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镣铐小说:梁庄——被消灭40万个村庄的缩影

郭建光 《 人民文摘 》（2011年第3期）
《中国在梁庄》一书是学者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萧条村庄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很久没人住。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俩口住。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打工与留守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16岁就出去打工，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又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儿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学校与猪场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她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他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足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当然，村民们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