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宁都会议被周恩来取代军权 忧虑成疾吐血

2011年07月07日 09:1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余伯流 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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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但毛泽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由于心有积郁，一时，拼命地看书，看傅院长给他订阅的各类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广州的《超然报》、《工商日报》等。由于没有好好休息，加上对根据地和红军前途的忧虑，毛泽东身体日渐消瘦、虚弱，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了！

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

本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几起几落》，作者：余伯流 陈钢，出版：长征出版社

宁都会议失军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

岂知，大胜之后，令人痛心的事情又发生了。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总部继占领南丰后，拟乘胜攻取南城。于是，周恩来、毛泽东等于8月24日随军进抵南城近郊。

然而，毛泽东随即发现：南城守敌有3师之众，且敌虎视眈眈，已作好战斗准备！据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根据敌人工事坚固和红军攻坚势必形成相峙局面的情况，适时改变了预定计划，主动撤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

周恩来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任弼时代理书记，成员有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并转告临时中央：说明了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事与愿违。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极力催促红1方面军向北进击，威胁南昌，指令红军不要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为一方，与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的分歧。

一方是上级，一方是下级。上级远离前线，不知实情，而了解敌情的下级却难违上命。真是令人为难啊！为征得同意，9月23日，周、毛、朱、王联名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中央，陈述了理由：

“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未料，9月25日，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积极进攻”的方针，复电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强调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等接电后，于同一天，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陈言：

“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本来，党内陈述不同意见，乃正常现象。但后方中央局对周、毛、朱、王的意见，却大为恼火，于9月29日蛮横地断言：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语气、腔调都升级了。矛盾已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双方一来一往，唇枪笔战，毫不妥协……

矛盾激化的结果，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成为可悲的“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原因。

几天后，即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为了解决前方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了全体会议。这便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平静的小源，一时不平静了。

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都来了。他们是：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8人——4比4，阵营分明。

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后来，周恩来从前方赶到，主持了会议。会议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毛泽东似乎成了他们的“靶子”。后方中央局一味坚持中央不符合实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横加指责。如：攻赣州，本来是战略上的错误，可是他们却认为“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打下赣州，不是从战略上找原因，不是真诚地从中汲取教训，而是归罪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所致。硬说：“攻赣州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又如打漳州本来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可他们却认为：“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再如：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为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战场的行动，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他们却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扣上了“等待观念的错误”，和“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等大帽子加以批判。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没有屈服，据理反击。于是，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他通过到苏区后对毛泽东的观察，深深觉得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周恩来的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

周恩来的眼光是长远和正确的。

但是，会上多数人却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以上引文均见《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0日)

毛泽东困惑了。后方中央局同志们的不信任，似一块巨石砸在他的心上。于是，他提出了请“病假”的要求。

本来，毛泽东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历史，铸就了一个大错误！

10月12日，中革军委即发出通令，向全军公布：“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多么漂亮的“外交辞令”哟！

毛泽东被召回后方了。

宁都会议终于以后方中央局首脑们的胜利，降下了帷幕。……

红一方面军的有识将士茫然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猜测着，却不得其解。……

周恩来与王稼祥的支持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使周恩来深觉不安。

不明党内斗争真相的人，从表面上看，周恩来接任了毛泽东的总政委一职。似乎是“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其实不然。

周恩来与毛泽东虽然不算深交，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就相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风云突变，一时群雄并起。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东奔西忙，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都干得轰轰烈烈。两大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周恩来从广东、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在党中央担任组织局主任(后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周恩来先后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过事，富有高层领导经验，善于团结同志，有着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在中央领导机关，一直非常关注、关心在赣南、闽西浴血奋战的红四军和毛泽东。当红四军党的“七大”发生重大争论时，他是支持毛泽东的，并交待陈毅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中央苏区创立前后，他也多次代表中央起草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重要指示信件，指导中央苏区的斗争。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商战事，对毛泽东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深知毛泽东对战争有丰富的经验，对战略有独特的见地，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正因为如此，他才向苏区中央局极力举荐起用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宁都会议一开，又把毛泽东的总政委拿掉了，由他出任，这能不叫他心忧为难吆！

