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冰块好吗:马英九回忆追随蒋经国的岁月（组图）

这是一篇台湾“走过经国岁月”网站刊发马英九的缅怀蒋经国的文章《薪火相传 任重道远》，文章中，马英九回忆了青年时期追随蒋经国的点滴岁月，同时，我们还收集了一组马英九年青时的照片与网友分享。

 马英九为“总统”蒋经国担任翻译。

 我对经国先生开始有接触，主要还是高中毕业以后。而第一次接触，则是1968年在台中成功岭接受大专学生暑期军训。当时我被选为开训典礼中的宣誓代表(媒体误报为授枪代表，其实授枪代表是赵怡)，在率领一万两千位受训学生宣誓完毕后，我跑步上台把誓词呈送给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他微笑注视着我，接下誓词，握住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当时我觉得他握手很有力，态度很亲切，那是他给我的第一次印象。那年他59岁，我18岁。

 马英九20岁左右时的照片。

第二次是在两年后的4月。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身分访美时，在纽约广场大饭店门口遭到“台独联盟”成员的枪击，黄姓刺客开枪时右手被便衣警察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射到旋转门留下弹孔。黄姓刺客与另外一名郑姓共犯立刻被这位便衣警察和经国先生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共同制伏押走。

    经国先生并没有受伤，也没有受到惊吓，反而镇静地向随员表示愿意跟刺客谈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没有同意。他当天预定在饭店内对美国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未受影响。经国先生身临险境、临危不乱的风范，经过岛内外媒体的报导，传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没有痛斥刺客，反而表示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他显然了解这些刺客心中有话要说。在那个戒严的威权时代，大官能有这样开明的心态，实在罕见。他回台的时候，松山机场万人相迎，“救国团”邀请我们青年参加，他走过我们的身边，很亲切的跟我们打招呼。我就觉得，经国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平易近人，毫无僚气。

 马英九在军队时照片。

    第三次接触，是在民国1974年我考上中山奖学金准备留学前夕。当时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三军军官俱乐部邀请录取的10多位同学吃早餐，大家都受宠若惊。经国先生的座位和我距离只有2公尺。他问我要去哪个学校？读甚么科系？有甚么计划？并希望我们在学成之后回台服务。他说话不多，但亲切诚恳。那年他65岁，我24岁。一个月后我就出国了，直到7年后学成归台才有机会再见到经国先生。但他当时对我们中山奖学金同学回台服务的期待，我一直都记得。1981年我拿到学位后，只实习了半年就回台湾了。

 马英九与妻子合影。

1990年马英九全家合影。

    1981年1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出缺，希望延揽一位年轻海外学人出任。当时经由第一局前局长周应龙先生的推荐，马纪壮秘书长及张祖诒副秘书长属意找我。我原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返台，到政大法律系担任副教授，后来决定接受“总统府”的工作后就把实习时间减为半年，在1981年9月回到台湾。政大教职也改为兼任。

    我在9月17日开始上班。约两个月后有一天，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Charles T. Cross)邀请马纪壮秘书长中午到他天母的寓所用餐，马秘书长带我去作传译(顺便替经国先生测试我的口译能力)，回来之后没多久经国先生就召见我，这是我回台后首次见到他。那年他72岁，我31岁。

 1989年，后备军人点召，台湾军事首长郝柏村（右）与后备军人马英九（左）相视一笑。

    经国先生对我说，要我做他的英文秘书，并告诉我，因为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实在难以兼顾。经国先生还叮咛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长请教。我立刻遵办，向宋局长请益英文秘书工作的要领。就这样，从1982年1月1日开始兼任秘书，负责传译工作，并处理经国先生的英文函电。

    记得第一次上阵，我有点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时候，因为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时候)，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状况，真不好意思。后来秘书室卢守忠主任告诉我，经国先生特别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担任经国先生的传译工作，不算太难。因为经国先生本身也懂英语，而且他说话不疾不徐，相当清楚。经国先生虽有浙江口音，但不浓厚。我担任传译6年，只有一次听错。那一次经国先生谈到苏联里海边上的城市巴库(Baku)，我听成“白宫”，还好立刻发现跟上下文兜不拢，马上改正。又有一次，一位美国众议员开口用俄语问经国先生问题，显然他想引诱经国先生说俄语。经国先生不为所动，回头对我说:“你请外宾说英文。”我遵办后，那位外宾才死心，改用英语。

    这6年间，我陪见的外宾有数百位，越做越顺手。两年后增加了一位记录，就是空军武官葛光越上校(后来他奉派到法国接幻影2000-5战斗机返台，成为空军幻影战斗机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后来做到空军副总司令退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来了之后，我的工作负荷减轻不少。经国先生那时候健康情形变差，已极少下乡访视。他刻意减轻我整理纪录的工作，我想是为了要给我其它历练的机会。果然没多久，新的任务就来了。

    1984年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虑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 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台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台湾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