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伦格子加厚男衬衣:蒋经国给宋庆龄的信（图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5:49:03
蒋经国给宋庆龄同志的信
完美大象 发表在 图说历史|国内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7-1.html
发表时间：2011-1-19 01:41
宋庆龄同志：
我以十二分的诚挚和热忱庆贺你与中国人民府内外敌人——与蒋介石及帝国主义者作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
谁与万万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和斗争，这个人就不能被人作胜（指战胜）。
谁反对万万人而生活和工作，这个人必然灭亡。
这就是斗争的逻辑和规律。
我送了一封信给我的亲母亲，但是恐怕这封信被蒋介石的官吏所扣留，不能寄到我的母亲手里。因此我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你，请你转交或在报纸上发表。
我的生活很好，我在苏联的国家内，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件事情而工作。此致
革命的敬礼!
蒋经国
一九三五，一月二十三日
后来就唯后妈的命是从了……
蒋介石写信召回宋庆龄
这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蒋介石写给宋庆龄的书信。宋庆龄一直保存。此时宋庆龄已经与其彻底决裂。蒋试图挽回，言语中尚保有分寸，虽然语带威压，但表现得还是比较客气与尊重。
这里把全信录出，全信如下：
夫人尊鉴：
前由庸兄（应该指宋庆龄姐夫孔祥熙）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敬请
近安！
宋庆龄当时出走苏俄，对蒋介石的一再来电，终于决定回复。这是其中的两封：
致蒋介石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我认为，你臆想的苦恼，通过与苏俄协商，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再致蒋介石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
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想法，那它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那时我的声明不仅被销毁，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残酷迫害。这就是我没有回答你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现在，面临同唯一反帝大国断绝国家关系的时刻，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有义务就这个涉及每个诚实同胞的决定性问题提出警告。我不知道要求同苏俄断交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你周围腐朽分子的决定，你过去不止一次指责他们，现在却甘心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次互通电报证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你同苏俄断绝关系（保持与苏俄的友谊是孙中山遗嘱中竭力主张的政策），然而，你却完全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不仅现在称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们永垂不朽的领袖由于得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使我国革命享有威望，而你们却败坏了我国革命，把革命变为口头上追思孙中山的一小撮卑鄙军阀手里的工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关于这一点，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中已经说清楚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背叛革命事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曾使我们的领袖感到痛心，但它无法消灭革命。
汪精卫写信召回宋庆龄
1927年国共分裂，继蒋介石信后，当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之一的汪精卫又给宋庆龄发来急信，向她解释清党行动。宋庆龄没有回复，但一直保存了这封历史信件。
孙夫人尊鉴：
闻 夫人遽行（指宋庆龄不辞而别，前往苏联），心至惶急；及读宣言（指宋庆龄在国际上发表的谴责右派宣言），更为悚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自指，他也叫汪兆铭），能不服膺？！惟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此铭所不能不力拒者！彼等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乘我军东征之际，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矣！此铭等不能不自责懦弱，不肯勇断，致酿成此祸也。度 夫人闻之亦为深责。共产党员之反复无信，铭等责任所在，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也。临书悲慨，不尽欲言。专此敬请
崇安！
汪兆铭谨启
（1927年）八月一日
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今天危机当前，我们应该从基本的问题中去寻求基本的答案。我们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它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它包含些什么变革？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现在有许多关于政策的讨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党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党内种种不同的分子中间发生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歧。有人提议一些猛烈的解决办法。由于我认为这些解决办法中有若干项如果实行起来将会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所以我必须发言。这些解决办法在我看来，是一种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必然会疏远并且压迫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种新政策是作为纠正过去错误的一种办法而提出来的。但我看这种纠正办法比原来的错误更加严重。
现在是开诚布公、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过去确是犯了错误，但我们同志当中有些人却不愿承认；我们对这些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至少与那些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完全错了的人一样多。假使我们老老实实回顾一下过去在武汉的几个月，毫不忌讳地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论和决议，我们是逃避不了责任的。演说和宣言都载在党的历史上，但我们现在却要逃避责任，透过于他人。
