论的，无论是辩护还是质疑。昨天在文新大楼，文汇讲堂第四期“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请来两位学者福山和张维为，以“中国模式”为主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某些特点促进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但他认为，为了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必须转型。而张维为则力图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中，找到“中国模式”的合理之处。

　　弗朗西斯·福山因其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成为全世界的明星学者，但在过去几年中，他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昨天，福山先做了半个小时的讲演，然后他和《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进行了对话。

　　在半小时的演讲中，福山先把历史上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做了比较，福山承认，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走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这种政治传统同样也影响到了现在的中国政治制度，“比如一个高效的中央政府，非血缘非世袭的官僚结构。”从历史沿袭至今的政治治理结构，也成为所谓“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在福山看来，中国模式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这样一个政府中，问责主要是对上。在中国，问责是道义上的，而非程序上的。在美国或者其他民主国家，则是通过民主选举贯彻问责”。在福山看来，东亚地区在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多少都是在儒家体系上建立政治治理，都拥有道义上的问责，不过其他国家和地区后来多进行了政治转型。福山说，中国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主要靠出口推动，而且是大规模依赖于政府投资和经济政策，通过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通过金融信贷支持，以及可控的汇率制度，使其出口具有竞争性。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独特的，依靠国家推动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不完善是中国模式的第三个特点，”福山总结说，“在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促进社会就业，但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较少，区域差距特别大。”

　　福山认为，中国模式的这些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但问题是，这种优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从长远考虑，中国模式是否还具有优越性？”福山认为，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上的对下问责需要落实。但福山强调，他并非是要比较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劣，也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就算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很糟糕，但无论哪种制度都需要解决各自的问题。

　　对话

　　“你必须要区分政策和体制”

　　张维为：福山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一个是问责制，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坏皇帝，一个是可持续性。

　　我觉得中国做了很有意思的努力，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改革的实验室。

　　关于问责制，我在西方生活了20年，感觉西方那种问责制很难真正问责，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我叫做政治力量、社会理想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人今天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这种问责制要广得多。我们有经济问责制、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比如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使命。如果你这个任务完成不好的话是不能晋升的。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平均损失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而且更麻烦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地拿上千上亿的奖金。

　　另外，坏皇帝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解决了。第一，我们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一个集体领导。第四，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承，就是选贤认人。可持续性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还在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所以我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福山：首先当你在比较政治体制的时候，要做一个区分，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体制。

　　美国的决策者以往是犯过一些错误，比如说伊拉克，这是一个大错误，这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出了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下过度消费等导致的。我们并不能说，民主政权必然会犯更多的错误。

　　关于中国的领导人制度，目前我认识到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是有很多好的特点，比如说领导只有两任任期。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历史危机后总结的经验。这是中国的改革。但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制度，比如制衡制度。所以，法治和民主制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门阀制度，但这些王朝都崩溃了。我对于美国目前的制度非常的担心，现在有很多精英，他们可以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孩子，然后进入最好的教育机构，然后世袭社会地位。中国还没到这个程度，但这也是中国制度的一个隐患。怎样防止精英垄断国家政权，不能靠单纯的选贤举能，如果靠亲属关系，更可怕。

　　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皇帝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其实只是暂时解决了。

　　张维为：我觉得美国自己的历史中都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也有，我们的“文革”、“大跃进”都是。福山教授认为，美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了，但中国的“文革”和“大跃进”也是通过自己的体制来改变的。

　　实际上，如何避免坏皇帝问题，我们的体制已经解决了，现在不大会再出现，不会出现一个强人扭转这个体制。因为权力交接的制度已经形成了。我觉得这个模式可能是我们从探索中摸索出来的政治制度，西方的选举制度是游戏民主或好莱坞民主，谁上台无所谓，只要程序正确。中国更重视的是选谁，而且必须是人才，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

　　福山：你必须要区分政策和体制。

　　美国有很多借款，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所说的民主的特性和体制。德国和中国相像，非常执著于贸易顺差，但德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做了一些跟美国不一样的选择。

　　中国已经实现了某个进程，它把很多人从农村解救出来，但接下来有下一个挑战，也就是生产力。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维持两位数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下一阶段会有所下跌，这样就会遇到所有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遇到的“民主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老龄化等问题叠加，这些都是挑战。所以中国也必须从长期角度考虑政治体系的柔性，当然我不是说民主国家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每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民主并不是每次做的选择都正确。确实，短期我们有错误的选择、错误的决定，可能是历史的问题，可能是领导选错了等等。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里，人们有各种自由。从长期角度来说，人们最终还是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我相信，美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不好的短期决定，但是，大家还是知道长期利益是什么，最后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领导人确实做了很多好的决定，但现在的问题是，你如何来确保这整个社会都能做出正确决定。

　　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对此的挑战是什么呢？一个是贫穷的农民，一个是每年产生的600万到700万名大学生，他们不是穷人，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能否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关于腐败，我不认为民主一定能解决腐败，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我们要跟腐败作斗争，最重要的就是让媒体自由发表意见，而不用担心其权威，至少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报复。

　　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不同于其他一些非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真有这样的差异？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是否能够影响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或者我们要问现代化是否最终能够导致文化趋同？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要拿出共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想如果你不给妇女平等的工作权利或者其他权利，你就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我想，中产阶级在世界各地区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们的现代化行为还是类似的。也许文化可以决定某些行为，但我想现在可能不一定，尤其因为互联网、远距离旅行等，这些是过去2000年所没有的。

　　但有一点我赞同张教授，就是美国和欧洲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成就。不管是当代的横向比较，还是历史的纵向比较。我充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对当代中国有强大影响力。我想，民主可以从其他地区引进理念然后融汇到他们自己的文明中，我想中国也是。

　　我们需要重新恢复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但同时也要能够让它跟现代制度相融，这很重要。否则，单纯的历史自豪感会走向民族沙文主义。我想现在中国当然有明显的华人社会特色，但要具体看一下什么是我们要保留的中国特色，什么是需要跟世界潮流相融的，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跟世界和平共处。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记录整理

　　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触动全球》、《中国震撼》等书。

　　弗朗西斯·福山

　　日裔美籍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作包括《历史的终结》、《信任》、《美国处在十字路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