薰衣草种植方法全过程:“三教”融会集一身香山居士姑苏客——白居易在苏州

“三教”融会集一身香山居士姑苏客——白居易在苏州
　　俞朝卿
　　一九九六年农历八月，是著名于世的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772—846)逝世1150周年，也是他离任苏州刺史1170年的纪念期。白居易的一生，可称是多彩的人生。他留下众多流光溢彩的诗篇，早已盛名于文坛，传诵于民间，这自是尽人皆知而不必多说。他历任官职，颇多政绩。即在苏州刺史一任(825．5—846．12)至今仍有遗迹可寻，更有遗诗佳作可诵。他还是中国居士佛教的一位伟大的开拓者和力行者，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闪光的篇章。真可谓历史有曲折，事业却永续。他的融儒、佛、道于一身，他的为人、为事、为佛教，尽管只说一二，对当今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我们，多有启迪之处。爰此，以作纪念。
　　(一)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这香山是洛阳龙门香山寺。史载白氏“罄己俸，修龙门香山寺”(1)见(五灯会元》(上)221页。是他晚年吃斋，礼佛读经、参禅之处。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现属陕西渭南县东北)唐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此期间写成了传诵名篇《长恨歌》。宪宗时任左拾遗(808)、左赞善大夫(814)等职。他青年时热心世务，志在兼济。元和(815)1()年，因上表请求缉拿刺杀宰相武元衡罪人事，得罪了当朝权贵，因而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司马。与《长恨歌》齐名的《琵琶行》，即在此期间写出。后移任忠州刺史。长庆初年，任中书舍人，后出为杭州刺史，825年夏，又出任苏州刺史。826年冬，先回洛阳，后去长安。晚年以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官终刑部尚书。会昌元年春，白以唐皇朝党争激烈，官途险恶，遂以百日长假告满而罢职。唐会昌6年(846)，白居易以76岁高龄长辞人世。白氏晚年，居洛阳龙门香山，常与寺僧如满等切磋佛理，作诗、参禅。因而自号香山居士。他一生主要成就在文学上，他是“新乐府运动”的一代诗宗。是与李白、杜甫同列的唐代诗圣。而且是唐代众多著名诗人中作诗最多，群众影响最大的一个。由于唐代佛教大兴，宗派纷呈，高僧辈出。佛教既影响李、杜、白；李、杜、白又以其文学史、诗歌史上的显赫地位，而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佛教事业，以致整个文化事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及变化、发展，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构成中国文化史上奇特而瑰丽的篇章，值得专门深入研究，本文祗就白氏与苏州、与佛教直接有关的略说一二，以资纪念租继承发扬。
　　(二)
　　白居易任苏州刺吏，虽只17个月(公元825．5—826．12)。但他热爱苏州人民，酷爱姑苏风物。不仅留下诸多吟咏苏州风光的璀璨诗篇，即在离任苏州去洛阳后，还不时念及苏州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直到终老。但自编的诗集《长庆集》，当时请人手抄一式三份，其中除自留，存洛阳各一外，特专寄一份苏州南禅寺(现碑刻博物馆原孔庙旧址)。可见其对苏州之深情厚意。我以为，  白氏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苏州人，追忆怀念，永志又不忘之处，有如下三方面：
　　一为“苏杭天堂”的首唱者。“上有天堂，—厂有苏杭”。这句脍炙人口的成语，流传千古，远播世界，成了当今苏州对外开放的无形资产!而且将苏州列在杭州之前。这不仅苏州建城历史之古，物产久为华夏东南之冠，实乃白氏诗作首唱使然。如“送春君何在?君在山阴署。忆我苏杭时，春游亦多处……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又如：他在《登阊门闲望》诗中有云：“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士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曾赏钱塘(杭州别称)兼茂苑(即长洲苑、苏州代称)，今来未敢苦夸张”。由于刚到苏州刺史任上，未加夸张，对苏州风物人情即有如此感受，何况，他是由杭州刺史移任苏州的。所以，人们据此，将苏杭并称“天堂”。随着白氏诗文和其他吟唱姑苏名诗的流播，以至把苏州列在杭州之前，就不是令人奇怪的了。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及其在当代的世界知名度，每个吴地、苏州人士，都会感到自豪和光荣。因此，都不应忘记历史、忘记白居易这个千年之前的苏州精神文化、无形资产的首创者和先师!