宁都会议后，后方中央局的任弼时、项英等人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上告临时中央，抱怨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辩护，”是搞“调和”，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路线”等。周恩来对此也不甘示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自己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但也“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并反驳说：“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路线，我不能同意。”素来温和的周恩来也有点火了。

毛泽东被解职后，周恩来依然尊重着毛泽东。10月14日，也就是中革军委发出解除毛泽东总政委一职通令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一份红1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仍然署上了3个人的名字：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周恩来可谓是一片赤诚，用心良苦。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他说：

“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望着长须微微颤动的周恩来，想到近日来周为他付出的牺牲，毛泽东眼眶也有点潮润了。

两双巨手在紧紧相握。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在宁都会议上，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王稼祥本是六届四中全会派来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是在前方同毛泽东深入接触后，了解了毛泽东的学识才干，深感毛泽东在军事上比那些大城市来的和在大城市呆着的人，更有一套，要高明得多。因而在会上作了“反叛”性的公正发言：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不卑不亢，侃侃而谈：

王稼祥基于这种想法，不同意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去，断然主张： “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然而，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气势很盛，咄咄逼人！周恩来、王稼祥处于少数，终未改变局面。尽管周恩来以后曾说过：“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但在当时不行，周恩来毕竟难以“坚决反对”，他要“服从上级”，听中央的啊！

宁都会议后，王稼祥感到很愤懑。但毛泽东却心怀坦然地对王稼祥说：

“稼祥，别说了。我们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质。直至“文革”期间，他在身陷囹圄的高压下，仍在自己的自述里简单地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

王稼祥素来是个“谦虚谨慎，绝不诿过喧功”(王震语)的人，他的这句话言简意赅，绝对可信。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开始摆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正是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投毛泽东一票(关键的一票)的思想基础。

10月26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任命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总政委。

此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前方的电文署名，由“周、毛、朱、王”4人，变成了“周、朱、王”3人了。

毛泽东满怀惆怅，离开了他熟悉的红一方面军，离开了习惯的军旅生活……

福音医院里的慰藉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他原本是个血气方刚的铮烈汉子，且想象丰富，思维活跃。如今，却要把这口气忍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他想起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时，亲临前线，指挥若定，那是多么潇洒自如，得心应手，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你们又想把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去，一再坚持打赣州，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我们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这是什么理什么逻辑！什么“右倾”、“保守”、“动摇恐慌”、“守株待兔”，我什么时候动摇恐慌过井冈山那阵子，那么苦我也未动摇过呢！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专做政府工作”，党内也来这一套！……算了，反正已请了病假，休养一段再说吧！

毛泽东越想越气。一气之下，竟没有回红都瑞金，从宁都径直东行，到了闽东长汀。

毛泽东东行长汀，一是想休息一下，养养病；二是探视正在长汀福音医院分娩的妻子；三是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一到福音医院，就见到了院长傅连暲。傅连暲笑吟吟地对毛泽东说：

“恭喜！恭喜！毛主席，您喜得贵子了！”

“噢，是吗”毛泽东顿时一扫愁云，满心欢喜。“快，带我去看看！”

傅连暲见毛泽东乐不可支，忙领他走进住院部。

贺子珍正卧床坐月子，没想到毛泽东来了，一时，喜出望外。毛泽东凝望着爱妻，抱起了襁褓中的婴儿，高兴地问道：

“什么时候生的取名了吗”

贺子珍见毛泽东那高兴样，瘦削的脸庞上也洋溢着笑容，答道：

毛泽东听后笑道： “好。人家叫我‘老毛’，现在又来了个‘小毛’。好，小名就叫‘小毛，吧！”

“小毛”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爱情的第二个结晶。第一个是1929年在龙岩生的女孩，当时为了随部队行动，忍痛托付给当地的老乡了。记得当老乡抱走哇哇啼哭的婴儿时，贺子珍的心像撕碎了一般，呼天喊地的，因此这第二个孩子显得特别疼爱，说什么也要留在身边抚养。

在福音医院里，“红色军医”傅连暲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毛泽东确实在患着病，一直发低烧。经过X光透视，发现肺部有钙化点，说明他患过肺结核，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结果。傅连暲劝毛泽东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几个月，养精蓄锐。

