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红人”于建嵘

　　见习记者 郭钇杉

　　2010年，对于于建嵘(微博)来说，可谓是锋芒毕露的一年，如今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忙于给地方官员讲课，忙于社会调研，忙于倾听访民诉说。

　　于建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他的著作主要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等。

　　在他看来，做乡村调查，最需要的是时间。在研究农村现代化进程时，需要更多的理性。一向潜心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于建嵘，曾经与农民同吃同住，了解农民的生活，同农民一起工作，在深入农村生活几年后，推出著作《岳村政治》，蜚声学界，震动中央。

　　八年“黑人”记忆，希望后代不再有“黑人”

　　虽然如今已经声名显赫的学者，但于建嵘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也决定了他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

　　于建嵘的爷爷奶奶在他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他的父亲因为打架逃到山里，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

　　文革时，于建嵘的父亲与地方干部发生摩擦，那时候是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的，于是挖出了他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父亲安排工作，后来把他的母亲下放到农村，他母亲带走了于建嵘和他的姐姐。

　　由于于建嵘父亲的出身，村里没有人愿意让他们回去。万不得已，他的母亲带着于建嵘姐弟流落到城里，也就成了黑户(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当时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

　　因为没有户口，也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他们，他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个被子，他的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于建嵘8岁的时候，父亲托人送他上小学，在学校里，当时他们班的班长认出了于建嵘，班长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于建嵘往外拖，于建嵘拽着桌子不愿意走，衣服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他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至今于建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于建嵘说：“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自身难保，但他因为当年很讲江湖义气，他再怎么倒霉，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不然的话，当‘黑人’的那个感觉是难以形容的……‘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8年，从6岁到14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由于没有布票，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

　　在于建嵘的记忆中，童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候，曾暗暗发过誓，先解决生活问题，并给自己定下一生的目标：一、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二、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

　　说出“你们这些当官的”明知但不敢讲的心声

　　于建嵘有着百转千回的人生，童年经历了长达8年的“黑人”生活，大学毕业后，于建嵘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的人。同他的兄弟们赚了第一桶金后，毅然选择离开，偶然的机会让于建嵘继续读了博士，并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上有所成就和作为，之后置身于给官员们讲课当老师的行列，他的“学生”上至部级领导，下至青年才俊。大家都爱听他的课，即使在课堂上他经常骂台下的官员学生，但还是经常能获得大家的赞赏。

　　当初，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专家的于建嵘，和许多同事一样，都想埋头做学问，与其给官员讲课不如多走访几个乡村，多接待几个上访的兄弟姐妹来得实在。

　　令于建嵘改变这个想法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安排纯属偶然，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当面对几十名高官，一桩桩的案例，他当场拿出了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的时候，于建嵘感受到大家的情绪明显不一样了。下课的时候，学生官员们一个个围上来，争论汹汹。

　　一次浦东干部学院邀请于建嵘给基层干部讲课，事关群体性事件、拆迁和信访一票否决，60多个县委书记显然更有切肤之痛，中途3次全体起立鼓掌，这自发而持久的掌声让浦东干部学院的老师也惊讶了。

　　早期，他是极为反感为官员讲课的。但培训结束后围拢不散的官员，让他发现了可贵的一面：“我讲的，其实很多官员是知道的，只是他们不敢讲不能讲，我在讲他们的心里话，所以有共鸣。”百姓的声音，总在于建嵘心中回响。他想让官员们听一听，老百姓的意愿、研究人员的理念，请他们尊重大家的意愿：“想化解矛盾，把老百姓的声音传到官员耳中。”

　　于建嵘的课，一种是面对官员，一种是面对学生。他自己，仿佛一座桥。将百姓的声音，传递到官员耳中；将社会的真实，带到学生面前。

　　官员培训与学生培训有差异，面对官员，于建嵘更易撕开本质；面对学生，他会选择分析现象：“跟官员讲会放得更开一些，因为很多事他们是知道的。但面对学生，讲过了可能会造成他们有失偏颇。但是，必须有人跟他们说！”

　　官员与学生间，他也没有厚此薄彼。原因很简单，在位的官员关系到目前社会发展；未来，将会由现今的学生担当。

　　于建嵘是一个特殊的学者，他的话媒体爱听，学界爱听，各地的官员也乐意请他作演讲，他实际上在扮演沟通官民、凝结共识的角色，这对中国改革极为重要。现在的于建嵘，整日飞来飞去，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团团转。

　　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时常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讲台上的于建嵘依然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尽管被骂得很惨，官员学生们也不恼，反倒是很喜欢敢说真话的于建嵘，甚至会 “连上厕所都不舍得去”。课堂上，他们有笑声，也有叹气声，有时掉眼泪，还有的时候激动得一拍桌子，“说改革就改革了”。

　　于建嵘是尖锐的，也是平和的。他既了解“你们这些当官的”，又循循善诱，他举例说，惹事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当官的，一定要说，“兄弟，我跟你一样下岗了”；实在要抽好烟，记得换个便宜的烟盒子，当然，最好也不要写日记。