　　二、为七里山塘实办者。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虽不长，前后只近一年半。但他勤政廉政，懂得为民办实事。他虽嗜酒如命，喜诗喜游，乐于观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但为了公务，就不惜暂抛一边。在犹如当今就职演说的(呈吴中诸客)诗云：苏州“版图十万户，兵笈五千人。自顾才能少，何堪宠命频!冒荣惭印绶，虚将负丝纶。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于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以致“池塘闲长草，丝竹废生尘”。只好“待还公事了，亦拟乐吾身”。(1)引自《白居易集笺稿》(三)1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引诗均此，只注页码。另有诗云“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他的勤政廉政，真是说到做到的。在短短的一年多时日的任上，督修虎丘塘堤，接通山塘河，直到阊门，苏州人称“七里山塘”。由此，南行北上，水陆并通，无不称便。当时堤上还种桃李数千株，塘中植莲荷，春秋佳日，煞是风景这边独好!后人为追念白氏，称山塘为“白公堤”。堤上还有白公桥，堤旁原有白公祠。犹如杭州西湖之白堤那样，名闻遐迩。白氏有诗<武(虎)丘寺路)志其事“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茭荷生欲偏，桃李种仍新。好住河堤上，长留一道春”。(同上，1683页)由此可见，11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懂得和力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已经懂得和力行，改造环境和美化环境，而不满足于原有的，即使是相当美好的自然环境也罢。这难道不使我们当今的各级干部深有启发吗?套用一句成语，官不在久暂，办实事者名!这难道不是策励我们当代的苏州人，在保护环境、美化环境方面该多多做些什么吗?山塘街、山塘河，不仅应该经过一段时日，让其恢复“长留一道春”的旧貌新颜，还应使它更加繁华美丽!一街一河是如此，全苏州市的街与河，何尝不该如此呢!这不仅是我们每个苏州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是作为主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权利。否则，我们怎配当21世纪的白氏的后代子民呢?
　　三、为官、民亲敬相念者。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人物的权威评判者，谁个优，谁个劣，群众心目中有杆公平秤。苏州人民用“白公堤”“白公祠”等称念他，就是最好的简明的历史评定。而史志的记载：如<苏州府志)云白居易“居官勤瘁”，白氏自己也说“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尝思旅食人”等等，说明白氏不仅是中国诗史上少见的现实主义大诗人，而且是个深得人民敬爱的清官。白氏虽为封建时代三品以上官吏，且是学富五车，兼通儒、佛道的饱学之士，仍对苏州人民、苏州的风物人情，离别到老20年后，还一往情深。他在离任的<6Vj苏州)中说“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惭荷宠命，去愧无能名”。看来，他是颇为谦虚谨慎的。并不因为组织开了山塘河等的政绩，而沾沾自喜。故此，他临别还“怅望武(虎)丘路，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表露了他对苏州的依依不舍；而苏州人民，对他的离任西归，也是少有的“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地热情相送，甚至刘禹锡的<白太守行)诗中有云：“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诗句虽未免有所夸张，但苏州人民敬爱这位清官、大诗人，是确凿无疑的，白氏还将苏州的白莲、白藕和太湖石等带去洛阳，借物寄情。以此曾赋诗云“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坟”，“谁移尔知否?姑苏白使君”((感白莲花))。可见，感情的系念和交流，既是以实事为基础，且是相互的。官爱民，民敬官，这种官民互敬互爱，实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优秀民族文化，应予继承发扬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似乎也该是当今各级干部应予注意吸取的历史文化营养之一吧。
