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工艺铸件改正结构:两岸何时开始能够“不折腾”？

　　近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退役将领在大陆若宣称“统一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和使命”，则是公然地违背马政府“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除了给马政府添乱，其实对两岸大局全无益处。如果两岸不能在超越“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两岸的“存异”（即“分裂”恐永难有“求同”（即“统一”）之日。

　　众所周知，如果两岸不能“求同”（即“统一”的话，必然是永难有“不折腾”之日！因此值得两岸同胞认真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两岸能够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而解决“统独之争”吗？凑巧的是，笔者正好在此同时阅读到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因此而寻找到两岸可以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的理由。有关情况如下所述：

　　1）吴敬琏先生在文中指出：“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2）众所周知，暴民成为暴君的必要条件是“掌权”，那么暴民怎样能够“掌权”？必然是“夺权”！如果暴民夺不到权的话，怎么可能掌权？

　　3）清王朝是一个暴君统治的中国，因此而出现“打倒皇帝”的一群“暴民”——孙中山等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先生成为中华民国中的第一个“打倒皇帝做皇帝”的人。袁世凯先生恢复帝制失败后，出现了“军阀混战”，这些参战的军阀其实都是夺权的“暴民”。蒋介石先生的“北伐军”其实也是一群夺权的“暴民”。这种名为“国民革命军”的“暴民”在打倒各路军阀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蒋介石先生掌权后不久，自己也成为暴君。因此，被另外一些“革命人民”打倒。后来是毛泽东先生成为“掌权”的人，至于毛泽东先生是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的人？天下人皆知，笔者不作评论了。

　　4）笔者因此而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夺权”与“授权”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众所周知，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全国人民的“授权”，不是来自于某些人的“夺权”！中国的国民领袖与人民领袖的合法性都是来自于全国人民与全体国民的“授权”，不是来自于某些人的“夺权”！夺权成功的人至多是“成者为王”！

　　5）但是，在中国的君主制度时代，中国还没有人提出过关于中国政府与中国元首的合法性问题。其实，中国的革命人民之所以可以推翻清王朝，其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是中国人民“授权”的合法政府，以及清朝皇帝不是中国人民“授权”的中国元首。

　　6）袁世凯在任时是不是合法的中国元首？袁世凯组织的中国政府是不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对于这两个问题，关键问题是在“夺权”与“授权”两个标准中使用哪个标准？如果谁夺得中国政权后就是合法的中国元首，那么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北洋政府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如果谁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授权”谁才是合法的中国元首，那么袁世凯在夺得中国政权后还不一定是合法的中国元首，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北洋政府也不一定是合法的中国政府。还需要进行一个“授权”程序，问题是全国人民会不会“授权”给袁世凯呢？

　　7）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是不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总统是不是合法的中国元首？与第六点中的情况相似，可以比照后处理。

　　8）关于中华民国台北政府与蒋介石总统等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与毛泽东主席等人，两者之间的合法性问题，笔者留给两岸有关方面去研究与回答。

　　9）综合上述八点，可以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出现“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怪圈，其原因是“打倒皇帝的人”可以夺取中国政权——即皇位。但是，此人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授权”，然后再成为与世界上的各种民主国家接轨的合法的中国元首。因此，这位“新皇帝”组建的中国政府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授权”，然后再成为与世界上的各种民主国家的政府接轨的合法的中国政府。

　　10）至于两岸能不能在超越“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轻而易举！只要由“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分别派出两个政治代表团，经过两个政治代表团的政治协商后，共同“授权”给“第三概念的中国”！这个“第三概念的中国”就是得到两岸全体同胞“授权”的合法的新中国！

　　综上所述，笔者希望两岸同胞、两岸政府官员、两岸政党能够认真读一读吴敬琏先生的新作《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大陆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女士在介绍吴敬琏先生的这篇新作时指出：“中国市场处于十字路口，未来的制度选择至关重要。反对极左与极右，走中国道路就意味着以坚强的意志促进改革，建立理性思考的习惯，坚定地捍卫自己与他人的利益。这体现在每个经济改革的技术细节的改良上，更体现在纳税人对于建设公共财政的坚持上。当理性的、坚定的声音越来越多，吴敬琏先生所担心的暴君与暴民的治乱循环才能丢进历史的垃圾箱。”笔者认为，“国共第三次合作”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是受到“极左极右思维”的严重影响。

　　回顾历史，由于中国的帝王将相、总统大臣们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顾民生问题，因此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存在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家都想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简言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宗旨都是要解决“贫富悬殊两家分化”问题。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由于“国共两党”在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一种是“极左”方法，另一种是“极右”方法，因此两党无法达成“统一思想”。最终经过“三年国共内战”后，两岸在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的领导下“分而治之”，至于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的“治国政绩”则是众所周知，因此不需要笔者再多加评论。

　　坦率而言，尽管两岸在60多年中一直在为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但是其效果不够理想。而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暴民起义”问题，一般都是由于贫穷的顺民为了活下去而暴动，因此，如果两岸能够使贫穷的顺民提高收入而脱离贫穷的话，两岸都可以结束“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怪圈。如果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旧中国政府能够解决中国广大人民的贫穷问题，就不会出现那场“国共内战”。如今，假使两岸的属于一个中国的政府都能顺利地解决人民的贫穷问题，这样的话，就是两岸都能够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也就是两岸完成了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问题的遗愿，也就是基本上扫除了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最后，笔者希望两岸在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问题时能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排除“极左极右思维”！否则，两岸很难建立“第三概念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