　　于建嵘认为，“现代科技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他在PPT里给上访者张居正的礼物来了个特写——表面上看是一支钢笔，实际上它是一个针孔摄像机。而这高科技设备只花了273元，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四楼买的。

　　于建嵘讲课时经常对官员说：“今天的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

　　遇到实在气愤的事情，于建嵘就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课上就对着学生“开骂”。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去年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那些官员，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指着他们鼻子骂。

　　即便于建嵘讲课的时候经常言辞激烈，专挑不好听的说，但他的学生们仍是觉得“过瘾”。于建嵘的邀请函越来越多，在北京朝阳区党校，于建嵘已成为三四十名教师里的“头牌”，学生给他的考评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干部和处级以上干部开课，都必请于建嵘。

　　漠视弱势群体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于建嵘平时的工作再繁忙，他也会认真接待寻助而来的上访者，虽然未必能帮上忙，他却认真聆听他们的冤屈，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吃饭，为他们拍照……

　　于建嵘说：“现在每个周末都有上访户到我家堵我，至少七八个，大部分农村来的上访户都是因为土地纠纷或拆迁等问题。”

　　“政绩共同体”，于建嵘用这个词概括了农村拆迁纠纷的根源。在他眼里，拆迁问题正从城市侵入农村，之所以违法强拆屡禁不止，根源不只是“利益”，还在于“政绩共同体”。

　　所谓“政绩共同体”，就是下级政府不管怎么干，干得不好可以惩处，干得好出了政绩，也是上级的政绩，这种利益共享机制恰恰导致上下级政府存在某种天然默契，从而为强拆制造了空间。

　　于建嵘认为，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

　　在于建嵘的微博中，他公开了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并引来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的是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在微博中，他引用《信访条例》提出质询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浦东干部学院的课堂上，于建嵘向听课的200多个各地党政干部公开放映了这一段录像资料，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段录像显示，宜宾市数名上访人员在市政府院内遭到粗暴对待。于建嵘由此再次呼吁重新定位信访制度。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宜宾市宜宾县喜捷镇红楼梦村(原称下食堂村)以征地代金券“代替”400余万元补偿款的事情。

　　于建嵘说：“2010年9月27日，红楼梦村20余位村民因400余万元征地补偿款被换成代金券，集体到市政府上访。不过没有想到的是，有关部门动用警力追截，一些访民在市政府大院内遭到粗暴对待。于建嵘说，来自宜宾的消息称：“被抓和被打的群众不少于10人。”

　　于建嵘在微博上说：“我为宜宾出现这样粗暴对待上访群众的事件感到愤怒、难过和自责。”

　　此前，于建嵘曾对媒体表示，应该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国家的宪政建设和长治久安的角度重新定位信访的改革方向，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

　　他还援引了《宪法》和《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其中《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信访条例》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微博是别人抢不走的话筒

　　2010年，进入微博对于于建嵘来说是一件大事。微博给了于建嵘新的话语权，用他的话说，“别人不能抢走我的话筒”。

　　他在频繁出入官场演讲之余，也迷上了微博，自称是“微博控”。在微博上，他的消息特别灵通，凡是有普通民众倒霉的事，他肯定第一个知道。

　　他关注上访、拆迁、维稳等社会热点问题，不惮于发表言论，无畏于指出社会弊政。可谓是敢说真话的微博名人。同时，微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通过转发、评论的方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于建嵘也乐于参与网民讨论，交流观点。

　　2010年12月6日，于建嵘的一条谈官员心理的“平常”微博，由于网友们在评论中的精彩模仿，在网络中掀起全民造句狂潮。

　　这条140字的微博是这样写的：“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这条看似平常的微博，却引发了网友对造句模式的模仿。网友根据“有一个……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这是因为……不知道……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那种……，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的格式，相继发表了不同的评论，谈话的模仿对象，更是涵盖几乎所有职业人物。

　　而于建嵘的此条微博在一小时内竟被转发近2000次，被网友评为当日“最给力微博”，认为于建嵘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建嵘体”(又被戏称为“谈心体”)。

　　于建嵘是个奇人，让学界、官场、媒体和外国人都喜欢的奇人。“这个奇人，最近在频繁出入官场演讲之余，居然迷上了微博。在微博上，他的消息特别灵通，凡是有普通民众倒霉的事，他肯定第一个知道。然后作出迅速的反应，近来几个微博事件，比如吴忠的王鹏被跨省抓捕，我就是看他的微博才知道的。凡是他干预的事件，作恶的地方多半会有所反应，把爪子收回去。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于建嵘一人之力，而是微博的作用，微博上众多围观和起哄者的作用，众多围观之后采取行动的记者和律师的作用。但是，于建嵘的人望，也是相当关键的因素。”这是于建嵘好友学者张鸣对他的评价。