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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沉沟] 周恩来的总理位置几次差点被取代？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初衷


　　作者：曹宏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天安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它不仅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落的悲凉，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还见证了新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更是共和国举行盛大庆……[连载内容]

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

　　毛泽东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由学生而起，自天安门广场而始。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同样寄希望于青年学生，并且无独有偶地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大军。
　　讲到天安门广场的那8次大接见，要从“红卫兵”诞生始末讲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了对于青年问题的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全国各大报纸随即掀起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展开政治性批判的浪潮。这些在全国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充满政治热情和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广大青年，都在思考着如何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的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刮起全国“文化大革命”飓风的风眼。处在这个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极富政治敏感和冲动。他们一般都是解放前后出生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反右”斗争、中苏论战、“四清”运动，使他们初识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并在思想中积蓄着对投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渴望。这些青年们认为，只有真正地投入“反修防修”斗争之中，像传统教育中的烈士和先辈那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能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和人生价值。正是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
　　1966年5月，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似乎也随着夏季的到来而逐渐升温。一部分学生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视为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当时，北京各个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心浮动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中共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形势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都似乎感到了什么，又都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果然，在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颠倒黑白地攻击北大校党委，并且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北大党委组织反击。两派观点不一，由辩论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进而引起推搡与扭打，上述大字报的七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全文。这张大字报开了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恶劣先例。
　　同日，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牛鬼蛇神”，声言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3天后，即6月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从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京大学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各级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这一时期，在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年级，一些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同学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一起，就学校内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议论、分析。据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卜大华回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高中学生。5月初，他们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而与校方形成对立。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学生，并且严格规定，每天下晚自习后立即回宿舍，不许串联聚会。
　　但卜大华他们却没有就此止步，每天下晚自习后，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些高干子弟们，已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共上层的消息。所谓的“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小道消息使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百般地警惕起来。5月1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看似偶然，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实现的。
　　“红卫兵”组织不胫而走，迅速出现在北京各个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上冲杀过来。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
　　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
　　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

    周恩来的总理位置差点被取代
有可能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 逼近总理职位的高岗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在位27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7年并非安稳和舒心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文革中他受到威胁最大，一个是年富力强的王洪文，他38岁就爬到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判，毛泽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想培养王洪文，但他知道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实打实的岗位，让一个毫无资历、威信、水平的人来干，无法让国家稳定运行，毛泽东也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所以王洪文从来不是总理人选。还有一个是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他最瞩意这个位子，他有理论、有文化，也有在上海担任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无奈这个人名声太臭，除去死抱江青大腿有狗仗人势的资本，很难服人，而且他是老帅们眼中第一个要清算的人。所以张春桥当总理也仅仅是一相情愿。只有在毛泽东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国务院总理，而真正对周恩来造成威胁的是资历不浅也一度深受毛泽东青睐的老革命。其中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他资格虽老，但党组织曾给他下过“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因此一度难以升迁。50年代他突然步步高升，从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有句名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据考证，这类话他比林彪讲得更早。而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他着力培养的人才。后来毛泽东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有了冒进的浮夸风，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预演，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想纠偏，提出反冒进。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撰文讽刺的“小脚女人”就是周恩来、陈云。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给周恩来难堪：“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回忆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


有可能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 逼近总理职位的高岗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在位27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7年并非安稳和舒心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文革中他受到威胁最大，一个是年富力强的王洪文，他38岁就爬到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判，毛泽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想培养王洪文，但他知道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实打实的岗位，让一个毫无资历、威信、水平的人来干，无法让国家稳定运行，毛泽东也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所以王洪文从来不是总理人选。还有一个是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他最瞩意这个位子，他有理论、有文化，也有在上海担任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无奈这个人名声太臭，除去死抱江青大腿有狗仗人势的资本，很难服人，而且他是老帅们眼中第一个要清算的人。所以张春桥当总理也仅仅是一相情愿。只有在毛泽东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国务院总理，而真正对周恩来造成威胁的是资历不浅也一度深受毛泽东青睐的老革命。其中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他资格虽老，但党组织曾给他下过“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因此一度难以升迁。50年代他突然步步高升，从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有句名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据考证，这类话他比林彪讲得更早。而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他着力培养的人才。后来毛泽东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有了冒进的浮夸风，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预演，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想纠偏，提出反冒进。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撰文讽刺的“小脚女人”就是周恩来、陈云。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给周恩来难堪：“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回忆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



    有可能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



有可能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 逼近总理职位的高岗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在位27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7年并非安稳和舒心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文革中他受到威胁最大，一个是年富力强的王洪文，他38岁就爬到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判，毛泽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想培养王洪文，但他知道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实打实的岗位，让一个毫无资历、威信、水平的人来干，无法让国家稳定运行，毛泽东也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所以王洪文从来不是总理人选。还有一个是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他最瞩意这个位子，他有理论、有文化，也有在上海担任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无奈这个人名声太臭，除去死抱江青大腿有狗仗人势的资本，很难服人，而且他是老帅们眼中第一个要清算的人。所以张春桥当总理也仅仅是一相情愿。只有在毛泽东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国务院总理，而真正对周恩来造成威胁的是资历不浅也一度深受毛泽东青睐的老革命。其中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他资格虽老，但党组织曾给他下过“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因此一度难以升迁。50年代他突然步步高升，从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有句名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据考证，这类话他比林彪讲得更早。而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他着力培养的人才。后来毛泽东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有了冒进的浮夸风，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预演，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想纠偏，提出反冒进。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撰文讽刺的“小脚女人”就是周恩来、陈云。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给周恩来难堪：“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回忆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