是的，错误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错误不只是他人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促成了这些错误，我们也就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并且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错误。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但是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一九—一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对于我们个人比对于中国全国的关系更大。不论现在的国民党在此时是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寻求纠正错误的革命方法，还是堕落到一种可耻的反动与妥协的地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抱着这样的信念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
宋庆龄回国后，1932年12月29日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在北平（今北京）、上海等地设分会，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文，纸质，纵26.1厘米，横16.9厘米，1页，附信封，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的胡适因有背盟之举，被宋庆龄主持的同盟总会开除出会。同时，同盟的活动亦为蒋介石政权所不容。在内外压力之下，同盟内部日渐分化。不久，林众可等人率先声明退会。5月17日，蔡元培致函宋庆龄，以忙于中央研究院院务为由，提出退会。6月1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遭此一系列变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被迫终止。
1949年周恩来召唤宋庆龄的信
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颖超携其两位亲笔信前往上海，请求宋庆龄命驾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下面是周恩来的书信手迹。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召唤宋庆龄的信
1949年6月19日，邓颖超揣着这封毛泽东精心用行草书法写就的亲笔信抵达上海，请宋庆龄亲自过目。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1949年李宗仁召唤宋庆龄的信
一九四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即将覆亡。总统蒋介石暂时下野隐退，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李宗仁亲笔致信宋庆龄，希望她在此时“出为领导”国民党。宋庆龄对此表示拒绝。书信全文如下
孙夫人勋鉴：
蒋先生凌然隐退，仁以基于个人对国家之责任，不得不出而勉维现局。内战频年，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呼声。仁凌遵循民意，尽其最大之努力，惟求失体大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兹。特请甘介侯兄代表趋谒面陈鄙悃，务恳赐予指示，以咨循率。并乞即日命驾莅京（指当时国民政府首府南京），便获随时承教，尤深祈祷行期。敬希先示，以便迎候为幸。
专此，敬颂
勋安！
李宗仁 启
（1949年）元、廿二
在相继接到李宗仁、周恩来、毛泽东三人的书信后，宋庆龄经过取舍，终于给中共中央发去信件，内称：“我的心永远追随着你们！”
完美大象 发表在 图说历史|国内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7-1.html
发表时间：2011-1-19 01:41
宋庆龄同志：
我以十二分的诚挚和热忱庆贺你与中国人民府内外敌人——与蒋介石及帝国主义者作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
谁与万万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和斗争，这个人就不能被人作胜（指战胜）。
谁反对万万人而生活和工作，这个人必然灭亡。
这就是斗争的逻辑和规律。
我送了一封信给我的亲母亲，但是恐怕这封信被蒋介石的官吏所扣留，不能寄到我的母亲手里。因此我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你，请你转交或在报纸上发表。
我的生活很好，我在苏联的国家内，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件事情而工作。此致
革命的敬礼!
蒋经国
一九三五，一月二十三日
后来就唯后妈的命是从了……
蒋介石写信召回宋庆龄
这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蒋介石写给宋庆龄的书信。宋庆龄一直保存。此时宋庆龄已经与其彻底决裂。蒋试图挽回，言语中尚保有分寸，虽然语带威压，但表现得还是比较客气与尊重。
这里把全信录出，全信如下：
夫人尊鉴：
前由庸兄（应该指宋庆龄姐夫孔祥熙）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敬请
近安！
宋庆龄当时出走苏俄，对蒋介石的一再来电，终于决定回复。这是其中的两封：
致蒋介石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我认为，你臆想的苦恼，通过与苏俄协商，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再致蒋介石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
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想法，那它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那时我的声明不仅被销毁，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残酷迫害。这就是我没有回答你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现在，面临同唯一反帝大国断绝国家关系的时刻，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有义务就这个涉及每个诚实同胞的决定性问题提出警告。我不知道要求同苏俄断交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你周围腐朽分子的决定，你过去不止一次指责他们，现在却甘心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次互通电报证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你同苏俄断绝关系（保持与苏俄的友谊是孙中山遗嘱中竭力主张的政策），然而，你却完全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不仅现在称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们永垂不朽的领袖由于得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使我国革命享有威望，而你们却败坏了我国革命，把革命变为口头上追思孙中山的一小撮卑鄙军阀手里的工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关于这一点，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中已经说清楚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背叛革命事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曾使我们的领袖感到痛心，但它无法消灭革命。