　　(三)
　　白居易虽少时即读过<金刚经)，但这不过是社会风气使然的一般涉猎，谈不上真正的信仰。他专心向佛、礼佛、读经，以至吃长斋、参禅，真正当一回事，那是在他宦途受挫、年老力疲之时。<五灯会元)卷四载“佛光(如)满禅师法嗣，白居易侍郎”(1)[(宋)普济著<五灯会元)(卷四上221页，中华书局84年版)。]可见，白氏是正式列入佛统的如满和尚的弟子，为佛教禅宗南岳下第三世法嗣。又据白氏为纪念凝公圆寂周年而作之(八渐偈)中，说他曾请教洛阳“圣善寺”凝公“居易常求心要于师(凝公)，师赐我八言，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由是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于兹三、四年矣”。(同上四2641—2642)佛教禅宗，分顿、渐两派。禅宗主张人人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终能成佛。其戒律清规，不象其它宗派那样严格。因此，只要真心向佛，礼佛，切磋领会佛典精义，即使不出家当僧尼，在家当居士，也能超脱生死而成佛?白居易请教的凝公，看来属于渐派，他说“至哉八言，实无生忍观之渐门也”。(同上)但在白氏面前，并不介意是那宗那派，唯以佛典经义为上。其在江州、杭州、苏州任上，请教切磋的高僧大德，多为南宗顿派(即)以惠能为代表的顿悟成佛一派。《五灯会元)说白氏“凡守任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同上)。可见，他是髓遇而师，随寺而师的。这种方便随机的信佛，学佛态度，既与白氏个性有关，也影响了佛门后来历代的善男信女。随俗方便的习惯，似乎于佛教(汉传)活动中，一直延续至今。白氏先是倾心禅宗，晚年又修净土宗，勤诵(弥陀经)等。
　　白居易信佛、读经、研习经义佛典，自有他自身的特点。突出之处，就是不拘一宗一派，遍学随参。对佛教各宗经义，可说一视同仁，兼容并收。甚至佛教之外，他对儒、道也是平等对待，并不非彼即此。白氏思想历程，是先儒，后道，再佛。信佛后并不非道，在他的(三教论衡)一文中表明，他又以儒家当然代表自居。因此，在儒佛之间，以及他对佛典、教义的理解，是在儒学深谙的基础上实现的。即以(八渐偈)为例，也表明他钻研领会相当深，故史传称其“钩深索隐，通幽洞微”。有人据白氏写山水诗，闲适诗较多之一面，说其“对佛教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也很肤浅’’。(2)[(见孙昌武著<佛教与中国文学)128页))甚至视为“滑稽”(3)[见(五台山研究)1988年第4期<试论白居易的崇佛))未免失实欠公，有苛求古人之嫌。当然，白氏与柳宗元之于佛教，则有所不同。柳氏勤于修持，尤深究天台宗空观，这有助于他形成反天命、反神异的唯物主义(天说)。如果说，柳氏是“以佛补儒”，利用佛教超脱的人生观，来加强他对当世现实的批评，以助他主张的政治革新。白居易则是在“以儒介佛”，确立并实践一种理想的乐天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以“出世”的理想，来规范和淡化“入世”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这从他的<偶作两首)就足以表明。诗略云“扰扰贪生人，几何不夭阏?遑遑爱名人，几何能贵达?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发。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资产虽不丰，亦不甚贫竭。登山力犹在，遇酒时兴发。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宽。安身有处所，适意无时节。解带松下风，抱琴池上月”。一副怡然自得，知足常乐的自白姿态!接着，他就讽谕别人“人间所重者，相印将军钺。谋虑系安危，威权主生杀。焦心一生苦，炙手旁人热。未必方寸间，得如我快活”此其一。其二又云“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梁。……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日西引杖屐，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后健，不嫌闲中忙。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若问此何许?