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评论大陆政治网站:康有为：虚君一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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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虚君一梦
本刊记者│何书彬
康有为精心设计了“虚君共和”理论，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中国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急于实行共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包括其弟子梁启超在内，终无人再肯为“虚君共和”奔走。
辛亥年除夕的前三天，旅居日本的康有为在报纸上看到了清帝退位的消息，当时他刚刚游完箱根的玉帘瀑布归来，遂“感赋”一首：“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
康有为的故国之思以及他对革命的恐惧，在这首诗中表露无遗。就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在为中国的渐进式改良做着最后的努力，但是这努力不仅没有起到丝毫效果，连他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也开始质疑他的做法，师徒二人的关系几乎恶化至分道扬镳。内外交迫的处境，使得康有为忧心忡忡。
十三年前，也是在日本箱根，康有为咀嚼了他平生第一次大失败。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住在箱根环翠楼，亡命他乡的无奈和急躁使他“不能入寐，夜走回廊”。（康有为，《明夷阁诗集》）
在年复一年的流亡生涯中，康有为的改良思想日益成熟，期间也曾看到一两次成功的希望，但是，当武昌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暴乱发生时，康有为那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希望便被彻底打破了。
■“救亡”
1911年的夏天，康有为与梁启超再度在日本相聚。在一首诗的副题中，康有为这样写道：“与任甫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
但这份伤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弭于无形了，“大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康有为痛心不已，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友人回信中说：“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陆海立凑，不日可扑，岂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无军械，并乏兵饷，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
1911年11月，康有为作《救亡论》，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在这篇文章里，康有为历数了革命将带给中国的种种危机：列强趁中国内乱武力干涉；地方割据，骨肉相残；旧政府全倒，新政府难立；工商业衰败，民生残破；战祸四起，生民遭受杀戮流离。
康有为还以外国革命的案例来说明革命会带来的灾难，法国革命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杀戮，印度革命则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南美诸国革命后，每每因为总统之争让国家陷入内乱。对于美国革命，康有为认为它是成功的，但他认为那是因为美国革命发生时，北美殖民地不但人口很少，且来自英国的民主传统已深深扎根于社会，还有华盛顿等深具“公心”的领导人，中国与之相比，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
康有为据此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稳定局面且使中国逐步实现民主的办法仍是君主立宪，他又举国外的例子说，英、奥、普、意、瑞典、荷兰等国在革命后，立宪既定，国会既开，莫不“复迎其故君为王”，甚至不在乎新国王来自“异族”，因为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所谓国王，不过是一个虚衔，“而国民公会，实主内阁，以执其政。”
但是，在当时的激进舆论中，完全的君主立宪显然不见容于革命形势，康有为便在《救亡论》篇末，阐述了他精心设计的“虚君共和”理论，在这套制度里，君主通过世袭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实际上却像冷庙之土偶一样没有任何实权。至于由谁来扮演这个象征性角色，康有为认为可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也可以是满洲皇帝。
《救亡论》写成，康有为投至上海广智书局，但在当时“举国若狂”的情况下，没人敢发表这篇文章。康有为便给革命派的领袖和他在国内的朋友一一写信，力促“虚君共和”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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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虚君一梦
本刊记者│何书彬
康有为精心设计了“虚君共和”理论，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中国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急于实行共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包括其弟子梁启超在内，终无人再肯为“虚君共和”奔走。
辛亥年除夕的前三天，旅居日本的康有为在报纸上看到了清帝退位的消息，当时他刚刚游完箱根的玉帘瀑布归来，遂“感赋”一首：“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
康有为的故国之思以及他对革命的恐惧，在这首诗中表露无遗。就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在为中国的渐进式改良做着最后的努力，但是这努力不仅没有起到丝毫效果，连他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也开始质疑他的做法，师徒二人的关系几乎恶化至分道扬镳。内外交迫的处境，使得康有为忧心忡忡。
十三年前，也是在日本箱根，康有为咀嚼了他平生第一次大失败。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住在箱根环翠楼，亡命他乡的无奈和急躁使他“不能入寐，夜走回廊”。（康有为，《明夷阁诗集》）
在年复一年的流亡生涯中，康有为的改良思想日益成熟，期间也曾看到一两次成功的希望，但是，当武昌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暴乱发生时，康有为那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希望便被彻底打破了。
■“救亡”
1911年的夏天，康有为与梁启超再度在日本相聚。在一首诗的副题中，康有为这样写道：“与任甫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
但这份伤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弭于无形了，“大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康有为痛心不已，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友人回信中说：“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陆海立凑，不日可扑，岂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无军械，并乏兵饷，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
1911年11月，康有为作《救亡论》，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在这篇文章里，康有为历数了革命将带给中国的种种危机：列强趁中国内乱武力干涉；地方割据，骨肉相残；旧政府全倒，新政府难立；工商业衰败，民生残破；战祸四起，生民遭受杀戮流离。
康有为还以外国革命的案例来说明革命会带来的灾难，法国革命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杀戮，印度革命则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南美诸国革命后，每每因为总统之争让国家陷入内乱。对于美国革命，康有为认为它是成功的，但他认为那是因为美国革命发生时，北美殖民地不但人口很少，且来自英国的民主传统已深深扎根于社会，还有华盛顿等深具“公心”的领导人，中国与之相比，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
康有为据此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稳定局面且使中国逐步实现民主的办法仍是君主立宪，他又举国外的例子说，英、奥、普、意、瑞典、荷兰等国在革命后，立宪既定，国会既开，莫不“复迎其故君为王”，甚至不在乎新国王来自“异族”，因为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所谓国王，不过是一个虚衔，“而国民公会，实主内阁，以执其政。”
但是，在当时的激进舆论中，完全的君主立宪显然不见容于革命形势，康有为便在《救亡论》篇末，阐述了他精心设计的“虚君共和”理论，在这套制度里，君主通过世袭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实际上却像冷庙之土偶一样没有任何实权。至于由谁来扮演这个象征性角色，康有为认为可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也可以是满洲皇帝。
《救亡论》写成，康有为投至上海广智书局，但在当时“举国若狂”的情况下，没人敢发表这篇文章。康有为便给革命派的领袖和他在国内的朋友一一写信，力促“虚君共和”计划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