   逼近总理职位的高岗

，在党内连前十名也轮不上，但一下竟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平起平坐而且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但是，高岗的个人素质与政治谋略都远远不够。他自以为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多次攻击刘少奇，高岗对饶漱石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代表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他还议论周恩来：“现在党内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 高岗以为毛泽东的安排就是让做接班人而消减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在毛泽东与他谈话的时候，他都揣摩意图，然后既执行又自行其是，活动的确实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他的行为引起了不少高层领导的众怒，毛泽东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批评帮助高岗，不搞对质，但开到后来不仅对质而且性质发生变化。高岗不久自杀，毛泽东有些悔意：“如果高岗不死，可以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周恩来在总理位置上二十七年，期间决非风平浪静，尤其在他去世前一年多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更让他岌岌可危……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在位27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7年并非安稳和舒心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文革中他受到威胁最大，一个是年富力强的王洪文，他38岁就爬到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判，毛泽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想培养王洪文，但他知道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实打实的岗位，让一个毫无资历、威信、水平的人来干，无法让国家稳定运行，毛泽东也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所以王洪文从来不是总理人选。还有一个是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他最瞩意这个位子，他有理论、有文化，也有在上海担任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无奈这个人名声太臭，除去死抱江青大腿有狗仗人势的资本，很难服人，而且他是老帅们眼中第一个要清算的人。所以张春桥当总理也仅仅是一相情愿。

只有在毛泽东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国务院总理，而真正对周恩来造成威胁的是资历不浅也一度深受毛泽东青睐的老革命。

。毛泽东的确曾经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也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中央大多数领导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加上毛泽东也认识到无论国际上的声望和党内的威望，柯庆施要差许多，也就没能更换。柯庆施在文革前一年去世，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如果他活到文革，不支对他是福还是祸。其实在这个时间之前，周恩来的总理位置就受到过实实在在的威胁。50年代初，毛泽东建议撤消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中央对政务院进行了重大改组，把政务院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任高岗领导，又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仅负责外交工作。也就是刘少奇管党务，主管经济和外交的周恩来只抓外事与统战，而经济大权由高岗掌控。为此，毛泽东让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分割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形成他麾下三局鼎立的局面。而高岗的计划委员会不是后来乃至今日的计划委员会，那是足以和国务院抗衡的计委。看看其成员就知道阵容之强大：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也就是除去刘少奇、周恩来，年富力强的国家领导人都在高岗领衔的计委。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952年秋让“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就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东北局的高岗是“五马”中职位是最高的，进京之前，他已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实在的，高岗轮资历
其中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他资格虽老，但党组织曾给他下过“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因此一度难以升迁。50年代他突然步步高升，从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有句名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据考证，这类话他比林彪讲得更早。而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他着力培养的人才。后来毛泽东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有了冒进的浮夸风，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预演，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想纠偏，提出反冒进。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撰文讽刺的“小脚女人”就是周恩来、陈云。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给周恩来难堪：“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回忆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

毛泽东的确曾经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也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中央大多数领导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加上毛泽东也认识到无论国际上的声望和党内的威望，柯庆施要差许多，也就没能更换。柯庆施在文革前一年去世，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如果他活到文革，不支对他是福还是祸。

其实在这个时间之前，周恩来的总理位置就受到过实实在在的威胁。50年代初，毛泽东建议撤消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中央对政务院进行了重大改组，把政务院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任高岗领导，又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仅负责外交工作。也就是刘少奇管党务，主管经济和外交的周恩来只抓外事与统战，而经济大权由高岗掌控。为此，毛泽东让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分割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形成他麾下三局鼎立的局面。

。毛泽东的确曾经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也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中央大多数领导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加上毛泽东也认识到无论国际上的声望和党内的威望，柯庆施要差许多，也就没能更换。柯庆施在文革前一年去世，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如果他活到文革，不支对他是福还是祸。其实在这个时间之前，周恩来的总理位置就受到过实实在在的威胁。50年代初，毛泽东建议撤消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中央对政务院进行了重大改组，把政务院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任高岗领导，又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仅负责外交工作。也就是刘少奇管党务，主管经济和外交的周恩来只抓外事与统战，而经济大权由高岗掌控。为此，毛泽东让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分割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形成他麾下三局鼎立的局面。而高岗的计划委员会不是后来乃至今日的计划委员会，那是足以和国务院抗衡的计委。看看其成员就知道阵容之强大：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也就是除去刘少奇、周恩来，年富力强的国家领导人都在高岗领衔的计委。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952年秋让“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就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东北局的高岗是“五马”中职位是最高的，进京之前，他已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实在的，高岗轮资历
而高岗的计划委员会不是后来乃至今日的计划委员会，那是足以和国务院抗衡的计委。看看其成员就知道阵容之强大：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也就是除去刘少奇、周恩来，年富力强的国家领导人都在高岗领衔的计委。

