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箭头所指作报告者为毛泽东。

苏区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设置的控告箱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掎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征之路。

　　1934年的这次挫折，“左”倾错误是被广为认知的诱因，这是中共自我检讨、严格对待自我的表现。除此之外，如果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尤其从力量对比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观察，这样的挫折其实也有其历史运行的内在脉络。

　　内外宽松 国民党放手围剿

　　第五次“围剿”期间，南京政府获得了前几次“围剿”所未有的相对良好的内外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九·一八事变”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1931年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红军由此抓住机会，予国民党军以痛击。第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首先是因为红军在战场上击败国民党军，这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围剿”的最终走向。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控制权。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相对宽松、稳定的内外环境，也给了蒋介石从容展布的条件，使其得以全力推动持久消耗和碉堡封锁战略。空间、时间、资源是蒋介石展开第五次“围剿”的三个关键词。

　　补白

　　国家银行20万“起家”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国家银行开始营业的资本为一百万元，由国库预算案内拨付。不过实际上，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时并未筹足这个数目。据《共和国之根》记载，银行成立时仅有从中央财政部接收过来的现金20万元，直到红军东路军入闽攻打漳州时，才筹齐100万的资本金。

　　《国家银行储蓄存款暂行章程》中，规定了存款利率,定期存款依期限分为5种：存款3个月以上月利八厘五，6个月以上月利九厘五，一年以上月利一分零五，2年以上月利1分1厘，3年以上月利1分3厘。 本报记者 吴楠

　　补白

　　“送款员”变身军事顾问

　　1933年9月25日，一个被后世称作“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人到达中央苏区，他就是李德，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苦难辉煌》中，记述了李德的来龙去脉。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德国共产党员，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不久，刚刚进入苏军总参谋部的布劳恩，就被派遣来华。

　　不过布劳恩来华的身份，并非担任“军事顾问”，而是携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的资金，做一名秘密“送款员”。布劳恩出色地完成了送款任务，可是他又为何成为了“军事顾问”？

　　帮助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是布劳恩的故友——博古。这位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与布劳恩在莫斯科相识，有军事学院背景的布劳恩，似乎正可弥补博古的弱项。于是，博古通过共产国际请求派布劳恩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对此，共产国际的答复则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则看似含糊的答复，其实已蕴含了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的暗示。

　　然而当化名李德的布劳恩抵达苏区时，他却被博古介绍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名既不专业也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军事顾问”，就这样逐渐掌握了红军的最高作战指挥大权，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本报记者 吴楠

　　主要参考文献

　　陈勉哉：《随八一起义军南下略记》、《江西文史资料》第3辑

　　陈毅：《八一起义》、《陈毅资料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9册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邓小平文选》第1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中共的抉择进退两难。对于知道结果的后人而言，鉴于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在持久消耗的对抗中几无取胜可能，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离开中央苏区，以免陷入持久消耗的泥潭。

　　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后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不过，在当时，有数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记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要做出不战而走的抉择，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担当，需要对敌我双方有十分精准的了解，还需要穿越历史的超越性眼光，坦率地说，如此要求他们，未免有点勉为其难，所以，中共中央做出留在苏区反“围剿”的决策，实在并不让人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失败的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若干年后，邓小平曾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透视过“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这是鲜血买来的经验之谈。

　　突围之路 革命将重新出发

　　苏维埃革命时期，是中共独立擎起革命旗帜并逐渐走向成长壮大的时代。中国革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实，如果不是过分执着于结果的话，面对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历史进程，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够坚持达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何况，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热，任何人对于30年代国际国内背景下，红军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江南的可能命运，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不那么乐观的预判。中共和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论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30年代中期，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

　　苏维埃革命时期，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辛劳、汗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己的困难、局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革命者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又历史地受到时势、环境的制约：国内的、国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央苏区后期，诸多的不利因素共同挤迫着中国革命。这些当年为了生存和理想揭竿而起，意气风发中还略带青涩的革命者们，暂时尚难以与占据着天时地利又正处盛年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抗衡，出走，虽不得已却仍属十分明智的选择。随着1934年6月共产国际批准中共的长征动议，到10月秋风凉时中央红军正式转移，革命，暂时迎来了自己的萧瑟之秋。不过，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在中共突围的路途上，革命将再次振作、重新出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补白

　　苏区货币

　　也“打假”

　　苏区成立伊始，尽管各地银行发行的货币信用良好，但由于币种繁杂，不能兑换流通。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便开始发行统一的苏维埃货币。新发行的货币分为一元、二角、一角、五分等几种，后又加印了五角的纸币。

　　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在瑞金羊溪村开办造币厂，铸造一元和二角硬币，并大量铸造能在白区流通的“大头洋”、“小头洋”、“老鹰头”等银元。据厂长谢里仁回忆，1932年春，该厂就能每天生产银币一万余元。

　　苏维埃货币的成功流通，也让伪造苏维埃货币、扰乱苏区金融市场成为阶级敌人破坏苏区的一种手段。据《共和国之根》记述，1933年春，中央苏区会昌、寻乌两县一度出现伪造的苏维埃银毫流通，扰乱苏区金融秩序。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央造币厂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伪造银毫的办法，以堵塞假币在苏区流通。结果查明，此假币系会昌县筠门岭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国家政治保卫队立即派出兵力，一举端掉了这个造假窝点。

　　苏维埃

　　整治贪腐

　　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毕竟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伴随创立而来的，除了发展也有腐朽。贪污浪费等现象，随之而生。

　　1932年的《红色中华》报，曾披露和批评了不少苏区贪污浪费的现象。如兴国、万泰、赣县等县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啊！”

　　再比如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二毛四，买日历一买十本，用去了三块多大洋，一个月洋蜡就点了三十包。这大概是政治保卫分局的负责同志，认为没有漂亮的旗子，好看的手枪丝带，不足显示保卫局的特别威风！”

　　为整顿这些贪腐现象，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严重斗争任务。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查处了四起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开了“杀戒”，显示了反腐的决心。最大的贪污案件于都事件，更被称为“惊天第一案”（《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

　　本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