汪精卫写信召回宋庆龄
1927年国共分裂，继蒋介石信后，当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之一的汪精卫又给宋庆龄发来急信，向她解释清党行动。宋庆龄没有回复，但一直保存了这封历史信件。
孙夫人尊鉴：
闻 夫人遽行（指宋庆龄不辞而别，前往苏联），心至惶急；及读宣言（指宋庆龄在国际上发表的谴责右派宣言），更为悚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自指，他也叫汪兆铭），能不服膺？！惟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此铭所不能不力拒者！彼等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乘我军东征之际，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矣！此铭等不能不自责懦弱，不肯勇断，致酿成此祸也。度 夫人闻之亦为深责。共产党员之反复无信，铭等责任所在，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也。临书悲慨，不尽欲言。专此敬请
崇安！
汪兆铭谨启
（1927年）八月一日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宋庆龄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
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今天危机当前，我们应该从基本的问题中去寻求基本的答案。我们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它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它包含些什么变革？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现在有许多关于政策的讨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党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党内种种不同的分子中间发生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歧。有人提议一些猛烈的解决办法。由于我认为这些解决办法中有若干项如果实行起来将会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所以我必须发言。这些解决办法在我看来，是一种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必然会疏远并且压迫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种新政策是作为纠正过去错误的一种办法而提出来的。但我看这种纠正办法比原来的错误更加严重。
现在是开诚布公、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过去确是犯了错误，但我们同志当中有些人却不愿承认；我们对这些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至少与那些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完全错了的人一样多。假使我们老老实实回顾一下过去在武汉的几个月，毫不忌讳地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论和决议，我们是逃避不了责任的。演说和宣言都载在党的历史上，但我们现在却要逃避责任，透过于他人。
是的，错误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错误不只是他人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促成了这些错误，我们也就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并且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错误。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但是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一九—一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对于我们个人比对于中国全国的关系更大。不论现在的国民党在此时是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寻求纠正错误的革命方法，还是堕落到一种可耻的反动与妥协的地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抱着这样的信念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
宋庆龄回国后，1932年12月29日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在北平（今北京）、上海等地设分会，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文，纸质，纵26.1厘米，横16.9厘米，1页，附信封，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的胡适因有背盟之举，被宋庆龄主持的同盟总会开除出会。同时，同盟的活动亦为蒋介石政权所不容。在内外压力之下，同盟内部日渐分化。不久，林众可等人率先声明退会。5月17日，蔡元培致函宋庆龄，以忙于中央研究院院务为由，提出退会。6月1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遭此一系列变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被迫终止。
1949年周恩来召唤宋庆龄的信
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颖超携其两位亲笔信前往上海，请求宋庆龄命驾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下面是周恩来的书信手迹。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召唤宋庆龄的信
1949年6月19日，邓颖超揣着这封毛泽东精心用行草书法写就的亲笔信抵达上海，请宋庆龄亲自过目。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1949年李宗仁召唤宋庆龄的信
一九四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即将覆亡。总统蒋介石暂时下野隐退，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李宗仁亲笔致信宋庆龄，希望她在此时“出为领导”国民党。宋庆龄对此表示拒绝。书信全文如下
孙夫人勋鉴：
蒋先生凌然隐退，仁以基于个人对国家之责任，不得不出而勉维现局。内战频年，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呼声。仁凌遵循民意，尽其最大之努力，惟求失体大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兹。特请甘介侯兄代表趋谒面陈鄙悃，务恳赐予指示，以咨循率。并乞即日命驾莅京（指当时国民政府首府南京），便获随时承教，尤深祈祷行期。敬希先示，以便迎候为幸。
专此，敬颂
勋安！
李宗仁 启
（1949年）元、廿二
在相继接到李宗仁、周恩来、毛泽东三人的书信后，宋庆龄经过取舍，终于给中共中央发去信件，内称：“我的心永远追随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