有可能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 逼近总理职位的高岗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在位27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7年并非安稳和舒心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文革中他受到威胁最大，一个是年富力强的王洪文，他38岁就爬到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判，毛泽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想培养王洪文，但他知道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实打实的岗位，让一个毫无资历、威信、水平的人来干，无法让国家稳定运行，毛泽东也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所以王洪文从来不是总理人选。还有一个是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他最瞩意这个位子，他有理论、有文化，也有在上海担任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无奈这个人名声太臭，除去死抱江青大腿有狗仗人势的资本，很难服人，而且他是老帅们眼中第一个要清算的人。所以张春桥当总理也仅仅是一相情愿。只有在毛泽东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国务院总理，而真正对周恩来造成威胁的是资历不浅也一度深受毛泽东青睐的老革命。其中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他资格虽老，但党组织曾给他下过“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因此一度难以升迁。50年代他突然步步高升，从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有句名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据考证，这类话他比林彪讲得更早。而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他着力培养的人才。后来毛泽东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有了冒进的浮夸风，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预演，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想纠偏，提出反冒进。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撰文讽刺的“小脚女人”就是周恩来、陈云。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给周恩来难堪：“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回忆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952年秋让“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就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东北局的高岗是“五马”中职位是最高的，进京之前，他已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说实在的，高岗轮资历，在党内连前十名也轮不上，但一下竟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平起平坐而且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但是，高岗的个人素质与政治谋略都远远不够。他自以为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多次攻击刘少奇，高岗对饶漱石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代表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他还议论周恩来：“现在党内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

。毛泽东的确曾经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也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中央大多数领导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加上毛泽东也认识到无论国际上的声望和党内的威望，柯庆施要差许多，也就没能更换。柯庆施在文革前一年去世，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如果他活到文革，不支对他是福还是祸。其实在这个时间之前，周恩来的总理位置就受到过实实在在的威胁。50年代初，毛泽东建议撤消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中央对政务院进行了重大改组，把政务院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任高岗领导，又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仅负责外交工作。也就是刘少奇管党务，主管经济和外交的周恩来只抓外事与统战，而经济大权由高岗掌控。为此，毛泽东让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分割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形成他麾下三局鼎立的局面。而高岗的计划委员会不是后来乃至今日的计划委员会，那是足以和国务院抗衡的计委。看看其成员就知道阵容之强大：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也就是除去刘少奇、周恩来，年富力强的国家领导人都在高岗领衔的计委。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952年秋让“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就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东北局的高岗是“五马”中职位是最高的，进京之前，他已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实在的，高岗轮资历
高岗以为毛泽东的安排就是让做接班人而消减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在毛泽东与他谈话的时候，他都揣摩意图，然后既执行又自行其是，活动的确实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他的行为引起了不少高层领导的众怒，毛泽东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批评帮助高岗，不搞对质，但开到后来不仅对质而且性质发生变化。

有可能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 逼近总理职位的高岗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在位27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7年并非安稳和舒心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文革中他受到威胁最大，一个是年富力强的王洪文，他38岁就爬到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判，毛泽东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想培养王洪文，但他知道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实打实的岗位，让一个毫无资历、威信、水平的人来干，无法让国家稳定运行，毛泽东也无法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所以王洪文从来不是总理人选。还有一个是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他最瞩意这个位子，他有理论、有文化，也有在上海担任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无奈这个人名声太臭，除去死抱江青大腿有狗仗人势的资本，很难服人，而且他是老帅们眼中第一个要清算的人。所以张春桥当总理也仅仅是一相情愿。只有在毛泽东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国务院总理，而真正对周恩来造成威胁的是资历不浅也一度深受毛泽东青睐的老革命。其中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他资格虽老，但党组织曾给他下过“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因此一度难以升迁。50年代他突然步步高升，从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有句名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据考证，这类话他比林彪讲得更早。而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他着力培养的人才。后来毛泽东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5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有了冒进的浮夸风，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预演，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想纠偏，提出反冒进。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撰文讽刺的“小脚女人”就是周恩来、陈云。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给周恩来难堪：“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回忆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高岗不久自杀，毛泽东有些悔意：“如果高岗不死，可以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周恩来在总理位置上二十七年，期间决非风平浪静，尤其在他去世前一年多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更让他岌岌可危……

    从思想到行为都美国化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文章摘自《历史的坏脾气》
　　作者：张鸣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本书简介：无论是讲民国史上的军阀晚清以来的大人物还是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问题、社会问题，无论是讲文人讲娼妓还是讲乡村世界，核心的思想都是要检视历史中种种劣根性，检讨困绕着我们的历史甚至现实生活的种种“坏脾气”。……[连载内容]


宋美龄
　　宋美龄走了，享年106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她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给宋美龄的唁电中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对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宋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作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作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