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十大战役:香山居士最闲适

 香山居士最闲适：（一）长安米贵，白居不易          在介绍人物之前，说说唐代的行卷制度。行卷也叫温卷，也就是拿自己最得意的文章给名流看，给他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考试的时候多一点印象分。唐代科举录取人数有限,进士科尤其少,因进士科特重诗赋,应试的士子往往将自己的作品裱成一卷,在京城遍谒名人，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因而获取功名。13岁的白居易，就是凭借诗赋行卷成功的典范。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准备好了，他前往京城。一次,白居易拿了自己的诗稿去见一位当时很有名望的老诗人顾况(约725——约814),顾况性格高傲,起初很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当他看到诗卷上的名字“白居易”时,就讥讽地说:“长安米贵，白居大不易！”等到他翻开这首我们小学就烂熟于心的《赋得古草原送别》的诗，大声惊叹:写得此好诗,白居也不难了！立即向考官推荐，到处为白居易说情。
　　可是，十年长安漂泊，他还是一事无成，不过是诗名鹊起而已。于是回到老家宣州。这个曾经出生过谢脁的古城，是李白流连忘返的地方，“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他27岁参加乡试，一举夺魁；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多。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比起二王八司马的连封漳汀之类的蛮荒之地来，江州（今九江）算是很不错的了。白居易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琵琶行》；他那感伤却不愤激、忧郁却不狭隘的抒情，迎合了当政者的同情心，以致三十年后唐宣宗在为白居易写的一首诗中还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香山居士最闲适：（二）惟歌生民病  　　提起白居易，不能不说“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简言之，就是没有了民歌音乐的“民歌”。　　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　　起初，顾况、韦应物、戴叔伦、元结等人,，开始写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正如顾况引荐的一样，白居易确实不是白吃米饭长大的。由于他特有的诗歌才华，新乐府运动的大旗，就被他扛在了肩上。元和四年 (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仅存《悯农二首等》）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　　可是，最出名的还是同一年白居易写成的《新乐府》50首，在其序言上，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其序曰：“新乐府……《上阳白发人》以愍怨旷，《胡旋女》以戒近习， 《新丰折臂翁》以戒边功，…… 《红绵毯》以忧蚕桑之费，《杜陵叟》以伤农夫之困， 《缭绫》以念女工之劳， 《卖炭翁》 以苦宫市 ……大抵皆以讽谕为体， 欲以播于乐章歌曲焉 。”白居易还有讽谕诗《秦中吟》10首，用“卒章显其志”的手法，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　　最后，白居易做了理论小结，系统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香山居士最闲适：（三）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
 　　白居易是个好官。他少年显才华，中年露锋芒，显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作为。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但是，晚年白居易的“遗老”脾气令人生厌。他坐享安乐，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走中国知识分子圆满而庸俗的一条生活道路。做了几件事：蓄妾、生子、和遗老写诗酬唱。大和三年九月，元稹自浙东征为尚书左丞，与居易会于洛阳；白居易从此也安居洛阳，没有回访。自此二人终不复晤面。和刘禹锡做邻居，写诗唱和。十一月，生子阿崔。
　　白居易是唐代官员中狎妓最有名的到老了，也不安分。他蓄养很多妓女，从杭州带着妓女回洛阳，又把人家遣送回去，有来有往，不当一回事。还曾经和元稹交换妓女，相互狎玩，让人发腻。但他的家妓除了樊素、小蛮和春草以外，专管吹拉弹唱的就有上百人，还写了一首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代官吏狎妓，甚至制度化。官吏到职交接班，交割各种档案物资都不足为奇，而且还 会交割妓女：前任由于带不走所宠妓女恋恋不舍，他引为憾事；到任欣然接受，还感叹没有接收到更好的。更为过分的是，他亲手写了一首诗，“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逼杀了当时最为痴情的徐州名妓关盼盼，成就了一段“燕子楼传奇”。
　　他七十岁致仕。这时，比白居易还小七岁的元稹去世了，临终前把写墓志铭的大事交给了他。遵照元稹遗志，白居易得到六、七十万的酬劳钱。对白居易这样的名人来说，价钱并不过分，但俩人是至交，怎么能收钱呢？于是，白居易就拿这笔钱重修了香山寺。此后，怀着对好友元稹的一腔思念，白居易长住香山寺，“江州司马”、“醉吟先生”的名号也被“香山居士”所取代。
　　白居易或许也想过“发挥余热”。70岁时，他的从弟白敏中自殿中侍御史分司迁户部员外郎。次年九月，唐武宗闻居易名，欲以为相；李德裕素恶白居易，言其衰病，认为居易从弟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乃以敏中为翰林学士。于是他干脆与“牛党”诗词往来，写下《太湖石记(为牛僧孺作)》及《得潮州杨相公继之书并诗以此寄之》等诗文。白居易七十四岁的那年春天，于洛阳履道里宅为“七老会”。夏，又合僧如满、李元爽为“九老图”。白居易七十五岁。八月十四日，卒，十二月六日，葬于洛阳龙门东山、双塔北琵琶峰。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李商隐为撰墓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