但毛泽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由于心有积郁，一时，拼命地看书，看傅院长给他订阅的各类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广州的《超然报》、《工商日报》等。由于没有好好休息，加上对根据地和红军前途的忧虑，毛泽东身体日渐消瘦、虚弱，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了！

当时，贺子珍不在身边，吓坏了警卫员吴吉清。他赶紧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即决定让毛泽东到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休养。

毛泽东住进了“老古井”，接受治疗。

这是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楼外绿树成行，浓遮密障，风景很是优美。以前，徐特立等人也在这休养过。

贺子珍满月后，抱着毛毛来到老古井。毛泽东一见，连忙接过孩子，亲昵地吻着、逗着。毛毛给逗笑了，笑得那么可爱！毛泽东高兴极了。这可是战争硝烟中的天伦之乐啊！

贺子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泽东，发现他本来消瘦的脸更瘦了，眼窝下一道黑圈，头发又粗又长，心里不禁掠起一阵哀伤，心疼地说：

“润之，您受苦了！”

“受苦哈哈……!”毛泽东不变平素的幽默、诙谐，大笑道：

“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闽山桃花源啰！”

贺子珍从毛泽东的笑声中，体察到一种深埋心底的忧愤，不由得轻轻地叹了口气。她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尤其如此。

然而，孩子的笑容，妻子的关切，毛泽东似乎真是驱除了胸中的烦恼，整日里乐呵呵的。……

可是，时间一长，毛泽东也感到心躁，一种惆怅，寂寞之感油然而生。“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长期的戎马生涯，倥偬岁月，使他习惯于听战马的嘶鸣和冲锋的号声，习惯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今，却蛰居在这偏僻的小楼，远离了红一方面军。……

一天，贺子珍见毛泽东心绪不佳；便提议说：

“润之，我们去北山散散步吧！听说山上有座金沙寺，是汀州八景之一呢！”

“好，看看去！”毛泽东慨然应允。

冬日的太阳撒落一层淡淡的暖气。毛泽东和贺子珍来到北山脚下，沿着山路，拾级而上，一路上谈笑风生，不觉到了山顶。两人伫立在金沙寺前，只见寺顶的琉璃瓦上，流动着一团团金黄黄的光泽。极目远眺，汀州风光，尽收眼底！远山如黛，房屋如盒，栉比鳞次，流金溢彩……真令人心旷神怡啊！

忽然，贺子珍被寺旁一株腊梅吸引住了。她走过去吻着芬芳的梅花，不禁叫道：

“润之，快过来，这腊梅真香，真美啊！”

毛泽东乘兴过去，果见寒风中一株腊梅昂然挺拔，梅花朵朵，斗霜竞放。多么高雅，多么刚强！古人赏梅，曾以梅之曲、之欹、之流来鉴之高下。而今，毛泽东赏梅则是另一种心境：天寒地冻，悄然而放，铮铮风骨，犹于人也！不禁吟咏道：

“春心乐于花争发，与君一赏一陶然。”

归途中，毛泽东显得格外爽朗，平日里忧郁的神态一扫而尽，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

……

毛泽东身在医院，心系苏区和红军。

不久，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住进医院，他是随同东路军进军赣州时跌伤腰部，来到医院开刀治疗的。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认识了他。

一天，毛泽东见到伤愈后的罗明。两人促膝谈心，谈得很投机，也很融洽，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面对第四次“围剿”在即，对罗明说：

“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他：

“你们应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19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

罗明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好似茅塞顿开，第二天便出院了。随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指示。参加会议的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贞等，都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罗明离开期间，由刘晓主持省委工作。

罗明辗转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罗明等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中央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鼓舞，闽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然而，始所未料，几个月后，罗明在福音医院同毛泽东的接触，罗明在福建杭、永、岩所开展的工作，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斥为“罗明路线”而遭批判，罗明受到严厉的打击！

退避三舍，也不得平静啊！

然而，福音医院的几个月中，乳儿的笑脸，妻子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身影……这些终给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带来了欣喜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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