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碧花园: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前后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是耿耿于怀并曾多次提起。像1964年，他在接见外宾时就曾谈道：“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应该说，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宁都会议前：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间的路线分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转入农村。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中先后建立起多个苏区。但是，由于对革命认识深度的不同，中共中央与地方苏区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以毛泽东和中央之间的分歧最具代表性。为了加强对各苏区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中央决定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宣布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以及共青团中央1人担任委员。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不久，原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并由前者代替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失，相反却日益扩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中央苏区的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的行动这两个方面。早在1931年底，在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要实现中央苏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必须确立一个沿着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的山区建立苏区的计划。”对此，王稼祥首先起来反对。他反驳道：“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路线就是为了规避占领大城市这一目标。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违反国际路线的。中央苏区扩大的方向，应该是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同李立三攻占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然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对于王稼祥的发言，与会者绝大多数表示赞同，最终这次大会通过了王稼祥的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对此，毛泽东被迫做了策略性的妥协。但随着红军攻打赣州的失利，毛泽东又再次坚定了自己以前的看法。在稍后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再次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他说：“攻打赣州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承。即便要攻打赣州，我们也必须在攻打赣州的同时，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我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十个月的工作计划。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我们在今年年内是不可能占领大城市的，因此，我们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但是，毛泽东的发言再次遭到了与会者的批评，他所提出的建议也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这两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成为上述分歧的焦点并逐渐成为了“苏区中央局”中的少数派。为了消除“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分歧，中共中央一度出面加以调解。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做出妥协，从而保证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团结和行动一致。对此，“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6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时指出：“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经结束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全会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了。”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其他委员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消除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32年8月，红军先后发起了乐安战役和宜黄战役并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在胜利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如何？围绕着这一问题，双方之间再次产生了分歧，并加剧了先前之间已有的矛盾和分歧。1932年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此时的“苏区中央局”也已经动了撤换毛泽东职务的念头。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统一内部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苏区中央局”的一致领导，“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立即召开中央局的全体会议。

二、宁都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间的正面交锋

1932年10月3～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县的小源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以及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最初是关于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红军于1932年8月发起乐安、宜黄战役，在胜利之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如何？这引起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极大争议。在此之前，“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委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实际出发，并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的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江西吉安和抚州进发，而是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回撤到宁都县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以寻求有利战机。但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却不同意前方的部署，认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决定”，这一部署将会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个“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因此，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以威胁南昌，从而达到减轻国民党“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当然，后者的军事作战方针也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出的。就在“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强调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依靠现在的根据地，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同时准备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战，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争取敌军广大的动摇与失望的士兵群众以及居民群众，扩大苏区，与其他红军部队建立联系。这种积极进攻的路线，是最有力的防御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对于“苏区中央局”的批评，前方的委员周、毛、朱、王并不赞同，他们回电解释道：“现在如果能够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是直接的援助，并将开创一个向北发展的局面。但是，我们对此已经考虑再三，在目前敌情与红一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要想攻城打援，我们的部队是没有把握的。如果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但是，“苏区中央局”并不接受前方委员的解释。在“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上述分歧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在针锋相对的辩论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再次出现了分化，毛泽东结果又成了会议中的少数派。与此同时，会议讨论的方向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并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对毛泽东个人的批判大会，以前之间的其他分歧也被高调提出。如在这次会议上，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且，将毛泽东正当的辩解斥责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当然，也有少数委员表示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但是，多数与会委员认为：“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动提出了“请病假休养、必要时上前方”的要求。当然，毛泽东此时提出“因病休养”要求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辞，而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客观表述。早在1932年6月10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时就曾经提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体极弱，他现在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患有失眠，胃口也不好。”这次会议讨论的最终结果，不仅通过了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而且也批准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上前方”的请求。

应该来说，中共中央虽然支持“苏区中央局”的路线方针，但并不赞同对毛泽东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撤销职务。就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曾致电苏区中央局并指出：“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来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但是，在“宁都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府即宣布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至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

三、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

早在成立之初，“苏区中央局”即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一机构设置，从而达到了削弱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目的，而“宁都会议”的召开，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这样，就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面对上述变故，毛泽东应该如何对待？

一方面，毛泽东决定泰然处之，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首先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出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听从组织的安排回到后方领导政府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服从组织纪律，做了大量的政府工作，例如查田运动，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通过广泛的查田运动，推动了中央苏区的政治动员、筹款以及扩红等工作的开展，从而保障了反“围剿”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而且，这一经历也为之后的革命与建设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多年之后，毛泽东曾经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正是这次由领导军事工作到领导政府工作的转变，才使毛泽东真正有机会学习“治国安民艺术”。

另一方面，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在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呈现出不断扩大化、频繁化的趋势。如这一时期的反“罗明路线”、“托洛斯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贪污腐败消极怠工”等运动。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成为肃反运动的牺牲品。对此，毛泽东处处行事谨慎，不主动与他人交往，以免授人于柄。当然，这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的同志。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曾经谈到，“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正是因为毛泽东行事如此的谨慎，才使自己得以躲过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运动。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觉得幸运。1965年8月5日，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谈起那段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他诙谐地笑道：“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种客观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一时期能够独善其身，这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尊重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共产国际虽然也认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考虑到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因而反对公开批评毛泽东和撤销他的职务。对此，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曾在“宁都会议”之后致信中共中央并指出：“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不用说，对问题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对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像1934年9月16日，康生和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时曾指出：“毛泽东同志1934年1月23日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在苏联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上述支持，自然也在一度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态度。

（作者杨会清，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党史文苑》2009年3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