此是无何乡”。可见他即使入寺礼佛、参禅，也觉得作息很有规律，晚上虽寺规为‘不食’，他却仍可有时命觞喝酒，真是赋性旷达，身世相忘的乐天派!  由此，白氏就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居士佛教的一个典型。仅从佛门视角来看问题，也许觉得这不象佛旨“正统”。但如从社会文化视角看，宁可说，正由此开创了佛教和佛教文化世俗化的历史新篇章。不是吗，居士佛教，至今还在一部分文人(这部分正有扩大趋势)中绵延不绝，就是最有力的史证。随着我国儒学主流文化的深入传播于民间，佛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同样、同时地渗透于民间。这正如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所说：“苏东坡自称‘居士’，也就是一个儒学家，象佛教徒那样生活，但又不是和尚。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生活方式，使得一个佛教的信徒可以过夫妇生活，在闲暇时，也可以做一段时间的素食者”。[林语堂著<中国人)(全译本)132页学林出版社94年版。]这里林先生未予说明的最先发明人正是白居易。他还说到，自苏东坡以来，许多有声望的学者，由于苏东坡在文学界的巨大影响，都起而仿效。其实，在他200多年前的白居易，早就是这样了。而苏轼正是受白氏等影响而集中显著的一个。其弟苏辙，曾就白氏信佛经历和达观生活态度说：“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即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苏辙<书白乐天集后一二首)、(栾城后)卷二十一。(转引自同前注<佛教与中国文学》130页。)尽管星移斗转，历史发展到千年后的今天，有心人不难看到，居士佛教，仍然是中国佛教文化中令人注目的一枝奇葩。难道这不值得深长思之么!在当代视角下，似乎应该说，这是以‘入世’为基点，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合乎宗教世俗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我们在白居易留下的文学遗产或文化遗产中，还应予重视继承的又一方面。
　　人们也许会问：一个名扬四海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为什么晚年竟以“三月长斋”的虔诚信佛，来作为精神归宿?这自有它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本人的思想渊源。佛教自两汉之际，始传国内，到南北朝时，才盛传于华夏大地。而与中土文化交融吸纳，形成诸多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则在唐朝的物产丰富，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社会氛围中，才得以出现。一般说，唐皇朝的统治者们，对儒、佛、道三者是同许并用的。当时高僧辈出，说法信佛成风。因此，中唐以后，士大夫阶层，均以与寺僧交往为尚。白居易既为中、上层官吏，又长于诗文，喜悠游吟唱，自常与高僧士道往来酬和。在白氏诗集中，这方面诗作不下数十百首。这虽是当时文人之一般状况，则白氏于此社会环境中，渐受佛家影响，自属当然。按唯物主义观点，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现实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颠倒的反映。不仅就总体上说是这样，就个人信教来说，也是这样。白居易在中进士(800年)前后，是颇有一番抱负的。他痛恨贪官酷吏，同情和支持“永贞革新”就是明证。但后来仕途几经浮沉，眼见同僚好友被杀、被逐，显然官路多险。这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社会压迫，而他中年以后，体常有病，有妻无子。因而常常多愁善感。甚至自己掉几根头发，也会赋诗感叹。这可算是他身受的自然压迫。如果说，他早年就诵读<金刚经)，及长为官，常喜去名山胜景赏心悦目和访寻佛、道师友。这是他晚年笃信佛教的思想根源，那么，上述白氏直接遇到的具体社会和自然压迫，则是他由渐信而笃信的决定性因素。他曾在年届57岁时赋诗说“弘愿在救拨，大悲忘辛勤。无论善不善，岂问冤与亲?决开生盲眼，摆去烦恼尘。烛以智慧心，酒之甘露津。千界一时度，万法无与邻”，至此，一付大慈大悲、深信不二的菩萨脸面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